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南方都市报 20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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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专栏: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类别:时事评论   浏览量:1239   版次:AA31   版名:个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5-22
作者:长平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编辑此文  

    ■谁是谁非 之长平专栏

    我曾经采访过珠三角的一些中小工厂的打工者,跟他们的普遍遭遇相比,富士康这种“正规”企业,不仅不能算是“血汗工厂”,而且是令人心向往之的好去处。在媒体将“血汗工厂”这个标签贴在它身上之后,富士康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这几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人们替它喊冤。

    我被反复地告知,这家企业遵纪守法,规范管理,薪酬较好而且不拖欠。更重要的是,它的巨型厂区有很多人性化的设施,比如篮球场、网球场、俱乐部、露天电影等等。这就是身处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中的好处:一些正常的状态,几乎就要让人感激涕零了。

    这种包容和赞扬压制了人们对这类企业中非人性化因素的观察和批评。今年以来,半年时间不到,已经有十个打工者在这里跳楼。我们至少应该想想,在这个较好甚至非常好的工厂里,都有那么多人处在生死边缘,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富士康固然比很多中小工厂做得要好(据我所知也不尽然),但是它和那些工厂有很多不可比较的地方。毕竟,它的一举一动都关涉到动辄几十万人的利益。而且它作为一个资本巨鳄,拥有超大的市场权力,同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对它投以更多甚至更严厉的关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有心理学专家对媒体说,跟全国平均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楼发生率不算高,甚至还有些偏低。这种貌似学术的观点,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首先,发表这些意见的专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请,前往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拿人手短吃人口软”,言行须格外谨慎,才能取信于人。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匆匆发表意见,不像是专家所为,倒像抢媒体公关的饭碗。其次,全国平均自杀率也太笼统,意义不大。按人口平均也许如此,按地理面积呢?按年龄分布呢?按收入划分呢?

    大众媒体可能更关心自杀者,但是作为心理学家以及企业和社会管理者,更应该关心在这背后更广泛的问题。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都没有以自杀来了结生命,但是很多人每天都过着痛苦生活。是怎样的企业文化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如何能够活得有尊严?

    香港社会学者潘毅女士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深入地剖析了这些打工者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她并没有选择自杀事件来研究,作为重点分析的例子是一个女工的尖叫和梦魇。由个体的痛苦出发,她勾勒出一幅底层政治中的抗争图景。那么我们在为“十连跳”而感慨的同时,也要关心在那个巨无霸的工厂里,还有多少尖叫和梦魇?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是新生代民工心理健康问题;但不仅如此,也是劳资关系问题;也不仅如此,借用潘毅的研究来说,这是由国家、资本和父权制共同构建的社会状态。比如,富士康的保安可以暴力惩罚员工,几乎取代了警察对社会治安的执行权力,这就不是一个企业做的事情了。又比如,在美国有女工起诉沃尔玛性别歧视,把个体官司打成了集体诉讼,也就是160万名女工同时索赔,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集体诉讼成立,这在中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有,户籍制度也从法律上承认并助长了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更不用说,打工阶层的公民权利被广泛地忽略之后,他们在工厂里只有一个单调的身份,遇到问题时几乎看不到身后的社会,也就没有机会把目光越过工厂的围墙看得更远。

    这些社会情状使得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至于是否如同潘毅及其他学者分析的那样,这种孤独也将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抗议,以及这种包括尖叫和自杀在内的反抗方式的社会效果,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观察。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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