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思慕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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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义：怀念胡绳
苏双碧：和胡绳交往二三事
李 普：悼胡绳
李慎之：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
李向前：一个晚辈学人眼中的胡绳
吴 江：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吴道弘：纪念胡绳同志
邹嘉骊：诀别前的深情
张天行：温胡绳教诲思开拓进取——关于胡老的断想
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张静如：严谨治学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陈 威：勤于思考勇于开拓
陈 原：往事漫忆
陈铁健：尘凡多变敢求真——
林蕴辉：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
范 用：怀念胡绳同志
范敬宜：胡绳的最后一篇文章
金冲及：忆胡绳同志
郑 惠：悼念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胡绳
怀 念 胡 绳
杨 义
胡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学者、文化战士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导者。他学识渊博，才华精湛，文风坚实，在历史、思想文化和哲学方面，尤其是近代史和党史方面造诣精深，成果丰厚，在旧体诗歌的写作上，也是本色当行的高手。他1982年写诗道：“杜老草堂诗律细，征西陆子句如珠。我生频饮嘉陵水，分得才情一寸无？”可见他对杜甫、陆游的诗学格调风神是深有体会的。聂绀弩1984年写赠给他的诗中说：“著作等身光史学，江山到眼诵诗才。”把他的史学和诗才并列，给予崇高的评价。
在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十几年间，我一直是文学研究所一个潜心学术的普通研究人员，先是潜心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后来转而研究古代文学史。其间有人提议我出来做行政工作，我托人在院长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向胡绳同志带话：“我的特长还是坐冷板凳。”胡绳同志也表示：让杨义这样的学者做行政工作，实在有些可惜。这使我得以潜心再做五年的学术研究，陆续写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以及最近出版的《李杜诗学》的大部分，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种新的规模和境界。在此同时，他以对学术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文学者成才之路的感同身受，在研究条件上为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积极地加以提携和帮助。他本人，以及当时的副院长丁伟志同志、朱锦昌局长，先后两次解决我的住房问题，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而且社科院从1985年启动职称晋升的破格制度，使我有机会连续破格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并成为1991年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那一年的特殊津贴，除了一些资深的博士生导师之外，有些所长也未获得，而40多岁的普通研究员中就有郑成思和我两个人，可见是非常注重学术标准的，而不是简单地以职位来区分学术的高低，这是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的。
由于我多年潜心于学术研究，疏于交往，直接受到胡绳同志的指点和教诲不算很多。但他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关心和扶植，常常使我感到他在人文学术上具有独到的眼光，独到的学术思想，话不算多，但句句说到学术的奥妙深处。比如我研究生毕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第一个科研项目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由于初出茅庐，这个项目既不是国家级、院级和所级的重点项目，连我所在的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也排行老七。可见我这个项目之小，但位置非常边缘化。胡绳同志到文学所调查研究的时候，发现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仅在财务里报销20多块钱，就写出第1卷50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有些重大项目召集几十个、百余个学者一再地开协作会议，把几万元经费几乎花完，还没有写出一卷。胡绳同志就说，看来应该提倡个人著书，集体项目也应由一人主编，集合两三个学者去完成，不能搞人海战术。后来他还在院长会议上说，文学所有位年轻人搞了一个“地下工程”，出了大成果。这些陆陆续续传到我耳中的话，使我深刻地感受到胡绳院长具有体悟人文学术之道的大智慧，因为人文学术讲究原创性，讲究生命和智慧的深度投入，以个人之力贯通一个领域所达到的学术境界，不是简单地以1+1再+1的方式所能代替得了的。二十四史写得最好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前四史”，那都是司马迁、班固他们的个人著作。唐以后设立国史馆，靠众人力量也许在搜集资料上比较方便，但写出来的史书达不到“前四史”的境界。要搞集体著作就要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那样，有三个历史学家编出资料长编，然后由学识更高明和精深的司马光以19年时间一一改写定稿，以生命的灵性点醒史料的排比。当然那时候司马光在洛阳也有专门的两间大屋堆放资料和书卷。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还盛行集体修史的时候，胡绳同志的鼓励，对于我用10年工夫阅读近2000部现代文学原版书和原始报刊，写成3卷152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我还体会到，胡绳同志不仅非常器重那种“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力作，而且对学术个性和学术著作的多样化也非常欣赏。钱锺书先生在日本爱知大学的演讲中也说：“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研究里也会出现这些派别，造成另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以博大的胸怀和广泛的趣味，容纳和欣赏多种多样的学术风格，是胡绳同志的书生本色和领导作风。1992年有一位日本教授来我这里进修中国现代文学，我提议和他合作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用原始报刊和原版书籍的插图装帧近600幅，换一种眼光来打量中国现代文学史。此书先在台湾出版，在日本、韩国影响很大，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专门为此开过一次年会。后来在大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年间卖掉1.5万套。萧乾先生认为这是一本“旷世奇书”，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文学史写作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一个典型。该书109篇书话式的短文，有48篇是写文学报刊的。胡绳同志非常喜欢这部书，曾经三次到南方旅行都带上这部书，反复阅读，校正一些错别字，还做了不少眉批。因为他从17岁开始，就在上海聂绀弩编的《中华日报·动向》副刊、曹聚仁编的《芒种》杂志，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海柯灵、唐主编的《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思想文化评论、历史短论和时事政治评论，所以他读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对当时报刊的评述，很容易引起少年意气、戎马书生的青春回忆，大概有“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之感吧。
后来我又送了一本《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的小册子给胡绳同志，据说他也津津有味地翻阅一过。这本书所论的京派和海派，在以后数年间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甚至有西方学人认为，世界上有三个城市最值得研究：纽约，巴黎，上海。我用的是随笔体的信马由缰的笔墨写成。从慈禧太后的“伺候戏”谈到海派汪笑侬的戏剧大改良，从沈从文《边城》的祖父、孙女、黄狗谈到上海新感觉派的《夜总会的五个人》，从京派借鉴屈原《九歌》、陶渊明诗和英国的哈代、乔治·艾略特，谈到上海现代派借鉴日本新感觉派对现代都市的光色和风景线的感觉。总之是随意着墨，谈论的节奏充满跳跃、比喻、感受，是写得相当轻松的。是一本可以躺着读的书。胡绳同志读了之后，说我们的学者应该写一些这样生动活泼的书，除了做一些厚重、深奥的研究之外，不妨写一些随心所欲的文字练一练笔墨工夫。这些话和我主张学者应有两副文笔或多副文笔，能出之能入之，可典重可空灵，在对学术上洞幽察微，融会贯通的同时，又能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为读者喜闻乐见，其心是相通的。
最后一次与胡绳同志见面，是1999年春节。我的《文存》在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不久，顺便给他带上一套。《胡绳全书》也在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他给我题名留念，里面排版时出现的错别字也一一改正了，可见这位学界前辈的严谨和认真。他询问我最近出任所长后，是否还有时间搞研究。可见他对一个学者当所长后能不放弃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视的。我告诉他，《李杜诗学》工程已经过半，《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在最近四五年也搜集图画近万种了，想借这个项目沟通文学史、艺术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他就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文学与图画的关系，谈起他少年时代在家乡苏州、扬州所见所闻的父辈文化名人诗文应酬、书画交往和互赠条幅的往事。这一点刺激了我后来到苏州停留十几天，遍访苏州六个县的古代作家遗迹和文献，得到图画千余种，拍摄了八个胶卷，为我外出访画收获最丰的一次。胡绳同志还问起《诗经》的图画情况，我告诉他，宋朝马和之几乎给《诗经》每一篇都配了图，这些图的原件藏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的博物馆，有的还流散在海外。现在许多博物馆都对馆藏进行版权保护，给沟通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工作增加不少困难。另外，明朝周臣的《毛诗图》和程君房的《程氏墨苑》也有不少图可利用。接着，胡绳同志又谈到钱锺书先生的博阅强记，有一位朋友在文献上发现两句宋诗，请教钱先生，他不仅能说出作者名字，而且指出其中两个字可能有误，后来查阅该诗人的别集，果然如此。这是我与胡绳同志单独谈学问的惟一一次，他广博的文化视野、注重原版典籍的坚实作风，以及对一个后学晚辈平等相待的态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想起，一代哲人的风貌还宛然如昨。
和 胡 绳 交 往 二 三 事
苏双碧
我和胡绳认识是在1981年3月广东、广西联合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的会议上。当时，他和所有与会者一样，一起开会，一起吃饭，一起乘船睡统舱，一起聊天，没有半点特殊。他的平等待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主题报告。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报告，对当时史学界拨乱反正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谈到“在近代史研究中，需要创新”，谈到“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等问题。他指出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是从研究历史的需要出发，但不能因此得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结论。此外，他还强调研究近代史要担负起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要充分肯定近代史上农民的作用。报告结束，我就找到他，提出《光明日报》要发表这个报告的摘要。胡绳当即表示同意。回到北京，我把摘要送给他审定。收到摘要稿的当天，胡绳来电话说，摘要稿不看了，委托我全权处理。
和胡绳交往，我总把他当成良师益友，经常从他那里得到教益。80年代初，我连续发表几篇有关百家争鸣的文章，其中一篇我用了“社会主义学术”这个概念。胡绳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出：“‘社会主义学术’一概念似不妥。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化，但好像不好说‘社会主义学术’（不但无所谓社会主义物理学，也无所谓社会主义历史学)”。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好。在后来我写有关百家争鸣的文章中，就纠正了“社会主义学术”这个概念的提法。
有关“百家争鸣”问题，当时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及如何理解指导思想问题。我曾经以此请教过胡绳。他在一封来信中做了认真的答复，他说：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似有两种含意：一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来确立百家争鸣的种种方针，例如学术问题的结论，要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而得出来，马克思主义要在和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通过百家争鸣来确定在思想界中的领导地位，不要用简单的政治帽子来解决学术问题等等。这些方针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像苏联过去对待生物学上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二是参加争鸣的各方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这两条，他更主张“着重第一含意”。因为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百家争鸣的种种态度”。胡绳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仍然是有启迪意义的。
胡绳为人很谦虚，做学问十分严谨。记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出版后，报刊有过不少评论，其中有一篇文章认为，书中第二次革命高潮只谈义和团运动，没有谈戊戌变法。胡绳看到后很不安，因为这涉及书的作者对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胡绳让秘书把这个“不安”告诉我，随后又亲自对我谈到此事。我也觉得该书评在谈到第二次高潮时只提义和团运动，不符合书中原意，为帮助读者对此书有更全面的理解，我赶写了一篇《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比较全面地谈了作者有关近代史上所指的三次革命高潮，在《光明日报》刊出。
1991年，《胡绳文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之前，他把1935～1948年这一集的170多篇清样寄我。我翻阅了一遍，觉得内容很丰富，许多文章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例如，作者谈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应有抗日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时指出：“我们主张思想自由就应当反对以少数人的利益划定思想的范围，而要把这种自由建筑在广大的群众利益之上”。如果思想自由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自由必然受到大多数人的抵制。另外，在抗日战争中，针对有些人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名，提倡文化复古主义，宣传三纲五常，作者尖锐指出，搞复古主义必然要“趋于专制主义”。而“思想的专制主义与复古主义，在实践上就是把中国的一切：文化、经济、政治，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也就是阻止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民主化”，如此等等。《胡绳文集》闪烁着许多思想光辉，有必要向读者作个推荐。
出于上述动机，我为文集写了一篇书评，尽管书评仅谈有关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是写了5000多字。文章长可以压缩，我所担心的是表述是否符合作者的愿意。于是，我把书评寄给胡绳，并注明“如有不妥，请改正”。几天之后，胡绳在退给我书评原稿时，附了一封长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说出版社排出清样后，迟迟未见出书，“故大作一直压在我处”；二是说“此文篇幅似太长”，“恐不易发表”；三是谈了1949年前写文章的背景，即在那种背景下，写文章只能讲道理，不可能以势压人。为此，他在信中写了这样很长的一段话：“在1949年前，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文化思想批判(批判各种错误地引导青年，把民族国家引向错误方向、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想)，不可能以势压人(我们处于被压迫地位)，不可能靠用什么大帽子(唯心主义、反动、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压人，在那种条件下，只能说道理，结合实践，论证那些错误的观点、思想为什么是错的，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提出的看法为什么是正确的。当时写文章并不一定(常常不)标明是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从正确和错误的对比中，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在那时的条件下，只能，也必须这样做，我的那些文章因为是在那种条件下写的，所以可能具有这样的特色。现在环境不同了，可以明确地标明党性和马克思主义旗帜，但仍应该认真地说道理……”胡绳来信本意是想说文集的文章是讲道理的文章，不是简单的批判文章。同时，也是提倡一种学风，不论是批判文章，还是学术争论的文章，都应是摆事实讲道理才有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胡绳的文章仍保持了讲道理的风格，有些文章观点很尖锐，但行文很温和，以理服人，并不是以势压人。这种学风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另外，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的文章也多具有这种特点，在这里我把胡绳信中这段话抄录于此，对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也会有参考价值。胡绳的平易近人，长者风度，对晚辈总是平等相处，诲人不倦，和他接触过的人多有这种感受。但胡绳最令人敬佩的还是在60多年的理论研究生涯中，总是随着时代的潮流，站在历史的前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晚年的许多研究成果，许多观点，也多能为思想界所认同和推崇。
悼 胡 绳
李 普
一
我是先熟识他的夫人吴全衡才同他熟起来的。1940年我到《新华日报》当记者，她已经先在了，记者就我们两个人，我叫她小吴，他叫我小李，从此逐渐成了好朋友。1980年前后有一次在人大会堂碰到了，两个老人依然小李小吴地叫，惹得旁边的几位老人大笑起来。
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总督投降。他们是皖南事变以后去香港的，在那里结了婚，这次脱险回到重庆。胡绳也进了新华日报，主编副刊同时当研究室主任。他写作多产而且面广，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论文质量高、影响大，在学术界很有声望。1944年我身体垮了，不能再熬夜，从夜班编辑部转到研究室，成了胡绳的部下。“部下”这个词是事实，但是在当时的《新华日报》，这个词似乎不大很贴切，因为大家觉得彼此都是共产党员，是平等的，只是各有各的分工，很亲密，不强调什么上下级。我的任务是两项：写一个向大后方的读者介绍解放区的专栏，每月三四篇；编一个介绍解放区的专刊，每周一期。我的建制归研究室，但是我的业务胡绳从不过问，大概这也可以说是《新华日报》的风气。
二
解放区原先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是进军日寇后方开辟起来的。抗日推动了民主，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抗日，在万般困难中取得胜利。抗日与民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我写的那个专栏《解放区漫谈》，就是用具体的事实从各个角度来证明这个道理。后来我进一步论证，在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环境中生长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民主的，是逐步清除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流毒而成长壮大起来的。
写这个专栏，后来我屡屡回想，对于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这就要感谢老胡了。他与我同年，确实比我高明，我很钦佩他。那时我没有到过解放区，只能靠阅读解放区的报纸和极少量的书刊。当我从阅读中逐渐接近了一个主题，再进一步搜集材料又再三思索之后，似乎明确了又似乎还没抓住，我就去找老胡。办公室狭小而又拥挤，不可能详细谈，我就在下班以后往他家里跑。所谓家，也不过是小小的一间房罢了，那时候他们的长子伊朗已经出生，也挤在那间小房里。好在我同小吴是好朋友，他们夫妇俩都不会讨厌我。我首先简单说明来意，然后详细讲故事，就是详细讲我已经掌握的材料，最后讲我的打算，打算拿这些材料说明什么观点，也就是怎样立意或者说从什么角度写。我提出两个或者三个想法来，请他帮我考虑。
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清楚的是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听我讲，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没有到过解放区，多次说我讲的这些是他闻所未闻的，有些问题是他不曾想到过的。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有时候从我的两三个想法中肯定一个，有时候另外提出他的意见。不论哪一种情况，哪怕是肯定我的想法并且完全顺着我的思路，我觉得他也往往比我站得更高、想得更深。这种谈话或者讨论可以说完全属于私人性质，是我向一位高明的好朋友请教，不是谈工作，更不是公事公办，因此特别显得无拘无束、兴味盎然，使我很受启发和鼓舞，时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写这些文章成了我的一件乐事。虽然他并不审阅我的稿件，我写好了直接发给夜班编辑部，但是这种讨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当我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这种心情就冲口而出，成为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这样悲伤，慎之在电话里也感觉到了，他说，啊？原来是这样。
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绳比我先去上海。他10月份接到通知，我赶紧把那些文章挑选了一番，编成一本小书，命名为《光荣归于民主》，请他带去出版。这本小书年底以前就在上海出版了，据说大受欢迎，在上海和京津等地很走俏。东北解放得比较早，东北书店把它翻印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中外出版社”秘密出售，卖出了上千本。由于出售包括我这本小书在内的进步书籍，这个出版社有五位地下勇士坐了国民党半年牢。蒋介石国民党坚持专制独裁，害怕民主，不允许人民起来实行全民抗战，只能由他的军队片面抗战，从而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很快便变为消极抗战，因此更加引起人民的愤恨。蒋便更加害怕人民，更加害怕民主，更加专制独裁。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把这一套带到刚刚收复的地区，立即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解放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民主抗日的实践对国统区的读者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把这本小书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重新出版，重新编排了次序。后来老友王若水对这本书表示赞许，说它对研究民主问题有用处。我说书名改坏了，依然叫《光荣归于民主》就好了；他说那倒也不要紧。前年我看到他夫人冯媛的一篇文章，其中有的材料好像引自我那本小书，不论是不是，她那篇文章又一次把我引入了那一段美好的回忆。
四
胡绳同乔冠华是好朋友。有一个傍晚在我们研究室门口的走廊上谈天，乔冠华说他不能离开老胡。在朋友们闲谈中发生争论的时候，若没有老胡在场同他站在一起，他往往吃憋，被人家抓住小辫子。如果有老胡在，周密论述，化解他的小辫子，他们一定赢。我认为这两句话是一幅逼真的速写，寥寥几笔把这两位大才子的特点勾画出来了。一个人的长处往往也是他的短处，两者同时存在，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乔冠华才华横溢、豪气干云，有时候暴露出那硬币的另一面来就是失之于疏狂。胡绳呢，他思虑周详、逻辑严密，另一面就是失之于拘谨了。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不知道对不对，也许可以说“虽不中，不远矣”了吧。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我同他夫妇俩常有接触。后来我去了广东，13年中很少相见。“文革”以后重逢，他给我看他的两首绝句，是临时用铅笔在一小块破纸片上写给我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会写格律诗，而且精于此道。以后几年中我看了他一些文章，感到他在作文处事中那拘谨的一面大大发展了，这使我渐渐产生了一种惋惜的心情。我没有资格在学术上对他做出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十分钦佩他和感谢他的朋友，这种惋惜的心情越来越深。80年代有一次参加一个什么会，碰到了，我对他说：“你是个学者，还是回书斋去做学问的好。”
他说：“我自己也这样想。又拉上我了，推不掉。”他说的又拉上他的是件什么事，现在记不起来了。
五
近几年我发现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是经过认真反思的重大变化。我读了他1998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这篇大文章，非常高兴。我由于写作《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前后》而回顾了毛泽东这一名著，读胡绳这篇文章就好像当年到他家里向他请教，又如沐春风，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特别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又看到了当年的胡绳，那个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
《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里有一段话，加深了我这种感觉：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辩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
这篇《引言》写于1996年，说的是真话，诚恳的话。胡绳觉醒了，重新站起来了，我感到十分庆幸。史学家蔡仲德教授研究冯友兰，提出了“冯友兰现象”一说，认为冯氏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主要是，可不可以说他最后这几年是回归了自我呢？我认为大体上是这样的。至于中间那一段他曾经失去自我，大概也没有疑问吧？
我打电话向几位朋友请教。有一位说，这几年胡绳确实解放了，在这几年之前，他明显地束缚太深。另一位说，他早年尊重实际、倡导民主，是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最近这几年又表现出这种气概来了。再一位说，我举个例子吧：这几年他说现代史中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他曾经批评黎澍，说黎澍常常在文章里说些不负责任的话；这几年大改变，说黎澍在当年那种环境中，敢于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不起！
他那篇再评价《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受到某些人批评，我想早在他意料之中。为了追求真理，虽九死而不悔，他无所顾忌。他经过长期的曲折，晚年重新显出这种精神来，我要说，这多么不容易，了不起！
我感到他既已回归自我，必将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当我同许多朋友一起这样期待的时候，他突然离去了，这使我更加深深悲痛！
又：1998年年初，我们三个人到他家里去拜望。先由李慎之联系好，郑新如和我同去，都是当年《新华日报》的人。我们知道他身体不好，趁农历除夕作节日探访，没有多谈什么。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本《胡绳诗存》，签署的日期是“一九九八年一月廿七日除夕”。
那天小吴也出来了，坐下来一声不响，她患了老年痴呆症。昨天（
我还要记下来的，是胡绳书房里挂着一个条幅——他自书的《八十自寿铭》。他说“三十而立”，据我所知，他17岁发表的一篇文章被选入了《新文学大系》（杂文卷），到30岁已经写作出版了六七本专著，蔚然成为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家。不料“四十而惑”，竟达30年之久，他内心深处该多么酸苦。我把它抄在这里，让学者们去钻研、去探索吧：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
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
右八十自寿铭胡绳一九九八年元月九日
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
李慎之
李普同志：
你《悼胡绳》的文章收到了。拜读了两遍，觉得你援用蔡仲德先生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先生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已经对胡绳作了全面确切的评价。你要我再补充点什么，我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不过，你的文章启发了我，又使我再反复思索了一下，现在在你的评价的基础上再把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多说几句，也许还不为辞费。
我认识胡绳比你晚了六年，是在1946年初进重庆《新华日报》的时候，也是先认识他的夫人小吴（全衡），我们连桌办公。那时胡绳好像已去上海，只因家在重庆，才偶然回来。他一向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同我又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因此在当时白区党内的“才子”中，我同他的关系远不如同乔冠华、陈家康那样密切。
那年秋天，我随周公撤回延安，乔冠华、胡绳则去了香港。1949年以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但是因为工作关系，在1957年我被划右派以前同乔冠华和陈家康倒是常见面，同胡绳则一别三十余年，直到1980年我作为“中央写作小组”的“留守人员”，住进毛家湾时才又见面。毛家湾原来是林彪的宅子，当时已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办公地点，胡绳在那里当副主任，我们的办公室相邻。他温雅如故，毫无架子，然而大家刚刚经过10年浩劫（我还要再加10年），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话题往往是那里存放的陈伯达、康生搜刮来的一些书画。就是从这些对共同爱好的交谈中，才似乎慢慢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任。
那个时候，胡绳似乎还背着一个“凡是派”的名声。他是从来不会替自己洗刷的，反而对我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
我们比较接近是到1982年胡乔木把我俩都调到玉泉山为十二大准备文件的秀才班子里去以后。两人比屋而居，他带有聂绀弩的《三草》诗集，时时吟哦，引得胡乔木也知道了聂老的千古奇诗而专门去拜访了一次，还请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散宜生诗》，并且亲自作序揄扬。那时，胡绳还送了我他重印的《枣下论丛》和刚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过我的历史观当时已大有变化，翻了翻，觉得并无新意，也就没有如当时权威人士号召的那样去认真学习了。
1985年他任社科院院长以后，我们算又是同事了，但是来往仍然很少。一是因为他是领导，二是分工不同。不过我们的办公室挨着，他偶尔也会到我屋子里坐坐。刚上任时，他颇为学术研究工作该怎么做而苦思焦虑。我曾给他提过两条意见：一条是“坐得冷板凳，才吃得冷猪肉”；一条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前两句是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后两句胡绳当然知道是曾挨过全民大批判的胡适说的话。这两条意见，我提的都不很正式，他也不置可否。但是我注意到，在以后的党组会上，他都委婉地提出过类似的方针。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恐怕这也是学术工作惟一的出路。
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下子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怕自己秉性难改，言行不慎而连累他，交往也更疏远了一些，不过每年或者隔年春节，总是到他家里拜个年而已。
现在世人都知道胡绳在1999年初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再评价》是他晚年深入反思的代表作。以至于有人猜测胡绳的反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我当然也答不上来，但是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绳（可能是奉命）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当时可称是传诵一时的大文章：《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得到了中央的表扬，认为是解决了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记得在一次党组会上，有人称赞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胡绳忽然扭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我说：“其实我不过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我当时也没有很在意，会后细细琢磨，胡绳的话是不错的。他的大块文章确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扬蹈厉，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以统一战线为依托，以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打败了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当时许多青年心中怀疑的还有：为什么新中国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不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不实行共同纲领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为什么会有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大悲剧呢？这许多明摆着的问题，胡绳并没有回答，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我越想越觉得：在胡绳这样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上，理性的力量何等强大。
也许，胡绳的反思就是在写《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时开始的。
1989年年底柏林墙被推倒到1991年的苏联瓦解改制，大概都进一步对他有所触动。
1994年5月，曼德拉领导南非黑人解放运动成功，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平交权，曼德拉也当选总统。1995年春节，已经退休的我去给他拜年的时候，谈到这件事。他说道：“现在看来，民族问题或者种族问题所造成的人的对立与仇恨比阶级问题更加深广，然而就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能和平解决的。”就我所知，南非问题的解决在国内确实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所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这句话的怀疑。胡绳也是想到了这一层。这个想法在他后来因病住院的时候大概也曾同前来探病的社科院同志说过。结果传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另一个则说，“胡绳同志指示，今后研究国际问题一定不要离开阶级分析”。真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第二种版本后来传到香港，立刻有人攻击胡绳成了“左王”。来年春节，我又去给胡绳拜年的时候，一进门他就问我“有什么新闻？”我说：“你现在成为新闻人物了。”他颇为惊讶。我把原委本末一讲，以为他会不高兴，因而建议他把他原来的意见正式传达一遍，以正视听。不料他竟面无愠色，只是淡淡地说：“随他们说去吧！”
我起初还有些纳闷，后来仔细一想，胡绳一辈子是一个学者，虽然做了十多年的院长，但是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指示，要求别人传达。另外，他更不愿意以自己的地位来同误传了他的话的人立异作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同意吴江同志说胡绳“虽是高官，并非政要”的话。他逝世以后，我听到社科院的干事、工友、甚至司机的评论，都说“胡绳是一个本分人”。“本分人”这个说法不但使我感到新鲜，而且感到亲切。当今的世道，以胡绳这样的地位、资望，得到的评语，竟不是“炙手可热”而是“本分人”，实在是很高的赞誉了。
我和胡绳是一个支部——社科院办公厅支部。成员可以截然一分为二，少数是我们这样七老八十的人，多数是小青年。我们退休以后，开会一般是很少的。记得有一次开会时几位青年同志称胡老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要他给大家讲些当年的革命事迹，进行革命教育。不料胡绳立刻十分不自在起来，声明自己不过是一个“三八式的党员，谈不上老革命。同志们千万不能称我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也帮他说了几句话，要同志们不要乱叫。因为在我心目中，虽然胡绳参加革命在抗战开始以前，但是只有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初参加革命，而且当过七大、八大中央委员的人才有资格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今健在的老革命当中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胡绳是不会也不愿僭越的。不料2000年11月胡绳逝世以后，消息传来，第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胡绳”如何如何，大出我的意外。不知胡绳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胡绳喜欢作格律诗，而且作得不错，这点我是1982年与他一起随胡耀邦到四川、湖北视察时，参观隆中诸葛亮草庐和襄阳米芾祠堂时人家拿出纸墨笔砚，要求我们留下墨宝时发现的。每到这种要命的关头，像我这样的人总是竭力退避，以免出乖露丑，胡绳则只要沉吟有顷，援笔可就。后来钱锺书也告诉我，他没有想到胡绳能诗。钱先生眼界高，要得到他的赞扬是不容易的。他论诗分唐宋，细入毫芒，但是他虽然宗唐，自己作起诗来，却总是脱不了宋人“以学问为诗”的味道。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说作诗要靠天分，勉强不得的。他对胡绳的诗却认为出语天然而风致嫣然，求之时人，实属难得。诗是灵魂的一扇窗子，从胡绳的诗也许比通过他的学术论文更能了解胡绳的为人。
还有一件事，“文革”末期毛主席批评郭沫若“百代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以后，风传郭有一首七律上呈毛主席。开头就说：“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以后郭才得免于批判。原来这诗是胡绳在干校自述学习心得所作，不知为何误传成郭沫若的了。胡绳自己在诗集中以《两年前所作一诗误传出于某大家手笔答友人问》为题，注明这件事，不知你是否知道。
上面已经说过，你对胡绳一辈子“实现自我，失去自我，回归自我”已经做了全面而正确的评价，但是你好像还希望老天爷能假以年寿，使他的反思更深入，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当然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但是我要说的是胡绳所做到的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还能“尽弃所学而学焉”呢？西方哲学家认为，未经过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这话是经过冯友兰介绍到中国来的。冯先生一肚子学问，然而到了80岁才有机会开始反思。中国古代的圣贤从孔孟颜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工夫是有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经过30年的信仰，30年的大惑以后，还能认真反思，如冯友兰、胡绳这样的，以我之陋，实鲜闻之。胡绳作为一位80岁的老人，不容易啊！
这段话是本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意思说的。巧的是胡绳本来姓项，叫项志逖。这是住在我楼下的吕叔湘老人告诉我的。吕老是胡绳在苏州中学的老师。胡绳当院长后，曾两次来看过吕老，执弟子礼甚恭。
就写这些了。你和胡绳同年，但身体好得多，我比胡绳小了五岁。胡绳的反思只能由我们这些人和更年轻的人继续下去、深入下去了。是惟后死者之责，何敢辞！
一个晚辈学人眼中的胡绳
李向前
胡绳是我最敬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1982年后，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那时，我们是一群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因为七七、七八这两届学生的特殊性，我们在“文革”中都多多少少地读了一些书，对胡绳的大名是熟知的。中央任命他来当党史研究室的主任，大家自然高兴，想快些一睹风采。可得见其面时，才知道他是个胖胖的和蔼的老头。当时，我们和他一同在中央党校南院一个普通的食堂用餐。每天，我们要涉过一条窄窄的田埂前往食堂。他也同我们一样，坐在粗陋的大圆桌边，不多说话，慢慢进餐，似乎从来都不经意身边嘈杂的环境。而我们也都对他坐在身边，习以为常。那时的党研室，上下不称官职。我们一般尊称他胡绳同志，有时也不惮冒昧，叫他老胡。他总是慈祥地笑着作答。
正如上面所说，得知胡绳大名，是由读他的书开始。记得在做知青的时候，就读过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但那时患的是“缺书饥渴症”，有书就抓住读，所以印象不深。进大学读了历史系之后，这本书才真正引起我的敬佩。佩服的原因是，他在书中使用的史料，都是最经见的，没有什么秘藏，但整个分析却出乎别人之上。对历史系学生说来，这就是造诣。这本书极为精确地阐明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步步加深，近代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可在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有二十八九岁，大约与我们此时的年龄相仿佛。
史学界有个传统或者说学术意识，那就是谁占有的史料多，谁的学问就好。在一般意义上这当然并不错。但事实上，任何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更需要思想和观点，需要那种在融会贯通了历史现象之后所提炼的思想。因为没有思想和观点，再现的历史也就没有了灵魂。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里，我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胡绳是一位特别以思想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突出特点，就是每一次下笔，都是在鲜明和深邃的观点指导下。
后来有幸在胡绳领导下工作，我的上述感觉自然日渐加深。《胡绳文集》我翻阅过多次，每一次都有如同一位思想者对话。他给你以指点，他教会你许许多多的东西。晚年胡绳，学术思想越加精湛，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越加透彻。他真理在手，勇猛前行。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为了纪念胡绳主任，我愿意写下这样几点感想：
首先，胡绳同志晚年的研究，决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都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特别的着眼点，为改革开放大局做理论阐释。他多次说过，做历史研究，实际上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他说，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当前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今天现实生活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与党史无关的。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地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据我观察，他晚年的所有研究，都是发应所发，有的放矢。
例如，在1994年西安全国学术会议上，他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八大到反右，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党的总路线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其中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分析说：除了那些国际国内的特定诱因外，恐怕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八大所提出的路线，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认识得那么透彻，结果一有小的波折，就对总路线发生动摇。胡绳讲这番话是在1994年9月。当时，小平南方谈话已经发表。大家知道，9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出现的风波，一些人曾公开对改革大局产生怀疑。胡绳同志讲这样一个心得，用意就在于指出，如果不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一个深入的认识，那么，任何小的波折和历史“插曲”，都可能动摇我们改革的决心，回到老路上去。历史的经验具有极大的参照作用。我当时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因为八大的历史，我们是熟悉的。而我们身边的事情，又是亲身所历。但我们却缺少将两个历史现象联结起来加以比对说明的智慧。我似乎一下摸到了历史滚动中的那些内在逻辑，明白了历史研究对解释现实、发人警醒的功用。
其次，在胡绳晚年的研究中，更有了一种为探讨真理的无私与无畏。人们会注意到，自1994年胡绳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之后，围绕着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争论几乎没有断过。特别是胡绳同志的文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发表后，争论之声更是不绝于耳。百家争鸣，原本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我相信，胡绳也不并认定自己的观点就不能改动。但是，的确有人在使用极端政治性的语言，给文章扣上吓人的大帽子。这就使争论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个人对那些滥加的政治帽子是反感的。因而写了文章，来反驳这些过分的政治指责。同时，我也认真地读了胡绳同志的文章。它们除了给我以深刻的理论启发之外，更让我钦佩的，是晚年胡绳探索真理的那种勇气。胡绳的文章，的确触及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但它们是说理的，拥有大量的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道理；同时，它们又是非常睿智的，把我们通常见到却未能发掘出来的现象，做了深入研究。晚年胡绳，本来完全可以不去触及那些所谓的禁区（其实也是人为设置的），像过去常说的那样，“保持晚节”。但他显然没有那样做，而是勇敢地、率直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晚辈学人三思。
当年，列宁在庸俗生产力论者的围攻中，毫不畏惧。他特别告诫布尔什维克们，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度中，通过革命所获得的社会主义，必需在获得政权之后，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否则，这个以工人鲜血换得的政权，将无法生存。胡绳同志在他的文章里，实际讲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尽管“民粹主义的色彩”这个用语可以商榷，但胡绳同志在阐明他的观点时，恰恰重复了列宁，发挥了列宁。如果不是怀着不良想法，一个研究者是不应该误解胡绳的。纵观胡绳所有关于党史的论著（他把他的九厚册文集戏称为“一小堆书”），我们难道可以得出胡绳是在诋毁革命、反对革命的结论吗？晚年胡绳，以他最后一丝气力，向人们讲解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其勇气和献身精神，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经常谈论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问题。但往往人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会遇到种种困惑。我认为，所谓党性，就是实事求是性；而所谓科学性，其本质也是实事求是性。这样，实事求是便应该成为科学性与党性间可靠的联结点。离开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一切理论、一切宣传，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但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它需要极为精细的分析、考察和判断，需要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压力之下仍然固守真理的勇敢精神。我认为，晚年胡绳，真正做到了科学精神和党性的完美结合。
最近读到一位学术界前辈纪念胡绳的文章。文称胡绳是个“本分人”。我觉得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在中国的伦理价值体系中，“本分”似乎不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它比“圣人”、“贤人”之类要逊色很多。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些许有价值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能失去“本分”二字的。“本分”，首先是指人，是评价怎么做人。这一点对学人说来，更为重要。其实，没有“本分”这一条，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其他什么职业的人，其思想和生活，都只能黯然失色。而在人的一生中，在人的学术活动里，要得到一个公认的“本分”评价，也殊非易事。而实事求是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张扬，不虚饰，一是一，二是二，为点滴真理而不屈，为正义之事而呼喊，才可千古流芳。胡绳晚年官居高位。可在我们眼里，他最本色的东西，仍然是一个孜孜以求的学者，一个不为名誉虚饰所动的勇于探求真理的人。如果说“本分”是指这样一种境界，那我们这些晚辈学人，无疑应该向胡绳学习，克服自己身上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在自己的学术历程中，甘守一份“本分”，争取做个脚踏实地而有所成的人。
最后，我提议，有志向的青年同志，应该研究建立起一个“胡绳学”来。胡绳的著作，寓理深刻；胡绳本人的经历，以及他同这个时代的关系等，内容丰富，确可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作为党史学者，这可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2000年11月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吴 江
胡绳同志在久病之后于
胡绳虽官阶不低，但非政要，他以理论家、史学家名于时，亦将以近代史著作传于世。但他同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这一点却很少为人所知。他的学识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胡绳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的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在历次批判运动中，胡属宽厚派、温和派，尽量不说过头话，诚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所论常“未能尽意”，即持恰当保留态度之意。这是颇难能可贵的。但胡绳还有其另一方面，即他在政治上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越雷池一步，这可能限制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他的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却有了惊人的改变——这有他逝世前一个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为证。
我和胡绳在60年代相识，算是晚交了。我们曾在一个单位共同工作过，并在干校共同劳动过，但并无私人往来；“文革”以后不在一处工作，相见就更少了，只是在会议场合偶尔碰面。大概是1995年下半年吧，他腿部再次动手术后到广东潮汕休养，我刚好在香港，他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要《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那本书，这样我们就又联系上了。1998年春夏之交，我通过当时协助他工作的郑惠同志与他相约，前去探望他。他那时耳朵已不好使，眼力尚可。坐下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出示一篇文章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那是我在1997年9月间对一位香港友人所提关于社会主义前途问题的答复，题目就叫《关于中国理论界现状的访谈》，那是一篇长文，用的是一个化名。我承认那是我所写。他就指着其中的一段话，那里说的是“对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头号问题（这个问题的涵盖面很广），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他对我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想，他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是我的什么新发现，而是发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致（最近我果然发现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文章，199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指出，马克思原是希望将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孕育成熟的新社会因素解放出来，这一点马克思没有能够做到；而列宁则是在一个新社会因素远未孕育成熟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革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任务首先是要利用一切措施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培养出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因素，主要是大大发展生产力和建设新的文明，为此必须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用以发展生产力的一切先进方法、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接着胡绳又指着文中引用的邓小平在1992年6月间在上海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所讲的一段话：这番话讲得好，国内恐怕很少有人看到。因为这段话极重要，我就爽性把这段话抄录在下面。邓小平说：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哪些极严重的错误？
那刚是南方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提出“不要争论什么‘姓社’、‘姓资’”，这是叫那些不断攻击改革开放以学习资本主义来搞好社会主义的人闭上嘴，并不是要撇开社、资关系这个大问题，所以接着又说了上面那段严厉的话。不久后，我党正式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力争将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加入世贸）。这是继承邓小平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迈出的大胆的重要的一步。
那次见面以后没有多久，胡绳寄给我他发表在《瞭望》周刊（1998年33期）的一篇文章，题为《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特别在文章页上贴上一张字条说明：“原标题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他不愿放弃这个标题，所以他后来在
胡绳以其学术界的声望，在国内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表达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问题，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
《瞭望》周刊的编辑发表胡绳这篇文章，也是有胆识的，虽然文章的题目改了。这里，为了纪念这位已逝的哲人，我想有必要将他文章中的一些段落摘录如下：
——在疾驶而过的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系，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很不容易……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这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在这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情形虽然很复杂，但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对这段时期的经验给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本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些论述吧！
我在接到《瞭望》文后，也寄给他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作的《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另一篇是评论史学家陈寅恪的文章。两篇文章都已经发表过。我在信中告诉他，如果他病中有精神，或者眼力允许，可以翻一翻，但不必勉强；我并向他建议：此时最宜写些简短轻松甚至表达闲情逸致的东西，或者写点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短文。但他在
这封信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他在信中对于我们的共同感觉（“时间已不多了”）用古人诗词说了一段抒情的话，虽称“附带说及”，却颇有深意在，因此把它抄录在下面。他写道：
“时间不多”，不能不有同感。今秋到山东游览，济南等处见有李清照遗居处，因为此女诗人作诗曰：“瘦比黄花语最清，非徒宛约树词旌，路长嗟暮呼风起，道出从来志士情”。盖清照有渔家傲一曲，为评论家誉为豪放词之上乘，词意为：梦魂达天帝之居，天帝殷勤问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后世笺注者以为“路长嗟日暮”是从《离骚》中化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而我又把清照词语缩减成一句。因与足下语意相符，附带说及，以博一笑。
这一段话显然是他在病中有感而写的。
大概正因为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要最后奋力。1998年12月他到长沙，参加一个“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就是将《瞭望》一文的主题展开，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长文初稿。又转到广东、海南游览，于1999年春节前一周始回京。回京后一边治疗，一边修改完成那篇长文。
到了5月间他寄来《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已排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以下简称《再评价》)清样定稿。我不能不大为惊讶，一个重病在身的人竟有如此大的精力，阅读大量资料（包括《毛泽东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写出近2万字的洋洋大文。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文及其在七大会议上和其前后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当时所论述的是关于在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为社会主义奋斗应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时，毛泽东懂得应当利用资本主义，并且不止一次地批评了民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即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可以跳过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直接依靠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像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俄国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所以提出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认为“不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说，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34卷，289页）中国直到50年代初期，其经济比当时俄国还落后，当然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毛泽东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但是到了1953年以后，他的认识起了变化，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工业化刚开始还远未完成的条件下，就企图通过农民的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这当然是空想。这就不可避免地和毛泽东自己曾经批判过的民粹主义挂上了钩。这样谈论问题，很显然，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决议》的精神的，尤其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但是，《再评价》的这种论述决不是否定《新民主主义论》本身，恰恰相反，他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再评价》一文旨在总结1953年以后的经验教训，借此加深我们对于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的认识，加深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也就是加深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认识。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竟遭到了少数人的责难和攻击。胡绳于1999年9月将攻击《再评价》的一篇主要文章和另两篇反驳这种攻击的文章寄给我。很明显，攻击不是针对个人的。试看攻击者的下面这个说法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看，这又是把“文革”时期“反对庸俗生产力论”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一切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们的头上了！
而胡绳恰于此时病情加重，5月初脑子发生病变，说明肺部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因此不能不再次入院治疗。医生建议做放疗，放射线直接进入脑部不仅痛苦，而且相当危险。这时我到医院去探视过他一次。不久他又出院了。
他本来说南行归来时当再联系，但是此后就没有再联系了，我只知道他又到烟台去休养了一个时期，然后再到上海，在上海治疗休养直到逝世。
我记得他最后所说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算是竭尽心力了，而且是在重病中做这件事的。在他逝世后我得到他最后一本文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文均收入其中。我建议不论是赞同胡绳观点的人或责难攻击他的人都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末了，我还想冒昧提一个问题：不知道目前的邓小平理论研究者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否有兴趣？他们又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谈邓小平理论如果撇开（或者不重视）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弄清楚邓小平理论的全貌？
纪 念 胡 绳 同 志
吴道弘
一代学人胡绳同志，老成凋谢，不幸离开了人世。噩耗传来，我对这位尊敬的老社长和出版界的前辈，表示深深的悼念，现在写这篇短文来纪念他。
胡绳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名重中外，其实他还是编辑出版家，对编辑出版工作也是有贡献的。早年他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参加生活书店后，做过几种刊物的编辑，先是《全民抗战》(三日刊)的编委，《读书月报》创刊不久，他又接任主编，并是《理论与现实》(季刊)的编委。20世纪40年代初，胡绳在香港担任过《大众生活》编委、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胡绳曾担任过人民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当时他主要在中宣部工作，平时不在出版社办公，日常工作先后由副社长华应申、王子野、叶籁士、曾彦修分别主持。我于1951年由三联书店调到人民出版社以后，记得在当年下半年检查出版物质量时，胡绳曾两次到东总布胡同10号大院跟出版社同志见面。
人民出版社是1950年12月成立的，是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第一家公营出版社。当时新的出版体制正在逐步形成中，出版的图书质量普遍不高，不少私营出版社更有粗制滥造的出书现象。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号召改进工作，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还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华时事丛刊》为例，指出这套书的编辑思想不明确等缺点。人民出版社也就是在这时进行出版物质量检查工作的。胡绳社长先后两次到出版社亲自领导全社人员进行了检查出版物质量的集中行动。
胡绳先是在编辑部会议上作题为《为提高出版物质量而斗争》的发言。首先强调编辑出版工作应有的严肃性。为改善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应该明确地规定本社的任务，并使每一个工作同志都充分了解。要求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应当是能够代表我国出版物的最高标准的”。同时指出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的重要性。胡绳的这次发言对人民出版社今后的编辑工作和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两个月以后，胡绳向全社人员做出版物质量检查的动员报告，阐述出版工作的性质、工作必须高标准的重要性，特别要求图书从选题、约稿到审读加工直至出书，必须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胡绳讲话中对编辑出版工作、对图书质量的阐述与要求，给我这样从事出版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人民出版社这次检查出版物质量(还举办过一次小型展览)，不仅提高了全社人员对编辑出版工作的认识，为建立必要的编辑出版工作制度准备了思想基础，而且在当时对整个编辑出版工作也有积极的影响。应该说，这次检查出版物质量，以及随后有关人民出版社方针任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明确与规定，在195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中得到了肯定。
据我所知，胡绳社长很重视编辑工作，关心选题计划、组稿和出书状况。记得美国史专家黄绍湘的《美国史》著作，胡绳是极力主张出版的。他还审读重要书稿，亲自修改编辑部写的出版说明。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一位编辑出版家的严肃负责态度。这里不妨引录胡绳在1998年出版自己的《品评录》一书自序中的两段话：
在1994年，我出过一本文集，叫《先贤与故友》。其中有15篇收入本书。这15篇在这个集子中占80余页，为全部篇幅中的三分之一弱。因为现在很多读者对于不同的书名中重复文章太多很不满意，所以我在这里交代一下。
最后，似乎还应交代一下这本书里的文章为什么这样排列。确实，为找出排列的次序是费了一点心思。但这样排列也说不出多少道理。只好借用报纸广告中常可见到的一句话：“排名不分先后”。
可见胡绳对读者的负责态度。
胡绳是很关心出版工作的。1996年3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时，当时他已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应陈翰伯之邀请到会讲话。胡绳的讲话又一次强调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提高出版物质量还要依靠图书评论工作，对此，书评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他关心编辑人员的工作和成长，讲到编辑应该多读书多写作，希望在编辑中间产生出一批书评家来。
1959年以后，胡绳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职务了。但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是很敬重他的，在以后三四十年里始终想着老社长，有事常向他请教，关心他的著述和健康。即使是新来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也都以这位中外知名的老社长引以为荣。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胡绳全书》等。厚厚六卷九大册的《胡绳全书》是他一生理论、学术、文化工作的宝贵结晶，是留给后世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晚年的胡绳说自己“垂老作诗人”。聂绀弩赠诗有“著述等身光史学，江山到眼诵诗才”句。1992年出版了《胡绳诗存》，作者《自序》中说：“六六年遭‘文化革命’之奇变，尽失故业，操杂役事稼穑者数年，初亦甘之。而世事张，风云变幻，欲已于言而不得。乃以余暇，寻章搜句，未克写心，徒自遣耳。数载吟哦，遂成结习。”作者因时抒怀，感物赋诗，从中也看出一位理论家和史学家的思考力与历史感。刘白羽赞誉说：“编余弄笔惊山岳，展卷深宵泣鬼神……春秋大法书青史，险韵新敲漫寄吟。”
胡绳同志的逝世是我国理论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也是编辑出版界的一大损失。
2000年12月
诀 别 前 的 深 情
邹嘉骊
胡绳同志专注地看着底层展室的展品。有一位同志提问请教，黎钢(胡绳的儿媳妇)问他有记忆吗？他明确回答：“38年。”思路清楚，语气肯定。大家都笑了，称赞他记性好。我用上海话凑近说话，小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边上说：“听不懂的。”我说：“听得懂的。”胡绳同志眼神带点亮，笑着说：“听得懂的。我是苏州人。”纪念馆的同志请他签名，在落款写日期的时候，他顿住了，有人说今天是
回到住地，按平时，他该是进卧室休息了，那天他进了卧室很快又回到会客室，坐在写字台前安静地翻阅报纸，进而让人将轮椅推到靠近我和黎钢身边，听我们说话。静静的，静静的。我心里一阵激动，一阵酸楚。
胡绳同志今年82岁，是当年在爸爸身边协助工作的最年轻的编委。
1935～1937年抗日战争前两年间他在上海，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很年轻，过着一面自学一面写作的生活，虽然不认识韬奋，却已经给《生活星期刊》、《大众生活》写文章了。1938年，胡绳同志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韬奋。1939～1940年在重庆，他参加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主编《读书月报》，有更多机会接触韬奋。1941年皖南事变后，韬奋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去香港，中间有一段路程他们是同路的。5月，韬奋在香港复刊新版《大众生活》，胡绳同志是编委中最年轻的，只有23岁。
几十年过去，给我始终如一的深刻印象，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青年学者”，同时他担任着生活书店的领导人之一。80年代，我摘录编辑了一本《韬奋著译系年目录》，请他写序言，那时他在高位，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编辑，心中犹豫他能否为我写序，结果没有多余的话语，他很快寄来文稿，满足了我的请求。
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我们身边，听着我和黎钢在聊天。我轻声问起他的病情，黎钢说检查结果“已经扩散”，不过本人没有痛苦的感觉，倒还平稳。我听了十分激动，他在明知自己病情已恶化的境况下，犹念念不忘对韬奋的深情，一定要到韬奋纪念馆来作一次瞻仰。这种情谊是何等高尚啊!
岁月流逝，年华不再。我祝祷这位兄长一样的“小叔叔”，希望他能凭借自身的抵抗力和先进的医疗技术，战胜恶疾，康复延寿。临离开时，黎钢说过不几天胡绳同志的儿子会来上海看望，我心想“真好，是该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我还答应他过几天陪同他一起去参观浦东。谁知病情突变，他在上海就匆匆走了。我5号出差，12号晚车回上海，没有赶上告别会。胡绳同志，请接受我迟到的送别，走好，一路平安。
温胡绳教诲思开拓进取——关于胡老的断想
张天行
没几天，报上登出了胡老逝世的消息，读着简略的文字，看着遗照，一股悲痛之情涌上心头。
胡老才华出众，青年成名，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胡老的一生也并不是完全平坦的，但在风浪和逆境中，他有所谦退，有所守，有所为，即使在“文革”那样黑白颠倒的日子里，一有条件，便默默地耕耘，写出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样广有影响的大作。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思想文化界风浪不断，不少知识分子或凋零，或误入歧途，而胡老处此环境，经受各种考验，走过逆境，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都达到一定的高度，一生称得上是功德圆满。这几日我常想，胡老在史学论著之外，一定有很多高超的人生智慧值得我们挖掘、学习。
我与胡老并未有直接的交往，但我的导师石峻教授与胡老曾在北京大学有一段同窗之谊。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有很多次石公和我们谈起胡老，可以看出，对于有这位杰出的同学，石公是自豪的。石公说：胡绳很年轻就成名了。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著，是根据毛泽东的一个观点展开论述的。石公曾自己买来多本胡绳的《枣下论丛》，送给我和其他学生。现在想想，石公除了推崇胡绳的文章，更深的意义想是希望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像胡绳前辈那样，运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工作，可惜当时领会得并不深刻。
有一次，石公对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胡绳指导写的，但他不愿署名，最后就写了艾思奇。当时听了很新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广泛流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胡老为什么不愿署名呢？石公没有讲，我也没有深问。石公在哲学界活动50余年，交往广泛，我想他这么说必有依据，不是随便讲的。这个线索提醒我们研究艾思奇、胡绳的思想乃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史需注意的问题。我想，现在知道详情的人可能还健在，希望能对此有所补充或更正。再过若干年，怕是更弄不清楚了。1988年夏，我的博士论文打印出来了，石公嘱咐我把论文《文化选择的冲突》寄一本给胡绳。我推想：一来石公深知胡绳多年从事文化问题研究，可能对该题目有兴趣；二来，石公也有向老同学展示自己工作的含义，“看，我又培养了一个学生”。那一年石公年过七旬，精神健旺，老一代学者的心理也是很有意思的。
博士毕业，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胡老是院长，可以说，我就成为胡老帐下的一名小兵。现在想想，很奇怪，那时竟没有想过，比如由石公引荐，去胡老那里请教请教学术问题。初到社科院几年，疲于解决生存琐事，全没有这样的心情和想法，也是不谙世事怕见名人吧。岂非鲁哉！
1996年开始，在石公指导下，我与学术界几位朋友着手编《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萃》丛书，整理重印中国20世纪确有价值而现在又不易找到的思想著作，为正在兴起的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胡绳的《理性与自由》当然在我们的首选之列。当时我想，如能借重印之机，请胡老写一篇“重印前言”之类的文章，回忆一下当时思想文化界斗争、论辩的情况，一定是珍贵的文献，对我们研究那一段思想文化会有很大帮助。重印整理他的著作，要先与他联系，征得他的同意，当时他仍是院长，那么忙，恐不宜打扰，先放一放吧，第一辑出来了，第二辑出来了，第三辑也编定，但胡老那里却一直没有去联系。如今，这一设想便成为我永久的遗憾！岁月真是无情啊，欲向胡老请教学问，岂可得乎？但好在胡老一生的著作最近都由人民出版社精美地出版了，可供我们研读学习。
由于石公的教导，我对胡老的文章是注意学习的。我的体会，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近十几年的文章，行文没有盛气凌人之势，深入浅出平易地讲道理，思想也是很解放的，努力从理论上推动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伟业。
近两年，我对胡老言论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他从院长位上退下来时，对如何办好社科院的那些希望：
中国社科院在现有的基础上，可以有新的办法，可以走出新的路子。我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把全国最好的第一流的人才都集中到我院来，现在再要说它是全国最高水平的恐怕也不行。过去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现在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怎样和市场经济结合。我看要流动起来，要想办法把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邀来，就某一个项目进行研究，对国外著名专家学者也可这样做。社会科学研究搞近亲繁殖不行。美国的研究机构流动性就很大。如果我们的社科研究体制能流动，就可能把国内甚至国外的优秀人才集中起来搞科研，就可能出精品。我希望中国社科院能走出一条新路子来，多出人才，多出精品。（引自《感谢您，胡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
说得多么精辟啊！可以看出，胡老深刻了解社科院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对如何办好社科院也认真考虑过，更有一些新颖的想法。
一声惊雷，胡老仙逝。离胡老讲这番话，两年多过去了，实现胡老的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科院上上下下的确需要常温胡老的教诲，并切实工作，更有新的开拓，“多出人才，多出精品”——这大概可视为一生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胡老对社科院的遗嘱！
对胡老光辉多彩的一生，一定会有更了解、深入研究过他的人，生动、深刻地写出来。十几年来不断受教于胡老论著的我，只能以这样简略的文字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2000年11月中旬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张海鹏
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
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颇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
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
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方面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尊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于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有名望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其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香港富商。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10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
大约在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
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
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
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也引起了学术界注意。
第二次是
无论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卷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许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
在这篇书评中，我还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政府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同志的信，很谦虚地表示他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在胡绳同志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同志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
第三封信是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
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
我对胡绳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系统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系统的讨论。所以，胡绳同志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
最近几年，胡绳同志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大腿的外科手术，我曾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同志去看过他。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个人表示问候，同时报告近代史所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胡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
本文根据
严谨治学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张静如
我最早认识胡绳同志是在1953年夏。那天我和我们教研室主任王真同志去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逛旧书店。在一家书店里，碰到胡绳同志。王真同志把我介绍给胡绳同志，又说了会儿话，就各自走各自的了。那天胡绳同志穿一身白绸子裤褂，手里扇着一把扇子，给人的印象特别潇洒。那年，我还是个20岁的青年；他大约30多岁了。我注意看他，觉得他与众不同的是头颅很大，心想，这人一定非常聪明，有智慧。以后，除参加一些会议见到他，并没有什么交往。80年代以后，参加中共党史学会的学术活动，与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些。现在回想，有几件事令我十分难忘，主要是他支持我们北京市党史学会的工作方面，给我的印象很深。
胡绳同志写文章非常严谨。以我所闻所见，确实是这样。记得在1984年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时，中央决定要为李大钊烈士陵园立碑。邓小平同志题写了碑名，还要镌刻碑文。中央指定胡绳同志撰写碑文，交中央讨论通过后勒石。大概是在中央讨论碑文初稿时，有的老同志提出，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在绞刑架前不是讲过一段很感人的大义凛然的话吗?为什么不写入碑文呢?为此，胡绳同志交代他的秘书白小麦同志：你去问问李新同志、张静如同志，为什么他们的文章中没有写李大钊就义前讲过那段话。胡绳同志提出李新和我的名字，可能是在起草碑文时参阅了李新为《革命烈士传》撰写的李大钊一文及我写的《李大钊》。
白小麦同志到我这里来说希望我能提供些材料。我向他讲，那个关于李大钊烈士临刑前讲话的记述，出自大钊先生后人的回忆录，回忆录采用的这个说法并未经证实。所以我在文章中从来不使用这个材料。
当时，我们一些人非常担心那个不确切的说法真的会被镌之于石，留传后世。但是后来大家看到的碑文，只是写了“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未采纳那个临刑演说的材料。我想，以胡绳同志严谨治学的精神，他一定是研究和参阅了大量的材料，才这样判断和落笔的。
我主持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的工作，和大家一样，很希望能听到胡绳同志为我们做学术报告，给我们以启发。我们多次邀请他到会，尽管那时他健康状况已经不好，但他却力疾出席，亲身支持我们的工作。
记得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开端》，只是发表在吉林省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尽管只是省里的内部刊物，胡绳同志却看了登在上面的我的那篇文章。在
通过多次在学术会议上与胡绳同志的接触，他的大家风度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待人谦和，长于思考，做报告娓娓而谈，没有夸张和训教的言词，分析问题深入浅出，常从人们习见却不经意处研究带普遍性的问题。这种学者的风度非常值得认真学习。
一段时期以来，有不少文章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批评胡绳同志的观点。以前我也读过胡绳同志的著作，而他每发表新的文章我也经常读。一些文章批评胡绳同志，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鼓吹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等等，这促使我重新认真阅读他的著作。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读了《胡绳全书》的主要文章，尽管不是篇篇都读。读后掩卷回想，他的著作给我的感觉，一是，从30年代起到现在，这些文章立论正确、稳固，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这实在很不容易。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文章，回过头来看，很多都站不住脚。当然，在学识、经历、担负的责任等方面，我无法与胡绳同志比，也不好妄比。但就写文章、研究问题来说，我们不妨反躬自问，我们有胡绳同志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吗?二是，胡绳同志是一直随着时代前进的。他不保守，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反映在他的著作上，我们看到，他也勇于更正过去某些不妥当或不准确的观点。这一点，读一读《胡绳全书》的引言、说明，可以看得很清楚。
读了《胡绳全书》，我认为，胡绳同志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的。这是毫不含糊的。说胡绳同志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我决不相信，也决不赞同。正如有同志所说，经典著作也不可能句句话是经典(何况胡绳从未把自己的文章视为经典)。他有的文章、观点，人们完全可以不赞成，但要说其中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内容，以我的水平，实在是看不出来。远的不必说，近些年来他写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以《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题，发表了长篇论文。这些文章没有那么多引经据典，但却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周密的分析，有很强的说服力，道理讲得很透彻。
昨天，我还在读他写的《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很受启发。文中提到关于怎样认识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犯错误的问题，有同志曾提出，如果说1957年以后20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遵义会议以前那些“左”的错误，是否也可以说是探索中的错误呢?王明的错误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探索呢?胡绳同志的分析和回答是：“王明路线的错误恰好是因为不探索而产生的，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抄苏联的办法，跟着苏联、共产国际跑。这个错误和1957年以后的错误性质不一样。1957年以后的错误是不照抄国外的模式，不跟着外国的指挥捧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质。”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或许可以做一篇大文章。但在胡绳同志笔下，却是举重若轻，分析得既简单明了，又切中要害。这说明胡绳同志不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历史现象时，具有很深的造诣。
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又不保守僵化，我认为这是胡绳同志在政治上、学术上的一大特色。
本文是
勤 于 思 考 勇 于 开 拓
陈 威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1982年继乔木同志之后，胡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主持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一位在党史领域具有卓越建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前辈和大史学家，为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留下的丰厚的学术成果，激励着我们不断地开拓奋进。
胡绳同志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前，就发表过大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术著作。1948年他撰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一部深入揭示鸦片战争后八十多年间中国政治历史的力作。50年代初期，他写的《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和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有特色的体系。70年代，他写作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系统地论述了鸦片战争后80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各个阶级的发展变化，成为推动近代史和党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后，他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1991年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是由他主持撰写的。在他任职期间，通过言传身教，培养了相当一批党史研究的专业人才，其中许多同志已成为活跃在党史工作部门的骨干。
胡绳同志作为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在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时代的发展、民族的需要密切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在世纪之交，在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胡绳同志晚年深深思考的问题。胡绳同志以关注改革开放和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即使在与病魔的顽强抗争中，仍然坚忍不拔，激情不减，以敏锐的洞察力，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思想僵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空洞的教条，从而为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绳同志是我们所爱戴的学术前辈。他不仅勤奋好学，治学严谨，勇于探索，实事求是，而且学识渊博，视野广阔，作风朴实，不愧是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方面的先行者、开拓者。他的文章总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由表及里、丝丝入扣地释疑解惑，既充满了说理性，又发人深省；他为人谦和，对年轻同志循循善诱，培养提携，表现出精湛的学术造诣和高尚的思想品德的有机结合。
胡绳同志作为我室的主要领导者，极为重视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带领全室同志在深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同时，及时提出把研究的重点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上来，并于90年代中期开始，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工作。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他十分关注我室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党史研究室的实际，及时提出要写好本子，配好班子，盖好房子，为我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胡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励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努力开创世纪之初党史工作的新局面。
本文是
往 事 漫 忆
陈 原
往事如烟——不，往事并不如烟!
* * *
胡绳、叶籁士和我，年轻时都眷恋过世界语，都热衷过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老叶在世的最后几年，在卧病中常常追怀往事，给我讲述一些值得纪念的人和事。他叨念最多的是胡愈老，还有逝去了的世界语者乐嘉煊和徐沫，也常常提到那时还健在的胡绳。我听他不止一遍地讲过，30年代搞语文运动，少不了一个胡绳，解放后思想界和文化界活动，也绝对不可缺少一个胡绳。他说这话时是严肃的，诚恳的，带着无比的敬意。当叶籁士离开我们后不久，许多朋友就着手编辑《叶籁士文集》，大家采纳我的提议，请胡绳为文集写序言，我说只有胡绳能写好这篇序言，因为他们两人相知甚深。因此我们特别叮嘱殷国秀亲自出马去促成此事。胡绳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序言在1995年6月写成，题名为《叶籁士和世界语》，刊在同年9月出版的《叶籁士文集》里。
胡绳这篇序言，用平易如话的语言，将老叶的人品和对事业的奉献写活了；不但如此，它还精辟地分析了30年代党领导下跟“左联”同时存在的“语联”的历史，当然也深刻地总结了30年代我国进步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他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对问题的剖析自然举重若轻。这篇3000字的短文，刻画出一个时代，刻画出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并非不重要的侧面)，也刻画出时代人物的心态。这虽是一篇序言，可它确实是一篇极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论文。
他用寥寥几十个字描画了叶籁士这个令后人景仰的可敬的语文战士的形象，他说：“凡和他共过事的同志都不会忘记他的踏实的工作作风，诚恳的工作态度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
上引的这几句话，我想，完全可以照样用到胡绳这个思想精英的身上。此刻，我一遍又一遍重读这篇序言，如闻其声，如见故人，仿佛老叶和老胡都在我的身边，我仿佛听到他们在我耳边给我打招呼：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别拐向那边……这声音久久在我的耳边盘旋。如果我记得不错，胡绳是叶籁士的入党介绍人,而叶籁士则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们，老叶和老胡，都是我的引路人。
* * *
我首次跟胡绳同在一个屋子里共事是在54年前——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1946)。那是生活书店在国统区最后一个编辑集体，坐落在上海迈尔斯爱路霞飞路口中央药房楼上。组成编辑部的五个人，先后从重庆回到上海，胡绳是我们编辑部的主持人。五人中年纪较大的是沈志远，另外就是戈宝权、史枚和我，全是二三十岁的“小青年”。沈志远年过40，而胡绳那时还不到30岁。
所谓编辑部其实不过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二楼前厅，纵横交错放着不大的办公桌椅。那时没有像现在的出版社那么多的“官”衔，也没有评什么职称，大家按照粗略的分工，自觉地肩负着力所能及的任务，有时也聚在一起议论选题和书稿，有时则热烈地讨论或争论某些学术问题。
沈志远(1902～1965)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国内几所大学教过书，出版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译。此时他负责编一个大型的学术杂志《理论与现实》。他很忙，因为他在编辑部外还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史枚(1914～1981)除了主编一个还没有扩版的小杂志《读书与出版》外，日常大小事务都是他张罗的，仿佛是编辑部的总管。戈宝权(1913～2000)跟我两人只上半天班，戈有半天在苏联塔斯社工作，我则半天在外边筹备由渝迁沪的一份杂志《民主世界》复刊。我帮史枚组织社会科学书稿，同时帮宝权看一些文艺翻译。学术界先辈郑振铎戏称我是两栖类动物，就是因此而发的。
* * *
政治形势日益恶化，蒋介石决心挑起内战，中共代表团从白区撤退。撤走前夜，周恩来同志在马斯南路办事处跟留沪的文化界人士话别，那天被邀请的大约有五六十人，杜老(国庠，1889～1961)跟我都去了。周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分析形势，指明动向，增强我们留沪人员的信心。事隔50多年，讲话的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最后两句话永世难忘。他说：我们要回来的，也许很快，也许迟一点，但终归要回来的!他说得斩钉截铁，甚至有点儿悲壮。到会者听了无不动容。那天下着滂沱大雨，散会后，恩来同志用小轿车送杜老回家，也顺带把我捎上了，因为我住在离杜老不远处。胡绳那天是否在场，宝权是否去了，都记不清楚了。
中共代表团撤退后，胡绳、史枚、徐伯昕、沈志远先后撤往香港，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也撤离上海了。胡绳和徐伯昕撤走前，分别给我交代任务。胡绳说，你留下接替史枚，继续把《读书与出版》编好，不要把杂志搞得太红，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去引导和团结更广大的读者，也让留沪的一些作者有一个说话的处所。徐伯昕告诫我，编辑计划不要搞得太大，守着现在的阵地，着眼未来——记得他让我研究一下如何编辑一本小字典，面向新形势下的中小学生。他们两人临走前安排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读书与出版》编委会，请杜老、周老(建人，1889～1984)，戈宝权、陈翰伯(1914～1988)参加，由我召集，每月聚会一次，主要是编杂志，也兼管一点书稿。四位编委由书店每月略致薄酬。
这个编辑集体是在中共代表团撤走以后登场的，可以说是上面说过的那个编辑部的延续。按照预定计划，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大约一年多一点)，每个月在我家聚会一次，主要检讨上期杂志的得失，拟定下期选题组稿计划。我那时住在北四川路天潼路一家英国人货仓的六楼顶层(原是仓库看守人住的)，这个货仓大楼只有载货的电梯，没有载人的电梯，只能用两条腿爬上爬下——杜老和周老年纪比较大，他们每个月都这样爬楼梯，而且风雨无阻，参加编委会的聚会。
这个编辑集体的每月聚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又是很愉快的，至今想起仍叫人向往。在这里我们可以坦率地议论时局，互通消息，彼此互勉。在那黑暗的日子里，难得有这样谈心的机会，50多年后的今天，每一回想，心里还是热呼呼甜滋滋的。
1948年底以前，我们这个编辑集体的五个人，连我在内，都先后撤离上海了。年底之前某一天，《读书与出版》宣布停刊，停刊启事与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停业启事同一天登在上海各大报上。
这两个编辑集体，前一个是胡绳亲自领导的，后一个是他布置由我执行的，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版工作的一段很有意义的插曲。参加这两个集体前后共10人，宝权和我两个集体都参加了，所以实际上只有8人。解放后我们这8个人都在文化教育宣传出版思想战线上工作，其中沈志远和史枚被1957年的龙卷风刮进去了，沈在“文革”前辞世，他没有熬到春天的到来。史枚则熬过来了，并且在1979年创办《读书》杂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操劳过度，加上不如意的事件不时向他袭来，他带着忧伤的心情于1981年突发脑溢血逝世。我写过一篇《记史枚》纪念他，刊载在史枚对它献出最后精力的《读书》上。杜老一直在广东宣传教育部门工作，却在60年代过早地离开人间。周老解放后一直从事和关心出版事业，做过出版署副署长，16年前以95岁高龄仙逝。翰伯晚年疾病缠身，终于在12年前的一个秋夜睡着睡着就走了。宝权是今年5月走的。如今胡绳也走了。这样，那两个编辑集体的8个人，7个都走了，只孤零零地剩下我一个，这使我不能不感到失去战友的孤单——我们曾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并肩战斗过，战斗的情谊是永远抹不去，也忘不掉的……
2000年12月
尘凡多变敢求真——
陈铁健
一
用作本文标题的这句七言诗，是胡绳80自寿诗中的一句。这句诗的诠释，有胡绳另一首四字诗所云“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更有他的坦率的直白：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
胡绳生于1918年。1958年，毛泽东结束“政治思想革命”的反右派斗争，紧接着发动“大跃进”，大刮“共产”风。这一年，胡绳40岁。30年后的1987年，他终于走出矛盾和茫然。从40岁到70岁，是人的一生中最成熟最有活力的时期。如果没有这30年的困惑，以他的学养、学识，他会写出多少力作，贡献于中国学术殿堂，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然而，30年的茫然和困惑，并非全无积极意义。正是在遭受心灵煎熬的同时，经过自我反省，自我质疑，自我批评，走出长期的茫然和困惑之后，促成他大彻大悟，重新走向自信，达致晚年的觉醒。90年代后期，胡绳以“老遇明时倍旺神”，求真破惑叩问天命的思想境界，写出或留下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于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论著和谈话。这是他在吸收近20年间思想理论和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反复思索，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是他晚年以无私无畏的胆识，冲破种种障碍，重新回到良知心境，形成新的思想辉煌的一个里程碑。
胡绳关于《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十次谈话中，使人感到破疑解惑的是以下几点：
——“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
——“1927年后，中共总的趋势是‘左’”；
——“大规模农民运动出现‘左’的无政主义偏向是必然的”；
——“中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左’的产物”；
——“‘肃反’往往对着知识分子”,“恐怕与个人专断、独裁有关”；
——“工农、小资产阶级”当中“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
——对于历史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在内的60多人)的评价，等等。
老实说，这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大书。十分可惜，他还未来得及把这些思考充分加以展开，全面加以阐述，没有写成他所期望的一本大而新的历史著作，他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对此书的构想，依然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史学遗产。当某种学科受制于“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受制于处处干预的权势操作，研究者充满不自信的自卑心态，固守早已过时早该否定的所谓“定论”，实行“隐恶扬善”，便成为某些研究机构领导人在学术与权力两难抉择中的必然选择。作为长期领导党史研究机构的重要负责人，胡绳经过数十年深思熟虑后所作的10次谈话，无疑突破了这些学科的陈规旧框，给予后来者以巨大鼓舞和深刻启示，使他们在茫然中看到了希望。
二
作为后学晚辈，我与胡绳接触甚少，就记忆所及，大概有这样几次：
——1985年，他直接指导我和郑惠执笔起草杨尚昆在纪念瞿秋白就义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
——1986年，我请他为一位篆刻家朋友所刻孙中山印谱题名，他欣然应允；
——1987年，为我写《论西路军》一文，胡绳特地召开一次通报西路军问题和处理拙文引起的小小风波的小型座谈会，丁伟志、丁守和、余绳武、徐宗勉和我都与会。面对当时二位大人物的严厉批示，胡绳主动承担责任，为我的违规操作开脱，指示采取“冷处理”办法。会前胡绳让丁伟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用电话通知我：“文章内容没有错误，只是不合时宜。不必紧张，也不要作检讨，说明一下写作情况就可以了。”会议开得很轻松，胡绳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位宽厚和善的长者。事后，我又收到徐向前办公室的电话，说徐帅非常赞成我的文章，如遇到困难，徐帅可以出面协调。这使我当时心绪平静如水，对胡、徐两公均感激不尽，并没有如不了解细情的某同志所说“作者与编者都很紧张”的事。
——1991年，胡绳通过郑惠赠我《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希望我写一篇评论，无论优点缺点都写，并邀我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座谈会。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那篇评论小文。
——在这前后，胡绳通过丁伟志、王庆成要我草拟一份关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机构的方案（我与李义彬曾在1984年向中国社科院党组提交一份关于筹建国史研究机构的报告，印在院办《要报》上，上报中央），后经王庆成等修改送呈胡绳。
此外，他还关注我个人的住房，批示有关人员改善我的住房条件。
胡绳的书和文，我读得不多。1966年初，拜读过他的《二千年间》一书及《方生未死之间》书中所收的文章。是黎澍开了一些书和文章目录让我找来读的。黎澍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你如果有兴趣帮助我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过要读大量前人和时人写的书。我答应了黎澍。随后，《历史研究》因发表《胡适吴晗通信评注》被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等“左派”抓住发难，近代史所“文革”之火点燃，读书和研究的事就全吹了。
80年代，为撰写《瞿秋白传》，凡是评论瞿秋白的书文都找来看过。胡绳的《枣下论丛》（1962年出版）就是这时拜读的。受当时政治潮流的影响，胡绳对瞿秋白《多余的话》所写的评论就收在这本书里。后来，我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瞿秋白研究课题时，评论过《枣下论丛》中瞿氏“晚节不终”之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胡绳对瞿秋白的评价后来有了很大变化。1983年底他过长汀谒秋白墓，作诗云：“莫道书生非大器，怀霜诸夏尽沾巾”，则流露出对秋白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90年代，胡绳所写的论文，我大部认真读过，而且衷心感佩他的大智大勇，他的深刻清澈，他的以理服人的气度，他的娓娓道来的文风。那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长文，引起了围攻。为了打抱不平，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之约，写过一篇题为《幽深与清澈交融》的短论，回敬那些无端的批判。
三
胡绳是中外驰名的资深学者，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官员，一身二任，两者时而契合，时而矛盾。但他本质上是书生，是学者，具有书生的真诚，学者的良知。在他身上，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独立思考，与人为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品格，始终支撑他的一生。他晚年的文章谈话的意义，远超文章与谈话本身，而在于它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在于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于它的不盲从旧说和定论，反对抱残守缺，独立思考，求真求新，勇于探索，开拓前进的精神。作为20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思想理论家、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胡绳当之无愧。
人文社会科学的厄运源于教条、迷信和盲从，而非源于怀疑、思索与创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希望，在于已经出现了一批像胡绳这样不再迷信，不再盲从，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大学者。他们以一种学者兼战士的姿态，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脱旧出新繁荣昌盛而贡献自己的毕生智慧，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将中国问题置于国际背景中进行研究，穷追深究，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以胡绳为代表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必将作为中国学术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载入20世纪史册。
壬午春正元宵节前夕写于胡家园水南斋
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
林蕴晖
在胡绳逝世一周年的前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襄樊市委在襄樊市举行纪念胡绳的学术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但行前匆忙，对于在会上讲什么，毫无准备。因有缘直接间接听到过胡绳对中共党史写作的一些意见，故在会上即席谈了一点感想。回京后，翻了一下当年的笔记，觉得很有整理的价值，既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学习。
1998年和1999年胡绳先后发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大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两篇文章，显然不是大师的即兴之作，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得到的成熟见解。1994年秋以后，胡绳对1949～1978年中共党史的编写，多有指示。从他当年对中共党史编写的指导思想、如何写好新民主主义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等问题的意见中，可以窥视胡绳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所做的历史思考，故由此命题。
1994年秋，距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过了14个年头。其间，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2年举行的中共十四大，更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切表明，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大大前进了。此前，胡绳曾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胡乔木给予高度评价。但这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前的事，现在时间又过了三年。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党史的编写，如何以决议为指导，又符合中共已大大前进了的认识，就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为指导思想，这样才能有笼罩全局的气势，也才能体现出90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
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离开经济建设的严重教训，胡绳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地对待国际国内的某些事件；另一方面又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建国之初，就摆在了党的面前。
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
党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以至政策。但何以没能坚持贯彻下去，以至很快又走回头路。这显然与当时对苏联的经验教训只限于具体政策，而未能从总体模式上看其弊端有关。而更重要的是，由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转向了肯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我们将探索成就放在上述限度内来阐述，就可以使二者辩证统一起来。
十四大报告中说，“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
胡绳说，我的意思是想说明：
对建国头七年、‘文革’前十年的正确方面、成就方面，不要说得过满、不要过高、绝对化，这样前后连贯起来，就可以显现出历史的比较来。不然就使人感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者是强词夺理，难以服人。
这一番话表明，胡绳要求编写中共党史要立足于中共在9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之上，即以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笼罩全局，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把1949～1978年这段历史讲清楚，使之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这就必然涉及这段历史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胡绳说，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的提出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这就是胡绳要求把握的分寸。
1995年，在中共七大50周年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龚育之为在
胡绳说，可以认为，党从建立开始一直到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政策都是一个大问题。建党初期与张东荪、梁启超的论战，张、梁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因此而否定现在应成立共产党是错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张、梁答复得不完全。说全世界资本主义都不行了，都要搞共产主义，所以要有共产党。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就说，共产党可以联合其他党派推翻封建阶级统治。
胡绳指出，我们党从来没有搞革命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意思。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如何？讨论的结果是非资本主义。没敢说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但在当时显然不可能实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可以让资本主义有个广大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我们与国民党妥协，可以先发展资本主义。但蒋介石不干。结果三年解放战争，无产阶级上台。这时，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有没有生存余地？七届二中全会明确，现在是搞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1952年三反五反，《学习》杂志发表文章说，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后来，毛泽东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回过头来看，从1953年以后，是情绪性的东西多了，理论性的东西少了。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究竟怎么样，要研究。中国的资本主义很小。全国解放时，又有很多资本家跑到境外去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是从主要矛盾的提出，一直抓下来的。
1956年党的八大后，本来开始提出作某种退却，提出在社会主义中可以有点资本主义。薛暮桥说，中国现在就是还需要点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很容易轻率地对待资本主义。但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就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并抵制其消极作用。
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早了，但是我们并不后悔。因为我们终究在社会主义下发展起来了。重新允许资本主义，恰恰证明我们有能力利用资本主义。
胡绳的这次讲话，直接涉及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问题。首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质疑，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政治上掌握了政权，经济上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很容易轻率地对待资本主义。然而，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我们今天正是要从这个高度去重新审视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这不是对三大改造的简单否定，而是要通过历史的比较，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使人们领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对1953年提出的总路线，现在有不同评价。
薄老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肯定总路线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对七届二中全会的新发展”。
薛暮桥1988年10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802期发表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但此文当时在《求是》发表时，即作了修改。在1996年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中，也没有保留这个说法，而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而不是原先认为的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然后再采取步骤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认识上当然是一种深化，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尔后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一是“搞得太快了”；二是“搞得过头了”。
《七十年》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在历史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是适时的和必要的”。
学术界否定总路线提出的议论不少，但见诸严肃著作的不多。
我们觉得现在重新写这个问题，要有所前进：
（一）把酝酿提出总路线的进程，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这个标题加以笼罩，突出地反映总路线确与原来设想有所不同。
（二）明确指出：“由原来经过十到十五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改为从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改变，特别是以后随之而来的加速过渡的改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指出在提出总路线过程中，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改造，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对立起来，实际上把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看成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同我们党过去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宣传，是不协调的。我们党多次讲过，新民主主义纲领包括允许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党又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之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而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就在于它包含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预期着这种因素的不断增长，最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四）指出总路线的制定，与学习苏联、照抄苏联的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密切关系。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当时强调学习总路线要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做社会惟一的经济基础，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看做惟一模式，都不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道路。”
对此，胡绳提出了以下意见：
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故不考虑“提得太早”这一提法。“工业化”应承认是必要的、适时的（但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一切都由国家操办是个问题）。
针对龚信中所说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指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改造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对立起来，实际上把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看成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同我们党过去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宣传，是不协调的。我们党多次讲过，新民主主义纲领包括允许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党又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之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而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就在于它包含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预期着这种因素的不断增长，最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胡绳旁批：“毛这样看，不能算错，反而恐怕是他尖锐地看出问题之实质。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之不同固然如此，而它和左倾冒险主义之区别则在于容许资本主义之存在。故毛曾说它是新资本主义（1943年、1944年语，见毛文集卷三）。此问题虽不宜在此书中论述，但这里的评论我以为是不适当的。
针对信中这样一段表述：“所有这些，表明执行新民主主义纲领，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同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改造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衔接的。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作学习总路线的总结发言，明确指出：“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胡绳在这段旁划了一竖杠，批道：“这样说，虽然好像过得去，但其实是把根本问题含糊地对付过去——即‘和稀泥’。”
对信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意义的这样一句表述：“还应当指出，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胡绳将划线处文字删去，改为：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划线处为胡绳所加）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问题的原因，信中分析说：“从党的领导来看，主要是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不像过去那样谨慎、那样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从广大干部的思想情绪来看，普遍存在着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提早进入社会主义的倾向。”胡绳将划线处删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这些问题后加写：总的来看，是由于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造成的。这种思想不能说是不合理，但因此而不能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办事，就不能不遭致某种程度的事与愿违。
胡绳这几段话明确反映出以下几个意思：
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二，毛泽东批评继续搞新民主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是抓住了实质，即新民主主义意味着还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问题是毛泽东这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其结果是事与愿违。
第三，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意义的估计，在用词上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改为“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明这场变革，而不突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第四，胡绳认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不是在本书中所能展开的。但他批示的各点，都是以此为主轴而提出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所在。胡绳在经过长时间思考以后，不顾耄耋之年体弱多病，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和党内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度责任感，把他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党和终身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他这份赤子之心同他的思想一样，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2001年12月
怀 念 胡 绳 同 志
范 用
我十六七岁就读胡绳同志的著作《新哲学的人生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那时正醉心于追求新思想，学习新思想，如饥似渴。这两本通俗哲学著作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深入浅出，我反复阅读，爱不释手。
要知道，胡绳写这两本书时，不过十八九、二十来岁，就足以担当青年导师了。
初见胡绳同志，是1939年在重庆。他在学田湾生活书店工作，我在武库街读书生活出版社，难得见到。当时我刚入党，有一天陈楚云同志带我到七星岗某处听讲，到的人只有五六个，其中有赵冬垠，他也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编辑。似乎在座的还有侯外庐，想来他也是党员。听谁讲？凯丰。那时他在八路军办事处，讲的内容就是后来发表于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季刊上的《论知识分子》，后来印成了书，在解放区畅销一时，在国统区则成为禁书。
我不知道这一次胡绳对我这个十几岁未脱稚气的孩子留下什么印象。以后，又见过几面，没有深谈，但他对我十分和善，平易近人。
再次见面，是1946年在上海。我离开重庆时，组织关系在何其芳处，他告诉我到上海后由胡绳同我联系，但是过了几个月都不见他来。有一天，我在四川路底乘一路电车，在车上见到胡绳，大喜，但胡绳立即以目暗示彼此不识，不能交谈。以后得到通知，关系在冯乃超处，但也未接上。直到1948年方学武来，说关系转到吴克坚处了，这才又过上组织生活。
解放以后，胡绳在出版总署任党组书记、办公室主任。人民出版社成立，他兼任社长。我在他领导下了，但他并不管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王子野、华应申主持。开会时他来做过几次报告。出版总署和人民出版社同在一处，常常碰到他。
50～6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枣下论丛》，接触就多了。他住在史家胡同，与人民出版社及我住处很近，我也就常常去他家走动，向他请教出书和编辑工作中的问题，得益良多。他爱喝酒，常以茅台酒饷我。那时一瓶茅台八块钱，二锅头才几角钱。他的夫人吴全衡同志在重庆时就认识，一直把我看作小弟弟，还曾经动员我到生活书店去工作，我们叙起旧来，十分高兴。
后来他做的“官”越来越大，不便轻易去打扰他了。当然，去找他是不会遭到拒绝的。
1998年秋天，胡绳同志住院，仿子同志约我去看他。他精神很好，谈兴甚浓，将近一个小时谈了许多往事。回来我告诉仙宝：我又见到当年的胡绳了。他的健康情况良好，甚感欣慰!
我还带去1939年、1940年胡绳用“雍蒲足”笔名写的一组读书随笔《夜读散记》。胡绳看了便在上面题字：“范用同志出示五十余年前从我主编的《读书月报》上一些小文章剪集在一起的本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居然尚存，实属不易。”
没有多久，胡绳寄来一笺《八十自寿铭》诗。诗中说“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40岁是1958年，30载是到1989年，我们过来人都知道其间政治风浪是怎么翻腾的，当时，有谁能说得清楚？提心吊胆过日子，哪里谈得上理解。不少人直到丧生都“惑而不解”。而在胡绳，困惑正是觉醒的开始。
胡绳同志在1996年写的《胡绳全书》第二卷引言中有一段肺腑之言：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
这一段反思说明，晚年胡绳同志终于由惑而悟而明了，十分可喜，值得赞美。
1998年12月，胡绳到长沙，参加“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并作了发言，随后将发言写成近两万字的专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发表。这是胡绳同志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做的最后的贡献。我希望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同志都能读一读此文。(后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胡绳同志逝世后，吴江同志在其悼念文章中对胡绳有如下的评价，我以为全面中肯，恰如其分，谨抄录如下，供同志们一读：
胡绳虽官阶不低，但非政要，他以理论家、史学家名于时，亦将以近代史著作传于世。但他同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这一点却很少为人所知。他的学识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胡绳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的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在历次批判运动中，胡属宽厚派、温和派，尽量不说过头话，诚为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所论常“未能尽意”，即持恰当保留态度之意。这是颇难得可贵的。但胡绳还有其另一方面，即他在政治上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越雷池一步，这可能限制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他的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却有了惊人的改变——这有他逝世前一个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为证。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今胡绳同志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课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又有新的成果，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做出新的贡献。因此，我们深深怀念胡绳同志，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近读李普《悼胡绳》一文，他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与吴江所说是一个意思。李慎之在《忆胡绳》一文中叹曰：“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胡绳作为一位80岁老人，不容易啊!”我怀念胡绳，更钦慕其为人。
胡 绳 的 最 后 一 篇 文 章
范敬宜
从2000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上读到魏久明悼念胡绳同志的文章，其中提到胡绳在最后日子里写的一篇文章，是为一位名叫黄克定的老同志的音韵学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写的序言。读后异常激动，以至夜不成寐。因为黄克定是我的患难之交，而我又是他殚精竭虑撰写这部著作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我万万没有想到，在黄克定逝世三年之后，重病中的胡绳还念念不忘完成故交当年的嘱托。
《百年潮》的文章是这样概述此事经过的：2000年秋天，胡绳同志已进入病危阶段。他自知来日无多，便带着一部分未了的心愿来到烟台和上海，边疗养边工作，其中就包括为早年上海复旦中学老同学黄克定著作写序言的“任务”。文章说，“这位老同学，1944年在浙江老家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转战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在辽宁省从事教育、财务工作。他爱好文学和古代汉语，有深厚的古文根底。但他一直处境艰难，特别是‘文革’中下放在辽西偏僻落后的农村，在饥寒和艰苦劳动的条件下，每天更深夜静妻儿熟睡之后，在小油灯下，研究很少有人问津的一门冷僻枯燥的学问——汉语‘音韵学’，写出一部学术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这部书，从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优美自然和谐的音节谈起，一直写到元代反映北方语言的巨著《中原音韵》，概述了从远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汉语音韵的沿革和发展，历史跨度二千多年。黄克定完成书稿后，想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老同学胡绳同志写序言”。“胡绳答应为他写序，并不是因为黄克定是他的同学，而是黄克定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感动，对他从事学术研究有独到见解表示赞扬。……他从烟台到上海，常常思考这篇序言如何写。有时半夜醒了，睡不着，起来提笔写这篇文章。我们几次用别的办法，分散他的精力，劝他把写序言的事放一放，但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在上海，在2000年国庆节前夕，终于把这篇序言写完了”。这时胡绳同志“如释重负，有一种说不尽的轻松愉快，一笔‘老账’还了。这是胡绳用心血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魏久明同志的悼念文章中，胡绳为黄克定写序只是一个事例，写得这样详细，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作为一个“知情者”，我觉得还有必要做一些补充。
黄克定完成这部专著，前后历时30年，最艰苦的是“文革”中的10年，他以超人的毅力战胜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恶劣环境和生活条件。当时我家和他家同时被流放在辽宁省最贫瘠的西部山区——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两家仅相隔一个山头。我们亲眼看见他冬天在滴水成冰的破屋里，裹着棉袄、拥着棉被，蜷缩在炕梢一角，靠着一盏油灯，不分昼夜地写作。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困了纳头睡几十分钟。除了他的夫人，周围谁也不能理解他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做这类学问为的是什么。许多人在背后说他是神经病，连我这个多少读过一点音韵学的人，都劝他停止这种“无效劳动”：“你与其写这种永远不可能出版的书，还不如帮你老伴干点活。你看她累得多可怜!”可是他夫人总是说：“你别阻挡他，他做的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将来会有用的。”
黄克定请胡绳为这部著作写序，绝不是想利用“名人效应”。他是一位十分清高的知识分子，从来鄙视攀高结贵。因此在写书的过程中，从未求助于人。而且他和胡绳只是中学时的同学，几十年没有来往，彼此都记不清对方是什么样子了。只是到了80年代书已完稿之后，联系出版社到处碰壁一筹莫展，加上突发脑血栓瘫卧在床的时候，才万般无奈地向胡绳这位老同学写信求援。偏偏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胡绳在一年之后才看到这封信。在这等待的过程中，黄克定已感到无望，我还对他泼过冷水：“现在胡绳同志身居要职，恐怕不可能为一个普通老同学做这样的小事了。”谁也没有想到，后来胡绳为此书的出版和序言操了那么大心，出了那么多力。
胡绳同志为黄克定著作的作序和出版如此认真负责，绝不仅仅是出于同窗情谊，主要是被黄克定的精神所感动。他说：黄克定投身于音韵学这一冷僻艰深的研究领域，“其条件之艰苦，毅力之强，用功之深，处处表现了一种学人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是值得称赞和佩服的。”最近，我才看到胡绳为写序和出版事与黄克定本人及其家属的五六次通信。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充满热情的关怀、安慰、鼓励和承诺，甚至对联系出版的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详详细细。这种古道热肠，在当今社会实在已属罕见。
在胡绳同志的倾力支持下，黄克定的这部专著最近即将由辽宁出版社出版。
可惜作者本人和胡绳同志都不能看到它的问世了。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既是学术界、出版界的佳话，又留下了令人心酸的遗憾。作为一个目睹这个故事全过程的朋友，行文至此，只能祈祷这一类遗憾今后少些再少些。
2001年1月
忆 胡 绳 同 志
金冲及
一
新华社播发的《胡绳同志生平》中使用了“少年早慧”四个字，这是很少见的。
这四个字用在胡绳同志身上十分贴切。今年春节，我到他家去。他的秘书、也是儿媳的黎钢在座，说到她陪胡绳去看望夏衍时，一进门，夏衍就说：“神童来了。”黎钢说：我这才知道夏衍同志他们把胡老称作“神童”。夏衍和胡绳30年代中期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但两人年龄相差18岁，所以夏衍完全有资格把胡绳称做“神童”。“神童”，我想也是“少年早慧”的意思。
我听胡绳讲过他早年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个半新半旧的师范毕业生。胡绳入学前，父亲教过他两年，读的是古文和唐诗，也教过一点算术。他七岁半进小学，一进去就五年级。九岁半进初中，因为年龄太小，功课赶不上，第一年留级，所以初中读了四年。高中先在苏州中学读了两年，以后从上海的复旦中学毕业，那是1934年的事。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结果被哲学系录取，和任继愈是同班同学。他记得的同学还有历史系的刘导生、中文系的扬帆等。读了一年，觉得在学校里读书没有多大意思，1935年上半年学校里的政治空气也比较沉闷，就离开了，回到了上海自己看书和写文章。但在北大这一年对他并不是白费，还是听了一些课，如听郑昕教授讲逻辑，在逻辑推论的严格性上不能说没有学到点东西。也听过汤用彤教授的《哲学概论》和张颐教授的《西洋哲学史》。胡绳把这些归结起来说，他从1925～1935年共受10年的正规教育，在语文、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一点基础。复旦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都是英文的，还可以对付。北大用英文的哲学史课本，也读得下去。如果没有这点基础，以后自己学习也会很困难，所以经过正规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离开学校后，他一面自己读书，一面在报刊上发表些文章，收入可以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我曾问他写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他说：是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从书”中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我后来从图书馆中找到这本书，版权页上写着：1937年1月初版，7月第四版。这说明：第一，这本书正式出版的那个月他刚好满19周岁，那么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只有18岁多一点。第二，出版后，不到半年时间内接连出版了4版，可见这本书很受读者欢迎，谁知道它的作者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呢。
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从上海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工作，在社会上已很有些名气。我听前辈经济史家汪敬虞教授说：“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在1938年。那时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学校请一些名流学者来做报告，里面就有胡绳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比我还小一岁。”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的小野信尔和狭间直树两位教授到中国来，说他们正在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译成日文。那时接待的人粗暴地说：“胡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没有什么当代人名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可查。日文译本出版时，译者在后记中说了一句：作者现在大约70多岁。事实上，胡绳那时还只有50多岁。造成这个失误的原因大概是：胡绳享有盛名已有30多年，国外的学者就以为他总得有70多岁了，没想到他还那么年轻。这也可以为他“少年早慧”添一条注脚吧！
二
龚育之同志在《初读胡绳》的题目下写道：“54年前初读胡绳，我还是个中学生。”这几句话，我似乎可以照样借用。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大概多少都受到过胡绳的影响，从他那里得到过教益。
《二千年间》这本书我在50多年前也读过。它能把二千年间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基本问题，如官僚制度、军队制度的变迁等，一个一个说得那样深入浅出，一目了然，使我为之倾倒。但我不是从《中学生》杂志上读的，看的是“开明青年丛书”,那本书的封面样子我也记得。书的作者，我那时同样不知道是胡绳，只知道是“蒲韧”。
他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我是1947年刚进大学时读的，大概也是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种。这本书并不厚，但里面举的例子，有的我现在还记得。
他在解放前的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是他二十八九岁时写的，我读过好几遍。每读一遍，常觉得又能从中受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的启示。应该说，能使人有这样感觉的书并不多。1953年起，我在复旦大学开始教“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当时史学界还存有一种偏见，似乎研究中国近代史算不上是一门“学问”，所以可供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多。胡绳这本书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便成了我讲课的基本依据。可以说，解放后大学里较早地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那一代史学工作者，大体上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龚育之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提起《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书来，至今有人还称赞不已。这本书，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晰、史笔的流畅，不说无与伦比，也要说是成就很高。后来，胡绳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其篇幅和内容、史料和分析，都已大大超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后者还是不能代替前者。金冲及同志同我说，他很重视后者，但更喜爱前者。这个观感，不知道金同胡绳讲过没有，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吧。”
这些话，我确实同胡绳说过，话讲得还要重一些，因为在他面前我一向觉得无论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直说，用不着有任何顾虑。我讲了以后，他没有说什么。但我同意龚的说法，认为“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1981年我随胡绳出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他对几位日本朋友说过：“我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六版序言中有一段话：‘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书一出来，我就后悔了：别人可以问，你现在不是青年了，这些弱点自然该都避免了？是的，青年人的弱点我是避免了一些，但又带来了老年人的弱点。”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可以看到一位大师是怎样永远不倦地在不断反省自己的。
三
胡绳同志在学风上有自己的特点。除了他在《胡绳全书》前言中所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外，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就是知识渊博和说理性强。
胡绳曾把胡乔木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且说：“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这些话同样可以移在他的身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对文、史、哲、经等各门学科都拿得起来，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这样的人确实“不多见”，可能一时还很难有人能替代他的这种作用。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这同他的博览群书而又好学深思有关。对读书，他主张专和精要结合。他说过：我是能快读的，一小时看1万字总不止，《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样的书，一小时可以读5万字。读多了，知道有些书不需要每字每句看，跳着看也可以。就是经典作家的著作，也不需要每篇都当经典读，很多可以浏览过去，有个印象就可以。真正要精读的书，最多占1/4。他说，要争取读得多，品种多，特别是年轻时，看一下总有些印象。他有一句话，我一直忘不了，就是：“眼睛里曾经过过的，和没有过过的大不一样。”这一点，在记忆力比较好的年轻时期，尤其如此。
他的文章说理性强，表现在对人和事总是作具体分析，说得比较周全，不简单化和绝对化，就是写批评文章也心平气和，不是盛气凌人。有一次，他讲到钱锺书教授曾用佛经中一句话来评论他的文章：“有理不在高声”。也就是说：在辩论中，重要的是把道理讲透，而不在于把嗓门提得多高。这种文风的养成，当然跟他年轻时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上写文章有关。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不注意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是盛气凌人地训人，根本不会被读者所接受；在说理时，也不能简单地给人家戴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而要通过具体分析，把道理讲透，指出那种说法在哪些地方不符合事实，错误的要点在哪里，否则一般读者仍然不会接受。胡绳的这种文风，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对社会上不那么好的文风，胡绳在闲谈中常有许多一针见血的评论。记得十几年前，党史界曾有两种相当流行的风气：一种是靠抛别人难以见过的资料取胜，似乎文章水平的高低就靠它来判断；另一种是过分地把精力集中在考订一些未必都那么重要的日期和名单等细节上。有一次，我随胡绳出去开会，他在车上就发起议论来。对前一种现象，他说：什么是水平？拿烧菜做比喻，同样靠这些原材料，特级厨师和一般家庭妇女做出来的菜大不一样，这才叫水平；如果只是你有这种原材料，他却没有，这怎么算是你的水平呢？对后一种现象，他当然肯定把一些关键性的日期和名单考订清楚是重要的，但认为不能把许多的精力集中在这类考订上。他说：党史的资料实在太多了，所以这类考订文章可以一篇又一篇地做。对古代史就没法这样，例如《史记》中没有说鸿门宴的具体日期，也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当然，这是他在聊天中讲到的，并没有字斟句酌地去推敲，也没有作严密的论证，但确实很能发人深思。
那时侯还有一种风气，就是爱做各式各样的翻案文章，认为这才是学术上的创新，才是有所突破。总的说，这是一种好现象。有些传统说法不符合客观实际，自然得改正过来，在着重拨乱反正的当时尤其需要如此。但有一些文章，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采取轻率的毫不尊重的态度，甚至用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并不符合历史研究应该求真的要求。胡绳有一次感叹地说：我们应该把继承和创新联系起来。突破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每篇文章都能做到的。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前人说过什么，有些什么正确的意见。随便做翻案文章，未必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对一个正确的、大家承认的观点，如果能做些超过前人的发挥，说得更清楚些，这也是一种创造性。我觉得他的这种看法比较全面。1982年10月，我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从做翻案文章说起》，就是受到胡绳同志那段话的启发而写的。
这类议论，他平时讲过很多，可惜我没有把它一一记下来。
四
最后，讲一点胡绳同志怎样帮我改文章。这里只举两件事来讲：
一件是80年代后期，我担任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印出送审稿，共四本。他认真地看了三本，提出不少重要的意见。今年6月，他从外地回北京，我去看他时谈到这件事。他笑着说：我现在只记得看的时候删掉几十个“了”字，别的都已忘掉。他所说的这一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对我说：“了”字是表示过去或完成式，我们写的本来是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除了特别需要强调的地方外，实在不需要用那么多“了”字，比如什么时候召开了什么会议，会议通过了什么决议等等，这些“了”字几乎都可以去掉。确实，回头重新读读他删过的地方，就会感觉到文字干净得多。
另一件事是1991年，我随他去玉泉山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件事我准备另写文章来谈，现在只想先讲讲他帮助我改文章的事。我原来自以为还比较注意“咬文嚼字”，但在书稿的头两页上，他就提出三条意见，都是文字性的，也就是我文字不通的地方。
第一页上，我原来写着：“七十年来，为着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胡绳除了将“为着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改为“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把“领导”改为“团结广大的”以外，在稿旁批道：“七十年来，长时期的，重复”，再把“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改为“持续不断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我原来没有觉得这里有什么毛病，读他的批语后，再想一想，“七十年来，……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是同义反复，句子确实很糟。
同一页的下一段，我原来写着：“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过曾使举世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受到过严重挫折，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无法阻挡它的前进。”他除了把“无法阻挡”改为“阻挡不了”外，在稿旁批道：“它——应是指党”。自己再一看，前面写了“共产党人”，后面用了“它”，主词和代名词不搭配，成了文字不通，连忙把那个“人”字删掉。
第二页稿纸上，我原来写着：“辛亥革命前统治着中国的清皇朝是一个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胡绳一面看，一面对我说：“辛亥革命前统治中国的清皇朝”，就该包括康、雍、乾时期，对那个时期总不能说它是卖国的、极端腐败的吧！只能说到它的晚期如何如何。他接着又说：但专制这一点，不能说到晚期才有的。于是，他提起笔来，把这一段改写成：“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临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任何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完全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后来，他又删掉了第一个“任何”，把第二个“任何”改为“一切”，再删掉下一句中的“完全”，避免把问题说得绝对化。我真从内心佩服他看得细，改得好。而经他改过的文字，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来请他再做修改。只要你说得有道理，他总是能接受。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修改文稿时只注意文字问题，他的主要用力所在，始终在全书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框架以及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上。这里把他所做的这些细小的修改写出来，主要是想说明像他这样的大师在审改稿件时对一些文字细节也决不轻易放过。这种对工作一丝不苟、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悼念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胡绳
郑 惠
胡绳逝世，一颗智慧之星殒灭了。这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我长时期在他领导下工作，受他的教诲很深。在失去这位可敬可亲的导师的无比悲痛中，我一时还难以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系统的介绍，只能先写这篇短文，表达我对这位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的悼念。
胡绳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九一八事变时他正由初中升入高中。他说过，抗日战争对他们那一代青少年的思想和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在求学时就立下了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奉献一切的志向。1932年他写过一首自由体的新诗《日落之歌》，在他上学的苏州中学校刊上发表。这首诗以落日作为象征，抒发了他对故国衰落的悲怆和期待它再度崛起的渴望。这时，他从广泛的课外阅读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中共地下党的出版物，逐渐萌发了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革命的向往。1933年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里公开出版一期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壁报，表现了少年胡绳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
胡绳于1935年下半年自动放弃大学生活到上海参加革命，从此走上专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30年代中期同十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相比，客观形势有它好的一面，即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已经占有一定的优势，不好的一面是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造成很大的坏影响。但是当时迅猛发展的抗日救亡形势使许多党员和进步文化人逐渐看出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努力在斗争中摆脱它们的束缚。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关于这段历史，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上介绍了胡绳9月份的一次谈话，可以参看)。胡绳那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也在这种开辟新局面的斗争中注意清除“左”的影响，寻求正确的道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刻苦摸索，他领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深意，并结合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大力进行宣传。
1937年3月胡绳发表《胡适论》一文，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过(包括他倡导的理性主义)做了公正的评价，并提出在当前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和愚民政策等错误倾向的战斗中，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这是20年代以来很少见到的左翼文化界主张联合右翼文化人的声音。这篇文章在当时就以全面深刻的分析而受到重视，事隔60多年后，近代史所一位学者研究胡适，还认为它是许多评论胡适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而胡绳那时不过19岁。
从1942～1944年胡绳陆续写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批判大后方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反理性主义思潮，批判对象是著名学者冯友兰、贺麟、钱穆的几本著作。这是一个青年思想战士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与自由的旗帜发起的挑战。就专业学术知识来说，胡绳当时所掌握的不见得会比那几位饱学之士多，但是，凭借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有关思想资料的深入分析，胡绳的批判仍然显示出鞭辟入里的锐利锋芒。而这种批判既是强劲有力的，又是充分说理的，没有丝毫的武断和霸气。胡绳在后来回顾说：“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80年代初，胡绳在美国遇到一位台湾学者，这位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胡绳评论钱穆的文章很欣赏，他曾将文章复印了若干份在朋友中间传阅。这已是40年以后的事了。著名学者钱锺书看了《胡绳文集》收入的这些文章之后，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声高”加以赞许。这使我想起胡绳平时的待人接物。他总是那样温和宽厚，平易近人，总是那样平心静气地娓娓道来，以理服人，从来不疾言厉色，以势压人(即使在他身居高位的时候)。真是文如其人。这是胡绳的文风和人格交融的巨大魅力!
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胡绳随着革命形势和斗争任务的发展写下了多种多样的文章和著作，有时事政治评论、思想文化评论、政治理论通俗读物和历史学术专著等等，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十分惊人的。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为《民主》、《文萃》、《周报》写时事评论，在这些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后来到香港，17个月时间写的文章和著作多达44万余字，平均一个月写26000余字，包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种有力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又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这是胡绳写作生涯中的高产期。他后来回顾说，“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他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竭诚拥护，也使他很自然地迸发出全部精力用于这种艰苦的思想劳作之中。这些作品中的名篇都曾多次印行，销路很广，有的还有多种外文译本，在海内外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许多青年是从这一类作品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以至投奔革命的。
建国以后的30年间，胡绳以个人名义写的文章与前段时期相比大为减少。这有事务繁忙、参加集体写作较多、“文革”的耽误和生病等原因，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思想上的困惑。从50年代中期起，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思想与现行的潮流发生抵牾，实质上，就是他不能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的“左”的指导思想。这使他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他为顺应当时的潮流，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不过，在另一些文章中，仍然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保持了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步前进，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确立，胡绳的思想和写作生活发生了新的飞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经过初期的一段反思，他从心底里赞同新时期党的理论和路线，这成为他又能写出大量优秀作品的原动力。在党重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形势下，他所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的精神得以大大发扬。在他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历史的划时代转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专门著文评价说：如果没有党的基本路线，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并不是他故作高论，而是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得出的论断。
1987年胡绳写出《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胡乔木读了文章初稿后立即写信给作者说：“文章在晚饭前后读完，读了深为敬佩。这确是一篇力作，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历史地和逻辑地答复了几年来一直被一些人弄得纠缠不清的许多问题。”同样，胡绳也是从深入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有力地论证了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道理。他警惕地注意到这条基本路线有被动摇甚至推倒的危险。1991年他带领我们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那时正有一股企图回到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的声浪甚嚣尘上。在审定那本书稿时，有人提出要增加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但胡绳始终不受干扰，在书中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立场，并写出许多新意。值得庆幸的是，那本书得到杨尚昆、胡乔木同志的大力支持终于顺利出版,销行达600余万册。在玉泉山写书的余暇，他与我多次交谈，还反复讲述社会主义建设要充分吸收一切有益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的道理。对他在那种“左”风猛烈的气氛下仍然保持着那样冷静清醒的头脑，我私下感到由衷的钦佩。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他和我们这些学生都有一种思想上得到重新解放的喜悦。他继续写了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文章，提出许多新见解，尤其在阐释和传播邓小平理论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1994年6月他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长文，被誉为学习和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力作。同年底他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演讲，从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广阔范围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提出一些独创性的论点，受到理论界的热烈称赞。他从80年代起写出的重要文章结集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它的英译本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评价。中国的“文革”十年浩劫和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他对社会主义问题长时期深刻的思索。他在病重的最后几年，还不停息地研究和思考这方面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1998年底他在一个讨论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中的新论点。这决不是即兴之作，而是他长期思想积累达到的成果。这一新论点是十分精辟和富有远见的，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极为有益。在现今轻视思想理论的时尚中，它也许不为人们所注意，甚至受到某些人的误解和攻击，但许多有识之士包括一些青年思想工作者都表示了对胡绳这一研究成果的认同，并对他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表示敬意。从这里，我们仿佛又一次看到60年前他排除“左”倾干扰、胆识过人地宣传党的正确方针的风采。但无论就政治上的成熟和理论上的深邃来说，他现在都大大地超过以前青年时代了。令人十分惋惜的是，胡绳同志过快地与世长辞了，他设想如恩格斯所说的“把头伸到下个世纪探视一下”的意愿未能实现。他还有许多研究和思考的成果没有来得及留传下来。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去做。这不能不使我们这些学生感到很大的遗憾，并浸沉于深深的悲痛之中。但他一生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思想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在马克思主义持久发展的进程中，胡绳同志的创造精神将得到永生!
2000年11月
《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