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珍宝岛事件：战争一触即发 8

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帅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因此，老帅们在9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当然，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言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66]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帅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67]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的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既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7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68]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到底同1969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1970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1969年12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1970年1月8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20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