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前夕的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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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大跃进”前夕的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孙东方
(本文字数：11458)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字号： 【大中小】
[摘 要]1957～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的直接影响下，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 中共山东昌潍地委在全区农村普遍开展了一次以两条道路大辩论、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大辩论和整党、整团、整社为主题的三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政治思想批判运动，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同时也掩盖了一些问题，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蔓延到农村，也使“左”倾冒进的苗头进一步发展，给农村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昌潍专区
[中图分类号]D65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4—0030—09
学术界对于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以“四清”为主题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有大量的研究和评论。其实，在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关于组织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和《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全国农村就普遍开展了一场以两条道路大辩论、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大辩论和整党、整团、整社为主题的三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这场运动学术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以山东省昌潍专区为个案，试对其历史过程作一初步的梳理与分析。
一、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
由于中国农业合作化过急、过快，在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合作社内部公有化程度过高、管理体制、平均主义、干部作风等问题凸显，导致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的收入锐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闹社、退社风潮。对此，中央和各级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遏制。1957年春，这股风潮进一步升级，全国农村普遍“吹来一股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台风”。据昌潍专区统计，“人春以来，全区已退社的3904户，其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70％。”同时，夏季粮食统购也发生了困难。昌潍地委书记陈洪波在益都县四级干部大会上指出，“全国每年征购850亿斤，今年夏天完成不到50％就非常吃力，现在全省20亿斤的任务只完成了75％，还有5亿斤未入库，昌潍地区35400万斤，入库33000 万斤。有的地方才完成10％。”
对此，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讲话中，明确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
为了贯彻中央青岛会议的精神，解决农村突出的退社风潮和粮食统购问题，中共昌潍地委于7月26～29日分两批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农村重点整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发动。会议认为，“目前我区农村的资本主义思想相当严重”，“各县回去后必须马上召开县委会议(吸收区委第一书记参加)，传达学习中央指示，分析本县情况，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各县可于8月5日至10日针对以上四个方面问题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时间一般在10天左右。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先鸣放，后辩论。”
各县按照地委部署召开了会议。7月30日，益都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粮食问题是目前工作的突出问题。粮食问题就是思想问题，不仅反映出目前农村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也反映出部分党员干部是非不清，思想不纯。粮食问题解决了，合作化优越性的问题，自然也就随之解决。”8月6日，作为地委试点，益都县召开四级于部大会。会议就粮食问题、合作化问题、政法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问题、县区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进行鸣放。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及肃反和遵守法纪等问题为中心，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大辩论。8月10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向农村干部党团员与广大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必须抓紧秋收以前和秋收期间在农村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尾巴主义，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农民的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的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其中主要的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
8月11日，陈洪波在益都县四级干部大会闭幕会上指出，“现在经济制度改变了，但思想战线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在农村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条是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想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当前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农村的目前形势”，“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我区要在广大农民中进行一次广泛的两条道路大辩论，这就是当前农村的重点整风。会后地委要专门研究部署，开展试点，总结经验，并向全区推广”，“运动的步骤是先鸣放，后争辩”。自此，昌潍专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
8月13日，地委首先在茅埠、流饭、东坝、埠头四个乡进行试点，并初步总结了经验：先在乡支部里鸣放争辩，在乡支委本身的问题解决后，进一步对全乡党内外思想情况进行分析排队，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然后抓住如下几个环节：(1)宣布整风，动员鸣放；(2)进行反复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工作，消除各种顾虑，推动鸣放； (3)耐心引导鸣放由浅人深发展； (4)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5)在彻底鸣放之后，适时地引导转向重点问题的争辩。
在学习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自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以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在各县、区全面展开，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搞清思想，统一认识。从8月12日至8月23日，昌潍专区全区15个县(益都县作为试点已基本结束)分别先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与会区、乡、社干部总计21803名。会议通过鸣放争辩，使广大干部认清了农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形势，肯定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各县认真学习了试点乡的经验，并通过会议的大鸣大放大争，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如安丘县从排队中发现积极分子953人，占到会干部总数的51．8％；昌邑县在鸣放中发现积极分子481人，占到会干部的33％，为乡、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展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阶段：对农村具体形势调查摸底。8月中下旬至月底，全区各县从粮食问题、合作社情况、富裕中农情况、地主富农动态、乡社干部情况五个方面，抽取典型乡社，对农村的具体形势、具体问题进行调查摸底，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基本依据，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阶段：乡、社全面铺开。在调查摸底、弄清农村具体形势的基础上，自8月底9月初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区各乡、社全面铺开。其具体做法是：由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群众，先鸣放，后争辩。首先，召开乡支委扩大会议。弄清乡支委本身的思想情况，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并依次对党团员、一般群众、地主富农进行排队摸底。如流饭乡共有党员63人，其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28人，占46％；存在一般资本主义思想的26 人，占43％；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9人，占11％。昌邑县后官村共有贫农、下中农101户，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4户；上中农72户，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6户。昌乐县流饭桥村有地主 7户，有破坏活动的2户；富农7户，有破坏活动的1户；反革命分子15户，不老实的4 户。其次，召开党团员大会，以生产队为单位(或以村为单位，小的社也可以以社为单位) 召开贫下中农会议。提高党团员与贫下中农的思想认识与觉悟，划清界限，使他们成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核心与骨干力量。再次，通过召开中农座谈会，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的方法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认清粮食统购统销的优越性，自觉检查与批判自身在粮食问题上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揭发地主富农的反动言行，从而将绝大多数中农团结起来。之后，对于个别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进行重点说理批判，驳斥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同时对少数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及向农民的反攻倒算行为展开反击，对于个别严重分子进行依法处理。最后，研究分析群众善意的批评意见，进行整改。
二、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开展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大辩论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邓小平在会上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应该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今年冬季的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潮”。10月26 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指出：“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
10月29日，陈洪波在地委常委会上指出，“前一段我区以粮食为重点的两条道路大辩论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这个运动没有结束，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要尽快转到发动农业生产发展四十条纲要大辩论，促进当前生产的高潮上来”。自此，昌潍专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由两条道路大辩论转向讨论《纲要》。
11月2日，地委首先在益都、寿光、潍县等县的17个乡进行试点。11月10～17日，各县先后召开四级于部会议，传达、贯彻《纲要》的基本精神。11月14～16日，地委召开社会主义试点乡工作会议，提出今后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展开第二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要求全区在完成粮食任务的基础上，尽快转入《纲要》的大辩论。11月20日至12月中旬，对 <纲要)的大辩论在全区9301个农业社先后展开。这一阶段在做法、步骤上大致与前一阶段相同，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开展《纲要》的学习辩论。地委指示，这一阶段大致需要10天左右，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学习《纲要》序言和第1条，明确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并举的意义，坚定发展农业生产的信心；二是讨论《纲要》第2条至第16条，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根据当地情况研究如何达到400、500、800斤的增产目标，突出抓住水、肥、土三项主要增产措施，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制定本乡本社的生产规划，组织冬季生产高潮；三是通过《纲要》第23条至15条的学习，树立勤俭办社、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对于其他条文的学习，采取逐条宜讲，分别不同的对象，进行重点讨论，达到中央提出的 “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的要求，不断激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当前的冬季农业生产的高潮。
第二阶段，讨论制定1958年农业生产规划和远景规划。这一阶段大致需要7～10天左右，重点是将讨论《纲要》与讨论各乡社的生产规划相结合，根据《纲要》对粮、棉增产指标的要求和实现指标的措施，联系各地的具体情况，对各乡社1958年的生产规划进行辩论制定。在辩论中，运用典型事例的方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特别是一些干部所谓的“从实际出发”、 “宁低勿高”的右倾保守思想，并在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的基础上确定各乡社的规划指标和增产措施：一是增产目标、增产措施能否办到?如何实现?二是今冬的生产任务是什么?是准备冬闲，还是冬忙?三是勤俭办社、自力更生呢，还是单纯依靠国家支援?如益都县团结社 1958年的生产规划，经过激烈的争论，连续修改三次后才得以确定。乡支书制定的小麦增产指标是单产160斤，乡支委修订为180斤，最后经过党团员、社员讨论，确定为290斤，比 1957年每亩增产176斤。昌乐县光明社修改后的1958年粮食生产计划是6054500斤，比 1957年总产3006571斤增产一倍，比乡支委原定计划增产1334600斤。
第三阶段，掀起冬季农业生产运动高潮。在统一思想、制定生产规划的基础上，11月18 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明确提出“学习大山社，以愚公移山的劲头向大自然进军，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口号，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掀起以水、肥、土和麦田管理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运动高潮。到12月10日，全区9301个社中的8244个已经形成高潮，占总数的88．6％，其中有5422个社劳动出勤率在90％以上，有2822个社出勤率在70％以上。全区已经耕地、翻地600万亩，占冬耕闲地的65．7％，其中深翻土地52万亩，改良土壤 14775亩，修田19200亩。冬浇小麦1421500亩，占计划冬浇面积的53．4％。小麦追肥100万亩，压踏小麦58万亩。仅安丘、诸城两县，雨后补苗就达631300亩。全区打井36328眼，修旧井21966眼。据不完全统计，已修成水库10座、塘坝267个、谷防工程8924座，修好地阡 43210条、水池山泉1847个。另有水库塘坝1518个、谷防工程1019个即将完工。全区养猪达1077600头，较10月底增加177000头。潍县、高密、诸城三县改造栏圈68000个。
三、整党、整团、整社
早在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进入高潮的同时，195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三个指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互利政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接着这个大辩论，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9月25日，又发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对整党、整团、整社提出了若干具体的要求。
10月2日，山东省委召开社会主义教育基点会议，专门研究、部署社会主义大辩论如何转入整党、整团、整社问题。会议指出，“前一阶段的大鸣大放大整，主要解决了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但是还未解决基层党内、团内、社内的问题”。“同时经过前一阶段的大鸣大放大辩论，也暴露了党团内与合作社内部的许多问题，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是广大党团员和社员的迫切要求。”10月13～16日，山东省委又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对农村全面开展整党、整团、整社工作提出具体意见。之后，全省共有19192处农业社转入整党、整团、整社工作，占全省农业社总数(52279个)的36.4％。
为了贯彻省委精神，10月18日，中共昌潍地委召开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决定“从现在到明年春耕前，对合作社普遍进行一次整顿”。整顿主要抓五项工作：(1)整顿干部作风；(2) 积极改进生产管理；(3)认真做好1957年农业社全年收益分配决算工作；(4)适当调整和稳定社队组织；(5)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普遍整顿落后社。10月21日，地委发出《关于机关整风和农村整风整社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整党整社和社会主义大辩论是一回事，二者必须要很好的结合起来。因为在鸣放中涉及到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组织问题、制度问题等，都要加以解决，这也是巩固前段成果的有效办法。”但是，不久由于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各地普遍掀起了讨论《纲要》、发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加上地县干部反右整风已经全面铺开，昌潍专区的整党、整团、整社工作实际中断，并没有展开。
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生产整社两不误)的社论，指出：在大部分地区， “关于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告一段落”，“有些地方在前一个时期没有鸣透放透，现在正好同整社运动结合起来”。2月10日，昌潍地委副书记赵均平在地委常委会上指出，“我区要在落实农业纲要四十条、制定生产规划、掀起生产高潮的基础上，掌握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将下一步的农村重点转入整党、整团、整社工作。”12月19日，地委专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着重研究部署整党、整团、整社工作。会议要求，首先，各乡社要在《纲要》大辩论和制定生产规划的基础上召开一次支委扩大会议，树立对整风工作的正确态度，安排好生产和整党、整团、整社的具体工作；其次，召开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和社员会议，动员鸣放。昌潍专区农村整党、整团、整社正式开始。
会后，地委首先在昌乐县埠头乡、诸城县涝洼乡、昌邑县辛置乡、益都县东坝乡、潍县流饭乡和泮里乡6个乡进行试点。同时，从机关抽调120名于部组成6个工作组，分赴各试点乡进行指导帮助，并要求5县农村基层整风办公室派专人协助工作组工作。由于地委和各县高度重视，试点工作进行得很快。到1958年1月中旬，试点工作进入尾声。埠头乡、涝洼乡、辛置乡已经基本结束，东坝乡和流饭乡正在进行组织建设，泮里乡处于大整大改阶段。1月19 日，地委农村基层整风办公室召开试点乡工作座谈会，初步报告整党、整团、整社工作情况，并要求各县、区组织专人参加学习。会议充分肯定了试点工作成绩，认为整党、整团、整社实现了“改变于部作风，克服工作缺点，以达到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合作社，巩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跃进”的目的和要求。
2月5日，地委农村基层整风办公室发出《关于农村整党、整团、整社工作试点经验总结和今后全面展开整党、整团、整社的意见》，对试点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一般步骤是：先进行一番动员准备工作，即开展大鸣大放，再进行大整大改，最后进行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同时要求在运动中抓好五个环节：(1)整风和生产要密切结合；(2)要自始至终加强社会主义教育；(3)要明确运动的内在联系，不能搞阶段论，不能赶步骤、算时间；(4)要坚持走群众路线；(5)要区分整社的重点。一二类社主要解决互利政策、经营管理等一般性问题，重点掌握三类队的问题，可以不派工作组。三类社是这次运动的重点，重点解决组织问题，必须要派工作组。
在试点的基础上，按照地委部署，自2月中旬开始，农村整党、整团、整社迅速在各县、市全部铺开，进入高潮。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动大鸣大放。这一阶段大致需要10天左右。其具体做法是：第一，召开乡支委扩大会、党团员干部会和社员大会，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充分将问题和矛盾暴露出来，并就几个主题进行深入讨论：“不整风究竟行不行?”；“这次整党、整团、整社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是什么?”；“应不应该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对整党、整团、整社应报什么样的态度?”12“第二，采取灵活的鸣放形式，如个别谈心、登门访问、地头会、小组会等，分散酝酿，然后召开大会，以骨干带头，上下内外一起鸣放，逐步形成高潮。第三，鸣放范围要根据重点 (如于部作风、粮食、合作社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互利政策、各项规章制度等)来定，有什么讲什么，不应有任何限制。第四，鸣放的规律，一般是先原则性的、方针性的，后具体的、个人的；先是积极的放，后是一般的落后的放，最后是反动的放。第五，边鸣放边整改，特别是对于阻碍当前生产和群众迫切需要的而又容易整改的，要马上改正，以整改的实际行动来推动鸣放和生产。
第二阶段：进行大整大改。这一阶段大致需要10～20天时间。其重点是：一二类社以转变干部作风和改进社的经营管理为重点；三类社则侧重于解决组织上的问题。其具体的做法是：第一，首先将鸣放意见按性质和范围进行排队。同时，成立查对小组层层进行核实。第二，召开乡、社、支委扩大会议，研究鸣放意见，做初步检查。同时成立整改小组，制定整改方案。第三，召开党、团员、干部大会，进行党员七项要求、团员四项教育、社干部“十要十不要”的标准教育，一方面修改集体的整改方案，进行集体整改；另一方面，提出个人整改计划，分头检查，进行个人整改。第四，召开社员大会或代表会，发动群众讨论修正社的整改方案，确定之后贯彻执行。同时，号召社员制定“三爱”公约和家庭生产节约计划，组织他们积极投入生产运动。
第三阶段：进行组织处理和健全组织机构。这一阶段大致需要20天时间。在组织处理上，地委对处理原则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第一，对于党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叛变分子、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败堕落分子、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且屡教不改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党；第二，对于有错误的团员，基本可以参照对党员的处理原则进行，但主要以正面教育为主，条件可适当放宽；第三，对非党干部的处理，采取记过、记大过、降职、撤职四种处分办法；第四，对于干部贪污问题，要明确界限。在健全组织机构上，地委规定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在选举方面，一般先选党支部，后进行团、社组织的选举。支部书记的配备，要掌握党干部比行政于部强的原则。社组织建立要先由支部提出候选名单，然后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民主选举。在组织形式方面，党员多的社建立总支部，一般只建立党支部，支部以下以队为单位建立党小组。社组织要尽量精简，社委会直接领导生产队，队内划分生产小组。社委会设正副主任2～3人，下设股(组)，由社委员分工管理。在党员发展方面，没有党员或党员少的社，1958年内要发展3-4名，并且做好预备党员的转正工作。
第四阶段：贯彻“双反”运动新内容。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3月16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凡整风进人整改阶段的单位，要以反浪费、反保守为整改的中心内容”，“农村基层整风，也应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
对此，陈洪波在3月6日召开的各县整风领导会议上指出，“反浪费、反保守在农村基层主要是为了消除阻碍生产大跃进的思想作风，大批右倾消极情绪，挖掘生产潜力。因此，这不是一般的反保守、反浪费。”3月18日，他又指出，“整党、整团、整社要抓‘双反’这个纲，重点是通过审查社的生产计划是不是跃进，增产潜力挖掘得怎么样，增产措施是不是能跟上生产跃进需要等问题，来反对保守。通过反浪费，解决爱护公共财物，减少管理费用，搞实验田等问题。”20日，地委又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对整党、整团、整社如何贯彻“双反” 的新内容进行了具体部署。地委要求，刚开始整风的社，要坚持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结合反对资本主义、本位主义、尾巴主义三个主义，同时发动，同时鸣放。之后，要密切联系生产 “大跃进”进行整改，抓住制定生产计划，研究增产措施，研究当前如何办、怎样行动，使 “双反”同当前的生产结合起来，进一步就解决干劲、解决勤俭办社、转变干部作风、改进社的规模和生产经营等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进行整改。已经进行一段但没有结束的社，可在后一段专门抽出一定的时间，插上“双反”的新内容进行鸣放、整改。已经结束的社，一般不用进行 “双反”的鸣放，但必须要根据自身情况，针对社内浪费和保守的问题，缺什么，补什么，改什么，也要补上“双反”这一课。
会后，各县相继召开乡委书记会议和分片召开乡委委员会议，对地委精神进行贯彻，同时又召开工作组干部会议，对工作组千部进行关于开展“双反”运动的集中培训。此后，农村基层整党、整团、整社开始掀起以反浪费、反保守为内容的新高潮。4月底，派工作组的重点社 (三类社和一二类社的基点社)整党、整团、整社工作基本结束。5月底，一二类社的外围社基本结束。至此，昌潍专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告一段落。
四、几点思考
昌潍专区通过近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批判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提高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干部作风，净化了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当时一度令中央担忧的农民闹社、退社和粮食问题。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98．7％，粮食征购的速度也大为加快，到1957年 11月初，全区超额完成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
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的前提下进行的，加之运动的方式是 “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因此，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遗留的诸如组织规模过大、公有化程度过高、平均主义等许多问题被掩盖起来。特别是当时部分社员要求退社，主要是对合作社管理体制、干部工作作风、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意见，并不是对合作社本身不满，更谈不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然而在运动中，一味地强调合作社的优越性，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帽子下，广大干部群众对于搞好合作社的许多正确意见都不敢提，实际上导致社员闹社、退社的原因并未真正找到，合作社中存在的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伤害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由于在1957年前后富裕中农是闹社、退社、不缴公粮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富裕中农被视为富农阶级消灭之后在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势力，成为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不仅把农村中的一些实际矛盾简单化，错误打击了富裕中农，而且造成了一种谁也不敢冒尖、不敢富裕、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空气，对农村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为了解决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1957年春，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调整农业经济政策，比如民主办社，缩小社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增加自留地，鼓励农民饲养家畜家禽、经营副业等等。这些调整虽然没有跳出原有的合作化模式，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合作社的体制问题，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随着政治“温度”的不断上升，农村经济政策越收越紧。在此次整社中，虽然将解决合作社的互利政策、经营管理问题作为一项内容，但同时又指出，“程度可深可浅，日后可以再搞”，“重点是解决三类社和一二类社中三类队的组织问题，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1957年初调整的贯彻执行受到干扰，不仅丧失了对合作社进行体制性调整的有利契机，而且妨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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