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投机“进军”国际市场

　　衡量一个科学成果的价值，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需要多个标准复合评价。但如果学术行政化了，就必须将这些不能简单量化的东西强行量化，依照这些量化的结果从上至下分配学术资源。这样一来，一切学术活动的价值，既不由社会来评价，也不由历史来评价，更不由教授同行来评价，一切只为这些量化的东西，只为搞出政绩让领导满意。荒唐事随之而来。

　　“我在晶体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超过40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我感到，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大了。”最早揭露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论文造假事件的荷兰教授斯派克这样感叹。

　　这确实难为了洋教授，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世界上居然冒出这样一群“科学家”，搞科学研究既不为探求新知，也不为专利等商业目的，更不为万古流芳，甚至不为了获得同行认可，而纯粹就为了在SCI刊物上发论文，用来拿奖金、评职称。为此他们或者造假，或者钻空子，投机取巧。

　　衡量一个科学成果的价值，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需要多个标准复合评价。但如果学术行政化了，就必须将这些不能简单量化的东西强行量化，依照这些量化的结果从上至下分配学术资源。这样一来，一切学术活动的价值，既不由社会来评价，也不由历史来评价，更不由教授同行来评价，一切只为这些量化的东西，只为搞出政绩让领导满意。荒唐事随之而来。

　　在自然科学领域，SCI标准是学术行政化体系下最时髦的一个标准，因此，在中国，一个一切为了SCI、一切围绕SCI的“科学家”群体诞生了，堪称世界科学界的一朵奇葩。甚至有人把他们称为外星物种，近年来强势入侵世界科学界，改变了一直稳定的生态。

　　（SCI—《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作者注）

　　井冈山大学的SCI英雄们

　　20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E分卷（被SCI收录）在其网站上公布，中国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讲师钟华、工学院讲师刘涛，两年内在该刊物发表的70篇文章存在造假，一次性予以撤销，并将该校列入黑名单。文章还表示，调查工作仍在继续，问题论文数量可能继续攀升。一次撤销70篇论文，在国际科技期刊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造假是硬伤，铁板钉钉，被抓住了也无话可说，然而，由井冈山大学事件而暴露出的另外一些为发SCI文章而钻空子、投机取巧的做法也同样值得关注。

　　此次被揭露论文造假的讲师刘涛，原本专业是工科，为什么去化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投机取巧，这样搞很容易发论文，而且算SCI成果，在中国的学术行政化体系中，这可以用来赚奖金、评职称。

　　据方舟子介绍，即使不造假，这样的文章也很容易弄。《晶体学报》E分卷其实只是一个小分子晶体数据库，在那里发的“论文”一篇只有一页，只是一篇实验记录，一般提交两三周后就能发表，门槛很低。斯派克教授证实：“目前，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收集衍射数据、解析并细化晶体结构，然后将相关数据发给《晶体学报》E分卷发表。”测一个新的小分子晶体结构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只是到后来，井冈山大学的两位讲师连这几个小时都懒得花了，直接造假。

　　虽然这份期刊是属于SCI收录的范围，但影响力微乎其微，2008年它的影响因子只有0.367（化学类平均影响因子在9左右，如果以影响因子来衡量，平均水平的一篇SCI论文就相当于250篇这种文章）。

　　很显然，这样的论文即使我们不说它是垃圾，其科学意义也微乎其微，很多科学家并不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对于学术行政化的中国“科学家”而言，这却是一条捷径，因为很多学校规定，发一篇SCI，算科研成果，有高额奖励，且有晋升机会。井冈山大学规定的是一篇奖励5000元，2007年，井冈山大学一共发表SCI论文144篇，其中116篇是出于这个《晶体学报》E分卷，其化工学院的教师几乎人人都在上面发表过论文。该杂志成了他们的一条财路。

　　造假的与投机的

　　想出这样的财路并不是井冈山大学的SCI英雄们的专利，早在2005年，宁波大学理学院院长郑岳青就被人发现用类似方式狂发SCI论文。他的简历显示其发表的SCI论文高达130多篇。郑院长发论文的方式，大多是通过同一模式给不同的金属测序，测出一个，便可作为一个成果发表。而这些文章，多发在国外一些“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行内称之为“郑岳青现象”。

　　当然，还有更勤奋的。2004—2009年这5年间，黑龙江大学教授高山在《晶体学报》系列期刊上发表了279篇文章，平均不到一周就发一篇SCI文章，可谓神人！

　　高山教授自己认为，他没有造假，这些论文完全是他辛苦得来的。也有人为高山辩护：“如果高山教授一没有伪造数据，二没有剽窃文章，三没有一稿多投，那么，高山教授就没有错误。”

　　是的，高山教授确实没有留下造假之类的硬伤，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发这样的文章没有学校的奖金、不能用来评职称，高山教授们还会这么干吗？他们这么干的动力难道真的是为了给科学做一些查缺补漏的工作吗？

　　如今，《晶体学报》这类国际杂志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天下，就在发表撤稿说明的这一期上，共有290篇论文，其中有134篇来自中国大陆，几乎占了一半。为什么中国学者如此热衷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论文，其中原因，不言而喻。

　　论文大国含金量几何

　　据国家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发表被Ei检索的论文超过美国，雄踞世界第一；ISTP检索论文位居世界第二；SCI检索论文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到了2008年，中国SCI论文数首次突破10万篇，总数为11.67万篇，较2007年增加2万多篇，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从论文数量上来看，中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论文大国、科技大国，但论文质量呢？很遗憾，据统计，2008年，我国论文中只有约10%的论文被引用次数高于世界平均值，也就是说，10篇中只有1篇超过世界平均被引用次数。从1999年到2008年，来自中国的累计被引用次数超过200次的国际高影响论文只有106篇。

　　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到，在论文数量排前几位的科技大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国家。论文数量排在中国之后的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反而都是诺贝尔奖的常客。

　　近十年来，在《科学》、《自然》等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上也能见到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了，在次顶级的刊物上，中国科学家更是频繁露面。但为什么我们总是拿不下一个诺贝尔奖呢？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香港浸会大学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向笔者道出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很多中国的大型课题和科研成果，也存在投机取巧之嫌，你可以说这些成果是国际前沿，也能在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但其实际科学意义却相当有限。

　　打个比方，国外科学家首次合成了牛胰岛素，这是真正划时代的大发现，中国这边马上就跟着做一些附属产品，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或者别的什么衍生产品。人家克隆羊了，咱们就跟着克隆猪、克隆狗，把相关一些分支做烂做透。由于中国的高校在这些年都流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资金人员都向少数大实验室倾斜，只要投入大，发扬人海战术，跟在国际热点成果后面搞出点附属产品，并非难事。虽然说这样的成果也有一定的科学意义，但影响力已经大打折扣了。再多的小舢板捆起来也不是航空母舰，论文数世界第二的中国，拿不下一个诺贝尔奖也就在情理之中。

　　学术行政化是罪魁祸首

　　为何会有这样一群“科学家”，搞科学研究既不为探求新知，也不为专利等商业目的，更不为万古流芳，甚至不为了获得同行认可，而纯粹就为发论文而发论文。归根结底，都是激励机制使然，是学术行政化的评价机制使然。

　　可以说，国外的科学家不像我们这样做，也是他们的激励机制使然。以美国为例，两百多年来，美国大学的学术一直是独立的，自己为自己负责。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由社会评价决定。大学的主事者们，只会在乎社会声誉、同行的评价、历史的评价以及市场的反应。

　　在美国，对于教授的评价和待遇，也由各个学校自己决定。学校是独立的，自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乱来，这和私人企业不会请一个庸才当工程师是一样的道理。谁有资格当教授，一般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独立决定，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真才实学，绝不只按发论文和课题数量来定。

　　以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为例，他用了20多年，在他50岁的时候才发表了代表作《正义论》，之前十几年，他发表的论文数量屈指可数，但很早他就是教授了。

　　另一位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1925年申请马尔堡大学教授职位的成果只是一篇还没有发表的讲课稿件（《存在与时间》的雏形）。大学的学术委员会觉得这篇讲稿水平足够，就愿意聘请他做教授。而在目前中国的学术体制下，罗尔斯和海德格尔可能还要在讲师职位上煎熬多年，直到他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为止。

　　美国的大学是向下负责，也就是向社会声誉、向学生市场负责，其利益也来自下面。而中国的大学不同，主要是向上负责，大学办得好不好，得到多少资源分配也由上面说了算。教授们的职称、待遇、收入，这几年都日益课题化，而课题，多半都是自上而下分配的资源。这就是学术行政化，行政化就要考核政绩，就自然会搞出一些量化的指标。

　　和奥运会金牌战略一样，现在大学实行的是“SCI战略”、“国家课题战略”，君不见，这些年各大学大会小会讲的都是这个，经常进行SCI论文和课题大动员，定期表扬重奖课题大户、论文大户。这些量化的指标，作为政绩层层上报，乌纱帽和钱袋子，都系于此。

　　在此机制之下，井冈山大学的SCI英雄们诞生了，中国学术论文的泡沫时代诞生了，世界科学界的一朵“奇葩”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