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东碎片：邓玉娇回访

野三关的那些天，李云告诉过我们一件事情。“在邓玉娇案开庭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约了在一个宾馆玩。他跟我说，邓玉娇已无罪释放了。我说，瞎说，还没开庭呢。他说，人家早就运作好了，昨上我还看见她在外边玩呢。过两天我看新闻，果然是。”

「邓玉娇自卫杀人案」过去大半年了，她现在在哪？却仍没有答案

本刊记者 卫毅 郑廷鑫 发自湖北巴东

雄风宾馆“消失”了。但仔细端详，仿佛大地艺术一般，原来宾馆的整个建筑体被巨大的印有规划图的幕布给遮挡起来了。在幕布上，宾馆的大门处还开了口子，有人进去，像是穿墙而入。

这是我们在2009年7月底回访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时看到的一幕。

当邓玉娇在巴东县法院一审被判免于处罚之后，我们再次去往巴东，希望继续5月份那次被中断的采访。

我们乘坐的长途客车从宜昌出发，进入野三关乡间残破的道路后，颠簸愈发强烈。车窗外，重型卡车不时驶过。车至木龙垭时，我又看到了那些不可思议的跨于云端穿越山岭的公路桥和铁路桥。正在修建中的宜万铁路和沪蓉西高速公路通过这里，仍未完工。

一

在野三关，麻木车（外形酷似QQ的三轮车）只要没坐满，是可以招手即停的。在我们乘坐一辆麻木去往宾馆时，途中某次停车，路边有人招手上来。巧得很，上车的是上次来野三关时采访过的在当地某娱乐场所工作的李云（化名）。

2009年5月，第一次见到李云时，正值邓玉娇刺死邓贵大没多少天。

邓贵大在雄风宾馆被刺死当天，李云正在野三关另一家娱乐场所上班。“那天晚上，我们的股东告诉我们，雄风那边杀人了，叫我们上班努力一点，我们的机会来了。”

“那里（雄风宾馆）什么都有，吃喝玩乐，女孩子多，人气最旺，生意最好。”雄风宾馆是当地娱乐业的老大，被李云服务的娱乐场所视作最大的竞争对手。

李云当时好奇地向一起工作的人问那个刺死政府官员的人是谁。有人告诉她，就是那天来我们这的那个女的呀。“真的看不出来呢，她很瘦，不高大威猛，是个柔弱女子。”

李云曾经跟邓玉娇聊过天。“她（邓玉娇）说她想开店卖牛仔裤，她要让野三关的男人都穿上牛仔裤。我喜欢旗袍，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我要开旗袍店，说我要让野三关所有的女人都穿上旗袍。”

在李云看来，做小姐也是有尊严的，“别以为有钱了不起”。她自己也不是谁出钱就出台的，“要看什么样的人”。

在李云众多的朋友里，有在雄风宾馆工作过的黄芳（化名）。黄芳向她说起过邓贵大。黄给邓贵大服务过。“她骂邓贵大德性不好。”

李云帮我们联系到了黄芳，但黄芳在电话里婉拒了我们的采访要求。

对客人的不同需要，李云会提供不同的服务，许多小姐同样如此。小姐坐台至少100块钱，洗木桶浴要200块钱，出台至少300块钱。邓玉娇案中出现的一个词是：异性洗浴。我们问李云，洗木桶浴是你和客人一起洗吗？“当然是一起洗，不然客人找你干嘛？”

在李云看来，当地消费这些项目最主要的群体有三类。一类是当地混混，一类是工地上的人，一类是当地公职人员。李云告诉说，公职人员在此消费往往拿了发票回去报销，有的公职人员还在当地娱乐场所入了股。

李云所在娱乐场所的生意并没因邓玉娇事件而中断，也没有期待中那般突飞猛进。“上个月生意不好，管得比较严，这个月比较好。”

“娱乐行业仅仅是一个侧面，反映了某些官员的素质。”李云的一些谈吐着实让人吃惊，她通过她所处的行业也在观察着这个社会。

二

我们再次入住了上次来野三关时所住的宾馆。看得出来，这家宾馆的生意比2009年5月底时的生意要好，楼道里能看到的人都比上次多一些。尽管这座宾馆当时一度冷冷清清，却在门口贴着“本店客满”的醒目纸条。

当地人说，2009年5月下旬，原本野三关要开一个招商会，后来不开了，“因为邓玉娇的原因。”

费宏（化名）是野三关镇上的生意人，跟在政府工作的邓贵大和黄德智多有交往。

“邓贵大这个人讲义气，他如果不是在单位上班的话，就是个混混。我做生意，也不得罪他。我知道他喜欢玩小姐。他们有时候叫我去雄风宾馆洗脚，我不去，我知道他们是去玩小姐。”

费宏一一列举了野三关镇上可以“玩小姐”的场所。

几年前，宜万铁路和沪蓉西高速公路在野三关开始修建时，各种场所开始多了起来。

“‘两路’（宜万铁路和沪蓉西高速公路）从开头到结束，给这里增加几个亿的经济效益还是有的。”在宜万铁路野三关段修筑工地上工作的中铁某局的严舒（化名）说。

“这里的铁路造价是青藏铁路造价的3倍。青藏铁路的主要难题是冻土，这里的地质情况太复杂。宜万铁路从宜昌到万州280多公里，桥梁和隧道占了97%。”

为了修建“两路”，大量外来人员进入野三关。这个僻远小镇突然热闹起来。一个变化是，野三关镇上有了公共汽车，当地人说起这一点会有些得意，因为巴东县城都没有公共汽车。

严舒说，修“两路”把当地的公路给压坏了，当地要了数以亿计的赔偿款，但却没看到修了什么路，真正有多少用到农民身上，也没几个人知道。

随着“两路”的修建，进入野三关的投资多了起来。比如，作为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的邓贵大负责协调的一个项目是福诚矿业。位于野三关镇郊外的福诚矿业在厂区立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显示，项目投资3.46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46亿元。

“开发商来这赚钱，不给好处，能把钱带走？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招商办的人钱太多了，不然怎么用钱砸别人脑袋，太不像话了？他们自己的工资并不高，一千多块钱，小镇上能有多少工资呢。”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说，“小姐她也是人啊，你不把她当人看，拿钱砸她，肯定会生气。”

“我们修过很多铁路，走过这么多地方，发现这里最麻烦。在其他地方修时，老百姓很淳朴，帮我们忙，当地政府对我们的保护也很好。比如在广东，政府明确规定，盗窃铁路器材，够500元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在巴东，我们的很多材料被偷到废旧收购站卖了，这些废旧站也敢收。我们在废旧站看到过我们的一捆一捆的螺纹钢。报案也没用，他们不管。”严舒透露。

三

随着“两路”的建设进入尾声，大批的人陆续离开野三关，野三关的生意也不那么好做了。这同样影响到在路边开摩托车修理店的邓贵华。

邓贵华是邓贵大的亲弟弟。见到邓贵华一家时，天正下着雨，邓贵华沉默地抽着烟，他的摩托车修理店整个上午都没人光顾。他爱人正在剥着自己家种的毛豆准备午饭。

“好的时候一天也就挣几十块钱，差时一分钱都没有。”邓贵华的爱人说。

邓贵华的一条腿行动起来不怎么方便。他曾在高速公路的建筑工地打工。工作时，倒塌下来的钢制模板把他的一条腿砸成了粉碎性骨折。腿好了以后，他不能再干重活，于是开了这家小店修摩托车，勉强维持生活。

对于邓贵大，邓贵华和他的爱人都不愿意说。“我们家并没有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好过。”

邓贵大一家住在野山关镇政府的宿舍里，楼道上贴的负责清洁的表格里还有邓贵大的名字。

邓贵华一家和邓贵大的母亲住在野三关镇冯字坪村泥砌的老房子里。“这个房子有30年了，这样的房子，将来我的小孩连媳妇都娶不了。”邓贵华的爱人说。

邓家的老房子外挂着一些蜂箱，蜜蜂来回地飞，这是他们补贴收入的一个来源。冯字坪地势较高，种不了水稻，地里种的是土豆、玉米和向日葵。邓贵大的坟墓就在离老房子几十米处的田地边上。

我在村子里见到了邓贵大的一个侄子。他不愿多说，他说邓贵大对家里人很温和，对他的老母亲很孝顺。“他的那辆二手猎豹也就几千块钱买的。”他是想表达邓贵大不是那么有钱。但他也说道，两人没有多少交谈。

村子里的人说邓贵大好多年前就出去了，他们很少能见着他。从这个山村里走出去的人多半到外地打工，能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的人屈指可数。邓贵大算一个。

有的人说他喜欢打牌赌钱，野三关镇文化站是他常光顾的地方。有的人说邓贵大以前挺好的，但到了招商办以后有点变了。有的人说，邓贵大在矿业上投了钱，而且数目不菲。

四

邓玉娇的成长环境，同样是处于深山当中的木龙垭。她的外公外婆至今住在那里。

在2009年农历五月端午那天，我和《新京报》的女记者孔璞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来到这里采访。当邓玉娇的外婆刚说起邓玉娇小时候的一些情况时，就有几个人冲进屋里来，将我和孔璞强行赶出屋外。

此后，我在等待回邓玉娇外婆家拿东西的孔璞时又被一伙人殴打，并被夺去手机。这伙人将我带到一户村民家，强行搜了我的包和衣服，并夺去了我的相机和录音笔。大部分相片和录音都被他们删掉了。

他们还强行要求我写下一个情况说明，不然就把落到他们手中的器物全都给砸了，写的话，就把东西还给我。内容大概是我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到张明瑶（邓玉娇外公）家采访，让我保证以后不到此地采访。

在他们逐字逐句地口授之下，我写了这些语句独特的“情况说明”。

拿到“情况说明”之后，他们并没有将东西还给我，而是走到一旁，不停地拨打电话，仿佛在和别处的某些人商量着什么。

此时，孔璞正好从这户村民家门口经过，看到了坐在屋里的我。她告诉我，她在邓玉娇外婆家门前跟一伙自称是“邓玉娇外婆亲戚”的陌生女人经历了一番恶斗，她被推倒在一个水坑里，邓玉娇外婆帮着她赶走了这一伙连外婆都不认识的“亲戚”。孔璞所携带的东西也被这伙人检查了一遍。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这伙人把东西还给了我。

几分钟之后，像电影和电视剧的庸常情节一样——所有主要事件都结束的时候，警车出现了。当地宣传部的人也紧随而至。

警察把我叫到警车里询问，问到是什么人打了我时，一个打我的人正好站在警车边上，我指着窗外，说，这个就是打我的人。警察坚持要我描述打我的人的体貌特征，我有些愤怒：“这人就站在你们眼前，你们还要我描述体貌特征？”一位警察在询问时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是，我在野三关其他地方的采访录音是不是也被删了。

五

那个端午节原来的计划是，我和孔璞在采访完邓玉娇的外公外婆之后，将到镇上采访邓玉娇的朋友杨红艳。邓贵大被邓玉娇刺死之后，杨红艳是最早赶到现场的人之一。

杨在野三关镇上有一家服装店。

2009年7月，我和同事希望在这家服装店见到杨红艳，去了好几次，都没见到。我们给她打电话，她的声音仿佛从空旷而辽远的地方传来。她说她在外地，她没有接受我们的约访。

在野三关镇上，还有我们想见到的人没有见到。但野三关镇真是小，无意中倒是碰到一些人。同样是在一次坐麻木时，中途上车的一位男士是我见过的。2009年5月，他经常守候在宾馆的前台，仔细地查看住店客人的身份，而他并不是宾馆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野三关汽车站打算乘微型面包车去往巴东县城时，被两辆车的车主使劲拉拽，希望我们上他们的车。

好不容易摆脱纠缠，上了一辆车。车主眼力好，说你们是记者吧？车主接着说，前段时间，政府告诉他们，谁拉记者谁就要被罚款。

我们到达了巴东县城。县城里仍有警车在来回行驶。当快速行驶的警车在你身边放慢速度时，你会找回两个月前曾经有过的感觉。

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是巴东县法院退休的法官。当我们来到法院宿舍的院子里，向人询问邓正兰家住哪时，反而被对方询问了一番。更多的人用犹疑的语气说不知道。

在有关人士的指引下，我们来到邓正兰家门前，敲门，没人应答。敲开对面一家人的门，对方的回答竟然是：“找邓正兰家？我们这里不是。”

而邓玉娇，更是没人能告知她现在的下落。

在野三关的那些天，李云告诉过我们一件事情。“在邓玉娇案开庭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约了在一个宾馆玩。他跟我说，邓玉娇已无罪释放了。我说，瞎说，还没开庭呢。他说，人家早就运作好了，昨上我还看见她在外边玩呢。过两天我看新闻，果然是。”

（为尊重受访者，文中人名多为化名。实习记者谭艳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