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关键词】社会运动；竞争性抗议；抗争性政治；斗争手法；
【作者简介】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阎小骏，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6）04-0003-10
20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各种社会运动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社会运动理论也因此在西方流行起来。
在美国，这个社会运动的大潮首先是民权运动——即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投票权及其它公民权的运动；这一运动还包括了20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随后席卷美国的言论自由运动；它还包括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这项运动后来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和平运动、环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等。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它们中的一些非常平和，另一些则演变成暴力的抗议活动，诸如洛杉矶的华特暴动（Watts riots）、五角大楼前的游行、以及1968年发生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抗议活动等等。一些抗议以公共游行的方式进行；另一些则是大学生们在若干个大学校园里占领学校办公楼，其中就有我曾经求学的密歇根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以及我现在执教的哈佛大学 。1968年5月，在法国，巴黎的学生曾在中国红卫兵运动的鼓舞下占领了索邦大学，并试图与工人取得联系；在意大利，工厂因罢工而被迫关闭；在日本，不少大学也曾被关闭过一段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确可称得上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运动期、冲突期和动荡期。这些国际性的运动对于学术研究产生了直接而迅速的影响。那些成为研究“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人基本上都曾亲身参与过这些运动。
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植根于某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它们都强调人们在经济上的不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中国学者非常熟悉，这里不赘述。与马克思主义类似，现代化理论也是把冲突看作是经济变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同时，现代化理论还预计冲突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随时间逐渐消失。
但是在20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渐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路径之外，发展了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因为说到底，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被深深卷入到社会运动中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都很难解释这样的情形。因此，20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拒绝了经济解释，转而对心理学的解释产生兴趣。例如，柯岚?布林顿（Crane Brinton）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革命之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在该书中他主张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均不是简单地因经济问题而引起。这些运动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人民向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的东西。
特德?罗伯特?戈（Ted Robert Gurr）的一本题为《为什么人们造反》（1）的书则进一步拓展了心理学的路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书可以使用这样的标题了，因为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的题目 。但是若回到20世纪六十年代，也即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发生之前，出版一本使用这种标题的书还是被接受的。在他的书中，戈不断强调“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个概念。“相对剥夺”这个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强调在人们希望他们的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即他们期待拥有的东西——与他们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落差。这种欲望和实际预期之间的鸿沟被戈称为“相对剥夺”，也简写为“RD”。戈相信，相对剥夺的程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去。
詹姆士?戴维斯（James Davies）写的题为《人们何时起义及为何起义》（2）的书则提出了另一个被称为“起义或者革命的J形曲线”的心理学理论。戴维斯这里说的所谓J形曲线，指的就是在一个X轴表示时间、Y轴代表某种GDP的经济量度的坐标系里面一个点状的倒J形曲线。他相信，往往在情况发生改善一段时间之后却出现突然的经济倒退得的时侯，人们会发动起义。在这个倒退之后（就象一个倒J形），人们造反，是因为他们的预期超出了经济现实。他们在仍然非常穷的时候不会参与造反，只是在一段时期的增长和改善之后，人们的预期继续提高而实际经济情形反而衰退之时，他们才参与到造反之中。
以上三种理论均基于当时在美国心理学界颇为流行的所谓“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的研究路径。这个理论主张说，当人们因某种原因感觉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当然，这个理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时常会有挫折感，但并不是每个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会变得有攻击性。同时，这个理论只是关于个人攻击性层面上的理论。为了解释起义或者革命以及社会运动，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理论。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合作的。举例说，一个“挫折-攻击理论”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果我对我兄弟生气我就会打他，但是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参加到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去。因此，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第二代理论被发展出来，以图克服心理学路径的缺陷。
资源动员理论最具影响的发展者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他曾是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当时我曾师从于他，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关于集体行动，蒂利强调如下几点。首先，他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即人们拥有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他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动员的要件。以往大多数学者强调人的类别而非关系网络，并将之视为动员的基础。例如，马克思强调经济阶级——它植根于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之中。另一些理论家强调教育作为分类标准，他们主张未受到教育的人更容易参加到抗议活动中去。还有一些理论家强调年龄、收入、种族、性别或者其他对人的分类，但蒂利强调这些类别并不比关系网络重要，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你的背景，而是你与其他人的联系。
我们可以把种类想象成为一些包括了同质人群的箱子。比如，所有来自于同一所学校的人，所有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人，所有拥有某种共同经验或者特征的人，等等。相反，关系网络是在两个或者多个人之间的互动或纽带——这些人可能来自也可能不来自同一个类别。蒂利提出某种他称之为“种类关系（CAT-net）”的东西——在这里种类和关系网络互相重叠，而它对于理解社会行为非常重要。蒂利相信具有同样背景、同时彼此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互动的人群是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来源。它构成资源动员理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因为与其他人的联系而动员起来。
蒂利理论的第二个方面强调国家的作用。当他还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时，蒂利写下了对于政治学家们也相当重要的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政治学家们关注心理学也关注社会学，但他们却忘了关注政治——尤其是国家的作用。他提醒政治学家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拥有大量的权力，即使一个人想要参加到社会抗议中去，那也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对于蒂利来说，国家的压制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同样关注在面对一个挑战国家权威的社会运动或者抗议运动时，国家会发生什么。国家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呢？国家当然可以使用暴力压制，但有时国家政权中的一些成员与社会运动者合作，甚至也加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因此当我们关注国家时，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它的压制能力，例如警察、军队等等，我们更需要关注国家是否统一、强大，或者国家自身是分裂的、虚弱的。
蒂利的工作不仅对社会运动理论而且对革命理论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本人研究法国革命，他的许多早期作品都是关于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历史研究。他的著作也启发了其他对革命有兴趣的人去关注国家在革命中的作用。在蒂利之后强调国家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则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希达?斯考其普（Theda Skocpol）写的题为《国家与社会革命》（3）的书。在这本书中，斯考其普考察了三次社会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她看来，社会革命在层次上高于政治革命，它不仅包含了政府的改变，同时也包括社会系统和社会秩序的显著变化。斯考其普相信有三件事是引起社会革命所必需的。第一件就是广泛传播的社会不安。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例证中，这就意味着农民阶级的不安。她强调农民起义的意义是受到她在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老师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启发。摩尔曾写过一本书，重点强调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她指出的社会革命的第二个要素（受蒂利的影响）是衰弱的国家，即指一个被国际冲突或战争削弱了国家强制力的国家政权，比如俄国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之后发生等等。国际冲突削弱了一个国家，使其丧失威信，并为革命提供良机。她提出的第三个要素是一个塑造国家的精英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走到农民中去，并动员他们参加到革命中来。但是在她看来，这些精英发动农民的首要目的并非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那并非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的兴趣在于加强政治国家。在中国的例子中，她指出自从19世纪晚期以来，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后来的抗日战争所带来的屈辱使得中国的精英阶层十分焦急地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国家。因此她认为精英阶层动员农民的努力首要和最重要的目的乃是为了加强中国的国家政权，使它可以能够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存活。斯考其普的著作在西方一直具有高度的影响力，但该书也因为显得过于结构主义以及忽视了文化和意识形态要素而饱受批评。
当她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关于文化、认同和内涵的理论正在社会科学家中变得流行。20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不仅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提出了文化要求。比如，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对简单的生活方式的要求，以及关于文化、认同和政治关注的议题。研究社会运动的人开始认识到革命也必然含有某种文化因素。他们关注内涵和价值以及国家建构等诸议题。这个时期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学者们开始发展一项他们称之为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这个学派包括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以及阿尔伯特?米鲁西（Alberto Melucci）等学者。他们主张，为了理解20世纪的社会运动，必须不仅仅理解这些运动的结构性诱因，还应理解这些运动的文化意义。
蒂利深受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在法国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写的新文化历史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一代全新的学术群体开始强调法国革命的象征性和文化性的侧面。蒂利在他的题为《抗争性的法国人》（The Contentious French）（4）这本书里开始发展出他的关于“斗争手法”（protest repertoire）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戏院。演出某一特定戏剧有很多不同的办法；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也都用不同的方式演出同一戏剧。然而，这戏剧本身却仍然保持某种熟悉的、特定的剧本形态。
在他的早期著作里，蒂利指出了在西欧现代历史上三种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即：“竞争性”“反应性”和“主动性”的行动。他主张这三种不同形式的抗议行动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渐次得到发展。
——在16世纪，竞争性抗议是常态；
——在17和18世纪，反应性抗议是常态；
——在19和20世纪，主动性抗议是常态。
所谓竞争性的抗议，蒂利指的是在占有差不多同等资源的群体间为了争夺同一样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比如，在不同的村庄或敌对的家族团体之间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世仇。在这些冲突中争斗者们或多或少地在资源占有方面较为平等；他们互相争斗是为了夺取对稀缺和需要彼此争夺的那些资源的控制权。中国的械斗是竞争性抗议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些活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他们同样发展出一种文化来延续这种冲突。他们的斗争手法由特定的口号和服装等组成。
第二种类型“反应性抗议”，包括像抗税、暴乱、或者抢粮暴动这样一些现象。反应性抗议与竞争性抗议的不同之处在于卷入冲突的各方在资源上并不平等。在反应性的抗议中，我们发现普通群众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市场交手。这些抗争在17、18世纪，当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时候变得普遍起来。反应性的抗议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了保卫正被国家税收或者市场价格从他们手中夺走的资源的努力。这些战役的诉求及组织形式都与更早年代的竞争性世仇截然不同。
第三个种类“主动性抗议”，是在19和20世纪工业化完成不久后发展起来的。这里主要的抗议者不再是农民而变成了工厂的工人。工人们并不是简单的试图保护他们的传统资源不受国家和市场的新要求的侵害。相反，他们积极地举行罢工来要求新权利，——包括每日8小时工作制、福利、普选权等等。他们的这种抗议形式被我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的斗争手法。
蒂利强调斗争手法鼓励了其他学者去研究不同国家的这种现象。比如在美国，我们开始对学生们在示威中呼喊的口号给予更高的重视。我们开始关注抗议者们展示他们要求的方式。比如，我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反战抗议时，我们呼喊一些口号，如“hey hey, ho ho, LBJ has got to go” (“嘿嘿，嚯嚯，LBJ不能留”)。这里的LBJ指的就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今天如果你去美国参加一个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活动，你可能听到“hey hey, ho ho, Dubya has got to go”(“嘿嘿，嚯嚯，Dubya不能留”)。这里Dubya指的是乔治?W?布什。在这两个例子中，你看到同样的口号，只是总统的名字变化了。另一个在20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口号是“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your Vietnam War”（“一二三四，我们不到越南去”），现在它变成了“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your Iraq War”（“一二三四，我们不到伊拉克去”）。因此，尽管世事变迁，然而抗议的斗争手法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实际上一些斗争手法原本来自于体育运动。如果你去参加一个美国的大学棒球或者足球比赛，你可以听到非常相似的团体口号。
另一个有关美国的斗争手法的例子是大学生占领大学建筑。在哈佛大学，主要的行政楼曾在20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被占领。而就在几年之前，学生再次占领了同一栋楼，目的是抗议被大学雇用的清洁工人们的工资过于微薄。在这个例子中，你可以发现大学的建筑被占领——我想这事大概不会经常在中国的大学抗议中出现——但是对于一场美国的大学抗议，它却往往是第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事实上来自于法国的抗议传统。法国学生在他们的抗议活动中曾占领过索邦大学。当然，这一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占领巴黎的巴士底监狱。
关于斗争手法的诸多问题允许我们进行一些有趣的跨国家、跨文化的比较。我早先的学生，杰弗里?瓦瑟斯特姆（Jeffrey Wasserstrom），现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名叫《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的视角》（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5）。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学生唱 “国际歌”，它后来成为中国学生抗议活动的重要标志；（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这两次悲剧后，）展示在抗议中被杀害的烈士的血衣，同样成为了中国抗议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象征。这些都是与美国学生的斗争手法非常不同的。
在蒂利发展它的斗争手法的观点的同时，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一位现在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开始分析美国的民权运动。麦克亚当同样强调文化因素。非裔美国人利用宗教歌曲和标志进行动员。当然，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本人就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他的布道中，他运用宗教象征主义动员美国黑人，要他们站起来去争取自己作为完全公民的权利。当麦克亚当考察民权运动的动员结构时，他发现最重要的关系网络是教堂。所以，无论是从组织结构还是文化象征上讲，宗教都居于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地位。
麦克亚当和蒂利一起开始发展某种被他们称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理论。根据这个模型，在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中都包含有几个要素。首先是一个动员网络。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第二个被他们称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它包括一些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如蒂利强调的国家的压制能力，或国家政权是分裂还是统一等等。第三个要素就是斗争手法。而第四个要素他们称之为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这与斗争手法的概念有所重叠，是指如马丁?路德?金之类的领袖借以展示他们的理念以动员人民的方式。所谓框架是指可以与潜在的跟随者在文化认同上产生共鸣，借以规范抗议的标志和旋律。
政治过程模型在20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占统治地位。希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写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题为《运动中的权力》（6），为政治过程模型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简述。塔罗还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个称之为“抗议循环周期”（protest cycle）的观点。借此他试图揭示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比如20世纪六十年代期间，如此多的不同类型的抗议都同时发生。某些抗议是怎样推动其他类型的抗议发生的？究竟什么可以揭示这些循环周期的潮起潮落？塔罗利用政治过程模型的基本要素去解释一个抗议的循环周期。
但是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虽然这个模型已经在美国的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圈子里占有统治地位。但是大量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作品是机械的、无新意的和令人厌倦的。整本的新杂志（比如《动员》（Mobilization））尽是发表一些非常狭隘的文章。整个领域变得高度职业化和相当的非政治化。此时的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开始逐渐对政治过程模型感到厌倦。所以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这三位学者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他们称之为“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项目。这个项目在4年间每年开会2-3次。他们还邀请了另外四名学者加入，我是其中唯一一个研究欧洲或美国之外地区的成员。我们试图一起思考，研究，找寻社会运动的新途径。我们采用了“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个词来突出国家的重要性，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而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
这个项目的成果是一系列的新著作，包括一些研究生完成的作品。因为在我们七位教授之外，我们还有相当数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与我们一起开会，讨论观察“抗争性政治”的新途径。
对我而言，这个项目的一个成果是关于对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抗议活动研究的更大程度的融合。特丽萨?怀特（Teresa Wright），我以前的学生，曾写了一本书比较北京1989年的政治风波与20世纪九十年代台北发生的所谓野百合运动。她主张说在北京和台北所使用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运动理论家在美国和欧洲所熟知的那些关系网络是非常不同的。在一个威权体制下，即国家政权强大而市民社会弱小，有效的抗议网络往往得益于同国家政权的密切关系。并且，互信这个问题——即你可以依赖你的抗议同伴——在这种情形下变得尤为重要。
在斯坦福项目的最后阶段，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合写了《抗争的动力》一书（7）。其中他们考察了许多不同的地区和事件，包括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菲律宾的民主黄色革命（the Philippine Democratic Yellow Revolution）,肯尼亚的毛毛起义（the Mau Mau Rebellion in Kenya），美国的民权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意大利的劳工运动等等。他们提出，尽管存在着基本的情景差别，所有这些抗争的例子都证明的确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可供比较和对比的共同过程和机制。
不过，我本人对这本书是持批评态度的。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是我的好友。然而在我看来，这本书并没有成功地处理那些我们试图在我们的联合项目中希望解决的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们试图去发展一个更具动态的，或曰更积极的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他们指出他们以前的政治过程模型是静止的，它并不能解释随时间而来的变化。他们分析了所有社会运动的四个要素，但却并没有解释这些运动本身是如何“运动”的。在这本书中，他们尝试发展一个关于过程、运动和机制的理论。但在我看来并不成功。
我认为，这本新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他们把各个事件都剥离出了他们特定的历史情景。而我相信一个人只有通过历史、通过研究事件如何展开，才能理解运动和过程。蒂利的早期著作是高度历史性的，但他最近的工作却没有那么历史化了。我们很难比较美国民权运动、非洲毛毛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极端不同的事件，各自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含义。我也感觉到这本书缺乏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早期著作里的那些情感和政治权力的成分。回到20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那些撰写社会运动理论的人一般都亲身参与社会运动并与那些经历保持特定的政治和情感联系。这使得他们的著作生动而富有真实感。相反，很多近期的著作是抽象的，职业化的，缺乏明确的政治意味和影响力的。
除了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的这本书之外，斯坦福项目所产生的另一本书是由参加项目的所有七名学者共同完成的，题为《抗争性政治研究中的无声与有声》（8）。这本书尝试突出那些在我们目前研究社会运动和争议性政治的路径中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课题，包括诸如宗教、情感、时间、空间、领袖以及其他一些在晚近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中还没有被充分考虑的课题。这是指那些旨在为这个领域的未来研究提出新的问题，而非简单地一问一答。
对于我而言，“抗争性政治”这个短语过于宽泛，正如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在他们的书中所使用的那样。它囊括了所有各种非常不同种类的活动——从民主运动到革命、起义、种族和民族主义暴力，等等。把这许多不同的过程硬塞在“抗争性政治”这个概念里，模糊了在我看来这些不同政治过程之间非常重要的差别。但同时我认为，那些研究中国政治的人能够加入到这场辩论中来是十分重要的。
在许多年里，我一直主张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最好的实验室。我也主张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抗争性政治时，需要采取一个长远的历史眼光。中国的抗争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直到陈胜和吴广那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岁月变迁，抗争性政治在中国也在不同的地点找到了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曾尝试发掘这些存在于中国民众抗争中的区别。在我的第一本书——《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9）中，我探讨了几种不同形式的传统起义。我试着解释引发这些起义的原因，以及这些起义与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之间基础性的差别。在另一本书《上海罢工》（10）中，我意在强调不同的工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他们中的一些人追随共产党，另一些人与国民党结盟，还有一些则保持着不属任何党派的相当独立的地位。我还试图探究形成这些政治模式差异的原因——或基于出生地，或基于技术水平，或基于性别，或基于大众文化，等等。
在我同一位来自上海总工会的中国学者共同撰写的题为《无产阶级权力：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的书中，我们分析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三个不同派别：第一类，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由王洪文和他的朋友们领导；第二类，保守主义者——“保守派”——主要以“赤卫队”为代表。第三类，被称为“经济主义”（the Wind of Economism）的一派，与造反派和保守派不相同，他们的目标更多的在于经济而非政治层面。通过对这些不同派别的研究，我们发现，早先人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显得有些简单了。大多数的早期研究过于关注红卫兵运动，争论学生派别究竟是基于阶级背景还是政治网络。而我们在考察了上海工人运动后发现，不同类型的运动必须要用不同类型的理论加以解释。在1966年和1967年冬天盛行的“经济主义”是一场关于经济不满的运动，它基本上可以用客观的阶级概念加以解释。因为他们的主体由临时工、合同工和那些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铁饭碗之外而急于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人们组成。而“保守派”的境况则大不相同。“赤卫队”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得益于同上海市委的密切关系，自然而然地要去捍卫他们在党内的庇护者。对此，经典的关系网络理论给出了非常简明的解释。他们是一个特定的关系网络——共产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造反派的情况就有些难于分析了。造反派头头中既有像王洪文这样的党员，也有一些被称为“落后分子”的人，甚至一些很平凡的工人。这是三种来自不同阶级背景和政治网络的领袖。不过，当我们阅读造反派的审讯材料（他们的“交代”）时，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个人性格中都有富于造反精神的一面，这一点与那些更服从、更谨慎的“赤卫队”领袖是迥然不同的。当专案组讯问这些造反派头头，他们是否做了这些或那些事情时，他们并不是立即分辩。相反，他们用“当然我们做了”，“因为做这件事是正确的”，“这是毛主席要求我们做的”之类的语言进行反击。他们好斗的性格来自何处？我们认为它部分地来自于少数派的亚文化。例如王洪文和王秀珍来自东北，他们说普通话，属于与上海文化主流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文化。再如陈阿大，他年轻时住在上海的棚户区，出身于非常贫困的家庭，在孩提时代就加入了年轻人的帮派，同样不属于上海的主流文化。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好斗的、富于进攻性的性格来自于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的亚文化。而这些是以前的文革学者未曾认真研究过的。
也许我们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说明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时间、同一场运动、同样的社会阶级中，也会出现多个非常不同的抗议活动类型。我们坚信这些不同的抗议类型要由不同的理论去解释。
我本打算再谈谈我12月份出版的新书，但我想时间不够了。也许哪天你们邀请我重访此地，我可以再谈谈那本书。它的题目是《护卫革命》（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11），它旨在探讨中国，以及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国的革命民兵组织的历史遗产。
我愿再重复一次，我关于当代社会运动理论的批判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逐渐职业化、专业化、抽象化并脱离了政治的时候，我相信研究社会运动理论的学者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政治上都逐渐脱离了他们的研究客体。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在于要让那些对这个课题有着强烈的个人和政治兴趣的人加入到学术研究中来。我本人也许可以说是与中国革命有着某种遥远的家庭联系 。尽管中国革命对我家庭而言的意义肯定不如它对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意义，但它依然曾经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一直对中国革命保有浓厚的兴趣。但我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联系，无论是在个人层面上、还是政治或者情感层面上都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中国学者能更广泛、深入地加入到这个研究领域并做出贡献，那将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没有谁比中国学者更有资格参加到关于中国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来了。
参考文献
[1]See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197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2]See James C. Davies.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1971. Free Press (New York).
[3] See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197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New York).
[4]See 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 1986.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5]See Jeffer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9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6]See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199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New York).
[7]See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 Charles Tilly. The Dynamics of contention. 20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8]See Ronald R. Aminzade ... [et al.].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20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New York).
[9]See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198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10]See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199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11]See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2005.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Lan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