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互联网拯救中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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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拯救中国学术作者：邓程 | 发布时间：2006-4-17 | 阅读1475 次
对于中国学术的丛生腐败，整个中国社会都束手无策，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迹。不仅如此，各界人士对作为社会焦点问题的学术腐败，至今却连腐败的根源都还没能找到。
许多人以为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道德人心的堕落。这又和社会大环境相关。消费社会激起人的贪婪心，腐败的社会现实给人以耳濡目染的熏陶，膨胀的名利欲望使学者铤而走险，干起了腐败的勾当。
许多人认为是量化的评价体制使然。既然现在的评价体系是唯数量是问，职称、名声、地位都和论著数量相关，然而做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时间不可能既快又好，那么学者自然逼良为娼，逼上梁山了。
更进一步的分析，人们认为学界的官本位制度是中国学术腐败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学官们自己也腐败，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 又因为本身不正，所以无法正人。
许多人为学术腐败开出了药方。无非是改变学术评价方式啦，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啦……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要改变现在的学术官本位制，去除学术外的行政干预。许多人倡议，把权力交给学者，加强同行评议，具体的还有教授治校，把出版社、期刊都交给学者去办，编辑只干杂务，没有审稿权等等。总之，是要扩大学者的权力，让学界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王国。这样，学术腐败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这些说法全部是似是而非、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现在学界的权力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所谓的行政干预，在学界内部早已并不存在，相反，学界正是充分利用了行政权力，而且行政权力已经基本移交给了学界。现在进人、挖人、用人、留人、评审、职称，凡是有关名利地位的事情，不都成了学界内部的事务了吗？现在出版社、期刊、报纸、电视台不都已经成学界的后花园了吗？之所以要树立这样的一个假想敌，有文人的狡黠在内：一方面继续要权，同时给公众塑造桀骜不逊的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
学者在今天，已经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学术界的全部权力，他们已经严严实实地控制了全部的学术资源，他们和行政体制是一而二、二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
而这，正是学术腐败的根源，也是社会各界为什么对学术腐败无能为力的原因。
（二）百年前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和权力的转移有直接的关系。
上个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从一个期刊开始的。这个刊物就是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由于当时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政府无力控制思想界。而大学的兴起，又给学界有了一个集结地，而最关键的是，报刊杂志的兴起这一新生事物，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攻防兼备的文化阵地，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一帮只知道立正稍息打枪放炮的土包子。他们完全没能理解期刊杂志报纸出版社对于这个社会的革命性意义。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无能，但他们能说会写，有鼓动性。一旦给了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就会显示他们善于宣传鼓动的特点，得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所谓知难行易，行动也就在其中了。然而北洋政府完全不懂这个道理。于是学者们通过自由的出版制度，全面接管了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力，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
从此以后，社会权力的关键的一部分，即文化思想舆论的权力，就转移到了文化界。在近代以前，思想舆论都被控制得很死，也没有什么可控制的。人们也接触不到什么印刷品，印刷品也是科举范围内的东西。读书人根本接触不到什么新思想，只是通过科举考试，侥幸当个官，背诵圣人之言，代圣人立言而已。这样的时代，连死水微澜都不可能出现。
新文化运动后的三十年，一直是学术界的黄金时期。这时，对出版物几乎没有限制或限制很小，使得文化界畅所欲言，真正实现了言论的自由。最关键的是，正因为没有限制，所以也不存在垄断，任何一派都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垄断资源。这是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短短的三十年，为中国贡献了一个世纪中最优秀的学者、作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辉煌都来自这三十年。这时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不依靠行政权力，这是一个既有权威又没有权威的时代。鲁迅一代宗师，可不服他的大有人在，而且可以公开叫板，也可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公然对抗。这在当代，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
（三）权力的再转移
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再一次接管了学术权力。不过这一次接管的是行政权力。这一次接管后的权力远远地超过了百年以前，这一次学界的权力是一种垄断的行政权力。在今天，学界不仅控制了出版社、期刊社，而且势力还渗进了报社、电视台。这种权力和百年前的权力大相径庭，在结构上二者有很大差别。百年前的学术权力是分散的，非行政的，现在的权力是行政的，高度集中的。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学界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也认为：“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2）这些名言对中国学术界就好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合适。因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不管中国学术界外部和内部，都没有直接的互相制约的权力，中国学术界的权力的集中程度跟中国社会其他领域相比是惊人的。
就因为一部分权威垄断了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不同的声音就无法出现，即使出现了也进入不了主流媒介，人们也无法听到。权威们利用权力排斥异己，打击新锐，压制言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自己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善良的人们总是不理解，王铭铭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剽窃？他有名，有地位，北大的教授、博导，也不缺钱，他还要什么？有人说，王之所以抄袭，是因为评价体制的问题，他骑在一匹快马上，停不下来，只好剽窃。这样的言论真的很无耻。其实，王抄袭的道理很简单，四个字：肆无忌惮。正因为他们这样的人在学界横冲直撞惯了，才根本不把抄袭当回事。我抄了，是的，没错，又怎么样？你奈我何？可不是吗？王铭铭不是照样当他的教授吗？王铭铭之后不是有无数的教授博导继续抄袭，继续屁事也没有吗？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学术腐败的根源吗？
如果不致引起众怒的话，我要说，剽窃还不是最严重的。学术腐败的最严重的表现方式还在权威们对学术的严密控制，对学术异己的残酷打击，压制学术创新，进行学术专制，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的癌症。学术专制的危害不仅仅是对现时代，它还培养学者的奴才性格，遏制民族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大公害。
（四）互联网拯救中国学术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许是中国学术死里逃生的唯一希望。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学界鞭长莫及，在学界的领地之外，一下子出现了一大块无法控制的空白。这就使得学界的绝对权力一下子有了松动乃至瓦解、崩溃的可能。
有许多“学者”为此痛心疾首。批评互联网是泡沫，批评互联网没有权威。最可恨的是，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一夜成名，挡也挡不住。还有，剽窃也不那么利索了，因为打假网站也起来了，而且支持者众多。虽然剽窃被人揭发也没有实质性的后果，毕竟也挺丢人的。在互联网时代，一切魑魅魍魉都无可遁形，一切假权威、伪君子都将原形毕露。
互联网使真正的创新成为可能。创新之作有机会躲开权威压制，与公众见面并产生社会影响。学者们能控制传统的学术媒介，他们的手再长，也不可能控制互联网。虽然互联网开始可能鱼龙混杂，但因为互联网的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权威可以自然形成，而且权威也不可能形成垄断。这和学术界高度集中高度垄断优汰劣胜的机制是完全相反的。
我欢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热切地期望又一个文化的春天降临古老的中华大地。
【注释】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对于中国学术的丛生腐败，整个中国社会都束手无策，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迹。不仅如此，各界人士对作为社会焦点问题的学术腐败，至今却连腐败的根源都还没能找到。
许多人以为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道德人心的堕落。这又和社会大环境相关。消费社会激起人的贪婪心，腐败的社会现实给人以耳濡目染的熏陶，膨胀的名利欲望使学者铤而走险，干起了腐败的勾当。
许多人认为是量化的评价体制使然。既然现在的评价体系是唯数量是问，职称、名声、地位都和论著数量相关，然而做学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时间不可能既快又好，那么学者自然逼良为娼，逼上梁山了。
更进一步的分析，人们认为学界的官本位制度是中国学术腐败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学官们自己也腐败，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 又因为本身不正，所以无法正人。
许多人为学术腐败开出了药方。无非是改变学术评价方式啦，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啦……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要改变现在的学术官本位制，去除学术外的行政干预。许多人倡议，把权力交给学者，加强同行评议，具体的还有教授治校，把出版社、期刊都交给学者去办，编辑只干杂务，没有审稿权等等。总之，是要扩大学者的权力，让学界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王国。这样，学术腐败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这些说法全部是似是而非、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现在学界的权力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所谓的行政干预，在学界内部早已并不存在，相反，学界正是充分利用了行政权力，而且行政权力已经基本移交给了学界。现在进人、挖人、用人、留人、评审、职称，凡是有关名利地位的事情，不都成了学界内部的事务了吗？现在出版社、期刊、报纸、电视台不都已经成学界的后花园了吗？之所以要树立这样的一个假想敌，有文人的狡黠在内：一方面继续要权，同时给公众塑造桀骜不逊的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
学者在今天，已经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学术界的全部权力，他们已经严严实实地控制了全部的学术资源，他们和行政体制是一而二、二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
而这，正是学术腐败的根源，也是社会各界为什么对学术腐败无能为力的原因。
（二）百年前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和权力的转移有直接的关系。
上个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从一个期刊开始的。这个刊物就是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由于当时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政府无力控制思想界。而大学的兴起，又给学界有了一个集结地，而最关键的是，报刊杂志的兴起这一新生事物，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攻防兼备的文化阵地，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一帮只知道立正稍息打枪放炮的土包子。他们完全没能理解期刊杂志报纸出版社对于这个社会的革命性意义。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无能，但他们能说会写，有鼓动性。一旦给了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就会显示他们善于宣传鼓动的特点，得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所谓知难行易，行动也就在其中了。然而北洋政府完全不懂这个道理。于是学者们通过自由的出版制度，全面接管了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力，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
从此以后，社会权力的关键的一部分，即文化思想舆论的权力，就转移到了文化界。在近代以前，思想舆论都被控制得很死，也没有什么可控制的。人们也接触不到什么印刷品，印刷品也是科举范围内的东西。读书人根本接触不到什么新思想，只是通过科举考试，侥幸当个官，背诵圣人之言，代圣人立言而已。这样的时代，连死水微澜都不可能出现。
新文化运动后的三十年，一直是学术界的黄金时期。这时，对出版物几乎没有限制或限制很小，使得文化界畅所欲言，真正实现了言论的自由。最关键的是，正因为没有限制，所以也不存在垄断，任何一派都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垄断资源。这是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短短的三十年，为中国贡献了一个世纪中最优秀的学者、作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辉煌都来自这三十年。这时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不依靠行政权力，这是一个既有权威又没有权威的时代。鲁迅一代宗师，可不服他的大有人在，而且可以公开叫板，也可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公然对抗。这在当代，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
（三）权力的再转移
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又再一次接管了学术权力。不过这一次接管的是行政权力。这一次接管后的权力远远地超过了百年以前，这一次学界的权力是一种垄断的行政权力。在今天，学界不仅控制了出版社、期刊社，而且势力还渗进了报社、电视台。这种权力和百年前的权力大相径庭，在结构上二者有很大差别。百年前的学术权力是分散的，非行政的，现在的权力是行政的，高度集中的。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学界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也认为：“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2）这些名言对中国学术界就好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合适。因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不管中国学术界外部和内部，都没有直接的互相制约的权力，中国学术界的权力的集中程度跟中国社会其他领域相比是惊人的。
就因为一部分权威垄断了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不同的声音就无法出现，即使出现了也进入不了主流媒介，人们也无法听到。权威们利用权力排斥异己，打击新锐，压制言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自己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善良的人们总是不理解，王铭铭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剽窃？他有名，有地位，北大的教授、博导，也不缺钱，他还要什么？有人说，王之所以抄袭，是因为评价体制的问题，他骑在一匹快马上，停不下来，只好剽窃。这样的言论真的很无耻。其实，王抄袭的道理很简单，四个字：肆无忌惮。正因为他们这样的人在学界横冲直撞惯了，才根本不把抄袭当回事。我抄了，是的，没错，又怎么样？你奈我何？可不是吗？王铭铭不是照样当他的教授吗？王铭铭之后不是有无数的教授博导继续抄袭，继续屁事也没有吗？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学术腐败的根源吗？
如果不致引起众怒的话，我要说，剽窃还不是最严重的。学术腐败的最严重的表现方式还在权威们对学术的严密控制，对学术异己的残酷打击，压制学术创新，进行学术专制，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的癌症。学术专制的危害不仅仅是对现时代，它还培养学者的奴才性格，遏制民族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大公害。
（四）互联网拯救中国学术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许是中国学术死里逃生的唯一希望。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学界鞭长莫及，在学界的领地之外，一下子出现了一大块无法控制的空白。这就使得学界的绝对权力一下子有了松动乃至瓦解、崩溃的可能。
有许多“学者”为此痛心疾首。批评互联网是泡沫，批评互联网没有权威。最可恨的是，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一夜成名，挡也挡不住。还有，剽窃也不那么利索了，因为打假网站也起来了，而且支持者众多。虽然剽窃被人揭发也没有实质性的后果，毕竟也挺丢人的。在互联网时代，一切魑魅魍魉都无可遁形，一切假权威、伪君子都将原形毕露。
互联网使真正的创新成为可能。创新之作有机会躲开权威压制，与公众见面并产生社会影响。学者们能控制传统的学术媒介，他们的手再长，也不可能控制互联网。虽然互联网开始可能鱼龙混杂，但因为互联网的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权威可以自然形成，而且权威也不可能形成垄断。这和学术界高度集中高度垄断优汰劣胜的机制是完全相反的。
我欢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热切地期望又一个文化的春天降临古老的中华大地。
【注释】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