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棠：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关怀

        我们杂志社的绝大多数同志，未有机会面聆胡绳先生的教诲，但从编辑刊发在《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上先生的文章中，领略了他质朴无华、说理绵密、思想深邃的文章大家风范，受到了很多启发，学到了许多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东西。因此，对于先生的逝世，大家都感到悲痛，十分怀念他。

        胡绳先生的大量文章交《中共党史研究》发表，是对刊物的最大支持和关怀。

        《中共党史研究》于1988年创刊。那时，党史研究已不再像80年代前期的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那样是全社会比较关注的焦点了，读者分流和作者投稿多渠道化，使新创办的刊物面临着许多困难。胡绳先生深知一个刊物要开创局面是很不容易的。他提出了以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引导党史研究的办刊基本宗旨，提出了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要求，为《中共党史研究》奠定在本学科的领先地位指明了方向。《研究》一起步，就是遵循先生的要求，在先生的关怀与支持下，这在党史学界是独一无二的。

        先生不但为办刊指明了方向，而且身体力行，将他撰写的大量文章交由《中共党史研究》发表。创刊伊始，送来的第一篇即是《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此后的12年中，先后共有先生的28篇文章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连同1983年至1987年在《党史通讯》上发表的文章共32篇。80年代后期先生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90年代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学术领导工作中，特别是担任香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起草基本法工作极为繁重的情况下，仍能撰写大量的学术研究文章，这种惊人的旺盛精力，令人敬佩之余，不能不赞叹先生史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勤奋精神。这些文章大多是先生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富有启发意义新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大大地提高了《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学术品位，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同时，先生的学术观点一出，刊物的引导性、研究方向性大为突出，为许多作者积极响应，研究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来稿大量增加，蔚然成一大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的刊物上，蔚然成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是在先生的首倡下发展起来的。其间，党史学界对这一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结论渐趋认识一致，也都渗透着先生的研究心得。

        胡绳先生严谨的学风，注重说理分析、不尚辞藻的文章，为编辑树立了无声的榜样。

        先生曾有论文集，起名《枣下论丛》，在自序中谦逊地称他的文章不过是“粗果子”。然而识者却从来都认为，被称为粗果子的枣儿，对于农家来说，或许就是荒年的救命粮；对于医家来说，枣儿补中益气，起弱驻颜，久服使人长生，也是治病的良药。先生虽然自谦，但他的文章读来却平和隽永，娓娓而谈，如抽丝剥茧，绵密无间；说理周详，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入腠理而不伤其他；遵循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却毫无口号式的说教；洋溢着理想主义自信和与现实相结合的实事求是，而不带丝毫的“霸气”，卓然一文章大家。

        先生的文章一到编辑部，大家都爱传看，从中领略他立论、分析、铺陈等论述的妙处。凡编辑过先生文章的人还都在细读中体会到，他文章的严谨与一些“名家”大大不同，不但注意文章的整体贯通一气，没有“旁枝斜蔓”，而且在遣词用句、段落划分、标点使用上，都很讲究，因而极少可增删之处。

        先生退回的校改样，同样使人敬佩于他的仔细推敲、反复斟酌：或换字、或改词、或增删字句与标点，重新一读，果然焕然添彩，表达得更完整、更清晰、更准确。试举先生校改文章一例：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原文有这样的句子：“当然不能把一穷二白看成为一张纯洁的白纸，在上面可以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经先生反复斟酌，改为：“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像这样体现先生严谨和一丝不苟精神的改动，唯有编辑体会最深，读者一般难知。一位八旬老人在与重病顽强搏斗的同时，仍然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笔耕不停，思考不止，每念及此，我们都感动得脸红心跳。

        先生宽容大度，尊重编辑，又坚持原则的态度更令我们感动。每有文章要发表，他常嘱秘书转告：请仔细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帮助改一改。先生的这种信任与尊重，使编辑很受鼓舞，以致后来在编辑先生的稿子时，比编辑室外来稿还要“大胆放肆”；尽管可改之处寥寥，但仍愿努力拾遗补阙。先生虽然放手让我们改稿，但对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则坚持原则，不同意改动。记得一篇文章中，他写的观点大意是：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编辑给改为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现实服务的。先生认为这一改动不符合他的原意，在看校样时仍然改了回来。最后，编辑细读文章发现，若按编辑的改法，前后文的照应就不紧密了，还是先生的原文叙述更精当。

        回顾近20年来，编辑胡绳先生的文章，我们深深地怀念这位未曾亲临的睿智导师、文章大家。从文章、校样获益良多，从精神风范之受教更可说是终身受用不尽。

        最后，简单说一说胡绳先生《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再评价》一文的发表。

        1998年12月26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先生作了长篇报告。经整理录音和先生审阅修订后即是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上的《再评价》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这篇文章是胡绳先生长期思考和全面总结当代中国历史走向与经验教训的压卷之作，封山之作。那一年他80岁，已与癌症搏斗3年，强扶病体，作长达3个多小时的报告，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杂志社一位同志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参加了整理录音的工作。会议期间，她和白小麦同志一起去见先生，表示希望先生同意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此文。先生略带歉意地说：我一直没到编辑部看过大家，真有点儿官僚主义了。边说边温和地笑。他表示，文章还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再斟酌修改，修改后再给《中共党史研究》发表。

        1999年4月，先生的稿子送到了编辑部，白小麦同志特地来电话转达先生的意思：文章根据录音整理和发言提纲，综合收集到的各方意见，作了修改和订正，发表前请编辑再提出修改意见，并说，胡绳同志还要看校样。编辑根据先生的意见，在校样上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和字词改动。送回的校样上，白小麦同志按照先生的意见写道：“校改处，引文照改，其他修改处有√可改，别处不动。”并打来电话说：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为了不使我们发的稿与他们差异过大，有些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就不改了。即使是这样，白小麦同志照先生的意思在校样上标有“√”的，仍有21处之多。它说明先生不断修改自己文章的严谨，说明先生多么看重这篇文章，要使文章发表后留下最少的遗憾。因而他不顾高龄，克服视力下降和病魔纠缠，仔仔细细地读了五号字的校样。想见先生聚精会神又不得不读读停停的吃力状况，谁能不感动呢!

                                  本文是2000年11月24日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深切缅怀胡绳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署名邢棠。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