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庞忠甲：创新才真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4:55:24
创新才真赢！
作者：庞忠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处于一个命运攸关的转折点。
今日中国经济强势如此出众，国内生产总值按平价购买力计居世界第二，如果照两位数增长的势头外推，超越首富美国已然为期不远；但是凭藉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拿来主义”蜜月期已近尾声，对中国来说，一个低成本时代的结束并不自动意味着实现了结构调整或产业升级，相反，迎接全球化分工变局的本土战略时期才刚开始。中国必须超越“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代之以自主创新能力优势，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进步，自立于进步人类之林。如果停滞不前，不能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创造强国”的跨越，那么中西力量的对比，本质上与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区别，“脆弱的超级强权”很容易在创造力的竞争中淘汰下来，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甚至付诸东流，所谓“大国崛起”、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恐将流为南柯一梦。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中国今天快速发展的内因，并非立足自身创造力之上的科技创新，而是一时间无可匹敌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庞大的廉价人力资源、廉价原材料资源，加上几乎不用担心环境代价与劳工抗争的特定社会因素。
这种低成本优势与外部现成发展成果相结合，得以充分受惠于新的世界产业分工，轻而易举引进与复制先进的技术，进入全球技术与产品的流通市场，结出了经济繁荣的硕果；但这种低成本优势可以长久维持不衰吗？
中国的廉价人力资源包括工厂、农村和服务业等各行各业的广大工农劳动大众以及不那么幸运的普通知识分子，其中主力当是源源不绝、潮涌而来，充斥城镇无数新兴企业，取代大型国企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大军。早在2004年，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农民工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近60%。近5年来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至800万人，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估计接近两亿。
中国的农民工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庞大群体。
中国农民同为人类大家庭“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成员，只是1958年1月9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条例》以来，设定了举世独步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机制，从此中国农民被注定为“生而不得平等” ，一纸户籍剥夺了迁徙的权利和就业的自由，被羁绊在农村土地上，出身为农，世代为农；忍受巨大城乡剪刀差之下，远较城镇居民处境低下的差异鸿沟宿命。
中国改革开放由农村开始，但城乡二元结构不容广大农民摆脱卑微的宿命，其主要表现是农民收入低，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农村土地被剥夺，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民自行进城寻找工作机会，长期被定义为应受制裁、取缔的非法“盲流”。改革开放以来，为加速发展经济，需要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得以在严苛的“暂住”（不是“居住”）限制下以“两栖身份”进城干工。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地位低下，饱受歧视，委曲求全，劳动条件恶劣，收入极度菲薄，缺乏基本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不能同享工作所在地的一般公民权利。
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危险性高。他们每天工作大多超过八小时，工作十小时以上的逾22％。农民工每月收入在三百至五百元的占近三成，五百至八百元的占近四成，八百元以上的约占28％。有调查显示，过去十年广东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广东农民工工资十年只增涨了60多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尽管这些中国制造业工人的薪金极低，只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美国工人的1/40，但在被调查者中，能基本按时领薪的不到五成，剩下五成多是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
五十年来，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处于“二元户籍”制度下的非正义、不平等遭遇，在中国和世界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今日中国农民工的处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有评论家惊呼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这种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底线”、“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近来被公开揭露的“黑砖窑”事件，意味着被打破、摧毁的实际上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
如此卑下的中国农民工，正是国际加工厂廉价商品主要生产者，他们生产着销往世界的一切，从本田轿车到耐克运动鞋和苹果iPod，提供了“出口8亿件衬衫换回一架空客380飞机” 、变发明小国为制造大国的可能性，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金碧辉煌，贡献祖国GDP至钜，并且泽被世界各地。
当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不要以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潜力无穷，可以无限支持这种任凭剥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局面。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正在悄然笼罩中国社会。中国在生育高峰过后，出现高劳动力人口比的“人口红利”阶段已进入尾声。
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随着出生率下降，社会日益老龄化，中国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的拐点（这种从劳动力过剩到稀缺的转变，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W. Arthur Lewis Turning-Points”）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在2009年。世界银行官员也估计中国“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消失。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不再是周期性、政策性的“荒”，而是总量上和趋势上的根本性变化。拐点过后，在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其影响必将加速突显出来。那种不论经济发展多快，工资几乎不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势将无以为继；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合理调整劳工政策，才能吸引到需要的劳动力。
与广大劳工的低薪酬、缺保障，申诉无门的境遇相对照，权力关系圈的少数精英阶层肆无忌惮地瓜分国有资产，攫取大量新增社会财富；其过程充斥着以权牟利、贪污腐化、巧取豪夺、欺凌贫弱、鲸吞卷逃，以至超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的罪恶行径。
许多倚托“为人民服务”权力旗号庇护，便宜行事，为所欲为，平步青云的中国特色新贵，不知感恩、反馈社会，却纵欲挥霍、骄奢淫逸，尽极荒唐堕落之能事，举世为之侧目。这个不光彩的既得利益阶层，天然惧怕和抵制一切可能危及自身特权地位的合理化制度改革，而且也是自主创新的天然克星。他们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可用资源倾注于较之自主创新“有效”无数倍的敛财手段，包括欺压弱势群体、滥用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肆无忌惮，乐此不疲。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 “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 (《北京晚报》2007年11月23日)。权力与财富分配极度不公，贫富悬殊，已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据统计，1992年中国劳资纠纷案有8万余起，到2004年，急增至26万余起。各地维权抗争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如同躁动不宁的活性火山，威胁着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
执政党和政府决不会坐视社会矛盾尖锐化。近年来，面对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两大战略思想，并作为长期发展的目标：一是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二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2007年十月中共十七大提出“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将以民生为主体的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到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一高度来对待，奏响了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主旋律，都表明了改进财富分配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行必有果。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维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努力，终将导致显著幅度提升低端劳动大军的报酬，工资势必大幅上扬（按照目前的人均GDP推论，工资水平至少应为现有的3倍），相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险，以实现全民性工资报酬和劳工保障制度合理化；唯其如此，方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而且这正是拉动内需，扩大内需，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战略需要。
与此同时，不可能永远依靠廉价的资源维持大规模的出口。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节节上涨之际，中国的资源价格肯定要加速提高。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相当恶劣，加大环保力度势在必行，环保要求和开支相应激增。加上国际上强大的贸易平衡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不断催生反倾销风暴、保护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纷争不绝；无不推动物价上扬。
中国政府已经出台《劳动合同法》，将劳动者规定为“社会弱势群体”，旨在大幅加强劳动者的权益。虽然目前一些企业和学者对新法的实施仍有不少争论，劳动力的利益回归已是大势所趋。同时还将实施消除内外资企业之间税率差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关于工业废弃物处理的严格规定。
据报道，到2007年底，全国农民工的工伤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已超过20％。2008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将加速“扩面提质”。可以预见，打破户籍制度这一城乡二元体制的最后堡垒，让亿万农民工平等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应该为时不远。
一切都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中国制造”生产成本有增无减，势不可挡，“廉价”的“好日子”终要一去不返。
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与国际接轨”，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何独不然，国际市场经济体制岂容贸易持久失衡？攸关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拷问终要正面应对。如果因而维系社会稳定，提高劳动质量，推动产品升级，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展了内需市场规模，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整个经济产业水平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但这种美好前景必须以自主创新技术开发作为强大后盾。
一旦“廉价”优势不存，利润逐渐下跌，使得投资营商环境恶化，失去了海内外投资人建立企业的吸引力，加上政治考量和规避风险等其他原因，必然产生大幅度投资转移。据报道，今年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产业链低端首当其冲，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当然，正如业内人士透露，当前大多数深圳加工企业并不想放弃熟悉的市场和已形成的产业链，如有必要外迁也将暂时保留国内的流水线，但研发新产品则在国外的基地进行。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对全球化运营的成本、风险、客户群及物流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认识到中国已非制造业唯一的投资圣地。最近美国、日本、南韩、海湾国家和港台等许多企业，采取“中国＋1”或“中国＋2”战略，分流转向成本较低、提供政策优惠的新兴加工基地如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以至潜力巨大的印度等投资建厂，进行多元发展；非洲和拉美无疑也会成为中国基地的未来竞争对手。
2006年初，英特尔公司在越南投入3.5亿美元，建立新生产基地。这是跨国企业在越南这个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最大一笔投资，无疑是对该地投资环境的高度认可。去年年底，这家美国芯片制造商将对越南的投资额增至10亿美元。短短8个月内，英特尔在越南的投资就赶上其过去10年在中国的投资总额。
业界领先的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巨头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在中国东部沿海省份设有多处生产基地，但已决定将马来西亚作为新的投资点。其负责人表示，对于将工厂迁至内陆地区以解决成本上升的办法不感兴趣，因为从内陆地区将产品运往美国或欧洲市场的成本太高。其他观察家还指出，内陆地区的管理人才较沿海地区更为匮乏，国际化院校可谓是凤毛麟角；要说服海外员工举家搬迁去亦非易事。因此，许多跨国企业宁愿选择到其他亚洲地区进行投资。伟创力公司在马来西亚柔佛（Johor）地区投资4亿吉林特（1.1亿美元）兴建的一家为惠普公司生产打印机的新厂已正式投产。
在印尼，香港制鞋企业裕元（Yue Yuen）集团的生产基地，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生产的运动鞋和休闲鞋产量一直在不断上升。尽管中国和越南分厂的产量也在增加，但是印尼工厂的产量增长最为迅猛。
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发达国家先进的成套生产线不会继续源源而来，现有外资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研发能力也会毫不留情地撤走。剩下的工厂、设备，尽管现在具有一流先进水平，在产品更新换代迅速的今天（一种电脑芯片的寿命只有三到五年），如果不能继续研发、更新流程和产品，很快就会丧失竞争力以至存在的意义。
目前彩电行业遇到的困境，尤其集中反映了“中国制造”亟待升级的现状。彩电作为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产业之一，一直是中国企业的骄傲，然而这个一度辉煌产业已经迎来了自己的危机。海关总署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彩电出口比去年大幅度下降了44.6%。主要原因是，电视正在经历第三次产业革命，平板(等离子、液晶)电视逐步取代显像管电视成为市场的主流，中国企业原来出口的CRT彩电已不受国际市场欢迎，平板电视的产能又没有上来，直接导致彩电出口数量急剧下降。
失去了“廉价”优势的中国企业界，面对国际智慧财产保护重重屏障，即便付出天价也未必买得到想要的先进核心科技；届时必须依靠自己高度发展的创新能力升级、进阶、转型，跻身世界先进科技行列，才能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的支撑点。否则，如果仍然滞留在依靠引进、学习、模仿，填补空白，呼喊赶超的“逆向研发”状态，不仅世界工厂地位不保，高速增长无以为继，甚至国内市场也将面临外来的竞争的强大冲击；经济奇迹写下句号，“政绩合法性” 随之失效，积聚的社会矛盾压力必将像火山爆发，冲击社会稳定，破坏来之不易的建设成就，陷中国社会于“不进则退”的历史性困境。这样一幅创造力危机下狰狞毕现的可怕图景，难道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吗？
作者：庞忠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处于一个命运攸关的转折点。
今日中国经济强势如此出众，国内生产总值按平价购买力计居世界第二，如果照两位数增长的势头外推，超越首富美国已然为期不远；但是凭藉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拿来主义”蜜月期已近尾声，对中国来说，一个低成本时代的结束并不自动意味着实现了结构调整或产业升级，相反，迎接全球化分工变局的本土战略时期才刚开始。中国必须超越“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代之以自主创新能力优势，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进步，自立于进步人类之林。如果停滞不前，不能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创造强国”的跨越，那么中西力量的对比，本质上与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区别，“脆弱的超级强权”很容易在创造力的竞争中淘汰下来，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甚至付诸东流，所谓“大国崛起”、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恐将流为南柯一梦。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中国今天快速发展的内因，并非立足自身创造力之上的科技创新，而是一时间无可匹敌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庞大的廉价人力资源、廉价原材料资源，加上几乎不用担心环境代价与劳工抗争的特定社会因素。
这种低成本优势与外部现成发展成果相结合，得以充分受惠于新的世界产业分工，轻而易举引进与复制先进的技术，进入全球技术与产品的流通市场，结出了经济繁荣的硕果；但这种低成本优势可以长久维持不衰吗？
中国的廉价人力资源包括工厂、农村和服务业等各行各业的广大工农劳动大众以及不那么幸运的普通知识分子，其中主力当是源源不绝、潮涌而来，充斥城镇无数新兴企业，取代大型国企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大军。早在2004年，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农民工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近60%。近5年来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至800万人，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估计接近两亿。
中国的农民工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庞大群体。
中国农民同为人类大家庭“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成员，只是1958年1月9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条例》以来，设定了举世独步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机制，从此中国农民被注定为“生而不得平等” ，一纸户籍剥夺了迁徙的权利和就业的自由，被羁绊在农村土地上，出身为农，世代为农；忍受巨大城乡剪刀差之下，远较城镇居民处境低下的差异鸿沟宿命。
中国改革开放由农村开始，但城乡二元结构不容广大农民摆脱卑微的宿命，其主要表现是农民收入低，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农村土地被剥夺，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民自行进城寻找工作机会，长期被定义为应受制裁、取缔的非法“盲流”。改革开放以来，为加速发展经济，需要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得以在严苛的“暂住”（不是“居住”）限制下以“两栖身份”进城干工。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地位低下，饱受歧视，委曲求全，劳动条件恶劣，收入极度菲薄，缺乏基本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不能同享工作所在地的一般公民权利。
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危险性高。他们每天工作大多超过八小时，工作十小时以上的逾22％。农民工每月收入在三百至五百元的占近三成，五百至八百元的占近四成，八百元以上的约占28％。有调查显示，过去十年广东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广东农民工工资十年只增涨了60多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尽管这些中国制造业工人的薪金极低，只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美国工人的1/40，但在被调查者中，能基本按时领薪的不到五成，剩下五成多是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
五十年来，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处于“二元户籍”制度下的非正义、不平等遭遇，在中国和世界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今日中国农民工的处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有评论家惊呼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这种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底线”、“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近来被公开揭露的“黑砖窑”事件，意味着被打破、摧毁的实际上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
如此卑下的中国农民工，正是国际加工厂廉价商品主要生产者，他们生产着销往世界的一切，从本田轿车到耐克运动鞋和苹果iPod，提供了“出口8亿件衬衫换回一架空客380飞机” 、变发明小国为制造大国的可能性，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金碧辉煌，贡献祖国GDP至钜，并且泽被世界各地。
当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不要以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潜力无穷，可以无限支持这种任凭剥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局面。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正在悄然笼罩中国社会。中国在生育高峰过后，出现高劳动力人口比的“人口红利”阶段已进入尾声。
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随着出生率下降，社会日益老龄化，中国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的拐点（这种从劳动力过剩到稀缺的转变，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W. Arthur Lewis Turning-Points”）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在2009年。世界银行官员也估计中国“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消失。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不再是周期性、政策性的“荒”，而是总量上和趋势上的根本性变化。拐点过后，在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其影响必将加速突显出来。那种不论经济发展多快，工资几乎不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势将无以为继；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合理调整劳工政策，才能吸引到需要的劳动力。
与广大劳工的低薪酬、缺保障，申诉无门的境遇相对照，权力关系圈的少数精英阶层肆无忌惮地瓜分国有资产，攫取大量新增社会财富；其过程充斥着以权牟利、贪污腐化、巧取豪夺、欺凌贫弱、鲸吞卷逃，以至超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的罪恶行径。
许多倚托“为人民服务”权力旗号庇护，便宜行事，为所欲为，平步青云的中国特色新贵，不知感恩、反馈社会，却纵欲挥霍、骄奢淫逸，尽极荒唐堕落之能事，举世为之侧目。这个不光彩的既得利益阶层，天然惧怕和抵制一切可能危及自身特权地位的合理化制度改革，而且也是自主创新的天然克星。他们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可用资源倾注于较之自主创新“有效”无数倍的敛财手段，包括欺压弱势群体、滥用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肆无忌惮，乐此不疲。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 “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 (《北京晚报》2007年11月23日)。权力与财富分配极度不公，贫富悬殊，已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据统计，1992年中国劳资纠纷案有8万余起，到2004年，急增至26万余起。各地维权抗争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如同躁动不宁的活性火山，威胁着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
执政党和政府决不会坐视社会矛盾尖锐化。近年来，面对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两大战略思想，并作为长期发展的目标：一是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二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2007年十月中共十七大提出“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将以民生为主体的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到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一高度来对待，奏响了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主旋律，都表明了改进财富分配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行必有果。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维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努力，终将导致显著幅度提升低端劳动大军的报酬，工资势必大幅上扬（按照目前的人均GDP推论，工资水平至少应为现有的3倍），相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险，以实现全民性工资报酬和劳工保障制度合理化；唯其如此，方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而且这正是拉动内需，扩大内需，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战略需要。
与此同时，不可能永远依靠廉价的资源维持大规模的出口。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节节上涨之际，中国的资源价格肯定要加速提高。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相当恶劣，加大环保力度势在必行，环保要求和开支相应激增。加上国际上强大的贸易平衡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不断催生反倾销风暴、保护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纷争不绝；无不推动物价上扬。
中国政府已经出台《劳动合同法》，将劳动者规定为“社会弱势群体”，旨在大幅加强劳动者的权益。虽然目前一些企业和学者对新法的实施仍有不少争论，劳动力的利益回归已是大势所趋。同时还将实施消除内外资企业之间税率差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关于工业废弃物处理的严格规定。
据报道，到2007年底，全国农民工的工伤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已超过20％。2008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将加速“扩面提质”。可以预见，打破户籍制度这一城乡二元体制的最后堡垒，让亿万农民工平等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应该为时不远。
一切都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中国制造”生产成本有增无减，势不可挡，“廉价”的“好日子”终要一去不返。
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与国际接轨”，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何独不然，国际市场经济体制岂容贸易持久失衡？攸关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拷问终要正面应对。如果因而维系社会稳定，提高劳动质量，推动产品升级，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展了内需市场规模，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整个经济产业水平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但这种美好前景必须以自主创新技术开发作为强大后盾。
一旦“廉价”优势不存，利润逐渐下跌，使得投资营商环境恶化，失去了海内外投资人建立企业的吸引力，加上政治考量和规避风险等其他原因，必然产生大幅度投资转移。据报道，今年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产业链低端首当其冲，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当然，正如业内人士透露，当前大多数深圳加工企业并不想放弃熟悉的市场和已形成的产业链，如有必要外迁也将暂时保留国内的流水线，但研发新产品则在国外的基地进行。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对全球化运营的成本、风险、客户群及物流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认识到中国已非制造业唯一的投资圣地。最近美国、日本、南韩、海湾国家和港台等许多企业，采取“中国＋1”或“中国＋2”战略，分流转向成本较低、提供政策优惠的新兴加工基地如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以至潜力巨大的印度等投资建厂，进行多元发展；非洲和拉美无疑也会成为中国基地的未来竞争对手。
2006年初，英特尔公司在越南投入3.5亿美元，建立新生产基地。这是跨国企业在越南这个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最大一笔投资，无疑是对该地投资环境的高度认可。去年年底，这家美国芯片制造商将对越南的投资额增至10亿美元。短短8个月内，英特尔在越南的投资就赶上其过去10年在中国的投资总额。
业界领先的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巨头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在中国东部沿海省份设有多处生产基地，但已决定将马来西亚作为新的投资点。其负责人表示，对于将工厂迁至内陆地区以解决成本上升的办法不感兴趣，因为从内陆地区将产品运往美国或欧洲市场的成本太高。其他观察家还指出，内陆地区的管理人才较沿海地区更为匮乏，国际化院校可谓是凤毛麟角；要说服海外员工举家搬迁去亦非易事。因此，许多跨国企业宁愿选择到其他亚洲地区进行投资。伟创力公司在马来西亚柔佛（Johor）地区投资4亿吉林特（1.1亿美元）兴建的一家为惠普公司生产打印机的新厂已正式投产。
在印尼，香港制鞋企业裕元（Yue Yuen）集团的生产基地，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生产的运动鞋和休闲鞋产量一直在不断上升。尽管中国和越南分厂的产量也在增加，但是印尼工厂的产量增长最为迅猛。
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发达国家先进的成套生产线不会继续源源而来，现有外资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研发能力也会毫不留情地撤走。剩下的工厂、设备，尽管现在具有一流先进水平，在产品更新换代迅速的今天（一种电脑芯片的寿命只有三到五年），如果不能继续研发、更新流程和产品，很快就会丧失竞争力以至存在的意义。
目前彩电行业遇到的困境，尤其集中反映了“中国制造”亟待升级的现状。彩电作为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产业之一，一直是中国企业的骄傲，然而这个一度辉煌产业已经迎来了自己的危机。海关总署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彩电出口比去年大幅度下降了44.6%。主要原因是，电视正在经历第三次产业革命，平板(等离子、液晶)电视逐步取代显像管电视成为市场的主流，中国企业原来出口的CRT彩电已不受国际市场欢迎，平板电视的产能又没有上来，直接导致彩电出口数量急剧下降。
失去了“廉价”优势的中国企业界，面对国际智慧财产保护重重屏障，即便付出天价也未必买得到想要的先进核心科技；届时必须依靠自己高度发展的创新能力升级、进阶、转型，跻身世界先进科技行列，才能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的支撑点。否则，如果仍然滞留在依靠引进、学习、模仿，填补空白，呼喊赶超的“逆向研发”状态，不仅世界工厂地位不保，高速增长无以为继，甚至国内市场也将面临外来的竞争的强大冲击；经济奇迹写下句号，“政绩合法性” 随之失效，积聚的社会矛盾压力必将像火山爆发，冲击社会稳定，破坏来之不易的建设成就，陷中国社会于“不进则退”的历史性困境。这样一幅创造力危机下狰狞毕现的可怕图景，难道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