神马文学网《思慕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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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慕集》之三
郑必坚：坚定的信念深入的思考
庞 松：忆思胡绳:史识·史德·治学精神
胡云珠：怀念我的爷爷
赵自立：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关怀
逄先知：高深的理论修养厚重的史学功底
段明贵：胡绳和他的“女儿”
耿云志：追念胡绳同志
徐宗勉：胡绳史论二题——读书笔记
龚育之：送别归来琐忆
盖 军：深化党史研究的楷模
魏久明：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
蓝 真：纪念
江应澄：忆胡绳
〔日本〕狭间直树：难忘
坚定的信念深入的思考
郑必坚
胡绳同志是我的老师。今天，凝聚着他数十年科学研究心血的《胡绳全书》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是出版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热烈祝贺《胡绳全书》的出版，对胡绳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６０多年来，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胡绳同志的著述都在学术文化界和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党的思想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述，不仅反映出深厚广博的学术修养和理论修养，而且表现出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的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无一篇不是与当时的政治相关的”。胡绳同志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只有认真努力把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理论、历史、现状的研究相结合，并且始终不渝地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个大局作为关注和研究的中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胡绳同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我只能着重说到一点，就是无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历多少曲折，无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多大挫折，他不仅始终丝毫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时期中，胡绳同志认真研究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认真研究领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写出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论文，为我们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读一读他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文章，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一点。
我举胡绳同志的一篇文章——《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例。这是１９９４年３～４月间，胡绳同志学习研究《邓小平文选》第3卷，深入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力作。这篇文章，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邓小平理论的首要基本问题，就“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有新意有深度的论述。文章不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者的思想理论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解，而且结合总结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提供的新思想、新内容，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巨大理论勇气。
胡绳同志还着重分析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的历史经验，由此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和艰难做了精辟的阐述。他在文章中这样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表明，人们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自觉性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高度自觉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表现为人们能够大致了解新社会发展的方向，至于新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是人们不可能在事先掌握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也可能在认识上发生错误，新社会的发展变化就会更加复杂”。正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改革是经常需要的，或者说需要进行改革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也暴露了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所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暴露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扭曲的认识。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要灭亡的严重警告。”胡绳同志这些朴实而又警醒的语言，有力的逻辑，真是发人深省。
我受胡绳同志的教诲和帮助很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在今天祝贺《胡绳全书》出版的时刻，我更加深切地感到，胡绳同志严谨朴实的学风和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是
忆思胡绳:史识·史德·治学精神
庞 松
胡绳同志是我国理论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前辈。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多少人是读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最早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得到启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胡绳同志是带引我们步入史学和理论研究大门、非常令人敬重的导师。
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我有幸在胡绳同志领导下，参与中共党史的编写工作。亲身感受到胡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深邃的洞察力。他对历史进程的透彻观察，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对历史细节与时代特征、深层社会背景的周密关照，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使我们终身受益。
记得80年代胡绳同志在指导编写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时，总是要求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要十分严谨。比如写建党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说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认为写得太满，恐怕那时还只是有改变生活状况、悲惨命运的要求，有革命的倾向，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但这离革命还有一段距离。像干柴一点就着，但要有人去点。依此类推，说中国农民有很强的革命精神，也应改为“有斗争精神”；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革命”，恐怕应说“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为好。他很强调在写严肃的史著时，不要把“革命”的含义过于泛化，要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它。
胡绳同志非常重视把有关史实放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评述。比如讲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说它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还未认识清楚，胡绳同志认为从当时党的理论准备来看，这里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一般讲党的一大“在策略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够周全”，他认为这不是周全不周全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党的纲领上就不可能认识清楚，所以要讲“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斗争策略问题”。总之，在这类问题上，要尊重客观事实。共产党像一个婴儿，刚刚诞生确实不能跑，但不要写成生下来就应该会跑而没有去跑。总之，在这类问题上不要苛求前人，行文中不要带有责备的意思。在人物评价上，胡绳同志很强调要客观、公道。比如引述陈独秀的文章，只引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一语，但原文其实还有别的话，说了“在特殊情况下可有新的变化”，虽然还是承认资产阶级能获得若干政权，但如果不较全面地引述，是不公道的。
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胡绳同志很早就不同意把张东荪这些人讲得百无一是，不堪一击，只有“败下阵来”。1985年胡绳同志在一次审稿会上指出：张东荪的有些论述还是有一些深刻性的，比如他说“伪劳农主义”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农民成分占大多数的党来说，确应引起警惕。当然后来分清了革命的两个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比较稳妥，但即使这样，还是出了“文化大革命”，出了“四人帮”，这实际上是一种“流氓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封建的法西斯专政。因此，对社会性质的论战不能说得太简单了。按照逻辑的结论，胡绳同志的意思很鲜明，就是在民主革命后，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由以消除党内容易产生的伪劳农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的根基，避免这种危险性。那时候，我们还不大理解胡绳同志的深意所在。直到90年代后期，看到胡绳同志出自高度的使命感，亲自动手，不顾毁誉，非常执着并深刻地研究和揭示了党的历史上民粹主义影响的问题，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这是胡绳同志在耄耋之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及其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
胡绳同志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后，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纂大体成型的时候，他最早提出要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候，他又及时提出在继续修订建国后29年党史的同时，要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作为重点，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为此，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为两大阶段，从而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胡绳同志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看法，他认为，从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从总体上、主导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写党史就不要写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不去认真总结犯错误、做得不妥当的教训。如果把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理解为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另一面，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针对有人提出应该“重写”党史，意为多说或者只说叫人喜欢的话，少写甚至不写倒霉的话，并认为不这样编纂党史，就会重蹈苏联覆辙，胡绳同志深感这种建议很难照办。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历史，前八年的发展是好的（其中也有可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就不断犯“左”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其间也有纠正错误的较好的时期）。对这段历史不能回避。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也不能轻描淡写，敷衍过去。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暴露错误，而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更不能夸张。胡绳同志认为，我们如果不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从苏联崩溃得出的教训，也应该是这样（《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胡绳同志不但是这样看，并且辛勤劳作、身体力行。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入发展，他写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他深入地研究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用严格的事实逻辑，论证了我们党本来确定为了给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而民主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差不多从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隔开，急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胡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得出以下结论：① 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② 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③ 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④ 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可以说，这是胡绳同志倾毕生的研究，在科学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
胡绳同志曾长时期从事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五六十年代，由于“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他对当时流行的批判潮流“有所抵牾”，但在内心矛盾的状况下也“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参见《胡绳全书》前言和第二卷引言）。经过多年反思，胡绳同志针对那些年代频繁发起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做过这样的分析：凡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就一定有错误，要批评，这种说法未必恰当，反过来说，凡马列主义就完全正确，凡完全正确的才是马列主义，也不妥。关于这一点，胡绳同志表现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自省精神。
比如，对1955年胡适思想的批判，胡绳同志在修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本子时，十分形象而真实地描述了当年的政治氛围，他指出：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连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写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学”。这段话里，包含了他作为“奉命”负责胡适批判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历史当事人冷峻的自省与自察。时下，对于在过去历史上政治批判运动中的种种过火作为，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大都讳莫如深，避之惟恐不及。胡绳同志在这里坚持了严肃内省的科学精神，彰显的是绝不文过饰非的高尚史德。这的确令人十分敬佩。
龚育之同志曾率先倡言，应借着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机会，请胡绳同志就建国后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谈谈他的看法，以在史学界形成一个“胡绳说法”。但是非常遗憾，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及时，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所幸胡绳同志在细心修改我们写的党史本子的时候，还是给出了一些富有他个人风格且经过仔细斟酌的说法。他写道：在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按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党特别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他还指出：在全国解放后的初期，党除了领导过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外，又在1953年后相继领导进行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的批判。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
向前回溯，1986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办的纪念会上，胡绳院长对俞平伯的学术生涯以及当年对他的批判做了历史评价。胡绳说：俞平伯在《红楼梦》领域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胡绳强调说，对于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这个历史评价，连同上面列举的几段评价，大约可算作这个问题领域的“胡绳说法”吧。
据我观察，希望有个“胡绳说法”，是由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乔木说法”引伸而来的。1985年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胡乔木同志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有个著名的说法：“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党史通讯》,1985年第12期）总的看来，“胡绳说法”也好，“乔木说法”也好，都是依据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科学精神，对这段历史的一种基本总结，基本结论。这对于今天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历史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仍然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引为鉴戒的。
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胡绳同志不赞成把1952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同向斯大林征求意见直接联系起来，给人的印象“好像重大方针政策均先向他们汇报，得到同意”。他认为，把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归结到苏联模式，恐不妥”，毛泽东后来讲“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应不包括“总路线的提出”。他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上，我们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尤其是“以和平赎买代替强制没收在世界史上尚无先例，中国所创造的这个新的经验无论如何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有意义的”。同时指出，在过渡的目标和模式上，我国的确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他在修改稿子时加了一段旁批作了具体概括：“无所不包的国家统一计划。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均由国家统筹……以苏式集体农庄为农村社会主义化的目标”等。胡绳同志强调说，1953年搞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是必要的，适时的”，“但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一切都由国家操办是个问题”。这些分析，都体现了在历史评价中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过急过快的偏差，胡绳同志十分注重揭示其深层原因。他在修改党史本子中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问题时分析道：“总的来看，这是由于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造成的。这种思想不能说是不合理，但因此而不能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办事，就不能不遭致某种程度的事与愿违。从党的领导来看，主要是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不像过去那样谨慎、那样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这种情形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开始出现是值得注意的”。
有关手工业改造中的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问题，胡绳同志认为最好加一段评论：“原来是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包括修理服务）以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是可以的。但也不是不顾具体情况（是否有利于生产……）一律组织起来，更不是愈大愈好。当时是从合作化一定高于个体，愈大的合作化就愈高，国有最高这种概念出发，结果手工业合作化形式上是完成了，但种种流弊随之出现，形成手工业萎缩，对群众不方便，而国家增加了包袱……”。
在党史本子原稿谈到“实践中创造的各种初、中级过渡形式还没有来得及从容地广泛试验和认真总结，就在短短几个月内匆忙地实现了向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的转变”时，胡绳同志特意在“认真总结”之后加写了一句：“更远没有用尽它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一语中的点明了要求过急、改变过快超越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实质所在。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立起来的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胡绳同志用一句话揭示了它的体制特征：“使国家几乎包办一切它包办不了，本来可以发挥各种社会力量来分担的事情”。事实证明，这种体制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长期发展遗留了许多问题。
胡绳同志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20年“左”的错误作深层次的剖析。比如怎样看待1956年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概括，胡绳同志有一个深入浅出的分析：当时起草决议者似乎认为生产关系已经够“先进”，现在的任务是把生产力赶上去。毛主席不够满意这句话，他认为生产关系比生产力先进这个说法站不住（这意见对！）。但毛主席实际上认为，现有的生产关系尚有“不完善”处，并非足够“先进”，因此还要更求“先进”！胡绳同志点明问题的实质在于：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而追求先进。当时已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其不适应生产力方面讲，不是“不完善”，而是过于“先进”了。这个分析，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1957年下半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的深层原因。这也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必须通过改革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不断地清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
今天，我们思慕胡绳同志，就是要继承他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史学生涯中留给我们的精湛的史识、高尚的史德，特别是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将我们从事的研究和写作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以及现实的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水平在新的世纪里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
2001年1月
怀 念 我 的 爷 爷
胡云珠
爷爷已经去世了。
只是我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生活一如继往地进行：工作、学习,上班、下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我也理所当然地以为爷爷正如往常一样，坐在窗前的大书桌前读书、写字。午后的阳光在屋内流动，绿色盆景中淙淙的流水似乎永不停歇。我总是以爷爷硕大的头颅为目标，从背后走过去，在他身后大声说：“爷爷，我回来了!”爷爷耳朵不好，所以常常还得在书桌旁站着，等待他发现我。而每一次爷爷猛然看见我，都会很吃惊的样子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于是，爸爸老警告我“不要吓唬爷爷!”可我乐此不疲。
但是，我知道爷爷真的已经走了。因为书房的灯不再亮了，走廊里听不见助步器的声音，吃饭时再也看不到爷爷说“没有肉？”时的表情，而我现在则要写一篇纪念爷爷的文章，在北京这个灰色的冬天里。爷爷是喜欢春天的。以往每年迎春花开的时候，爷爷总要带着全家人去颐和园后山，看那满园的春色。爷爷终于没能等到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其实我真不知道究竟写些什么才合适。对于我来说，爷爷只是爷爷，而不是什么理论家、历史学家或哲学家，“胡绳”也只不过是爷爷的一代号而已，于我并没有其他的意义。想起爷爷，历历在目的只是生活中的琐事。爸爸说就写琐事吧，用你自己的方式纪念爷爷……
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有间书房，有点像图书馆的样子，一排排书架高达屋顶。那时候，我极爱看书，冲一大杯果珍，坐在书架间的地板上，常常一看就是大半天。“去书房叫一声小云珠”，家里人总是这么说。
我常在书房看书，爷爷常去书房找书，所以祖孙俩一天好几次在书房碰头。每一次看见我，爷爷的第一句话必定是：“哈，你还在这里啊!”然后就会一边找书，一边给我讲讲书，讲讲典故，讲讲他以前读书的故事，只可惜大多数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某个下午，爷爷递给我一本《唐诗选》上册，让我从中随意抽取，说上句，他对下句。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惊讶：很少有爷爷对不上来的诗，甚至还能说出哪首诗大概是在第多少页!我当时定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蠢样，所以爷爷挺得意，说这是当年在干校时的成绩，那时他一边扫厕所一边背诗，这本“上册”倒背如流。爷爷说：“那时候，才真的是‘臭老九’呢!”
还记得在“爷爷精神”的感召下，我曾暗下决心要把《唐诗选》背得滚瓜烂熟，欲与爷爷试比高，结果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惟一的收获是记住了《琵琶行》，到今天还在作为向人吹嘘的本钱，颇有些厚皮厚脸。
上了大学，陆陆续续地在报刊上发表些东西。爷爷眼睛不好，尤其是后来，几乎已经不能看什么文字的东西了。但不管看不看，每次他还是要把我的文章拿去一份。我有时会怀疑，爷爷是不是要以此给我一个威慑，让我不敢随随便便地乱写？我一直记得哥哥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激情澎湃地写过几首诗，兴冲冲地寄给爷爷看，结果爷爷给了四个字评语：“狗屁不通”。当时，我在一旁站着没敢吭声，悄悄对自己说:“以后能不给爷爷看的绝不能给他看，太打击人了吧!”
大四时，写了篇万把字的文章，得了1000元的稿费。爷爷得知，很是不平，逢人便要说：“云珠，去把你那篇1000块钱的文章拿来看看!我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可从来没有1000字100多块钱的时候。上次《光明日报》8000字的文章只有几百元稿费，还有……”爷爷扳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数着。我只好在旁讪讪地笑，心想幸亏爷爷眼睛不好了，没法指摘我文章中的错误，否则还不定要说我什么呢!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知道，爷爷心里是为我高兴的。
如今的我，已经工作，当了记者。在热闹的都市中来来往往，灯红酒绿地常常迷失了自己，找不到东南西北。想起以前爷爷还说“我的这些书以后可以留给小云珠了”，真的很惭愧。但总算还知道惭愧吧，于是，还能有沉下心读书的时候。
真的很想念从前的那个书房，还有书房里的那扇百叶窗。我喜欢坐在窗户底下，看一明一暗的阳光在爷爷脸上跳跃，间杂着细小的灰尘在空气中漂来漂去。看爷爷专注的神情让我觉得很安心。
小时候有人问我，你最喜欢爷爷什么？当时的回答早已忘记了。不过如果现在有人再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最喜欢爷爷一大把年纪还对世界充满好奇，并没有“一头扎在故纸堆里”，也不像有些老人那样对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年轻人百般挑剔。
爷爷很喜欢听我讲学校里的事。年轻人讨厌什么，喜欢什么，如何逃学去看NBA，老师的处罚又怎么对付，最著名的歌星是谁，最近的外国大片好不好看……各种各样的事情，爷爷都饶有兴趣。最重要的是，爷爷从不会摆出一副长者的面孔教育我，只会笑着，好像在回忆他自己的少年时代。
最有趣的是一次，在我不停地抱怨我们的政治课、历史课有多无趣，考试又有多糟后，爷爷让我拿几份考卷给他。第二天，爷爷叫我过去，很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这个考试，实在没什么意思。考不好，不怪你!”我于是很得意，好像爷爷给我撑腰了似的。所以，当我又一次因为没有背书，政治只得了60分时，不由在座位上喃喃自语：“我爷爷说了，这种考试没什么意思!”政治老师闻言大怒：“你爷爷，你爷爷以为他是谁？!”回家讲给爷爷听，爷爷大笑不已。
有时，爷爷的一些观念甚至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前卫”。一次看到电视新闻中播放某大学为严肃校纪，开除两名同居的男女学生，爷爷大大叹了口气，说：“这有什么必要呢？都是成年人了，这种事也要校方管吗？!”全家讶然，面面相觑。吓得妈妈赶忙小声对我说：“不要听你爷爷的啊!”妈妈觉得爷爷是糊涂了。
后来我自己琢磨了，爷爷之所以会这样说，大概是因为在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早就独立了吧。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思想上，爷爷已经可以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判断。所以他当然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还被当成孩子对待。爷爷鼓励我到外地求学，到外地工作，想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吧。我其实很羡慕爷爷，20岁以前就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可是，现在的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自己想要做的究竟是什么，所追求的又到底是什么，躲在父母的身后，不经风雨。如果爷爷还在，该多好!我还有那么多事情不明白，还有那么多疑问等待爷爷给我答案……
记忆总是煞不住车。不过大家都说年轻人不该太多地回忆往事，沉缅于过去。这也许有些道理，回忆总是令人感伤。就此打住吧，我已知道自己的生活还得自己去摸索。
现在是冬天，明年，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和爷爷去踏青!
2000年12月
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关怀
赵自立
胡绳同志的逝世，使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大家；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失去了一位有威望的好领导；我们这些党史研究工作的后学、新兵失去了一位敦厚长者、睿智导师。
我们杂志社的绝大多数同志，未有机会面聆胡绳先生的教诲，但从编辑刊发在《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上先生的文章中，领略了他质朴无华、说理缜密、思想深邃的文章大家风范，受到了很多启发，学到了许多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东西。因此，对于先生的逝世，大家都感到悲痛，十分怀念他。
胡绳先生的大量文章交《中共党史研究》发表，是对刊物的最大支持和关怀。
《中共党史研究》于1988年创刊。那时，党史研究已不再像80年代前期的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那样是全社会比较关注的焦点了，读者分流和作者投稿多渠道化，使新创办的刊物面临着许多困难。胡绳先生深知一个刊物要开创局面是很不容易的。他提出了以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引导党史研究的办刊基本宗旨，提出了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要求，为《中共党史研究》奠定在本学科的领先地位指明了方向。《中共党史研究》一起步，就是遵循先生的要求，在先生的关怀与支持下，这在党史学界是独一无二的。
先生不但为办刊指明了方向，而且身体力行，将他撰写的大量文章交由《中共党史研究》发表。创刊伊始，送来的第一篇即是《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此后的12年中，先后共有先生的28篇文章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连同1983年至1987年在《党史通讯》上发表的文章共32篇。80年代后期先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90年代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学术领导工作中，特别是担任香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起草基本法工作极为繁重的情况下，仍能撰写大量的学术研究文章，这种惊人的旺盛精力，令人敬佩之余，不能不赞叹先生史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勤奋精神。这些文章大多是先生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富有启发意义新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大大地提高了《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学术品位，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同时，先生的学术观点一出，刊物的引导性、研究方向性大为突出，为许多作者积极响应，研究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来稿大量增加，蔚然成一大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的刊物上，蔚然成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是在先生的首倡下发展起来的。其间，党史学界对这一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结论渐趋认识一致，也都渗透着先生的研究心得。
胡绳先生严谨的学风，注重说理分析、不尚辞藻的文章，为编辑树立了无声的榜样。
先生曾有论文集，起名《枣下论丛》，在自序中谦逊地称他的文章不过是“粗果子”。然而识者却从来都认为，被称为“粗果子”的枣儿，对于农家来说，或许就是荒年的救命粮；对于医家来说，枣儿补中益气，起弱驻颜，久服使人长生，也是治病的良药。先生虽然自谦，但他的文章读来却平和隽永，娓娓而谈，如抽丝剥茧，绵密无间；说理周详，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入腠理而不伤其他；遵循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却毫无口号式的说教；洋溢着理想主义自信和与现实相结合的实事求是，而不带丝毫的“霸气”，卓然一文章大家。
先生的文章一到编辑部，大家都爱传看，从中领略他立论、分析、铺陈等论述的妙处。凡编辑过先生文章的人还都在细读中体会到，他文章的严谨与一些“名家”大大不同，不但注意文章的整体贯通一气，没有“旁枝斜蔓”，而且在遣词用句、段落划分、标点使用上，都很讲究，因而极少可增删之处。
先生退回的校改样，同样使人敬佩于他的仔细推敲、反复斟酌：或换字、或改词、或增删字句与标点，重新一读，果然焕然添彩，表达得更完整、更清晰、更准确。试举先生校改文章一例：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原文有这样的句子：“当然不能把一穷二白看成为一张纯洁的白纸，在上面可以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经先生反复斟酌，改为：“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在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文集时，又将后句“但在上面”改作“但只凭纯洁的底子”，语气加重，意思也更加明确。像这样体现先生严谨和一丝不苟精神的改动，惟有编辑体会最深，读者一般难知。一位八旬老人在与重病顽强搏斗的同时，仍然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笔耕不停，思考不止，每念及此，我们都感动得脸红心跳。
先生宽容大度，尊重编辑，又坚持原则的态度更令我们感动。每有文章要发表，他常嘱秘书转告：请仔细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帮助改一改。先生的这种信任与尊重，使编辑很受鼓舞，以致后来在编辑先生的稿子时，比编辑室外来稿还要“大胆放肆”；尽管可改之处寥寥，但仍愿努力拾遗补阙。先生虽然放手让我们改稿，但对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则坚持原则，不同意改动。记得一篇文章中，他写的观点大意是：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编辑给改为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现实服务的。先生认为这一改动不符合他的原意，在看校样时仍然改了回来。最后，编辑细读文章发现，若按编辑的改法，前后文的照应就不紧密了，还是先生的原文叙述更精当。
回顾近20年来，编辑胡绳先生的文章，我们深深地怀念这位未曾亲临的睿智导师、文章大家。从文章、校样获益良多，从精神风范之受教更可说是终身受用不尽。
最后，简单说一说胡绳先生《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再评价》一文的发表。
1999年4月，先生的稿子送到了编辑部，白小麦同志特地来电话转达先生的意思：文章根据录音整理和发言提纲，综合收集到的各方意见，做了修改和订正，发表前请编辑再提出修改意见。并说，胡绳同志还要看校样。编辑根据先生的意见，在校样上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和字词改动。送回的校样上，白小麦同志按照先生的意见写道：“校改处，引文照改，其他修改处有√可改，别处不动。”并打来电话说：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为了不使我们发的稿与他们差异过大，有些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就不改了。即使是这样，白小麦同志照先生的意思在校样上标有“√”的，仍有21处之多。它说明先生不断修改自己文章的严谨，说明先生多么看重这篇文章，要使文章发表后留下最少的遗憾。因而他不顾高龄，克服视力下降和病魔纠缠，仔仔细细地读了五号字的校样。想见先生聚精会神又不得不读读停停的吃力状况，谁能不感动呢!
哲人已去，风范长存。以往觉得这样的词语只在远处，只用在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人物身上。当我们这些后学小辈回想胡绳先生的温文长者形象和他的道德文章时，理所当然地把他的风范长留记忆，激励自己了。
本文是
高深的理论修养厚重的史学功底
逄先知
胡绳同志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以治学严谨，博学多才，著述丰厚而著称于世。他的著作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青年，许多青年就是通过阅读他的文章和一些小册子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比他晚一辈或者更年轻一些的理论工作者，很少没有受过他的影响和熏陶。
胡绳同志的写作生涯，从30年代到90年代，已经走过了６０年的历程。这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６０年，是中华民族从衰败到振兴的６０年，其间充满复杂而曲折的斗争。在这个社会历史大变动中，胡绳同志始终把自己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他的写作生涯与此息息相关。他不知疲倦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同时对损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定的又极有说服力的批评和揭露。正如他说的：“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我认为，这正是胡绳同志作为一代杰出学者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文章为什么会在广大读者里头发生那么大的影响的主要原因所在。你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讲的都是跟自己有关的，而且往往是一些自己思想上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从他的文章中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胡绳同志鲜明地表示，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写作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认为，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应当这样做，而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他从自己长期的实践中深深地体验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或学说，能对他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给以科学的指导，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正像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１１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胡绳同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科学的论证，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他说过，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就停止了生命，成为僵死的教条。胡绳同志满腔热情地研究、阐发和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同样的，他满腔热情地研究、阐发和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１９９５年在他７７岁高龄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２４５、１７０页〕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老战士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渴望和追求。通观胡绳同志６０年的著述，不难看出，他自己正是努力这样做的。
胡绳同志是理论家，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他又是历史学家，有十分厚重的史学功底。他长期工作和战斗在党所领导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建国后又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对现实情况有全局性的了解。这诸多方面的优势，使得他的著述具有许多别人所不及的地方。在他的著述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同现实相贯通，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特别具有说服力。他的政论文章具有凝重的历史感，他的历史著作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一点，很多同志都指出来了，我也深有同感。
胡绳同志文章的突出特点是说理，长于分析。他对所论的事和人，从不简单地加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也不作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判决。比如说，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有些问题，他与有的史学家的看法不同。在讨论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对方的观点全部加以否定，不是说对方连一点道理都没有,而是把问题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分析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说明为什么对方的观点从总体上说是站不住的。他这样的分析和论述，对方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读者包括史学界的多数人却是能够接受的。
胡绳同志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回答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就是从多方面地分析问题。可以用他对薄一波同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读后感为例。薄老在书中说，这10年“是我们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胡绳说：“这个断语是需要论证的。为什么必须经过一个探索时期呢？究竟是探索，还是盲目地乱闯呢？在探索中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呢？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严重的失误呢？而且为什么积极成果为失误所掩盖了呢？这种探索究竟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它和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新时期有什么关联呢？今天回顾这１０年的探索，特别是探索中的许多失误，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２４５、１７０页〕对这一连串的提问作出了回答，那么，对问题的分析就会是透彻而周密的。胡绳同志往往在人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想到的地方，提出问题，并讲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使人豁然开朗，感到耳目一新。
胡绳同志长于分析，善于说理，这大概是由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文化工作的缘故吧。他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１９页〕这段话，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的今天在理论宣传战线的工作者来说，是很有启迪和教益的。
现在有些理论文章，人们不大爱读，感到空洞、枯燥乏味，只是重复一些别人说过多遍的话，缺乏自己的分析，缺乏自己的论证。读胡绳同志的理论文章，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以科学的态度，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严密的逻辑，清新优美的文字，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令人读起来欲罢不能。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说明深奥的道理，用简炼的文字解析复杂的问题。
胡绳同志在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的学识涉及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特殊的贡献。胡绳同志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对于研究3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同志来说，是不可不读的，对于向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又是重要的教材。今天，由作者亲自编定的《胡绳全书》的出版，这无疑是思想文化界的一件令人高兴、值得庆贺的事。《胡绳全书》是一部传世之作，是作者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
本文是
胡 绳 和 他 的“女 儿”
段明贵
学者型的领导同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读书、著书、藏书。胡绳同志也不例外。他爱书、藏书，有许多佳话。最近，又有一段他和他“女儿”的故事。
抗日战争初期，胡绳曾从武汉步行到襄樊，在襄樊主编《鄂北日报》。1995年春，胡老故地重游，决定把自己的藏书，赠送给襄樊图书馆。从当年6月开始，这些书分批运抵襄樊。
胡老的藏书以人文社会科学为重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书体系。其中近代史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既有近代历史阶段的连续性，又有文献品种研究的专业性，达到了研究级文献资料水平。特别是中共早期的重要机关刊物，比较齐全，为一般藏书室中难以看到。
杜伦博士的《哲学故事》，是一本厚厚的漆面精装书。老人小心地把它取出来，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封面，一页页地翻看着说：“这是1929年出版的，以后再没有印过。是在北京东安市场书店买的，才两块八毛钱。”老人的记忆力出奇的好。我随后翻阅查对，一点不差。在一大排《世界通史》前，老人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差一本，到书店找过，一直没配齐。”看到《新青年》和《向导》的合订本，老人珍惜地一本一本地抚摸着说：“这都是按原版复印的，现在不好找了，至少是买不到了。”
走到线装书前，老人的脚步更慢了。他取出《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翻开来，上面有它用铅笔批注的蝇头小字。老人说：“这是胡适之在台湾印的，总共只有1500本。原书是首次展现的脂砚斋本，胡适之翻印的。现在很珍贵了。”接着，老人又翻开《痴华经》说：“这是鲁迅印的。很多人以为它是宗教方面的书，鲁迅认为它是文学性的。里面有许多故事。”
我看有本书的名字很怪：《名教罪人》，便向胡老请教：“这是本什么书？”老人笑了：“搞大批判的。清朝皇帝组织的大批判文集。”顾颉刚著《古史辨》是完整的一套。老人取出1926年出版的第一册，爱惜地翻阅着。翻到最后，只见版权页上贴着邮票大小、方方正正的一枚朱印，我问，这是不是藏书章？老人慈祥地笑着解释：“不是。是版权章。这本书是顾颉刚编的，这个版权章就是他的。当时，出版社印书，印多少，作者就给出版社多少版权章，出版社按版权章的数，付给作者10％的酬金。有版权章的书就是合法的，无版权章的就是盗印的。”我说，这版权章现在也很珍贵啊！老人笑着点点头。
胡老已78岁高龄，腿又刚做过手术不久，但他见了“女儿”就舍不得走开了，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仍兴致勃勃，精神不减。眼看已快到中午了，几经工作人员催促，老人才恋恋不舍地告别宝贝“女儿”，登上了车子。
汽车开动了，老人再次回头，看着“女儿”的婆家，满目惜别之情……
1997年5月
追 念 胡 绳 同 志
耿云志
胡绳同志逝世整整一周年了。由于他的逝世，我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所受的损失，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深深怀念这位可敬的学术大师和长辈朋友。
我们都知道，胡绳同志是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的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紧紧抓住了近代中国，由于众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和掠夺而造成的复杂的阶级关系这一根本特点，系统考察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关系、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在帝国主义侵略背景下的中国人民同中国统治集团的关系，从而明确揭示了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和最迫切的革命任务。胡绳同志的这本书，可以说影响了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
也正是因为抓住了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基本事实，胡绳同志深刻分析，严密地论证了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没有成熟的可能，因此，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联合各种中间力量，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后，经过相当的过渡，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胡绳同志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
胡绳同志由于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和若干重要问题，认识比较深刻，分析评判得较为到位和恰当。
例如，胡绳同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评判。他在1937年3月就指出：五四运动是比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更加具有群众性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它对帝国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采取了彻底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尤其是他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思想启蒙的巨大贡献在于“人的发现”。应当说，在那个时期，党内思想家还很少有人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当中都曾特别致力于此。因此，胡绳同志的分析和评判准确地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义。
又比如，胡绳同志对于民主政治中个人的地位的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是同辈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多见的。他指出：“建立民主政治，其意义显然不仅在于行政机构的改革，而是整个文化，也就是整个的民族生活的改革”。他进而指出了民主精神“其根本的关键乃在于尊重个人”。尊重个人的精神是“五四”以后传入中国的，不少人把它视为滥调而加以抛弃。胡绳同志说，“我们实在不配看轻这种滥调，因为我们受传统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实在太重”。胡绳同志并指出，尊重个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尊重自我，“唯其尊重自我，才能觉得自己必须堂堂正正地生活与思想，发挥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样才算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奴才。奴才俯仰随人，不觉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也不去独立地有所思想与感觉，无论他所追随的是风尚或权威，他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人”。尊重个人的第二个方面是尊重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唯其尊重旁人，才会承认旁人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正如我自己一样”。“法西斯主义者有我无人，自以为是，抹杀一切他人的生活与思想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宽容，也就是绝对的不尊重旁人。所以必须尊重自己而又尊重旁人，也就是自己不做奴才也不把别人当作奴才，才能算是民主的精神”。能对民主精神做出如此准确而深刻的把握，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种时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胡绳同志对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或者说第三种力量的分析评述，也是颇有卓见的。胡绳同志批评了那种不承认中间力量，只把它看作是暂时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或者说暂时摇摆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确定的力量。胡绳同志认为。第三种力量在中国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的。他指出，“因为中国不是一个高度成熟发展了的资产阶级国家，因而也不是把一切政治矛盾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对立上”。在两者之间，“还有着广大的中间阶级”。“中间阶级在政治上向两极分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终究不可能全部的中间阶级都分化，而必然最多数仍保留着中间阶级的地位。中间阶级有其基本的普遍要求，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一党独裁专制，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民主自由，要求至少能有安定生活的保障。在具体斗争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中间阶级的要求和目标可能与国民党有一致之处，可能与共产党有一致之处，但总不会完全同于国民党或同于共产党，所以它才是中间阶级，或第三种力量。由此，胡绳同志说，中间阶级有其客观的阶级基础，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所以，这种政治力量是无法取消的。胡绳同志对中间力量的分析对于我们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是极好的理论说明。胡绳同志晚年对这一点又有一些精辟的论述，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本人除了做一点辛亥革命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外，主要从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孙中山、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思想做过较多的研究，而其中于胡适研究用力尤多。1990年，我蕴酿筹办国内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我请人检索过解放前评论胡适的文章，结果发现胡绳同志于1937年3月发表的《胡适论》一文。在解放前，从20世纪20年代起，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左翼作家，左翼青年，无不对胡适大张挞伐，完全否定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甚至也否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在这个大背景下，胡绳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评论胡适的文章。
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批评了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胡适这样的人物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他说：“对于我们的新文化的启蒙思想者，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我们所曾做过的，几乎只是抹杀和颂赞。”他强调，对于像胡适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一位在思想界发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应当多加研究，深入认识，而不只是一味地抹杀，或一味地赞扬。很显然，这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胡绳同志指出“理性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正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大旗上面的标志”。而胡适提倡的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基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的人生观，这两方面都是代表了进步的方面。因为理性的生活态度正是对传统的礼教，盲从的习俗的有力反抗，而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在反抗玄学的、命定论的人生观时，其进步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胡绳同志还指出，胡适在反对旧礼教，反对旧文学、反对旧的所谓“精神文明”的时候，曾“表现出战斗的光芒”。他在中国的社会阶级背景下，不可免地表现出他的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但由于他强调注重事实，而“一个能知道尊重事实的学者还是比较有望的”。在当时，“谁能尊重民族危机的事实，谁就不能不或迟或早地用各种方式加入为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的抗争”。就在胡绳同志写下这几句话的半年之后，胡适终于放弃了“九一八”以来一直坚持的对日低调的立场，而肩负着联美抗日的使命到美国去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而奔走了。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又着重强调地写道：“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而且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胡绳同志这种独立思考，独立地分析问题的态度显然是更有力地贯彻了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路线与政策，胡绳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就是在1990年这一年的6月，在胡绳同志亲自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在中间休息时，胡绳同志表示对我的发言很满意，我就乘此机会向胡绳同志说了我想举办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的想法。我说，不论人们对胡适还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对于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大家都是不能否认的。如今比胡适的地位与影响次要得多的人物，都要举行纪念会、学术研讨会，而对胡适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他诞辰100周年时，我们毫无举动，似有不妥。胡绳同志略为沉吟一下之后，说：“我看(举办一次研讨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接着又说，过几天我要召集史学片各所负责人的会议，你来参加一下，说明你的想法。几天后，胡绳同志亲自主持了史学片各所负责人的会，我的想法得到与会所有同志的理解与支持。随后，胡绳同志要我向近代史所汇报并起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不久就得到胡绳同志及院里好几位负责同志的批示，同意我们举办胡适研讨会，并拨出经费予以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在1989年之后，我们举办的这第一次胡适研讨会，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良好的反应。两年之后，就编辑胡适全集的问题，我向胡绳同志作汇报时，同样得到了充分理解和支持。在对待胡适及推动胡适研究这个问题上，胡绳同志充分表现了能够独立思考，见高识远，并且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而且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胡适研究，对于鼓励实事求是的学风，提倡科学地总结前人的思想文化遗产，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胡绳同志生前，多次提出要求社科院的学者要努力做一些有学问的宣传。我们都知道，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是不同的。研究重在探索未知的领域，而宣传则是将已知的真理传播给广大群众。宣传者本身是否有研究的功夫，是否有学问，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有研究、有学问才能把道理讲透，令人信服。马克思说过，理论必须彻底，而彻底的理论必能说服人。胡绳同志期望我们大家努力做一些有学问的宣传，用意极深。我们应该学习胡绳同志的榜样，一方面要做好研究工作，同时又要善于做有学问的宣传，以我们的工作实绩，作为对胡绳同志最好的纪念。
2001年11月
胡 绳 史 论 二 题
—— 读 书笔 记
徐宗勉
胡绳(1918～2000)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和范文澜一起，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胡绳在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提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外，他还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撰有历史普及读物《二千年间》、《孙中山奋斗小史》等。在上述学术著作中，胡绳总是着力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并据此决定对史料的取舍和对史实叙述的详略。同时，在讲述历史事件时又总是把规律性的认识和客观事实的复杂多样的形态很好地结合起来，寓议论于流畅、生动的叙述之中，因而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引人人胜的可读性。这是胡绳史学著作的最大特色。
2001年4月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称胡绳为“特别以思想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师”。该文作者在追忆初读胡绳著作的感受时说：“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下吸引了我。他所使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没有什么秘藏，但整个分析都出乎别人之上……”（李向前:《纪念胡绳主任》,《文汇读书周报》
为什么胡绳的历史著作会有这样的特点和吸引力?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了解胡绳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一些见解也许有助于这方面的探究。
现实生活的需要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怀着革命的目的去研究历史的，他们相信并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大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但是，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同现实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或者说，研究者的现实的目的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本身有没有影响，以及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当中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的人并不多。而胡绳就是这不多中的一个，并且就新中国史学来看，他还是最早论述这个问题的。
在195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中，胡绳对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他说：
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中的多种矛盾和斗争的时候，总是有他自己的态度的，总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在这点上，以“人事”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和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
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又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本文中的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均见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二文。
整整25年后，即1981年，胡绳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又说：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固然要如实地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中总是要有所侧重。某一方面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这常常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的。实际生活的发展，往往使我们感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是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
根据胡绳的论述，历史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同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第一，确定研究的具体对象，即设计课题，是出于现实生活的某种需要。“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研究过去是为了认识现在，这可说是古今中外史家的共识。第二，研究中着重考察的范围和探究的焦点，是由当前社会实践的某种需要所规定、所制约的。第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态度和评价，更是决定于研究者当时的立场、思想和感情。总之，历史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已经逝去了的人和事，但研究本身却自始至终离不开现实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而现实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因此，除简单的历史事实的考证外，对某个历史现象的研究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胡绳在剖析这种变化时说：
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会被一代代人反复研究呢？除了因为有新材料被发掘出来以外，我以为，是由于各个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看历史的缘故……同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一代的研究者会提出前一代的研究者忽视了的问题，注意到前一代研究者所不重视的某一侧面或某些材料。有些偏见和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有关的，而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这些偏见和误解。（《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540页）
可见，正是现实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深刻而变化着的作用，才使得历史学充满活力，不断生出新意，为人们提供更丰富、更深刻的历史认识。
可是，按照现实的需要去确定研究的对象重点，以及怀着某种思想、感情去考察、评析历史，这些既是现实因素也都是主观的因素。而中外有些史学家，正是因为研究历史无法脱离这些主观因素，便否认或怀疑史学有客观的研究，当然更不相信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与这些史学家的看法不同，胡绳认为，存在上面说的那些“主观”，并不一定会使历史研究失去客观的态度。他说：
科学研究是要求客观的态度的，就是要求严格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物的。那么，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人们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抱着一定的目的，是不是就必然不会有科学的客观态度呢?……一个医生抱着对病人的同情，对社会健康负责的态度，当然不会妨碍一个医生的工作，而只会使他更加认真。反之，如果是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着想的医生有时就不会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重要的是要分别出怎样的立场和目的使人们粉饰、曲解和修改历史。为了达到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应当“裁抑”的是那种使人们走向片面化的观察和武断的“主观”，而不是任何“主观”都要“裁抑”。此处是针对这段话的上文所引梁启超的话而说的，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2页，中华书局,1936）
他还指出：“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说，一种“主观”可取不可取，就看它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能否持“客观的态度”成为鉴别“主观”是否正确、适当的标准。在这里，胡绳实际上是把科学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是居第一位的。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革命性”，则必须和它的科学性相结合、相一致才能实现；丧失了科学性，也就说不上革命性。只是胡绳没有明确地这样说，而是反复强调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他举例说：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赞成谁和反对谁的态度应当是很明确的，但空洞的歌颂和辱骂并不能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如果不认真地收集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不是通过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来使人心服地表明我们对历史的判断，而是使歌颂和反对都成为空话，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如果为了表现立场的鲜明，甚至走到了曲解事实的地步，使歌颂和反对都达到了夸大的程度，那就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这样做，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性，同时也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革命性。
以上说的道理当然是对的，然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且不说“文革”中那种以假冒的“革命性”为幌子任意编造历史的“影射史学”，即使在正常的史学领域中，由减损科学性以发挥革命性的事也是有的。如解放前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曾发表过寓有揭露、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及其消极抗日含义的历史著作，而至今人们仍不能不承认，这些作品“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起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革命性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和科学性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只有革命性而缺乏科学性的著作，实际上只应看作是一种启发革命觉悟的作品，而不是科学研究成果。只有科学地研究历史的成果，才能给人们增添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为当前的社会实践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从而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科学对现实的这种积极作用，才是它的革命性的真义所在。
按照现实生活的需要去研究历史，仍可以得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最好的例证就是胡绳自己的历史著作，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写于1947年，于翌年出版。胡绳晚年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情况时说，当时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结局已经在望，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能不想到对此帝国主义会有什么反应?特别是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为了认识清楚这个问题，他决定考察一下历史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这就是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目的。这个目的可说是充满了现实性和政治性，然而正像胡绳自己说的，“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北京六版序言》，《胡绳全书》第5卷，第147页）胡绳还谈到研究和写作这本书的情况：“开头大体上有个模糊的轮廓，在收集和阅读许多材料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历史发展的种种曲折复杂的现象，逐渐探寻并发现其中的本质，集中理出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条主线，撇开那些与主线关系不大的事情。”（见郑惠《师门忆语(二)》,载《百年潮》2001年第2期)。事实上正是这本书第一次发现和说明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5年五卅运动80多年间中国封建统治者、中国人民、外国侵略势力三者之间的复杂而变化着的真实关系，受到中外史学家的肯定和赞扬。此书到1995年止，国内共出了8版，此外还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等译本，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
善于捕捉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在深入揭示历史的真相，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同时，又能适应甚至满足人们认识现实的需要，这也许就是胡绳的历史著作读起来感到“深刻，有味道”的一个原因。
历史研究的两步：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说明历史”，这是胡绳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最基本的规定。这句话很容易使人想到中国传统所崇尚的“信史”。所谓“信史”，就是“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历史事件的真相，不避讳，不歪曲，不夸大，更不伪造。这当然也可以说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不过这个“说明”基本上限于对事实的记述，在历史研究中虽然很重要，但仅止于给研究提供一个事实基础，其内涵比较简单。与此相较，胡绳所说的“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作为一种研究工作，其内容要深刻、丰富得多。请看他的说明：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
所谓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从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中得出一个概括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的确反映了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反映了隐藏在众多的现象后面的本质，那就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把历史现象的一切复杂性、多样性全部反映出来。这种概括的认识表现为抽象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具体历史现象却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抽象的、规律性的概括认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才不至于陷入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的海洋中，无法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无法驾驭所遇到的一切史料。但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毕竟不在于只是得出某些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以这些概念(如果这些确是科学的概念)为线索，使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井然有序地展现出来。因此，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既要以具体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是第一步；又要把这种认识再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回到在历史舞台上具体的人和事上，——加以说明，这是更重要的一步。
按照一般的说法，历史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掌握史料(包括收集、考订、整理史料等)，而胡绳是把这项工作看作是“研究”的前提，他这里所说的“研究”是指在此前提下，对已收集到的足够的史料、史实所进行的研究。在他看来，这项工作必须走两步而不是一步。
第一步是从史料中得出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用的是一种概括、抽象的方法。这就是：“搜集许多历史材料，加以分析，看哪些材料、事情、条件是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不是根本的东西，那么就把这种东西排除掉；把偶然的和必然的区别开来，把根本的和非根本的区别开来，这样就找到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最本质的东西，看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中国近代史绪论》，《胡绳全书》第2卷，第211页）。中国和外国都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中是找不出规律性的，因为历史现象不会重复，从中无法概括出普遍性的东西。胡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在社会历史中，不会有两个现象完全相同，分毫不差，因此，可以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在某些各有特点的现象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共同性，因此，又应当说，历史是会重复的，而且重复的现象是常常有的……进行科学的概括，就是把许多个别事物所具有的互相不同的非本质的特性抽象掉，而根据它们的本质上的共同点建立各种概念和法则。”“就适用科学的概括这一点而言，又需要特别注意一般性的特殊表现，需要阐明一般的规律怎样表现为具有特殊性的现象，但是决不能认为历史研究只注意特殊性而不注意一般性。”胡绳还指出，要从具体历史现象中找到规律性，研究者不仅要有科学的世界观，而且在研究史料时还要“善于排斥前人粉饰和歪曲事实的主观，严格地从客观事实出发来运用思维能力”，即坚持以客观的态度处理史料与史实。
第二步是将从史实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再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去，以之为指导，对史料、史实加以分析、说明。根据胡绳的论述，这一步有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具体展现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使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叙述，不仅有血有肉，而且合理有序，能够真实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轨迹，而不至于轻重不分，杂乱无章。人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历史的认识和智慧，而这种认识、智慧只有透过具体生动、纷繁多样的历史事实才能为人们所理解、领悟和把握，单靠几个抽象的概念是不能说服人、打动人的。所以只有走了这个“第二步”之后，研究工作才算完成了。另一方面，以规律性的认识为线索再现具体历史景象的过程，也是对规律性认识本身是否正确的检验。关于这一点，胡绳解释说：“我们应当尽可能掌握具有全局性的材料，从中得出结论，并且带着这个结论回到广泛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不但不回避，而且要敢于面对那些看起来和自己的结论不相适应的具体现象。如果这个结论能够贯穿一切，把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都说清楚，那么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这个结论不足以说明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就要加以修正和补充。这可以说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一种形式。”由于“第二步”是完成、检验历史认识的关键，所以胡绳说它是比“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常常谈到研究历史就要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这里说的“规律”，有时是指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某个国家、地区和某个历史时期存在的特殊形态；有时又是指某一具体历史现象、过程的规律性。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他们的论述往往使人感到历史研究工作的目的似乎就在寻找“规律”——获得某个理论性的结论。其实他们的本意并非如此，而是为了强调取得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在整个历史研究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所说的揭示规律也是和对史料的分析、对史实的叙述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吴晗说的“通过对史实的讲述，把观点体现出来”（《如何学历史》，《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71页，人民出版社，1988）。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在谈论找规律的时候，大都缺乏对历史研究工作程序的具体说明，便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胡绳关于历史研究必须经历两步——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论述，用准确的语言彻底讲清楚了这个问题。
胡绳这方面的论述，不仅对历史研究过程，而且对历史著作的写作，即把研究成果讲述出来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它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做到“史论结合”的问题。
所谓“史论结合”，最初是指在历史论著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史”，是指史料、史实；“论”是指理论、议论即观点、论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的确立，史学不能专搞史料考据，应该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日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可是，史论结合究竟指什么?史与论如何结合?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甚至令人苦恼的问题。1962年吴晗在一次讲演中曾对此有详细的评论。他说：解放初期是“只讲史实，不讲或少讲理论”，后来有了改变，但出现了“以论带史”的倾向，即“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甚至是有论无史”，成为“以论代史”了。再往后，“大家知道‘以论代史’是不对的，但史论如何结合，却又不很明确。常有这样一种情况，不论讲课、写论文或是写书，先写一段史实，再引一段经典作家的意见，有时候是牵强附会的，或者是断章取义的。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先引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然后找一些自以为符合这几句话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其实是他把历史事实歪曲了，割裂了”。“这不是结合，而是并列”。吴晗认为，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其观点来分析有关的史实是需要的，“但现在有些人却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来代替，作者自己的看法呢?很抱歉!没有。”（《如何学历史》，《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66～368页，人民出版社，1988）——这些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
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如何呢?1981年胡绳在一次讲演中指出：“只罗列材料而没有观点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谈具体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确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了一些历史的现象，然后得出若干所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举出的材料也好像是为了证明其结论而故意挑选出来的，使人感到观点与材料并不是水乳交融。”
上述吴晗和胡绳所指出的“史”与“论”不相交融的毛病，都是表现于历史论著中，属叙述方法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解决不好呢?关键就在缺少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论点，讲得具体点，就是没有通过自己对史料、史实的科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观点、论点，尽管常常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但仅靠摘录马列经典的辞句，或抄袭别的什么现成结论是得不到的。它只能来自对历史的独立的研究，即“论从史出”。按照胡绳的说法，这属于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但是仅仅取得了这种理论性的认识还不够，还需要以这种认识为线索，“把有关的具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如实地展现出来，把本质隐藏在其内的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如实地展现出来”，因为“我们要说明的论点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体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结论”。这就是胡绳所说的研究工作的“第二步”。走好了这“更重要的一步”，在历史讲述中恰当地处理“史论结合”问题就有了保证，也才有可能做到吴晗所说的“通过对史实的讲述，把观点体现出来”。
在1985年发表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一文中，胡绳专门讲到“史论结合”问题。他说：
所谓“史论结合”，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这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帅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帅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782页。
把这段话和上文介绍的胡绳关于历史研究工作的过程的论述联系起来，从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对历史的研究与对历史的叙述在方法上虽有不同。但后者与前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只有研究的深刻、全面，叙述才能深入、透彻；没有研究或浅尝辄止，就不会写出高水平的历史著作。其二，历史叙述虽然讲的是研究的成果，但一般说来，它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要以研究所得的认识为指导，选择、组织史料、史实并给以合理的充分的解释，使历史事实、过程既井然有序又丰富、多样、鲜明生动地展现出来。其间还可能发现种种矛盾和疑点，需要对既得的认识做进一步的补充或修订。所以，叙述历史也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是它的继续和最终完成。由此可见，一部讲述历史的学术著作，确确实实应该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它固然要讲究写法、讲究辞章，但决不是单纯靠写作技巧、靠形式上的讲究就能成功的。那种不肯下功夫做深入研究，却热衷于写书、出书的做法是写不出好的学术著作的。
2001年11月
送 别 归 来 琐 忆
龚育之
一 胡绳病危的消息传来
我是2000年10月30号的清晨得到胡绳同志病危抢救的消息的。那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郊昌平开幕，预定我在会上有个发言。只好发了言，再动身去上海，希望还能在他生前见他一面，在心中跟他告个别。
我的发言题为《从新民主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回顾和前瞻》，在讲稿的末尾，本来就写着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命运如何？我们中国人的信心是：只要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就岿然屹立在世界上。我们中国人的观察是：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虽然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世纪之交作过这样的思考：“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世界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人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2001～2100年)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2201～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20、21、22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当我宣读讲稿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向听众报告了胡绳同志病危的消息。我想，他们大多是知道胡绳，会关心这个消息的。我说，这是一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和人类的历史前景的乐观的观察。我说，我赞成这位历史学家的乐观的观察。
我在这个会上没有说的是，我引用的这篇发表于1998年的文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是《胡绳全书》编辑出版后，胡绳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几篇文章之一。在《胡绳全书》前言中，胡绳说：“在作者有生之年可能还会加上一些文章，但也不可能很多了。”这不多的几篇反映胡绳最后的思索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却出了些棒喝和流言。曾有人问我：“听人说，胡绳认为300年不要谈社会主义，怎么回事？”这真是匪夷所思！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300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的乐观坚信论变成了300年不谈社会主义的悲观绝望论！
我真希望争鸣属于学者而流言止于智者。
二 最后一面和最后送别
上午会后，同在上海的白小麦（胡绳秘书）和在北京的郑惠联系，决定明天清晨郑惠和我一起去上海。这时，上面领导已经对后事的安排作了布置，包括要求为新华社准备一篇介绍胡绳生平的稿子。我们是31日上午10点多到达上海的。赶到医院，只见胡绳口里塞着呼吸器，手上吊着药瓶，闭目躺着。身边的亲属告诉我们抢救的情况和下午手术的安排。并且在他耳边呼唤：“醒醒，醒醒！龚育之同志，郑惠同志，来看你了！”胡绳同志竟然睁开了眼，看着我们，显然认出了我们，脸上露出招呼的微笑，动动手臂，要握手的意思。我们伸手过去紧握他，问候他。他挣扎着想说话，但是呼吸器塞着，没法说话，很不好受。我们连连劝他不要说话，再紧握他一会儿，告别离去。
下午，许多同志在已布置成手术室的病房外等待，手术进行了四十几分钟，非常成功，气管顺利切开，呼吸器拿掉了。险情暂时过去了。为减少感染机会，来的同志都不再进病房去看望。我于
胡绳同癌症作斗争，已经五年。对他这种癌症来说，医生曾赞他为治疗成效最好的病人。1998年我几次向领导同志写信，请求允许我辞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在信中，我一再说：“胡绳同志虽在养病中，身体情况尚好，仍能大量阅读、敏捷思维。以他在史学界、理论界、党史界的权威地位，以他长期对中央工作的了解，以他同老同志的联系，我觉得，党史室最好仍以他为主任。现在的各位副主任，在胡绳同志大事把关的情况下，可以把室的工作领导起来。如果再能吸收几位更年轻的同志（40左右，40以下）参加室委，年轻化就会更到位一些。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报告领导，只供参考。”然而，只不过两年，他身体的情况就不同了，癌已经到处扩散，春天北京的医生估计，按这样的发展趋势，恐怕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胡绳很坦然，他愿意在多少还能走动的时候，到各地走走，看看。他不愿意住在北京的医院里等待。8月到上海，他得到了极好的医疗和生活接待。上海医生的估计同北京医生一样，说，大概还能维持三几个月。胡绳仍不肯住院。每过几天，还请人陪同去看看新的建筑，新的企业，他熟悉的老上海的旧地，还特别去看了党的一大纪念馆。在一大纪念馆，工作人员请他题辞，他思考好久，几天后（
气管手术成功，一次险情过去，虽然大家都知道险情随时还会再来，到底是松了一口气。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中有几位4日晚上乘火车回京办事。还未到达，却传来噩耗。
三 初 读 胡 绳
50多年前初读胡绳，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到的是先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的历史文章，后来收入“开明青年丛书”，书名叫《二千年间》。这套丛书封面很别致，两组（两色一深一浅）相间的竖条，一组由粗渐细，另一组相应地从细渐粗，上面点缀几颗星形。我至今还记得，可见印象之深。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这本杂志，讲学习，讲知识，每月谈星空，每月也谈历史和时事，政治面貌不急进，不刺激，所以能存在，能传播，又思想健康，倾向进步，所以受欢迎。胡绳那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的编委和作者，不便用本名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蒲韧”，《二千年间》也仍旧。所以严格说，那时我只是初读“蒲韧”而不知“胡绳”。
知道蒲韧即胡绳，并且读到胡绳的其他著作，那是我上大学以后。我们的大学生活，真是如火如荼。反美反蒋，罢课游行，基本的还是学习。学习课堂里的功课，还通过组织读书会呀，办小图书室呀，朋友间借阅呀，自己联络起来，学习课堂里学习不到的新知识。而给我们这些新知识的书籍，我至今记得的中国学者所写的，哲学方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和《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历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胡绳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大革命史》。至于胡绳的文章，有收在《大众文艺丛刊》中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还有收在《方生未死之间》这本小册子中，不过题目已经记不起来了。
胡绳后来同我们谈党史的时候，对于30年代在上海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的成绩和效果，认为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我想，这也应该延伸到40年代。建国以后，形势根本不同了，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件根本改变了，这种宣传和学习取得了过去根本不能取得的巨大成效。这是不待说的。是不是也有一些过去的好的传统，后来没有注意充分加以发扬呢？名家不弃，愿意写通俗作品（甚至可以说，因为认真写出了好的通俗作品而成为名家）；写作富于个人风格，对读者有吸引力。这两条，看来都是值得发扬的。现在，教科书、学术书多（只要质量高，那是好事），而通俗书少了；在通俗书中，随便请人编写的、集体编写的多，有原创性的有个人写作风格的少了。所以，提起《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书来，至今有人还称赞不已。这本书，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新，史笔的流畅，不说无与伦比，也要说是成就很高的。后来，胡绳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其篇幅和内容，史料和分析，都已大大超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前者还是不能代替后者，金冲及同志同我说，他很重视前者但更喜爱后者。这个观感，不知道金同胡绳讲过没有，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吧。
四 初 识 胡 绳
1952年我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工作，有机会认识了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些著名理论家。胡绳那时是中宣部三位副秘书长之一。1954年，他兼任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任副处长（卫生分出去了），但工作上主要还是于光远管我们，不很久胡绳不兼处长了，于光远任处长，工作上我跟胡绳接触并不多。但一段时间，我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同编在这个小组的还有叶籁士，他是搞世界语的，工作好像是胡绳直接管），我还当过党小组长。这两位向我交党费，同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跟我们谈学习理论、学习写作的方法。还有一次胡绳同我们小组的同志谈到在延安整风之后在重庆党内整风的时候，董老（必武）怎样批评了《方生未死之间》的党员作者，包括乔冠华、胡绳这些人，说他自己怎样受到教育，还谈到这个批评同后来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关系。当时胡绳没有详细说，就是说了，以我们当时的知识背景也不能领会，但是胡绳这样的领导主动同我们这样的青年谈起自己过去受到过的批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较为深刻的。他显然是想用自己的经历来教育我们年轻的党员。
近年来研究胡风和胡风批判一案历史的文章中，多涉及在重庆时党内对所谓才子集团的批评;又加材料稀少，说不清楚。这些年我曾一再向胡绳提出，希望他把他几十年间经历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和事件，作一番回忆，作一番清理，作一番总结，提供一个“胡绳说法”，认为这样的身份，是他独有的，别人的研究不能代替。可惜却一直没有动手组织人帮他收集一些材料，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催促他形成这个“胡绳说法”。重庆整风涉及哲学和文艺思想的这一段历史，现在恐怕再没有当事人能够提供史料和说法了。
五 胡 绳 论 胡 适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1954年冬天大规模开始的。接着，又开始了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那时，胡绳还在中宣部，应该处在批判运动的指挥岗位上。但是，我不记得他做过怎样的战斗部署和方针指导，只记得他在一次会上讲到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刚批胡适，又批胡风，批胡运动，伊于胡底？
在我的印象中，他主要是以一个写出重头批判文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一篇是《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一篇是《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在当时各色人等的各类批判文章中，胡绳这两篇文章恐怕要算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力作之列的。
今天应该怎样来评价这两篇文章呢？胡绳编辑自己的《全书》时，是怎样自我评价的呢？
在《全书》的第二卷引言中，胡绳说到自己建国以后个人写作减少的原因和1957年之后自己思想上的困惑，说到编集时“有一些根本站不住的文章和有严重缺陷的文章都删去了，剩下来的文章，虽然自己觉得还有些可取之处，但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
这两篇，都是剩下来的文章，留在集子里了。
胡绳论胡适，不自50年代始。他最早论胡适的文章，写于1937年，是不到20岁时的作品，题目就叫《胡适论》。现在收在《全书》第1卷里，是开卷第二篇。1991年胡绳跟人谈过：“在50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述还是比较公允的。”这时的胡绳显然是高兴并且同意这个评价的。那么，言下之意就是，50年代写的批判文章，对胡适的评述不够公允。
三四十年代胡绳论胡适，论得比较公允；50年代胡绳批胡适，批得有深入可取之处，但是不够公允；八九十年代，胡绳总结自己这两个时期的评述，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要求对人物评论公允。这是胡绳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学术界许多人走过的路。
我在1995年《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过一篇《毛与胡适》，把毛泽东写到、谈到、论到胡适的文献材料做了一番系统的搜集和梳理，其中也说到评论胡适的公允的问题。我说：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在我们这里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就加重了。
我在《毛与胡适》中还特别写道：
近读《胡绳文集》，青年胡绳1937年写了一篇《胡适论》，一开头列举了胡适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认为这些都使他这位五四时期的明星在历史的实践上成为褪掉颜色的人物。“‘胡适’两个字，在现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义的、绅士派的学者的代名词了。”
这篇文章值得注意之处，不在它对胡适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描述，而是在于它明确提出，在即将爆发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抗战中间，“布尔乔亚也可以有它的一个哨岗”，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然是我们的战友，“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意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这里实际上讲到了抗日战争中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讲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要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高度。
在政治上要争取胡适这样的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毛泽东致蔡元培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已经有明确的表示。据此而引伸到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19岁的胡绳思想上政治上十分敏锐的地方。
《胡绳全书》中收入的胡绳在建国前评论胡适的文章，除了这篇《胡适论》外，还有四篇。
一篇是1944年写的《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这不是专论胡适，而是大段引用胡适来批评郭任远。基本上是肯定胡适对于西洋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态度，而又对它的局限性作了分析，对郭任远主张东方精神文明、指责科学文明的观点，则加以批驳。这里接续了《胡适论》中同胡适的理性主义结盟而反对神秘主义的思路。
另三篇是专论胡适的。
一篇是1946年8月为欢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写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提出“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而确定新文化的方向”，“以实事求是的学风来矫正空疏，并打破一切虚妄的思想”，“以思想自由的原则来推动教育文化的进步，以打破思想的专制和统制”这样三点，“来欢迎五四时代的文化老战士的回国”。并且说：“一个历史上有功绩，而又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学者，在人民心上总是能保持受尊敬的地位的。”这篇文章中表达的对胡适的评价和期望，同近十年前《胡适论》中表达的，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胡适这时候还可以说大体上没有“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者说还可以期望他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原故。
还有两篇是1946年12月写的《制宪不如散会》和1947年1月写的《“理未易明”么》。隔前面那篇时间不到半年，批评和驳斥胡适，所用的口气却是极其尖锐和严厉的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时国民党政府撕毁同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签订的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召开国民大会，来制订装点门面的宪法，叫做“制宪国大”，而胡适竟然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参加这样的国大，并且作为大会主席，从国府主席蒋介石手中接过了宪草。就是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胡适在政治上同广大人民和青年、同曾经尊敬他寄希望于他的学者们决裂，而“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了。在这样的政治现实面前，胡绳批评胡适，说：“二十五年前，胡适之是全国青年所崇仰的先驱者。”“十五年前，胡先生也还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敢说话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批评者。”“这十年来，在胡先生的笔底，连在他的《人权论集》中的议论也渺不可得了。这十年来，有多少自由主义者日渐和广大人民的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更密切地结合，而胡先生却终于拉扯在一党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当花瓶，甚至在国民党宣传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帮场面，这恐怕不能算是历史的偶然吧？”这样的评论，应该说，也是公允的。而且，胡绳文章回顾了国民党13年的制宪史，引用了13年前胡适对国民党制宪所发表的评论，用胡适那时的话来批评胡适这时的政治立场，这样的批评，应该说，也是有历史的分析和深度的。
50年代胡绳论胡适的那两篇文章，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写的，其可取之处在哪里，其历史的痕迹又在哪里？
那两篇文章，都是围绕着20年代“科学和人生观”那场论战（或称“科玄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观点而展开的。从我自己当时读了的体会来说，是深受启发的。因为，原来我只是模糊地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过这么一场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主将是丁文江和胡适。论战的结果大都认为是科学派取得胜利。胡适、丁文江从而被看作中国思想界提倡科学精神的代表人物。这自然是光荣的桂冠。胡绳这两篇文章却告诉我们，丁文江在推崇科学精神的时候，对科学的本质，是按照皮尔生的《科学规范》一书来解释的，而这本书是按照马赫主义哲学写出来的，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派。胡适讲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按照实用主义来讲的，也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一派。他们的科学观，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观。
1962年我写过一篇《〈枣下论丛〉读后感》。《枣下论丛》是当时胡绳出版的一部文集。这篇读后感谈了我读胡绳诸多文章受到的教益，其中就讲到胡绳批胡适的这两篇文章。我说，“胡绳同志说，这部文集以‘枣’为名，无非是说，这里有的不过是一些粗果子罢了。粗果云云，是作者的自谦。我们知道，枣子是富有营养价值的。当然，我们期待着能读到作者更有系统的关于近代和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论著——尝尝作者更加精心培育的美果。”读后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用的是个笔名，我没有告诉胡绳。多年后我同胡绳谈到自己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胡绳说，他当时注意到这篇文章，却不知道作者是我。
到现在我还觉得，澄清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的科学观在哲学上的底细，是胡绳批胡适的文章中一个可取之处。
时代的痕迹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仅对胡适的政治立场，而且对胡适的学术思想也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我看，就属于这种痕迹，而这痕迹也反映在对胡适和科学派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作用的评价之中。记得艾思奇在批判胡适运动初起的时候还说过，胡适那篇《科学与人生观》文集的序言，主张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并且对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作了一番描述，是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的一篇文章。后来批得越狠，对胡适的否定越彻底。既然丁、胡在论述科学的本质的时候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搞到一起，而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那时的标准立场是全盘否定，所以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维护科学的光彩，那时也就被全盘抹掉了。
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我想，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在20年代那场论战中，科学派对玄学派的胜利，总应该认为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一个胜利，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而没有理由对科学派加以全盘否定这些年来，国外传来一种论调，批评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或曰“唯科学主义”，是Scientism一词的两种译法)思潮。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和立场来的论调，致使人联想到胡绳50多年前批评过的郭任远。这种论调认为“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就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的“科学主义”，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科学派主将胡适、丁文江称为“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把支持科学派的陈独秀、瞿秋白称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由此引申下去，把认为对社会可以作科学研究的主张，把“社会科学”的称谓，都叫做“科学主义”。当然，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这更是“科学主义”。毛泽东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也是“科学主义”。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当然，主张对社会思潮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从热衷于批评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的论者看来，正好是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
这里说的是当年批判胡适思想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八九十年代的胡绳，怎样看待50年代那场批判呢？我一直感到遗憾，未能促成胡绳系统地写出或谈出今天对那场批判的“胡绳说法”。但从我所知道的三次表示中，已经可以看到“胡绳说法”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评论这次批判，认为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是有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第二次，在研究50年代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派、批判胡风派这一段历史时，胡绳又表示过：在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朝着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而且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连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写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章”。
第三次，在给吴江的一封信中。《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吴江的《平心论胡适》，
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初起的时候，广大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的反映就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总不能否定呀。记得当时听过传达，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些以后可以说一说，现在不必多讲。唐有一篇回忆文章，说1956年（或者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唐坐在毛的邻桌，听见毛跟同桌人谈话，那桌上有人提到胡适批判的问题。毛泽东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那桌上又有人插话，唐听不清楚。但听见毛泽东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泽东说着笑了。
21世纪就要到来。比毛泽东随便说笑所预测的时间要早，不需要到21世纪，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近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进程。胡适便是这些年引起热烈的重新评价的一位。50年代批判运动中对胡适的不公允评价，矫正过来了，到底如何充分地正确地评价胡适，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胡绳主张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这提高，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人民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立场，来给予胡适以更高的评价，当然是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对胡适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进步中的作用的评论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如果整个来个颠倒，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方向完全错了，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方向才是正确的，那就不属于这里讨论的提高、公允的问题了。现在，从这个方面、从那个方面来的意见分歧，有时还很尖锐。我在《毛与胡适》那篇文章的开头说到近年来对胡适的评价逐渐走向公允，接着说：“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矫枉难免过正，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但是，不论什么时候，矫枉的目的，归根到底，总应该在于求正。从一个极端的过正，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正，简单地颠倒翻覆，认识不能前进。各种过正之枉，都属于应矫之列。不过，矫枉求正，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无限趋近的过程。”现在从胡绳论胡适，谈到在新世纪里论胡适，我还想重提一下这一段话。
六 胡绳的不悔和困惑
胡绳讲到自己的过去，有两段话是人们常爱引用的，一段是关于不悔，一段是关于困惑。
《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那一年，正是他80岁。他在会上重申了他三年前说过的一段话，那就是：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说来，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自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广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悔，是一个关注当时政治的革命职业者的不悔。
这并不是要表达对“纯学术性”研究的某种轻视，相反，胡绳说过，他对做出这种“纯学术性”成就的学者还时时引起尊敬和羡慕之情。但是，这关乎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的道路选择，关乎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责任的自觉。而这个选择和自觉，胡绳是不悔的，不惟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做这个选择。
这表现了胡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执着。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有这份执着，都是这样不悔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又并不讳言自己走过曲折的路，有过各种困惑和迷惘。
胡绳80自寿，偷得数语，戏作一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
前三句与孔夫子的话完全一样。不过，胡绳“志于学”，是学马克思主义。30岁写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一本至今还站得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应该算是“立”起来了吧。
接下去就不同了。孔夫子是“四十而不惑”，胡绳则是“四十而惑”。胡绳40岁那一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1958年。面对大跃进而惑，对于胡绳，那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这30载，从哪里算到哪里呢？所以，人们不大引用这句话，以为或者是笔误，或者是算错。甚至不提这篇铭文。我觉得还是照引，以存其真。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另有深意，比如想说困惑不自1958年开始，也不在1978年结束，或者想说别的什么，读者可以自己领会。总之，胡绳用他在建国后逐渐陷入很深的、长期的困惑之中，来说明它在1949～1979年这30年中作品较少的原因。
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形势变化，做不成写作专业户了，参与的集体写作多了。重要的还是：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恰好在这时我患了一种无以名之，名之曰“疲劳综合症”的较长期的病。
这样一篇独白，表明胡绳把他的心交给了读者。
当然，他把自己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的迷惘和困惑，归咎于功力不够，悟道不深，“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这就是胡绳的不悔和困惑的命运交响曲。
困惑是觉醒的前奏。“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这是胡绳80自寿的一首诗中的一联。求真破惑，渐知天命，胡绳就是这样走过那二三十年，走向自己的“七十八
前面讲到胡绳的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作这个选择。”这是就根本方向、就投身现实政治和确定社会主义目标而言的。要是就社会主义的模式和方法而言，那就一定要有别的选择了。胡绳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介绍了50年代末田对他说过的一句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话：“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要搞社会主义，这是不悔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是要重新认识、重新选择的。“重新从头搞”，是虚拟的幻想。从总结经验中重新认识、重新选择，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现实。如果拒绝这种重新认识、重新选择，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执着，而是抱残守缺者的冥顽了。
我希望有别的同志，得到较多机会在胡绳身边工作的同志，会来分析困惑中的胡绳，但我不是适当人选，因为胡绳1955年就离开了我所在的中宣部。1958年《红旗》杂志在沙滩创刊，胡绳是副总编辑，和中宣部在一个大楼里办公，毕竟不是一个机关。我只接触过零星的几件事：
1958年夏季，小麦放高产卫星，于光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孟用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都在创刊不久的《红旗》上发表了。那时在《红旗》发表文章，还是一种殊荣，我得不到这种殊荣，也在《学习》杂志写了一篇《农民与科学》，都是歌颂大跃进的。狂热过后，冷静下来，这都成了要检讨的事情。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一个纷纷作检讨的大会。胡绳作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作过一个检讨发言。别的检讨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检讨了那两篇歌颂小麦高产的文章，说，当时编辑部请了一位科学专家，讲小麦高产的科学意义，又请了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讲小麦高产的国际意义。我在那个会议的文教部门小组做纪录，有责任做简报。我想，在小麦问题上于光远算哪门子科学专家呢，就自作聪明，没有用科学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这些代称，而径直用了于光远、孟用潜。那时，简报无需送请发言者过目，就发出来了。没想到，这却违背了胡绳的原意，他把我叫去，说：“我记得我没有提他们两人的名字呀！”我承认是我加上去的，并说明了加上去的理由。胡绳叹了一口气，说：“文章是编辑部请人家写的，检讨应该编辑部来检讨，怎么能批评别人呢！”因为这是对我工作失误的一次批评，所以至今记得。
1962年下半年开始胡绳几乎每天低烧，从1963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几个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恰好乔木也是无名低烧，在秀才班子里，这也是一桩巧合。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康生出语惊人：“乔木，胡绳，我看都没有病！”是说他们没病装病，还是说他们无病呻吟，或者是说他们的病是精神因素，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不得而知。
胡绳说，“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我的病也就慢慢好了。当我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情况，我算是知情人。我写过一篇《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不知道参加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是不是胡绳重新工作的开始，如果是，那他这个开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但毛泽东找了五个人：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和关锋，根本不是谈这个问题。
后来这要害在“罢官”，成了一桩公案：关锋揭发，在整理杭州谈话纪要时，他要写进去这句关于“要害”的话，而田家英、胡绳不赞成。这就成了他们“隐瞒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一大罪状！
胡绳在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说，这件事同田家英之死可能有点关系。而事实是，提出要整理这次谈话纪录的正是田家英。他作为中办副主任，认为谈话中的重要内容应当送中央同志看看。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和其他许多附带提到的话一样，不必整理进纪要里。胡绳同意这个意见，参加整理纪要的三人之一的关锋，是执笔者，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就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关锋向田、胡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田、胡都没有理这个问题，关锋也没有再说什么。
但这件事也说明田和胡，对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缺乏敏感。
我要补充的是，传达出来的毛泽东谈话，实际上包括要害在罢官的内容。这有三点可证：① 1962年12月二十几，周扬听说了要害在罢官，忙要我们加到署名“方求”的批判文章中去；② 1966年1月，许立群写汇报，请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要害在罢官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篇，现在应该如何掌握；③ 彭真负责的《二月提纲》里写了要害问题。
所以，序幕虽已揭开，山风时时刮起，但是山雨还没来。特别是1966年2月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提纲》随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之后，好似黑云已散，只要开个会，传达一下，就可以照此章程办事了。
于是，胡绳、许立群，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学术上的主持，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办公室主任，一起到四川三线参观游览或曰视察去了。
《胡绳诗存》中有一首诗，写于1994年，忆这次出游。诗曰：
卅载金牛访旧乡，
草深树密杂花香。
当时那识风涛恶，
犹试龙家抄手汤。
诗末附一小注：“余于一九六六年初与许立群同志到成都，宿金牛坝（宾馆）。时为‘文革’风浪将起之时，而余等瞢然不知也。”
七 胡 绳 修 党 史
胡绳学识渊博，涉猎甚广，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近代史学家。集中很多精力研究党史，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
新时期修党史，或许可以说是从起草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开始吧。我记不清楚胡绳是不是参加了起草小组。接着就成立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小组，这是1979年国庆之后不久的事情。后来陈云同志提了建议，要在决议的前面专门加写一大篇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很赞成，认为60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这个意见转达给起草小组已经是1981年3月下旬。那时，历史决议草稿已反复起草多遍，正在紧张修改中。谁来起草这新的一篇话？乔木说：叫胡绳来写吧！搬来这员大将，没多久就起草好了。简练，准确，流畅！立即同其他部分反复修改过的稿子并到一起交付下一轮讨论。我至今还记得乔木在同我们几个人议论时对胡绳稿子表示赞许的神情。经过讨论接受意见，增加了许多句子，照顾到各个方面，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内容上是更丰满了。当然，补丁一打，不能不多少影响到文字的洁净，乔木对此是表示惋惜的。虽说在集体的决议里（而不是个人的文章里），这种情况是必不可免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80年成立。单独成立这个研究室，就是为了修党史。这是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一个机构来“官修”党史。胡乔木兼主任，胡绳等为副主任，1982年，乔木不兼主任了，胡绳为主任。这个研究室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准备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当时通称为党史“正本”。先编上卷即建国以前的部分。
我那时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参加了1985年上卷本初稿征求意见的会。我没有多去研究稿子的具体内容，而是研究了一下过去党史审定的模式。
大家知道，1983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个模式。这种模式，显出它的极大权威，就是公开宣布此书由“联共（布）中央审定”，印在封面上。而且几乎收入《斯大林全集》，1946年开始出版《斯大林全集》时即宣布，其第十五卷就是这部教程。那就更加权威得无与伦比了。只是《斯大林全集》出到第十三卷就中断了。
中国共产党党史教科书的审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呢？不知道过去有过什么考虑或决定没有。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党在探索自己的模式。
首先，有了一个延安模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全会决议当然是够权威的，但是没有编写和出版中央审定的党史教科书。
建国初期，又有了一个模式——《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模式。此文发表前，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就四个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一一作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毛泽东决定，此文由胡乔木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见杨尚昆、谷羽的回忆）。随即出了单行本，大量印行，是一本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但是，没有采用标明中共中央审定的苏联模式。
然后，有了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报告中宣布的中央决定的模式。这是一个有意识地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新模式。陆定一在讲话中在论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百家争鸣时说：“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是近年来成绩不多。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确没有组织编写党史。这以前，原来设在中宣部的党史资料室（编出过多期《党史资料》），也合到别的研究单位去了。党的大事记好像也没有出或者没有来得及出。由中宣部主持出了党史文件汇编。先是三个散装的口袋，其所以要一篇篇散装，而不装订成册，是要表示这还不是完整的编好了的文件汇编。后来没有再这样拘泥于形式，增补之后，出了六本《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八届十中全会后，想法有过变化。记得曾听说，准备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党史委员会来编写党史。没有来得及进行，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0年1月决定成立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职责分别是“初步”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成立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编写工作。（见《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
这时，中央正在着手起草新的历史决议。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四千多人讨论，最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还是延安的模式。比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的规格还要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写出，召开征求意见的会议，已经是若干年以后了。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个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已不存在，1982年成立的党史工作小组（后来到1988年3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为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为副组长）。这时，准备经过怎样的程序进行审定呢？
在书稿征求意见的小组会上，党史界有些同志对于审定的方式提出过一些意见。我也提了意见，并引用了陆定一在1956年讲话中宣布过的那时的决定。我主张，不必要出版宣布由中共中央审定的党史“正本”。那样固然权威，但是，中共中央怎么可能对书中的每一个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都加以审定呢？那样的权威地位一确立，党史界还怎样进行研究和讨论呢？“正本”之外，其他的党史著作是不是都成为“偏本”或“野史”了呢？我主张，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正式的本子，就有它足够的相对的权威性了。我听到别的同志也有类似的意见。
这个意见，我也跟胡绳说过。
后来知道，1988年8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了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党史上卷中的九个历史问题，陈述了基本事实和观点，请党史领导小组审定。得到了认可。报告还提到，1985年党史工作小组和中央负责同志曾确定：“党史书稿中除一些重大政治性问题由中央或中央党史小组审定外，学术性问题由党史研究室负责处理，可不用中央审定的名义而用党史研究室的名义出版。”报告提出：“考虑到这一部约六十万字的书稿，中央领导同志很难抽出足够的时间来审阅，也不能对书稿的具体内容负责，故建议这部书稿的出版，仍按中央党史小组1985年11月提出的上述原则，即除重大政治性问题的处理意见请中央或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审定外，全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自行负责出版。”也得到了批准。
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建党70周年的时候出版，就是采用的这个模式。
这是胡绳主持修出的第一部党史。此书获得1992年的全国图书奖。
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也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名义出版，还加署了“胡绳主编”。这是胡绳主持修出的第二部党史。
我是1991年初春开始参加这部党史的最后阶段的修改和定稿工作的。是胡绳通过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求我参加的，说是因为我参加过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要我帮助他修改这部党史建国以后的部分。我很高兴参加这项工作，但是，我过去写的都是单篇文章，还没有编写过成本的著作，缺乏经验，表示有点畏难。胡绳笑笑，说：“那你就从这本书开始吧。”我说，我还要看许多原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别人的研究和编著的成果），恐怕时间来不及。后来决定由我负责建国后17年那两章，初稿是党史研究室的戴鹿鸣、周承恩同志提供的，我作了较多的修改、改写才定稿。
这部党史未能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赶在“七一”建党70周年的时候出版，而是迟了一个多月。这是为了书的质量。这部书经邓小平同志同意，用了他为党史室同名画册题写的书名。乔木写了《题记》，还在出版座谈会上讲过一篇话，给予此书很高评价：“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收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这里说“宣传品”，是打了引号、加了“某种”的形容词的，不是一般地贬损宣传品。宣传事实、宣传真理的宣传品，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宣传品也可以是并且应该是明白晓畅、严谨切实、给人营养、引人思考的。陈言堆砌，了无新意，没有学术价值，也收不到宣传效果。当然，这部书不是十全十美，乔木说，“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但乔木还是称赞这本书“对党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强调党史上的大问题中央固然已有明确结论，这也是本书的指南，“但是这本书的特色，却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乔木还提出了一个任务，进入下个世纪，本书要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
没有乔木的决断和鼎力支持，这部书恐怕是难以出版的。
《七十年》有哪些新颖的见解和独立的判断呢？1999年中共党史学会换届时我讲到这个问题，就其大者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二年间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九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十三年”，这个论断，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划时期的坐标”，就是在《七十年》的结束语中提出来的。这篇结束语是胡绳执笔的。写这篇结束语，是在1991年，现在是1999年，从现在来说，后一个时期已经21年了。
其实，这也算不上一个新颖见解。历史决议中已经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胡绳这个见解，是依据于历史决议，也可以说是“重复或者引申”历史决议已有的结论，不过确实又从展开论述党的历史和编著党史著作上深化和丰富了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从历史决议到《七十年》出版，有10年时间，到现在有18年时间，在10年、18年之后再来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当然会对历史决议的论断作出更深更丰富的开掘。
1994年在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胡绳着重讲了这个“划分时期的坐标”。他说，这个分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我是很看重这个意见特别是它的实质意义的。我认为，这个新时期划分的标志，已经是在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得到了肯定的结论。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讲话中又说：“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第二个例子：把从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这10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并论述了“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这是《七十年》第七章及其第十节的标题所鲜明地表达了的。乔木在称赞这本书的新颖见解时说，“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
这条见解，当然也是根据于历史决议的分析，但是突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主题，作出了有别于过去讲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的关于“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这的确是有“新意”的。
为什么说《七十年》说的“两个发展趋向”不同于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过去常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截然对立，泾渭分明。路线正确就一切正确，没有错误；路线错误就一切皆错，没有正确。错误路线还得有头子、有集团、有爪牙，有计划、有纲领、有阴谋。还要计算错误路线的起止，路线斗争的次数，以至于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等等一大套。历史决议抛弃了这个模式，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在这10年中在指导思想上有哪些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哪些是错了，遭到了怎样的损失。《七十年》进一步分析了这10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强调无论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趋向，都是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两个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七十年》的这番分析，我是听到过不少好评的。
胡绳在《七十年》出版座谈会上也特别说到这个分析。他说：“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倾向。后一种倾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先导。从六十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他还认为，“这也许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乔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讲过“两个趋势”的问题。他说：“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的革命轨道前进。”《七十年》的论述参考和发挥了乔木的这个论述。
这部党史，获得了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胡绳要我代表去领了奖。吴奖有奖金二万元，大家同意胡绳的建议，交给财力单薄的胡绳青年学术奖励基金了。
我的书房里现在挂着胡绳写的一幅立轴：
园深草长树成峦
叶茂阴浓顿觉寒
不是花时空斗艳
枝头新果累如丸
辛未初夏同在玉泉山时作此小诗，其时《七十年》
行将定稿，录奉育之同志两正
1991年10月胡绳
这首诗现在收进《胡绳诗存》，写作时间记为
八 胡绳最后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胡绳的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这是胡绳生前出版的最后的著作。
这是胡绳以前出过的一本文集的增订新版。
1997年4月香港三联出版过胡绳的一本同名文集，副题是《胡绳的十篇文章》。这10篇文章是：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1983年3月）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2月）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1990年8月）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1991年11月）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读书笔记》（1992年4月）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1993年12月）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4年3～4月）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1994年12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95年12月）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作用》（1996年9月）
除了最后两篇分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和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说以外，都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头文章，在内地发生过广泛的影响。现在结集在香港出版，并且同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了英译本（此译本删去中文版中读书笔记一篇，书名改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胡绳的九篇论文》），在海外也发生了影响。
这10篇文章，都已收入《胡绳全书》第3卷。在《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我有一个发言，说到胡绳著作的两头，一头是青年时代的著作，一头是近十几年的著作。在近十几年的著作中，我特别提到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的10篇著作。我说，我们许多老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很尊重、很拥护的，对于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和传播，是做了贡献的。但是，像胡绳这样，写了这么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这个理论的论文的，并不多见。所以特别可贵。胡绳80自寿铭，说自己“七十八十,粗知天命”。那么，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他“知天命”也就是比较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命运和自己命运的著作了。写这些著作的时候，胡绳年纪渐入老境，思想却是年轻的，是与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前进而俱进的。就像他的又一首诗中说的：“此心不与年俱老”。
这次在北京出新本《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删去了原来香港三联版的最后一篇，增加了《胡绳全书》出版后新发表的两篇，这就是：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1998年7月）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年5月）
前一篇是短文，发表在《望》杂志和《中共党史研究》上，后一篇是长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上。
胡绳是很重视他这两篇文章的，我也认为这是胡绳晚年深思之作。
胡绳准备他后一篇文章，是很费了功夫的。它原是1998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零五周年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我也参加了那次学术会议，党史研究室参加那次会的主任、副主任有胡绳，石仲泉，李君如，还有我。我同逄先知同志开玩笑说，比你们文献研究室（会议主办单位）与会的主任副主任还多。事前就听说胡绳要有一个学术报告，不知道是长是短，是有了稿子还是没有稿子。当时胡绳病已渐重，我以为有个短稿，胡绳就不必多讲了。结果胡绳一上讲坛，就拿出几个笔记本，说，这个问题他已思考了很久，做了准备，稿子还没有，只有提纲和一些笔记，今天就根据这些讲一讲。我就坐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看见他笔记本上亲笔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出乎大家的意外，他一讲就讲了两三个小时。演讲结束，大家送他到礼堂外面，说他精力很好，他很高兴，说自己也没有想到讲了这么长时间。
这是胡绳最后一次面对公众的学术演讲。
会后到几个纪念地参观，胡绳是单独去的，我们是另外去的。在宁乡花明楼刘少奇故居的立像前相遇，一同照了像。他还去了坂仓（杨开慧故居），去了乌石（彭德怀故居）。三处各题诗一首，抒发感慨。然后他南下，经衡阳、零陵（永州）到广东。既是休养，也是游览，游旧游之地和未游之地。本来邀我同游，可惜我还要赶在年前完成修改书稿的任务，未能同去，至今遗憾。《胡绳诗存》中最后七首，就是这一行所赋的诗。
报告录音整理成文，已经是第二年4月的事了。整理工作量很大，而且整理成稿以后，还给几个人看过，征求意见。也送给我一份，我提了一些意见，在发表稿上都改动了。别人大概也提了不少意见。《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邢棠纪念胡绳的文章讲了4月胡绳交给编辑部的，是根据录音和发言提纲，综合收集到的各方意见，作了修改和订正的稿子，发表前请编辑部再提出修改意见，胡绳还要看校样。编辑部提了许多文字意见。送回的校样上，秘书根据胡绳的意见写道：“校改处，引文照改，其他修改处有√可改，别处不动。”并在电话中说明，这是因为文章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为不使这里发表的稿子同那里的差异过大，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就不改了。尽管如此，有√处仍达21处之多。可见修改之细。邢棠还举了一处胡绳亲自精心校改的例子：原稿中的句子“当然不能把一穷二白看成为一张纯洁的白纸，在上面可以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改为“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样的斟酌修改，是胡绳一丝不苟的治学和行文的风格，惟有编辑体会最深，只读到发表的定稿的读者是不容易体会的。
这是胡绳最后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
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好评，也引起尖锐的批评。
两篇文章收进新本《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时，胡绳又作了修改。这时已是2000年六七月间了，他的病已恶化，仍然冒着酷暑详细地修改，特别是关于建党初期社会主义论战的部分。“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后半句也进一步修改为“但只凭纯洁的底子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是胡绳反复斟酌、精心修改的著作。
我在这篇琐忆之一里，引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中300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在人类的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的那段话，是根据当时发表的文本引的，指的是20、21、22这三个世纪。后来白小麦（胡绳秘书）告诉我，在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时，胡绳又作了修改，改为21、22、23这三个世纪。大概是有人提了意见，说是太乐观了吧。延长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仍然不算太慢。这个加了100年的300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论，表明胡绳终归是一个坚定的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九 胡 绳 遗 著
胡绳琐忆八则都是送别归来所写，连续发表在《百年潮》上，现在收入纪念文集中，觉得还需要补充一则，关于胡绳遗著的一则。
所谓胡绳遗著，即胡绳生前所作而不曾发表过的论文和谈话，现在准备都收入《胡绳全书》，成为它的第十册。此册大概快要出版了。另外还有胡绳日记和书信，可能还在整理和搜集中。胡绳遗著内容丰富，最重要的我看要数胡绳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组10篇谈话。胡绳晚年重新思考这一段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的历史，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新思想，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组谈话内容也很丰富，我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即胡适评价的问题。所以这一则其实不能叫“胡绳遗著”，应该叫《胡绳晚年谈话论胡适》，算是对《胡绳论胡适》那一则琐忆的一个补充。
胡绳晚年同时主持编写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续篇，一部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丁伟志等同志编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续篇。胡绳是这两个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主任和院长），前一部著作算是职务著作，后一部著作则是他个人主持的研究著作。可惜在他生前两部著作都没有能够完成。
胡绳关于《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次谈话中，七处讲到胡适,总共17次提到胡适的名字！
10次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写这段历史，在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除了国、共两个角色之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
论及胡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认为胡适属于中间势力。
七处讲到胡适，虽是随手拈来，随意而谈，却几乎涉及胡适一生主要的思想、政治倾向。
为了阐明胡绳晚年谈话论胡适，需要结合介绍一下胡适的思想和活动。
胡适显露头角，是在以《新青年》杂志为号角的新文化运动中。那时，他以新文化运动擎旗人物之一的姿态，而为先进青年所倾慕。毛泽东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自己生平，就说到自己当年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他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友分别邀请胡适、蔡元培等人到北大文科大楼同他们谈话，“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这次在北京和两年后再次到北京，毛泽东“上书”（《胡适的日记》）于胡适，求见于胡适，请教于胡适，大概都是对“楷模”崇敬和尊重的表现吧。
新文化运动何时分化？这很难说分明，因为这场运动原本是思想来源不很相同人们，朝着大体相同的目标——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而共同投入、相互影响的一场运动。
或曰：实验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这也许有一点道理。但是，对西方哲学的宣传，诸家百派，各有所宗，而且分歧在哲学层面，还没有显现在现实政治层面。1919年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讲到胡适介绍和提倡的“实验主义”时，是把它归入“浩浩荡荡的新思潮”这一边的。就是说，是把它放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这一边的。胡绳晚年谈话中甚至说：“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胡讲的并非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此论不能算是对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的系统评论，但三言两语的大白话，与50年代批胡适时中国学术界固定化了的观点很不相同。
或曰：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这已经到了现实政治的层面。从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到宣传社会主义，这的确是很大的思想变化。但是，正如胡绳所说：“真正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多少要讲点社会主义，甚至胡适都讲点社会主义。”直到1926年胡适写《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还在以称赞的语气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至于说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是分化的开始，这更是历来的说法。胡适自己后来也说，“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不过，这场争论有没有后来各方赋予的那么严重的政治含义，是可以讨论的。在当时，毛泽东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后不久，就写了一篇《问题研究会章程》，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前的事。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日益明显。李大钊是1919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家的，毛泽东是1920年底从种种主义中选定马克思主义并主张中国共产党成为“主义”的结合的，陈独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党的领导人的。以这些人为代表，分化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分化。胡绳晚年谈话中对此有一大段很有见地的议论：
“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
“不革命的民主派”，显然是引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毛泽东的原话是“非革命的民主派”。1923年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纵论国内各派势力，用的正是三分法：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而把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之中。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反动派，是指北洋军阀，所说的革命的民主派，是指新兴的共产派与之合作的国民党。作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当然已经不再把胡适当作“楷模”了，但并没有把他归入反动派，认为他还是属于民主派，不过是“非革命”的民主派。这是一个很准确的定位。而且毛泽东还满怀希望地预期：由于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后一个时期内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激进的主张，和较激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
毛泽东这个愿望，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周恩来那时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上发表文章，一方面对胡适近来在《努力》上发表的政论表示非常失望，认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另一方面又认为，胡先生说过“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我们并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被迫得不能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到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
不过共产党人的这种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革命风云突变，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取代北洋军阀而成为反动派。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关系重新组合。胡适派何去何从？
胡绳晚年谈话中说，胡适“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
同胡适一样“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的，有许多知识界人士，蔡元培也在其中。胡适“后来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是指他和罗隆基等人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1930年汇集为《人权论集》，批评那个时候是“个人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这些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纪录有所不满的文章和书籍，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国民党立即对这些文章进行围攻，书出版后立即遭到严禁。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作出决议，称“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予以惩办”。教育部奉令对胡适加以警告。围攻胡适的论文，还汇集为一本《评胡适反党义近著》。胡适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权观点。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参加同盟并被推选为北平分会主席。胡绳晚年谈话中对此评论说：“如胡适这类人，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该团结而不应该排斥他们。当时宋庆龄就做得比较好，团结胡适一起参加人权保障同盟，争取团结他还是对的。”
那么，胡绳所说的胡适“尽管最终屈服了”，是怎么回事呢？
大概就是指胡适在报端批评民权保障同盟宣言“释放政治犯”的主张，至少是包括这件事。
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民权保障同盟和杨杏佛致电致信胡适，询问谈话真相，要求予以解释。胡适不答。又由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致电，称：“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还是不答。
也是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瞿秋白
这是一首由于编入鲁迅文集而传诵一时的诗。评这首诗，不能不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血腥背景。从对待中间派来说，这反映了当时左翼文坛对胡适一类人义正词苛（义正而言词稍显苛刻）的批评和拒斥的态度。
近日读朱正《鲁迅论稿》，发现他有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谈人权，“革命的自由权”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法国大革命中《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里就宣布了“反抗压迫的权利”。在《人权论集》中胡适的几篇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个“反抗压迫的权利”，而罗隆基的文章是提到了的，并称之为“革命的人权”，还说孙中山40年致力的事业就是拿革命的人权来拥护自由平等这些人权。胡适没有把革命的自由权看作基本人权之一，而把它同其他几项人权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与罗隆基的这点差别，大约就是他们两人后来政治归宿不同的原因。
这归宿不同，就是罗隆基这位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来向左转，走上同共产党联合的道路;而胡适这位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来向右转，不时“和国民党混在一起”。
这“和国民党混在一起”，也是胡绳晚年评论胡适的话。胡绳说：“也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从根本上反封建，结果和国民党混在一起，胡适就是这类人。”“胡适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当时矛盾相当尖锐，他也反对复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
这是讲的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在日本要灭亡全中国的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倡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适自然还是中国共产党要极力争取团结的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
1936年6月，毛泽东写信给蔡元培，呼吁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信末并致“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列了一个从宋庆龄到舒新城的70人名单，其中自然不能没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中毛泽东结识的“学术师友”胡适。
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多次不经意地引用胡适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提倡文学改良的名言。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接待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又托来访的傅斯年“代问老师胡适好”。
这善意的问候，却引来胡适给毛泽东的一封缺乏善意的电报，表露了胡适“和国民党混在一起”的立场。那时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又要起来，胡适在电报中为正在加紧准备发动内战的国民党作辩护，而把内战的责任加到中国共产党头上。这是他“人权抛却说王权”的又一次表现。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回答他这封电报，大概还是争取他作为中间势力，而不想把他推到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前台吧。
1946年形势急剧变化，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1948又召开“行宪国大”。在“行宪国大”期间，蒋介石请胡适当总统，在这年年末，蒋介石请胡适当行政院长。尽管前一次由于蒋介石翻悔，后一次由于胡适婉拒，都没有成，无论如何应该说，胡适已经被国民党拉到（也是自己走到）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前台。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还没有完全放弃把胡适从反动阵营争取过来的打算。过去许多书上（白吉庵《胡适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都写过一个传说，说是北平解放前夕共产党争取胡适，表示如果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当北京图书馆长。这个传说一直没有得到可靠的文献证实。几年前，我偶然查到了一篇文献，那是陈毅关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口头报告的传达记录。记录中说，毛泽东在批评三种过左倾向（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时说过：“你到北平，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这个争取胡适的意向，是查有实据的了。
1948年12月解放大军围困北平，胡适没有留下，而是坐国民党派来的飞机匆忙地走了。16日走到南京，17日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哭求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接着才发生战犯名单的事。最初中国共产党权威人士公布（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主导观点完全把胡适看作依附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的反面人物。对胡适的批判，建国之初就陆续见诸报端，1954年还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
但是，批判归批判，争取还是要争取。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还作过争取胡适回国的努力。1956年9月周恩来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在英国的陈源带讯息给胡适，1957年回国访问的曹聚仁也曾带过这类讯息。在《胡绳论胡适》中我还提到唐回忆文章所说的毛泽东在一次宴会上肯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功，笑谈到21世纪为胡适平反的事。
大陆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正流亡美国，无以谋生，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当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两年后以“名誉馆长”的名义被“光荣”解职。他仍客居美国，主要作研究和讲学的活动。1958年回到台湾定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在美国和在台湾，胡适同国民党相处得并不愉快。
胡绳晚年论胡适，有一个新论点，就是认为“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没有展开论述，只举出一个事例，即“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为批评国民党受到围攻”。
这是说的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指的就是《自由中国》的事。
《自由中国》是胡适赴美之前，雷震同他商量，发起创办的一个杂志。1949年11月在台北问世，胡适为发行人，并刊出胡适所写的本刊《宗旨》。胡适还不时在上面发表文章，1954年在一篇文章中还攻击社会主义是“到奴役之路”，并对他1926年说过“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表示当众忏悔。可见此时胡适和《自由中国》思想的一面。另一方面，胡适和《自由中国》又反对国民党专制，压迫言论自由。1956年蒋介石70岁，“婉谢祝寿”而“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自由中国》出了一个“祝寿专号”。胡适写了一篇文章，建议蒋介石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总统。这种委婉的建言，竟引起台湾当局震怒。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其《特种指示》中说《自由中国》“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论调”，在其《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中说“有一知名的学者”发表向政府争言论自由的文章，“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这情况同当年《人权论集》引起的围攻，几乎如出一辙！
胡适回台定居后，主张知识界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反对党。1960年胡适又发表意见，不赞成蒋介石修改宪法，连任第三届总统（宪法原来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一届）。对于雷震的组党活动，胡适也予以鼓励。可是，新党即将组成之前，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雷震，罪名是“文字叛乱”和“知匪不报”，《自由中国》因此停刊。这对胡适是很大的打击。他憋不住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表示愿出庭作证，证明雷是“爱国反共的人”。胡适求见蒋，蒋不理，在不谈雷案的条件下，蒋见了他，他谈世界形势，还是提到雷案，说在国外反响很不好，使他实在见不得人。蒋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两年间，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震），不相信我们政府。”听了这话，胡适很惶恐，连忙表示，11年前到美国时他说过“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至今没有改变。这才把气氛缓和下来。这和当年争人权受压后妥协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几乎如出一辙。
作为《自由中国》一案的背景，美、蒋、胡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如何，毛泽东
总括一句，胡绳晚年谈话论胡适，中心的思想是认为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包括他的晚年。胡绳说：“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间势力也具有两面性。抹煞他们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贡献是不对的。即使是胡适派也是如此。”胡适“最大的毛病是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说问题出在‘五鬼闹中华’，但他坚持反对复古，实际上是反封建（虽然他不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名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他联合。”
胡绳论胡适属于中间势力，不仅从政治上立论，而且从思想上文化上和学术上立论，甚至更重要的是从后一方面立论。不过，胡绳晚年谈话所举事例，多属于胡适的政治立场。这篇补记的琐忆，也只能如此。
深化党史研究的楷模
盖 军
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的胡绳同志不负使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以其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渊博的学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找到了他“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的答案。他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发表多篇论著，对我们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有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我仅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的学习谈点看法。
一、提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一个头号问题。胡绳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经验。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读书笔记(1992年4月)和后来同一题目的文章中(1998年7月)，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理论上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明。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阶级社会发展中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进步作用”；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可能发生和可能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它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列宁也同样指出：“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由于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要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
胡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制度的优越性建立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然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真正能发挥出来，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社会主义的大厦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却“困扰几代中国人”。
胡绳总结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他指出，1925～1927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才谈得上社会主义。“当时马林、鲍罗廷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把‘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思想灌输给中国共产党人。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根据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形势认为，虽然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但胜利后的政权总为资产阶级所取得，接着无产阶级就要把枪从右肩换到左肩，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顾二十世纪中国的特点，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结果遭致右倾机会主义而陷革命于失败”。经过这次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初（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笔者注)改变看法，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即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已经采取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步骤。这种‘左’倾观点也来自共产国际，又使革命遭受严重失败，并且留下很深的毒素”。
胡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的正确性。他指出：“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容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作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胡绳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高度，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二、科学地总结了建国后近30年
历史的经验教训胡绳指出，从50～70年代，“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也应立即彻底消灭”。“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胡绳进一步指出：“建国之初，我们党对何时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但是，“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那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已经开始。其实，这个说法不大能够服人”。“应该说，在建国后三年党的方针有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的力量人为地促成？这本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并不明确地认为两翼的‘三改’过于超前，但确认工业化落后，于是1958年搞‘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工业化一下子搞上去，结果没有成功。同时，‘两翼’似乎根本不考虑是否与‘主体’相适应而仍继续猛进。最显著的是农业方面，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这种认识和那时的领导思想不无关系”。“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这就深刻地论述了我国50～70年代犯“左”倾错误造成理论和实际错位的经验教训，其根源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单纯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和提高，其结果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严谨求实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胡绳晚年思想的闪光之点。他上述两篇著作真正体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党的80周年的讲话中所说的“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经验，正是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这不仅是胡绳“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的答案，也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上认识问题指出了方向。可以说，胡绳的思想认识是在他参与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础上的前进，是对《决议》的发展，也可以说这是胡绳用他最后的生命之火，为我们留下的宝贵启示。
正如新华社发表的《胡绳同志生平》所讲的，“胡绳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在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和写作“总是注重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因而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但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胡绳同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些评价反映了真实情况。
三、面对厄运，无所畏惧
上述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受一些人的围攻。有人攻击他为“庸俗的唯生产力论”，有人指责他“制造这一个又一个弥天大论要干什么？”等等。他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没有退却，坚信科学真理是不可战胜的。这从他给吴江同志的信中可以说明。他说：“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英雄好汉了。”他所说的“尚有发挥余地”，是他几年来潜心思考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世纪之交关于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的重要问题，他言犹未尽。至于那些“英雄好汉”们的意见，任由人们去评说吧。
本文是
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
魏久明
今年7月9日，胡绳同志叫我去，说要给我“交待任务”。下午3时，我来到了他的书房。简短寒暄之后，他对我说，他想外出走走，一是去参观一些地方，二是思考一些问题，主要是休息。他说：我们先去烟台，然后去南方(这时北京很热，气温达到40度)，你同我去，帮我做些事，出去联络安排工作由你负责，就“屈尊”了。我听胡绳同志这样讲，连忙不好意思地说：“您是我的领导，您交待的任务，我会努力去完成，没有问题，我随时听您的安排。”接着，他又谈了半个小时，主要是讲他这次外出的计划、注意的事项和要做的准备工作等。我看他的气色、精神都很好，谈到外出活动计划时，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我说，我回去就积极做好准备工作。
从胡绳同志书房出来后，胡绳同志的秘书黎钢同志告诉我，胡老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医院要他住院治疗，不同意他外出；中央保健局也认为，根据目前胡绳同志的病情，随时可能出问题，应劝阻他外出。而胡绳同志本人不愿意住院，坚持要外出，他还期望能走进2001年!我听黎纲同志介绍的情况，心里很沉重，也感到责任重大。
寻 找 过 去 的 脚 印
胡绳同志到烟台市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吴官正和省府、省政协及烟台市一些领导同志来看望胡绳。胡绳同志微笑着对他们说：“我和山东有缘。1948年我离开香港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时，就是经过海路从山东上岸，1949年元旦在济南过的。建国后，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作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参加大会。会后，还以人民代表的身分到山东视察工作。后来，外国有些报刊介绍说，胡绳，山东省人氏也。”他对山东的同志讲：“以后我对山东的生产建设和发展都比较注意，山东提出建造一个水上山东，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1948年下半年，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党中央组织在香港的党外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北上。这年10月，胡绳和沙千里为急于赶到河北平山，他们从香港搭船到韩国的仁川港，从仁川乘船到大连；又与连贯、翦伯赞、宦乡等人，从大连渡海到山东威海的成山头上岸。然后，乘卡车经文登、莱阳到青州，进入山东解放区。这时济南已经解放，他们到济南休整了几天。又从济南乘火车到德州，再从德州坐火车到石家庄，到达平山西柏坡。这次行程，前后历时三个月，胡绳同志称是“一次不寻常的旅行”。1998年，胡绳同志80岁时，到过济南、青州等地，在青州写了一首诗：“平畴百里麦苗稠，指点前村是小楼。五十年前鏖战地，岂知身又到青州。”诗中所指的前村小楼，就是他50年前路过青州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所在地。这次他在烟台，常常坐在海边上看潮起潮落。今年夏天尽管很热，但傍晚的海风，仍然凉飕飕的。我们怕胡绳同志感冒，劝他回住所休息。他说：“不!我要看看太阳怎样落海的，看看晚上海潮的涌动。”我想，这时大概他在追忆1948年从大连乘小快艇，在黑夜冒着大风浪(这样可以避免遭遇国民党海军的拦截)渡过渤海湾的情景。由于船摇晃得厉害，同行的几个人都晕倒躺在船舱里。第二天清晨到达成山头，在“尖头儿上”荒滩登陆，人难受得几乎站不起来。渡海惊险的经历使他难以忘怀。这次到烟台，他几次提出要去威海，看看当年上岸的地方，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成行。1998年7月，他写了一首题为《海滨》的诗反映了他的心情：“茫茫大海久忘年，半世人间百事迁。芳草茸茸接天碧，怅然难觅旧时园。”后来，他让他的儿子、孙子去走了一趟。他们参观回来后，告诉他当年的荒滩上，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化的港口，渔民都住上了小洋楼，这个栖霞村花了六千万元，建起了“野生动物园”，有狮子、老虎、大象、海豹等。他听了很惊讶，又非常高兴。
回 顾 成 长 的 道 路
胡绳同志少年聪慧，从小勤奋好学。他上小学是从五年级开始的，读了二年就升入苏州中学。1931年，他在苏州中学读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说：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和同学一起办过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壁报。30年代，上海革命思潮很活跃。我15岁离开了家乡，1933年秋天，只身来到上海选了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即徐家汇复旦中学读书。这次在上海，胡绳同志又去看了母校，会见了健在的都已年过八旬的老同学，看了新建的现代化的教学大楼，还特别看了他当年读书的旧教室和活动场所。1992年他曾到复旦中学参观过，当时信手题诗，写道：“雨雨风风六十秋，弦歌旧地忽重游。”这次他重访母校，感情更加深沉。他说：那时我到上海读书，是我更加广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文化界进步青年，打开眼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当时，他还到上海卡德路的世界语者协会，学习世界语。他在参加“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革命活动中，结识了胡乔木同志。胡乔木有时到胡绳住的环龙路的亭子间，长谈到深夜，就睡在胡绳住处。这时，他们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他告诉我们，1934年夏，16岁时他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那年，他以胡绳的笔名，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引起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当时，地下党派扬帆同志(当时也是北大学生)和他接触，约他到东单一家餐馆，“请胡绳先生吃饭”。胡绳同志说：扬帆开始以为我是一位独立撰稿的老先生，一见面，才知道我是北大读书的小大学生(当时我个子不高)。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请我帮助办杂志，因为我要坚持学习，没有接受。从此，胡绳同志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
1935年夏，他回到上海，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自学和写作，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西方古典哲学。胡绳同志说：一天，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车上碰到上海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先生。他问我，能不能为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写本书。这套丛书有十多本，参加写作的有钱亦石、柳、艾思奇、何干之、钱俊瑞、茅盾、沈志远等人。我当时问他：写什么内容呀?他想了一下说：写《哲学人生观》怎么样?我听了这个题目，认为能写，但得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写好。我对张说，我回去想想，过几天答复你。张仲实爽快地说：好!我等你的决定。过了几天，我到上海福州路的生活书店编辑部找了张仲实，确定写这本书。胡绳同志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于1936年1月，他19岁生日时，写出了第一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新哲学的人生观》。胡绳同志这本“献给千万刻苦奋斗的青年”的书，当时成为激励青年革命和进步的书，多次再版，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致国民党把它视为“阐述确定人生观须以唯物论为根据，以唯物辩证法作准则”的“鼓吹偏激思想”的书，而加以查禁。
这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胡绳同志又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部文集是他这次离京前脱稿的。他冒着酷暑天摄氏40度的高温，修改完最后一篇稿子。
谈到写作，胡绳同志说：回顾我过去的写作生涯，一生写的文章中，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从《胡绳全书》和他的其他著作来看，确实如此。他总是围绕党的事业发展，注意时代需要和人民需要而写作。他的一生，从提倡树立科学人生观著书立说，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胡绳同志到上海后，
2000年瞻仰一大会址胡绳
为了这个题词，胡绳同志连续三天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有时整个上午坐在那里沉思。他亲自提笔拟了三次稿子，有的写的较长。我们考虑胡绳同志视力不好，写字时手有些颤抖，建议他写短一点。他说，就写八个字吧：“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后来，他又深思了一天，逐字斟酌，终于写了12个字：“曲折有时难免，前途定是光明。胡绳”这是胡绳同志留下的最后的墨宝，是他对党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的总结，对党的事业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的表达。
和 病 魔 顽 强 的 斗 争
胡绳同志这次出行，医院的大夫是勉强同意的。医生说，像他这样的病人，早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但是胡绳同志不愿躺在医院里。听说同意他出外活动，很兴奋地说：这次我是开了通行证出去的。到了烟台，他每天按时作息，上午有时看报纸、写日记，接待客人；下午做操，散步。每隔几天，外出参观一次。他饮食口味极佳，有时食量比小伙子还大，也尽量多吃，消化吸收能力很强，他的体重一直没有减少。从表面上看，他气色很好，身体壮实。会见来烟台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及山东省和烟台市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时，他谈话时思维敏捷，语言简洁，意思表达准确，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
胡绳同志自己也不把病痛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写作。他这次外出，带着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带着未了的工作和心愿。比如，这次他就带了为上海复旦中学的一位老同学黄克定同志著作写序言的“任务”。这位老同学，1944年在浙江老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转战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省从事教育、财务工作。他爱好文学和古代汉语，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但他一直处境艰难，特别是“文革”中下放在辽西偏僻落后的农村，在饥寒和艰苦劳动的条件下，每日更深夜静妻儿熟睡之后，在小油灯下，研究很少有人问津的一门冷僻枯燥的学问——汉语“音韵学”，用了30年时间，写出一部学术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这部书，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优美自然和谐的音节谈起，一直写到元代反映北方语言的巨著《中原音韵》，概述了从远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汉语音韵的沿革和发展，历史跨度2000多年。黄克定完成书稿后，想请这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老同学胡绳写序言。其实，胡绳在中学读书时，与这位同学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对我说：“我还记不起这位同学的样子呢!”后来因学术交流，使他和这位老同学常有书信来往。胡绳同志答应写序，并不是因为黄克定是他的同学，而是黄克定刻苦钻研学问的精神使他感动，对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独到见解表示赞扬。胡绳同志说，我对“音韵学”没有研究，但对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人，应该给予鼓励。他从烟台到上海，常常思考这篇序言如何写。有时半夜醒了，睡不着，起来提笔写这篇文章。我们几次用别的办法，分散他的精力，劝他把写序言的事放一放，但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在上海，在今年国庆节前夕，终于把这篇序言写完了。胡绳同志在序中写道：“我对音韵学是门外汉，没有发言权。”但是，“黄克定先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他用数十年业余时间投身于这一冷僻、艰深的研究领域，其条件之艰苦，毅力之强，用功之深，处处表现了一种学人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是值得称赞和佩服的。”他写完这篇序言，如释重负，有一种说不尽的轻松愉快，一笔“老账”还了。这是胡绳用心血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
胡绳同志虽然患有严重的疾病，但是在他的思想上并没有由工作转变到治病休养，可是他的疾病却不可逆转地发展着，有些症状表明，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山东省和烟台市的医疗专家多次检查，都认为胡绳同志应立即住院治疗。于是向中央写了报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立即批示，要动员胡绳同志回北京住院治疗。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受李瑞环同志委托，到烟台劝胡绳同志回北京治病。胡绳没有接受住院治病的意见。这样，他没有去威海、大连，于
巨 大 的 关 怀
今年国庆节后，胡绳同志身体明显不行了。他外出活动体力难以支撑，做操时抬手都很艰难，走路时迈不开脚步，勉强走几步路就不停地喘气，有时一天昏睡16个小时。
这些天，上海市正在举办好几个国际性的大型活动，工作最忙的徐匡迪市长于第二天(30日)下午4时，也赶到医院。他对我们解释：本来他昨天深夜忙完工作之后，想来医院看胡绳同志的，他打电话给黄菊同志，黄菊同志告诉他：刚从医院回来，抢救工作还顺利，胡绳同志正在休息，这么晚了，你就不要去打扰了。徐市长说，今天我处理几件急事，是直接从工作现场赶过来的。他说：“我只有一个愿望，祝胡老恢复健康!”
徐市长走进病房，胡绳同志正睡着。我见市长来了，在胡绳同志耳边轻轻地说：“胡绳同志，上海市徐市长来看您!”胡绳同志闭着眼睛，没有反应。徐市长走到胡绳同志床头，贴近耳边说：“我是徐匡迪，我来看您来了!”连说了两遍，胡绳同志仍安详地睡着。医生想叫醒他，徐市长连忙阻止，说：“让胡老休息，不要惊动他了，现在要紧的是让他安静地休息。”徐市长走出病房后，转身对我们说：“上海市的条件、包括治疗水平，不如北京，但是，华东医院治疗老年性疾病方面，还是有经验的。我们把服务工作加强些，努力把治疗工作搞好。”后来又一再说，有什么事要办的，可以随时找他。
胡绳同志病危及抢救的信息，很快传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30日上午，全国政协、中国社科院、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赶到上海，看望胡绳同志。上午9时，电话传来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胡绳同志的慰问；9时半，电话又传来了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对胡绳同志的慰问。下午3时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道成来到医院，向胡绳同志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及其他各位副主席对胡绳同志的慰问。3时40分，胡锦涛同志处又来电话，询问胡绳同志病情及治疗情况，向胡绳同志问候。5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请市委传达他对胡绳同志的慰问，请胡绳同志安心治疗休养，早日康复。他还要求上海市医疗部门，要尽一切努力，要想一切办法，对胡绳同志的病进行精心治疗。5时半，市委常委、秘书长宋仪侨带着朱总理的电话记录稿来到医院，在胡绳同志的病床边，逐字逐句念给胡绳同志听。胡绳同志虽然没有睁开眼睛，但可以看出他在静静地听着。宋秘书长念完电话记录后，凑近胡绳同志问：“胡老!我传达朱总理的话，您听见没有?”胡绳同志缓缓地点头。虽然他身体很虚弱，病情处在危险期，但是他的思维仍是清晰的。30日这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来电对他慰问、问候，他听后有时嘴唇在动，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大概是想表达他对党中央领导同志关怀、慰问的真诚谢意。
这天下午4时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威来到医院，向胡绳同志说：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领导同志和全室同志都很关心您，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慰问。胡绳同志听了，先是艰难地伸出右手，后又伸出左手，和陈威同志握手，表示感谢。
傍晚6时，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赶到病房看望胡绳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从北京直接打电话到病房，向他们了解胡绳的病情。接着，他要在场主持抢救治疗的华东医院王传馥院长接电话。李铁映同志说：“你们要全力以赴，凡能用上的措施都上。”“你每天直接给我送一份病情简报，有什么困难找我!”这时，上海市政协主席王立平正好赶到医院看望胡绳，他也对王院长说：“胡绳同志是国宝，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不要有什么闪失!”王院长回答：“胡绳同志是首长，也是我们敬重的导师。我年轻时读过他写的书，他影响了我们这一辈人成长。我们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情意，来做好抢救和治疗工作。”
这天下午，胡绳同志精神转好。他在病房会见了北京来的和在上海的多位理论界的著名学者。虽然胡绳同志不能讲话，但是他的眼睛、脸部表情和手势动作，表达了他对探望者的感激之情。特别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和夫人来看他时，他情绪兴奋，脸露笑容。任建新同志对胡绳说：“李瑞环同志要我代表他，代表全国政协各位副主席及全国政协全体同志，来看望你。”他说：“党中央、上海市委很关心，这里治疗条件很好，医院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对你的病进行治疗，请你放心。”胡绳有些激动，张开嘴发出“呵、呵”的声音，但不能说出准确的话语。任建新同志立即紧紧握着胡绳的手，说：“你不要说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聊。”胡绳点点头，平静下来。任建新夫人走近胡绳同志，说：“胡老，您认识我吗?”胡绳点点头，咧嘴笑了，显得很高兴。当任建新夫妇向胡绳告别时，胡绳双手合着，举手作揖，示意再见。
下午3时半，医院给胡绳同志动了手术，改善呼吸及其他症状，手术非常成功。以后几天，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
就在这天深夜，胡绳同志病情突然逆转，经多方抢救无效，于
最 后 的 交 待
在胡绳同志离别我们之前，曾几次要找我和白小麦、黎钢同志开会，交办一些事。特别是
第一，希望加强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滞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加强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很有必要。我们不仅要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创造奇迹，而且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模式上创造奇迹。
第二，我提倡创办的青年学术奖励基金，是为了推动培养青年社会科学家，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希望这个奖励基金能够继续办下去，不要我不在了，就中断了。
第三，我把我大批藏书捐赠给湖北省襄樊市图书馆，希望能发挥它的作用。
胡绳同志交办的事，我们会向有关部门和同志反映，并协同努力去完成。
胡绳同志，安息吧！
纪 念 胡 绳 老 师
蓝 真
胡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史学家、哲学家，也是我的老师，我的引路人。我在他门下就业的时间很短，但感念之情特深，他的逝世，令我悲伤。
1947年我就读香港持恒函授学校哲学科，他是该科甲班的导师，我有了向他求教通信的机缘。在我频向他讨教“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时，他以诗人陆游“书中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诗句启发我(在当时书信往来，内地检查甚严，信中是不能畅所欲言的)，我大受教益，铭记不忘。
不久，在他推荐下，我到香港参加持恒函授学校工作，既是学生又是工作人员，有直接机会和他接触。当时他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又正在和邵荃麟、周而复诸先生筹办《大众文艺丛刊》；他既要写作又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是很忙的。
1948年冬，他参加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书店进行合并为三联书店的仪式之后就离港北上。临别，他在我笔记本上留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会万种人，做万件事”16个字。前二句我是耳熟能详，后二句我当时估计是他临时构思来的。但随着我年龄增长，阅历加深，对这16个字的内部联系，体会也愈来愈加深刻，成为我做人处事的针指。
胡先生原姓项，祖籍钱塘，生于苏州，北京大学哲学系肄业一年后，1935年下半年起就在上海一面自学一面写作，并参加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才十七八岁。那时他已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及从事理论研究。二三十岁他的文章陆续结集出版。其中《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三种著作，同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华岗先生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都是40～50年代期间广大知识青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启蒙读物。《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全国解放后重印了七版，印数很大，还有英、德、俄、西班牙等文的译本。他六十多年来笔耕不辍，著作丰厚。改革开放之后，他写出了好些很能联系当前实际的理论作品，受到学术理论界的重视，香港三联书店三年前精选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改革开放》(胡绳的十篇文章)，可说是他晚年的力作。写这些文章时，他已进入暮年，但思想仍富有生命力、与时俱进，“犹思挥笔追班马”(班指班固，马指司马迁)，他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不断追求的心境。二年前，他亲自编订的《胡绳全书》出版，这六卷九册全书，允称传世之作。
胡绳先生治学严谨，言之有据，注重分析，文风质朴，这是学术界、理论界所共知的了。李瑞环先生称他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毛泽东先生在世时遇到学术方面的问题也常找他一起讨论。对他的思想评论文章，钱锺书先生曾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高声”加以赞许。暇日，他也喜写旧体诗，其中也有春风秋雨、写景记事，但大多是感怀世局，反思表迹的诗。
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举办一个大型“中国书展”，他为书展题辞，在一张八行笺上用毛笔写道：
恨已读之书太少，惟求知之心日增。
书店把这帧题辞，用16开厚磅纸印赠读者作纪念品。从这二句题辞中，作者对学问对生命的无限谦虚和无尽追求，是多么令人敬佩。
胡绳老师，安息吧!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2月号
忆 胡 绳
江应澄
今年11月4日，星期六，下午6时我在看芝加哥23频道电视北京中央电视台特别报导，胡绳去世享年82岁。
胡绳原名项志逖，是我江苏省苏州高中同班同学。我们是1931年入高一的，同班不同组，他在乙组我在甲组，每组有同学三四十人。当时胡绳只十四五岁，就开始研究马克思理论，颇有成就。隔了一二年，他被选为苏高中学生会主席。那时先有1931年的“九一八”，后有淞沪停战协定和1933年的塘沽协定，日军占领东北进驻华北，攻打上海，上海及其附近大中学学生发起抗日救亡运动。胡绳领导我们苏中同学，响应上海号召，乘火车到南京去见蒋介石委员长，要他抗日救国。我们一行上千人，招待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宿舍内。第二天晚上蒋委员长召见代表训话，他说你们回学校去，抗日是必然的，这是1933年的事。我们回校后，他仍以安内先于抗日，一直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为止。
为了爱国，胡绳组织了一个百合社，与另一位同学主编《百合》杂志，只出了一期。他们两人都被迫离开苏高中了，我加入了百合社，但《百合》杂志停刊了。(1988年在胡绳家作客，他太太吴全衡女士告诉我，《百合》杂志在苏高中停刊后，转由苏女师同学负责，由她主编了若干期)胡绳离开苏高中后，于1934年考进了北京大学。
从1934～1979年这45年中，我与胡绳失去了联系。后来才知道，他在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中，他主编湖北襄阳《鄂北日报》，1998年他把所有藏书送给襄樊市图书馆。
1979年春，中美建交。杨振宁教授所组织的全美华人协会请我带领该协会一个中国旅游团，团员近20人，在北京住在华侨饭店。承胡绳兄亲来看望，他有专车送接。我想，他一定为新中国做大事了。不错，他告诉我，1949年后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当时部长是陆定一，后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胡绳说，我们苏高中的同学马纪忠，就是江青在上海时的爱人唐纳，唐纳后来在法国开餐馆，死在巴黎。
1982年春，胡绳兄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行四五人，来芝加哥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住在PALMES HOUSE。我去拜望他，并请到中国城聚餐。陈济明和汤岳中二先生亦在座。餐后，承陈汤两兄开车游览芝城中心区和密切根湖。后胡绳兄来函感谢。在聚餐中，胡绳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革命。胡绳兄离芝加哥后，到过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先后留美约20天。
胡绳在未接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曾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红旗》副总编辑，人大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85年他来信说，他可能有新工作。198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秋，我在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胡绳兄自广州来信说，他这一年很忙，先到东欧各国访问，后又要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和孙中山研究学会。他是会长。孙中山研究学会是在孙中山先生故里翠亨村开的。
1988年秋，我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城市地理一个月。胡绳当时既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又兼不管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不管事，是胡绳与我共同的好朋友陈元晖先生告诉我的。陈元晖是我中央大学同班同学，到了第四年级他到延安去了，那是1940年。40年后才能在北京会面，他当时为社会科学院教授，全国心理学会会长。该年中秋夜，他请我在圆明园赏月，一叙旧情，不胜依依。
中秋节次日，胡绳便以私人名义请我到他家作客，见到胡太太吴全衡女士。她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他们有三位公子，长男伊朗在京工作，二公子锦洲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做事，“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了，三公子小笛在纽约联合国。胡绳兄刚出院，有足疾，跌了一跤，行走不便。
我在胡绳家拍了几张照片，后又在卢沟桥上拍了几张照片。回芝加哥冲印后，这些照片不知何故，都成一片黑。我把这事告诉胡绳兄，他马上就寄送我他长子所拍的我俩在一起的照片。
1997年，胡绳兄寄来他刚出版的英文书“REFLECTIONS ON 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中文名为：《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呆板的学说，它应适应中国国情而改进。胡绳兄来信，常多次要我介绍欧美先进国家发达情形和在城市方面的进展。1982年，他离开芝加哥前，送我一本巨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共近千页，这些著作现编入《胡绳全书》共6卷9册，约300万字。胡绳兄不愧为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1999年，胡绳兄称他太太有痴呆症，我寄去美国对痴呆症所用药名。有一次在聚餐会上认识了EVANSTON RUTH TAO自北京来的亲戚高忆陵，她认识胡太太，说胡太太的身体还很健壮，但胡先生即胡绳兄得了癌症。年底胡绳兄寄来贺年片说：“应澄兄嫂：多蒙关照，路远情深。一年来屡经放疗，尚有效。医生云，现已稳定，似尚可带病延年，足以告慰”。
不料不到一年，胡绳兄就离开我们了。胡绳家属及他的办公室同志要我和我太太定于
2000年11月
原载
难 忘 胡 绳 先 生
〔日本〕狭间直樹
胡绳先生于
30多年前，出版社的朋友把中国近代史著作的翻译工作委托给我们时，小野信尔立刻提出由藤田敬一、我和他尽快翻译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解放后的中国，该书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并列，被评价为近代史的名著，即使在日本也经常被作为读书会的教科书而使用着。
正好在“文革”期间，三人分担的译稿开始校对之时，藤田有了访问中国的机会。当时某位知名学者听说藤田正在翻译胡绳的著作，就表示应暂缓出版这一翻译著作。他一边翻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书页，一边具体指出这里有错误，那里也有错误，意在说明该书不适合出版。藤田虽然听取了意见，但并不想听从，回国后就报告了这件事。我们认为那个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并确信这是一本值得翻译的好书，所以按既定的方针继续翻译工作。
当时我们支持“文革”，认为本应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如果因为掌权而腐败的话，就必须基于人民的批判而加以改正，也听到了连胡绳那样著名的学者都被批评的消息。但因为我们没有把听到的那些“错误”当成问题，所以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作为历史书的意义并没有改变。
译本以《中国近代史(1840～1924)》为名由平凡社于1974年4月出版。小野在“译者后记”中写到：“当时与胡绳先生除上述‘接触’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联系。”关于作者，“尽管早就知道他享有盛名，但是其出身、经历等详细情况几乎都不了解。”
由于所翻译的原著是1948年5月出版的，而且在那以前先生也因经常发表各类文章而素有学术名望，因此我们推测先生可能是70来岁的老学者。但先生出生于1918年，我们的译本出版时还是50多岁的壮年学者。先生最早的著作《新哲学的人生观》发表是1937年1月，也就是刚满19岁。我们从“常识性”的推测真是差之千里了。先生在北大学习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实践运动，因而文笔纵横活跃，被当时的朋友们称为“神童”。
首次跟胡绳先生见面，是1981年秋到中国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先生给我的印象一言以蔽之，乃一慈祥矍铄之大丈夫。虽然我们只有很短的交谈，但先生仍说：“谢谢为我的书作了出色的翻译。”尽管只是极普通的致意，但无论如何也是尊敬的先生所给予的谢词，令我心情舒畅、兴高采烈。此后，胡绳、陈裼祺、章开沅、金冲及、李宗一等四位先生联袂来日，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四位先生一行来关西，在京都逗留数日，其间与先生亲密接触的机会很多，还曾很少几个人同去小酒馆畅饮，深感先生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和蔼可亲的人性。
关于我们的译本，先生说：在“文革”中被隔离的时候，也听说日本的年轻学者在翻译《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虽然当权派试图阻止，但终于排除障碍出版了译本，对我自己来说既是非常高兴的事，也是一个鼓励。先生的话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我们惊叹先生这样政治地位很高的人竟如此坦率陈辞，同时也为得到鼓励而感到欣慰。我们虽然赞同“文革”的政治理念，但从“好书就是好书”这一立场出发，把政治性的干涉当作耳旁风，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代，只能跟先生进行“心”的交流。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我至今仍感到自豪。
先生在晚年问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虽然论述同一时期的历史，但分量比《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多了数倍，是先生在前一书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的积累，虽然是在难以进行充分的资料比较的情况下执笔的，但仍然得到了“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这样的好评。正如金冲及先生所言：即使在史料和分析方面都超过了前一书，也决不可以简单地取而代之。作为划时代著作，应该在字里行间闪烁着时代的精神，我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正是那样的好书。 《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