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历史凝兽首 爱恨已无关文物

    2008年10月，佳士得拍卖行放出风声，却道是要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67名中国律师组成公益诉讼团，向法国方面追索国宝，巴黎法院却驳回我方诉求。

    2009年2月25日拍卖会当天，亿万国人手捏把汗。倘若国宝再归洋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土。众目睽睽之下，拍卖行开锣报价，一路上扬，终至每件1400万欧元落槌。等众人一看他名叫蔡铭超，欢呼声四起：幸好是个中国人。可蔡先生一发言，大伙儿又傻了眼。那蔡铭超说的是：“我不付款。”

    只是这一起事，却引起国仇家恨、民族与历史之诸多争辩。

    （文/武云溥）

    乾隆皇帝要比今人有想象力得多。他看见绘有喷泉的西洋画，就让人在圆明园里仿造。不能照搬人家的人体雕像，他和设计者们就改成中国人的十二生肖，造出了独特的十二个兽首喷头。对应不同的时辰，每个兽首喷水两个小时，而且中午众兽齐喷，蔚为壮观。直到1860年秋天，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把它们抢劫到了海外。很多年后，它们和失散多年的其他兽首兄弟出现在拍卖会上，等待买家，没想到等来了历史。

    兽首离开圆明园，它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兽首了。文物的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艺术性，一是历史性。艺术性本身也是动态的因素，而历史性更具包容空间。不出圆明园，它们就是一个个将被废弃的喷头。出了圆明园，它就和众多文物一样，故事越多越值钱。

    蔡铭超的名字，已经成为圆明园兽首的一部分。这些名字和故事在建构兽首的历史。有些历史是死的，只能见证过去；这些文物却是活的，还在不断地成长，既见证那一场灾难，也见证今天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蔡铭超以分别1400万高价在佳士得拍卖会上拿下了两个兽首。准确地说，正如他所宣称的，是拦截了两个兽首。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时我想，每一位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都会站出来的，只不过是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也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款不能付。”

    跟任何豪言壮语一样，这段话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失真。显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都会站出来，比如很多文物专家都不会。比如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就说，绝对不能买，买了就让盗窃的赃物合法化了。

    文物的存在，对于现实既是一个整合，也是一种颠覆。它让人类文明连成一片，让孤单的个体生命依附于历史。因此，在文物事件中出现集体情绪，几乎是一种必然。尤其是在个体意识被长期遮蔽的中国，人们对集体认同的渴望，超过别的地方。尽管已经有过一次又一次的教训，比如十年“文革”的经历，但是人们还是抓住一切机会表达“中国人的感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铭超自己的辩解很有意思。他同样纠缠于爱国与否，但是揪出了一些批评者的逻辑问题。当他说“一个中国人”如何时，很多人都指责他不应该代表别人。但是，当他“拍而不买”时，这些人又骂他损害中国人的信誉，丢中国人的脸。他说，既然先前不让我代表你们，“那么我现在做了这个事情，怎么会影响到你们的信誉问题呢？”

    他还打比方说，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雷曼兄弟、纳斯达克原来的总裁，信誉到了谷底，倒闭了。人们也不会去说，你们欧洲人都这样子，或者你们美国人都这样子，人们也是很公正地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一个人”。

    蔡铭超说对了一半，别人可能不会动辄把雷曼兄弟等同于美国。我曾经当面听一个美国人很严肃地对一位中国人说：“请不要叫我美国人，我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在我们这里从来都是这样叫的。我们会说，美国人如何，甚至会说西方人如何。要知道，美国人不仅千差万别，也没有人想要统一思想。至于西方人，那更是一个大得无边无涯的概念。

    但是，蔡铭超显然利用了集体主义的观念。圆明园遭劫，本身就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个人的经历。人们期待通过同仇敌忾的氛围，完成一种个体对于民族国家的身份皈依。

    这种身份皈依的冲动被称为爱国主义，也被定义为一种高尚的情感需求。但是，爱与恨总是相生相克。民间向来也有“爱国贼”这一说法，就是指一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干一些害国的事情。

    一些人也将这顶帽子送给了蔡铭超。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借爱国之名大出风头，利用民众的集体情绪，抬高自己的知名度，为企业谋私利；二是他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炒高兽首的价格，国家也一再主张不要参与此类拍卖，但是他仍然一意孤行，是在损害国家利益。

    在兽首拍卖引发的情绪上，到底是对我们国家的爱多一些呢，还是对他人的恨多一些？回顾圆明园的遭劫，这二者似乎是一致的，但事实也未必如此。多位专家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被媒体称为“国宝”、要坚决追回的兽首，其实是“国耻”。

    如果说，追回并欣赏在本国出土的文物，就是爱国，爱这个国家的文化，那么通过对于兽首拍卖的激烈阻挠，很多人的爱国情绪已经表露无遗。

    问题在于，国内的文物或传统建筑，悄悄地被这种爱国情绪忘记了。有些地方拆除古建筑，丝毫不会手软。把现有的文化遗产商业化和庸俗化，也一点没看出怜惜的心态。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文物的疯狂走私，恰好发生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九十年代。

    谢辰生教授对记者说，“1990年代的走私，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是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盗墓问题也达到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的程度”，“在内蒙古的辽代墓葬，90%都是在1990年代被盗掘的，很多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因为河南、陕西的文物太多了”。

    为什么有人觉得，花费再大的力气，把圆明园兽首买回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国内走私文物的现象却视而不见，或者看见了也觉得是可以容忍的？

    民族主义的一个理论就是，为了让国内民众更团结，就是要不断地寻找甚至制造敌人。

    恐怕对这些人来说，只是因为走私和破坏没有明显的可以憎恨的对象而已———我们能恨我们自己吗？而当我们的爱国主义没有了憎恨的对象时，文物本身就被遗忘了。

    □ 长平（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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