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尔基说谎看苏联解体必然 -中国思维网

近日，浏览一篇文章，题目叫《高尔基说谎了》。它刊登在2008年第23期《视野》杂志上，作者为赵之青。《视野》标明是摘自《人力资源报》。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不妨在这里摘录一段：

20世纪20 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在地狱岛上》，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用他的证言驳斥“那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

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索洛维茨岛。根据监狱当局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以及能看得见的设施均为一变。例如把衣不蔽体的犯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遮住，远远望去旧像一堆废弃的堆积物。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可惜的是，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大出监狱当局意外的是，在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14岁的小男孩从花团锦簇的迎宾队伍中走出来，用甜甜的嗓音说：“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吃了一惊，下令叫所有的随从人员都出去，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男孩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瘦长的爷爷从工棚里出来时泪流满面，但爷爷随后就被四轮马车接到长官的别墅里进午餐去了。

孩子们一下子拥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过夜呢？……”原来，爱说实话的孩子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虐待都说了！屏退左右，说明他想听到真实的消息；而从工棚里流泪走出，说明有某种真实打击了这个饱经磨难的流浪汉。但知道真实并不等于能维护真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只革命的海燕刚刚飞走，和海燕谈话的那个14岁的男孩就被枪毙了。……

总之，这个小男孩死了，而高尔基却活着。活着的高尔基注定还要讲更多的谎话，写更多的是非颠倒的文章，死后他的骨灰还将嵌入克里姆林宫 的墙上。但在1929年6月20日，这个阳光照射下的索洛维茨岛上，这个男孩灵魂抵达的高度远远高于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作家”。

    
高尔基看到了真相，却违心地说出了假话。无独有偶，它让我想起了看过的另一篇文章《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纪德的恩怨》，它刊登在2001年《读书》第2期上。文章说，1936年8月8日，纪德在俄罗斯南部的疗养胜地——索契见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会见之后，奥斯特落夫斯基在给妻子和《共青团真理报》文艺部主任特烈古勃的信中表示，纪德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很好，他把纪德看成是一位艺术大师，一位具有人性真诚和仁慈的老人，一位正值和真诚的天才作家。但事隔四个月，奥斯特落夫斯基对纪德的看法就彻底地发生了变化。他在给妈妈的信中说，纪德是背叛者、卑鄙和可耻的骗子，是对不起他们一家和全体苏联人民感情和信任的人。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由于1936年11月出版的纪德所写的《苏联归来》造成的。

文章说：“纪德是一个公开宣布赞赏和热爱苏联的人，他到苏联去是为了寻求和证实‘一个榜样，一个向导’。但他在苏联却看到了这个理想之国的一系列失误和错误。他出于热爱之心，出于绝不能让苏联失败之情，想把他看到的失误和错误告诉给苏联人听，但没有人愿意听，即使有人要听也不敢听，于是，纪德把这一切写在了《苏联归来》一书中。……纪德并没有隐晦自己 的看法。他在苏联土地上所作的关于高尔基的演讲、对莫斯科大学生的演讲和对列宁格勒文化人的演讲都贯穿着这种看法。然而，他的这种看法是不受接待他的苏联作家协会和执政当局的欢迎的，因此，他的原计划要做的演讲常常不得不被迫取消。他在一份没能讲出的报告中，强烈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可怕危机’：平庸和正统，尖锐地指出了苏联文学界的一种‘令人难受的诊疗所的气味’：‘大部分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从来不会为有标新立异的、有潜在前途的作品鼓掌，他们只会为已经有先例的，也就是平庸的作品鼓掌’，‘一旦艺术置于正统观念之下，不管这种是什么最神圣的观念，艺术就被葬送了。它在随声附和中黯淡了。革命能够，而且应该提供给艺术家的，首先就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他的这份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被他的苏联朋友看出问题了，说它不符合党的路线，不符合正统观念，劝他不要去做这个报告。”“六十多年前，纪德曾经凄凉和悲哀地说过：‘预先带着信念的参观者对光明和阴暗面常常是很敏感的。苏联的朋友常常很不情愿看到苏联的阴暗面，或者，至少说不情愿承认它；因此，往往仇视苏联的说了真话，热爱苏联的人说了假话，这种情况太多了。’”

是的，这种情况太多了。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苏共理论家布哈林的中伤就是一例。我国1949年9月翻译的第一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387页称：“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430页称：“布哈林分子蜕化为政治两面派。”460页则明确列出这样的标题：“布哈林托洛茨基间谍、暗杀者和卖国贼的被消灭。”

而列宁向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发了作为遗嘱的信件，却这样评价布哈林：“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称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布哈林被捕前（1938年1月）写了一封遗书，叫妻子熟记后销毁。遗书中说：“我18岁就入党了，我的生活目的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在你们举着的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鲜血。”1988年苏共中央宣布给布哈林平反。有人评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此书是在30年代写出的，全书充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历史事实，对苏联党的历史经验也多有曲解和拔高之处。”

我非常喜欢教育家、政治演讲家加里宁的文章。1938年12月28日他在《教师报》编辑部召集的城乡优秀教师会议上讲话说：“要教孩子们诚实。我认为，教师应当用一切教育方法，彻底做到这点。要他们不撒谎，不骗人，一举一动都要诚实。”我丝毫不怀疑这位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真诚教诲，实际上，他在苏联也是赢得广泛爱戴的领袖。但严重的问题是，苏共中央并没有诚实做人。他们说的和做的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有时甚至会背道而驰。斯大林的党始终认为苏联的光明就是人类的光明之所在，苏联的前途就是人类的前途之所在，他没有阴暗面，也不许人们看到阴暗面的存在。因此他就需要用谎言遮盖事实，用灭亡来对付不同政见者。斯大林的党始终要想成为世界的领袖，他对国内的不同意见者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并把这种卑劣阴险的政治手段感染给他的兄弟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灭顶之灾的损失。

由于苏共很多年很多时候不敢讲真话，使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发生了异变，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许多今天在我们这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都在他们那里出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曾郑重其事地予以揭露：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   

话题到这里，不妨岔开一下。当年苏联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比，孰重孰轻，人们心中自有定论。1992年—2005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200余万件，处分党员干部195万余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60余人，地厅级干部5200余人，县处级干部65000余人。在十六大之后的2003年，被媒体称作中国的“反腐败年”。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施政的第一年，这一年因腐败问题被判刑或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达13人。200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6705件，结案16659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08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66人、厅（局）级干部431人、省（部）级干部16人。2006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就有15人。他们分别是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青岛市前市委书记杜世成，福建省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四川原副省长李达昌，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大学前校长单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黑龙江绥化市原书记马德有句话：“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但愿这话不能成为现实！

书归正传。苏共长期遮掩存在的问题，不向人们讲实话，最后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教训岂止是苏联人民的？

敢于说真话、实话，是一个政党有力量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取得必胜的根本保证，没有听说，也没有看见哪个不讲实话、真话的政党能够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能够长久处于不败之地！这就是苏联解体留给我们的一个极其深刻而又极其浅显的道理。

高尔基说谎了，其实是一个政党在说谎，那么他所执政的国家解体也就只能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选择第二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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