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反复辟的斗争

晁错反复辟的斗争　发布时间：2009-01-08 来源于 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95828
康民

　　内容提要：西汉初期，奴隶主残余势力阴谋复辟和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仍很激烈。法家代表人物晁错，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汉景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而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晁错还主张对匈奴奴隶主的武装侵扰坚决抵抗，这实际上也是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就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对加速封建经济发展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进步作用。
　　晁错（公元前二○○年——前一五四年）是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法家政治家。当时，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奴隶主残余势力妄图复辟同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很激烈，同时，地方割据的保守势力同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也是很频繁的。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恢复诸侯割据的分封制，还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郡县制；恢复井田制、发展奴隶主垄断的工商业，还是坚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奖励农耕；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妥协投降，还是坚持抗战。这些斗争，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就是当时的儒家路线和法家路线的斗争。
　　晁错在年青的时候，就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了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孔孟之道。他热烈地赞扬秦始皇，认为秦始皇的功业大大超过儒家奉若神明的禹、汤、文、武。他在辅导太子（就是后来的景帝）读书的时候，就曾向文帝建议，不要叫太子死读很多儒家经典，而要学习一些“可用今世”的治理国家的“术数”（１）。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晁错在政治斗争中，提倡和推行了一条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法家路线，主张削平藩国、奖励农耕、抗击匈奴。晁错的政治主张适应了当时的历史要求，是进步的。
　　削平藩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根据法家李斯的建议，坚决废除分封制，普遍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国家，这对于防止奴隶制复辟，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是很必要的。刘邦建立汉王朝后，承袭了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楚汉战争期间，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刘邦曾经分封了一些异姓王，作为权宜之计。后来，这些异姓王野心勃勃，割据称雄，甚至妄图另立中央，推翻汉王朝。于是，刘邦和吕雉采取坚决措施，消灭了他们。但是，刘邦又陆续分封了一批同姓王。这些同姓王都是刘邦的子弟，起初还比较规矩。过了一阵子，许多孔孟之徒钻进了他们的政权机构，鼓动他们搞割据，闹分裂，开倒车。他们称王称霸的野心恶性膨胀，与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工商业大奴隶主勾结起来，私自任用宫吏、铸造钱币、征收赋税，根本不服从中央政权，成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结果，导致了公元前一五四年以吴王刘濞为头子的七国叛乱。
　　吴王濞是一个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野心家、阴谋家。他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经过了四十年的精心准备。他耍两面派手法，用“克己”的策略掩饰“复礼”的野心。在受封的时候，他对刘邦发誓决不反叛；但屁股一转，便自搞一套。在经济上，他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与汉皇帝同样富有；他还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在组织上，他网罗孔孟之徒、奴隶主贵族残余和一切反动分子、亡命之徒，结成死党，组织反动武装，图谋反叛。在政治上，他与汉中央政权对抗，把所辖三郡五十三城搞成独立王国。面对着吴王濞之流对中央政权的猖狂挑衅，晁错挺身而出，上书汉景帝，坚决要求削平藩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封了同姓王，致使齐王占七十余城，楚王占四十余城，吴王占五十余城，简直把天下的一半都瓜分了。他还说，吴王欺诈皇上，称病不朝，本当斩首示众，文帝宽大为怀，他却更加骄横，发展到阴谋作乱的地步。如今，只有削平他，否则就要给中央政权带来无穷的祸害（２）。晁错的这篇削藩书，是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宣言。由于晁错的推动，景帝采取了一些削藩措施，轻重不等地处分了心怀鬼胎的楚王、赵王、胶西王。正当斗争矛头直指吴王濞的时候，这个反动割据势力的大头子狗急跳墙，发动了武装叛乱。他在匈奴奴隶主的支持下，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葘川、济南等诸侯国，点燃了反革命叛乱的战火。
　　叛乱的黑旗刚刚挥舞，吴王濞就提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反动策略。他在告同伙书中叫嚷：晁错“侵夺诸侯地”，“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必“举兵诛之”，以期“存亡继绝，振弱伐暴”（３）。从这些咬牙切齿的言语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吴王濞之流咒骂晁错，说到底，是为了反对法家路线，是想要“复”西周分封之“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们“清君侧”的目的是妄图篡权复辟。这一点，晁错是十分明白的。当时，他的父亲从老家赶到京城，问儿子为什么不怕杀头，偏同诸侯作对。晁错坚定地回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意思是，不这样办，中史集权制度就要动摇（４）。
　　确实，反复辟和复辟、维护中央集权和反对中央集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由于打入中央机关的内奸袁盎（曾做过吴王濞的丞相）的挑拨离间、阴谋陷害，晁错被杀了。他死在平叛战争的紧要关头。一个从前线回京城的校尉为此非常愤慨，对汉景帝说：“晁错担心诸侯称霸不可制约，所以主张削藩，加强中央政权。这是有利于汉家的长久之计，为什么刚开始实行，就把倡导者杀了呢？”（５）汉景帝坚定了平叛的决心，授周亚夫以平叛的全权。周亚夫率领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的反动武装叛乱是短命的，三个月就被消灭了。但是，它给广大人民和中央政权带来了不小的灾难。“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６）这对西汉的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是一次沉痛的教训。汉景帝立刻着手改定封国制度，封国的主要官吏都由汉朝廷任命，诸侯王的政治权力几乎全部被削去。汉武帝对晁错的主张也是欣赏的，他实行“推恩削藩”之法，使封国逐渐由大变小，并采取严厉措施，夺削侯国封君的爵位。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指出：在消灭分裂割据时，“王权是进步的因素”。汉王朝初期，由于采取了法家的削藩主张，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
　　抗击匈奴
　　从秦末到汉初三、四十年间，匈奴的奴隶制军事政权不断加强。它拥有三十多万骑兵，压迫和奴役着几十个小邦的人民。匈奴的冒顿单于居中部直接统治，东西部设左右贤王分治。冒顿曾经向汉文帝炫耀武力说：“诸引弓（游牧骑射）之民，并为一家。”（７）意思是：我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主宰一切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当时，秦、汉王朝统治的已经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先进的封建制度的农业地区，岂能屈服于匈奴的军事压力，俯首于游牧奴隶主的铁骑之下！秦灭六国之后，为了巩固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权，秦始皇派蒙恬率兵数十万，北击匈奴，收复了大片土地。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也曾经亲自带兵，在冰天雪地里抗击匈奴侵袭；但是，因为韩王信、代王ｘī、燕王卢绾等勾结和投降匈奴，所以多次的军事行动均未成功。之后，匈奴奴隶主的胃口越来越大，连年侵扰边郡，抄掠人口畜产，给西汉广大劳动人民和新兴封建制度带来严重威胁。这时候，主和派甚嚣尘上。那些宽衣博带的孔孟之徒（“缙绅之儒”）都是些软骨头，拚命散布“抗战必败”论（８），鼓吹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但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多次背信弃约，发动武装侵袭，“杀略人民甚众”（９）。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局面，晁错勇敢地站了出来，力排众议，上书言兵事，坚持抗战，给主和派以当头一棒。
　　晁错在《言兵事书》中，首先概述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然后严正指出：对于匈奴的武装侵袭，不能束手挨打，必须确立必胜的信念，这是关系大局的事情，打胜了，“民气百倍”（１０），有利于西汉封建制度的巩固；打败了，“没世不复”（１１），新兴的封建制度就要长期受挫折。为了驳斥“抗战必败”的谬论，晁错列举了制胜匈奴的战例，坚定了必胜的信心（１２）。在分析敌我长短上，晁错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匈奴长技有三，善骑、善射、耐饥渴；汉兵长技有五，善驾兵车、善使弩戟、列队严整、步兵迅猛、敢于地斗，只要指挥得当，汉兵就能够以一击十。此外，晁错还向汉文帝提出了“徙民实边”，开发边疆，建立边寨武装的建议。晁错的一番论辩，义正辞严，深得汉文帝的嘉许。汉文帝也决心舍弃和亲政策，决心抗战。
　　同晁错的言行相反，那些阴谋反叛的诸侯王，正加紧同匈奴勾结。赵王遂“阴使匈奴与连兵”（１３），燕王“与胡王有约”，妄想凭借匈奴奴隶主的武力，捣毁西汉封建王朝（１４）。在吴王七国叛乱期间，匈奴陈兵边界，虎视眈眈，与叛军遥相呼应；直到七王乱平，才遗憾地撤兵而去。
　　从晁错上书言兵事，到汉武帝时期打败匈奴侵袭者，主和与主战的路线之争始终十分激烈。汉武帝的军事实践，证明晁错等法家的主张是正确的。主张革新、主张前进的晁错，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奖励农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加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就必须迅速巩固和发展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秦、汉以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商鞅奖励耕战，以“尽地力”；秦始皇赢政颁布了“使黔首（百姓）自实田”（１５）的法令；汉高祖刘邦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些革命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保障了封建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但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带着极大的疯狂和仇恨，千方百计地反对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用破坏农业生产来反对社会变革，破坏抗击匈奴侵扰的正义战争。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晁错发表了著名的政治经济论文——《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的矛头直指负隅顽抗的工商奴隶主。早在秦始皇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就采取断然措施，打击妄图变天的工商奴隶主总头目吕不韦及其党羽。后来，刘邦又大力压抑商贾，明文规定：商贾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携带兵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宫吏；还规定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者无偿释免。这些措施虽然使工商奴隶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由于准许民间豪强铸钱、煮盐、冶铁，还是给工商奴隶主扩充实力、磨砺爪牙以可趁之机。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批大盐铁商、大囤积商、大运输商、大高利贷者。大盐铁商工合营，商业资金和生产资金辗转增殖，有的“富至童（奴隶）八百人”（１６）；大囤积商投机取巧，操纵市场，牟取暴利；大运输商贩运倒卖，“船长千丈”，“轺车百乘，牛车千两”（１７），财势煊赫；大高利贷者持钱举债，重利盘剥，甚至收十倍之利。这些人或“富埒〔ｌｉè音列，相等于〕关中”（１８），或“富埒天子”，“财过王者”（１９）。正如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所指出的：这些家伙“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亡（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２０），十足是一群社会蠹虫。这些蠹虫，肆无忌惮地“兼并农人”（２１），逼得农民“卖田宅，鬻〔ｙù音玉，卖〕子孙”（２２），成批地沦为工商奴隶，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害。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２３），同吴王濞之流狼狈为奸，拼凑对抗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大搞复辟活动，如蝇逐臭地投到投降派门下，一齐为匈奴贵族的侵袭政策卖命。在汉景帝平定七王叛乱时，向这些工商奴隶主借钱；他们配合武装叛乱，从经济上卡中央的脖子，一个子儿也不肯借给。只有无盐氏这个高利贷者，以十倍利息，“出捐千金”，发了横财（２４）。晁错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打击这些妄图复辟的工商奴隶主，“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２５）。
　　怎么打击呢？晁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民务农”（２６），即巩固封建制生产关系。而欲使民务农，关键又在于“贵粟”。只有“贵粟”，才能尽地力、尽民力，不让破产农民沦为工商奴隶；才能实仓廪，备水旱，抗饥荒，有足够的粮草支援边防，保证抗击匈奴的军事胜利。总之，贵粟的政策，适应当时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需要，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要求。因此，晁错大声疾呼：“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２７）汉文帝、汉景帝都认真实行了晁错的建议，反复强调以农为本。这样，到汉景帝末年，西汉的地主经济已大大繁荣，具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汉武帝时，又由桑弘羊实行盐铁官卖等政策，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举兵击败匈奴侵扰，提供了一项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晁错所提倡的法家经济思想，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应当给予必要的肯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兴阶级在建立和巩固本阶级的专政过程中，总要经历长时期的激烈的斗争。从商鞍到晁错，新兴地主阶级为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同奴隶主复辟势力反复较量了二百多年，反复辟和复辟的斗争一直不断。这个历史现象，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尚且如此长期和激烈；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因而，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复辟同反复辟的斗争就必然更为尖锐、复杂和激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复辟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钻进我们党内搞复辟、开历史倒车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同吴王濞这些历史沉渣往往有惊人的类似之处。他们大搞分裂活动，组织死党，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阴谋另立中央或实行割据，并且勾结和投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吴王濞的幽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
　　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编者按语》中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搞这一套阴谋诡计。他们极端仇视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用“清君侧”的反动策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他们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更是丧心病狂地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一口吃掉。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地识破了林彪之流的鬼蜮伎俩。吴王濞的武装叛乱总算勉强维持了两个多月，而林俩。吴王濞的武装叛乱总算勉强维持了两个多月，而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则马上就被粉碎，彻底垮台了。
　　注：
　　（１）（４）（５）（１０）（１１）《汉书·袁盎晁错传》
　　（２）（２）（６）（１３）（１４）《史记·吴王濞列传》
　　（７）《史记·匈奴列传》
　　（８）（９）《汉书·匈奴传》
　　（１５）《资治通鉴·秦纪二》
　　（１６）《汉书·货殖传》
　　（１７）（１８）（２４）《史记·货殖列传》
　　（１９）《汉书·食货志下》
　　（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５）（２６）（２７）《汉书·食货志上》（原载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康民

　　内容提要：西汉初期，奴隶主残余势力阴谋复辟和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仍很激烈。法家代表人物晁错，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汉景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而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晁错还主张对匈奴奴隶主的武装侵扰坚决抵抗，这实际上也是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就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对加速封建经济发展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进步作用。
　　晁错（公元前二○○年——前一五四年）是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法家政治家。当时，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奴隶主残余势力妄图复辟同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很激烈，同时，地方割据的保守势力同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也是很频繁的。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恢复诸侯割据的分封制，还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郡县制；恢复井田制、发展奴隶主垄断的工商业，还是坚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奖励农耕；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妥协投降，还是坚持抗战。这些斗争，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就是当时的儒家路线和法家路线的斗争。
　　晁错在年青的时候，就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了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孔孟之道。他热烈地赞扬秦始皇，认为秦始皇的功业大大超过儒家奉若神明的禹、汤、文、武。他在辅导太子（就是后来的景帝）读书的时候，就曾向文帝建议，不要叫太子死读很多儒家经典，而要学习一些“可用今世”的治理国家的“术数”（１）。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晁错在政治斗争中，提倡和推行了一条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法家路线，主张削平藩国、奖励农耕、抗击匈奴。晁错的政治主张适应了当时的历史要求，是进步的。
　　削平藩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根据法家李斯的建议，坚决废除分封制，普遍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国家，这对于防止奴隶制复辟，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是很必要的。刘邦建立汉王朝后，承袭了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楚汉战争期间，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刘邦曾经分封了一些异姓王，作为权宜之计。后来，这些异姓王野心勃勃，割据称雄，甚至妄图另立中央，推翻汉王朝。于是，刘邦和吕雉采取坚决措施，消灭了他们。但是，刘邦又陆续分封了一批同姓王。这些同姓王都是刘邦的子弟，起初还比较规矩。过了一阵子，许多孔孟之徒钻进了他们的政权机构，鼓动他们搞割据，闹分裂，开倒车。他们称王称霸的野心恶性膨胀，与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工商业大奴隶主勾结起来，私自任用宫吏、铸造钱币、征收赋税，根本不服从中央政权，成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结果，导致了公元前一五四年以吴王刘濞为头子的七国叛乱。
　　吴王濞是一个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野心家、阴谋家。他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经过了四十年的精心准备。他耍两面派手法，用“克己”的策略掩饰“复礼”的野心。在受封的时候，他对刘邦发誓决不反叛；但屁股一转，便自搞一套。在经济上，他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与汉皇帝同样富有；他还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在组织上，他网罗孔孟之徒、奴隶主贵族残余和一切反动分子、亡命之徒，结成死党，组织反动武装，图谋反叛。在政治上，他与汉中央政权对抗，把所辖三郡五十三城搞成独立王国。面对着吴王濞之流对中央政权的猖狂挑衅，晁错挺身而出，上书汉景帝，坚决要求削平藩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封了同姓王，致使齐王占七十余城，楚王占四十余城，吴王占五十余城，简直把天下的一半都瓜分了。他还说，吴王欺诈皇上，称病不朝，本当斩首示众，文帝宽大为怀，他却更加骄横，发展到阴谋作乱的地步。如今，只有削平他，否则就要给中央政权带来无穷的祸害（２）。晁错的这篇削藩书，是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宣言。由于晁错的推动，景帝采取了一些削藩措施，轻重不等地处分了心怀鬼胎的楚王、赵王、胶西王。正当斗争矛头直指吴王濞的时候，这个反动割据势力的大头子狗急跳墙，发动了武装叛乱。他在匈奴奴隶主的支持下，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葘川、济南等诸侯国，点燃了反革命叛乱的战火。
　　叛乱的黑旗刚刚挥舞，吴王濞就提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反动策略。他在告同伙书中叫嚷：晁错“侵夺诸侯地”，“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必“举兵诛之”，以期“存亡继绝，振弱伐暴”（３）。从这些咬牙切齿的言语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吴王濞之流咒骂晁错，说到底，是为了反对法家路线，是想要“复”西周分封之“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们“清君侧”的目的是妄图篡权复辟。这一点，晁错是十分明白的。当时，他的父亲从老家赶到京城，问儿子为什么不怕杀头，偏同诸侯作对。晁错坚定地回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意思是，不这样办，中史集权制度就要动摇（４）。
　　确实，反复辟和复辟、维护中央集权和反对中央集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由于打入中央机关的内奸袁盎（曾做过吴王濞的丞相）的挑拨离间、阴谋陷害，晁错被杀了。他死在平叛战争的紧要关头。一个从前线回京城的校尉为此非常愤慨，对汉景帝说：“晁错担心诸侯称霸不可制约，所以主张削藩，加强中央政权。这是有利于汉家的长久之计，为什么刚开始实行，就把倡导者杀了呢？”（５）汉景帝坚定了平叛的决心，授周亚夫以平叛的全权。周亚夫率领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的反动武装叛乱是短命的，三个月就被消灭了。但是，它给广大人民和中央政权带来了不小的灾难。“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６）这对西汉的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是一次沉痛的教训。汉景帝立刻着手改定封国制度，封国的主要官吏都由汉朝廷任命，诸侯王的政治权力几乎全部被削去。汉武帝对晁错的主张也是欣赏的，他实行“推恩削藩”之法，使封国逐渐由大变小，并采取严厉措施，夺削侯国封君的爵位。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指出：在消灭分裂割据时，“王权是进步的因素”。汉王朝初期，由于采取了法家的削藩主张，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
　　抗击匈奴
　　从秦末到汉初三、四十年间，匈奴的奴隶制军事政权不断加强。它拥有三十多万骑兵，压迫和奴役着几十个小邦的人民。匈奴的冒顿单于居中部直接统治，东西部设左右贤王分治。冒顿曾经向汉文帝炫耀武力说：“诸引弓（游牧骑射）之民，并为一家。”（７）意思是：我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主宰一切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当时，秦、汉王朝统治的已经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先进的封建制度的农业地区，岂能屈服于匈奴的军事压力，俯首于游牧奴隶主的铁骑之下！秦灭六国之后，为了巩固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权，秦始皇派蒙恬率兵数十万，北击匈奴，收复了大片土地。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也曾经亲自带兵，在冰天雪地里抗击匈奴侵袭；但是，因为韩王信、代王ｘī、燕王卢绾等勾结和投降匈奴，所以多次的军事行动均未成功。之后，匈奴奴隶主的胃口越来越大，连年侵扰边郡，抄掠人口畜产，给西汉广大劳动人民和新兴封建制度带来严重威胁。这时候，主和派甚嚣尘上。那些宽衣博带的孔孟之徒（“缙绅之儒”）都是些软骨头，拚命散布“抗战必败”论（８），鼓吹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但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多次背信弃约，发动武装侵袭，“杀略人民甚众”（９）。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局面，晁错勇敢地站了出来，力排众议，上书言兵事，坚持抗战，给主和派以当头一棒。
　　晁错在《言兵事书》中，首先概述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然后严正指出：对于匈奴的武装侵袭，不能束手挨打，必须确立必胜的信念，这是关系大局的事情，打胜了，“民气百倍”（１０），有利于西汉封建制度的巩固；打败了，“没世不复”（１１），新兴的封建制度就要长期受挫折。为了驳斥“抗战必败”的谬论，晁错列举了制胜匈奴的战例，坚定了必胜的信心（１２）。在分析敌我长短上，晁错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匈奴长技有三，善骑、善射、耐饥渴；汉兵长技有五，善驾兵车、善使弩戟、列队严整、步兵迅猛、敢于地斗，只要指挥得当，汉兵就能够以一击十。此外，晁错还向汉文帝提出了“徙民实边”，开发边疆，建立边寨武装的建议。晁错的一番论辩，义正辞严，深得汉文帝的嘉许。汉文帝也决心舍弃和亲政策，决心抗战。
　　同晁错的言行相反，那些阴谋反叛的诸侯王，正加紧同匈奴勾结。赵王遂“阴使匈奴与连兵”（１３），燕王“与胡王有约”，妄想凭借匈奴奴隶主的武力，捣毁西汉封建王朝（１４）。在吴王七国叛乱期间，匈奴陈兵边界，虎视眈眈，与叛军遥相呼应；直到七王乱平，才遗憾地撤兵而去。
　　从晁错上书言兵事，到汉武帝时期打败匈奴侵袭者，主和与主战的路线之争始终十分激烈。汉武帝的军事实践，证明晁错等法家的主张是正确的。主张革新、主张前进的晁错，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奖励农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加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就必须迅速巩固和发展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秦、汉以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商鞅奖励耕战，以“尽地力”；秦始皇赢政颁布了“使黔首（百姓）自实田”（１５）的法令；汉高祖刘邦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些革命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保障了封建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但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带着极大的疯狂和仇恨，千方百计地反对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用破坏农业生产来反对社会变革，破坏抗击匈奴侵扰的正义战争。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晁错发表了著名的政治经济论文——《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的矛头直指负隅顽抗的工商奴隶主。早在秦始皇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就采取断然措施，打击妄图变天的工商奴隶主总头目吕不韦及其党羽。后来，刘邦又大力压抑商贾，明文规定：商贾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携带兵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宫吏；还规定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者无偿释免。这些措施虽然使工商奴隶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由于准许民间豪强铸钱、煮盐、冶铁，还是给工商奴隶主扩充实力、磨砺爪牙以可趁之机。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批大盐铁商、大囤积商、大运输商、大高利贷者。大盐铁商工合营，商业资金和生产资金辗转增殖，有的“富至童（奴隶）八百人”（１６）；大囤积商投机取巧，操纵市场，牟取暴利；大运输商贩运倒卖，“船长千丈”，“轺车百乘，牛车千两”（１７），财势煊赫；大高利贷者持钱举债，重利盘剥，甚至收十倍之利。这些人或“富埒〔ｌｉè音列，相等于〕关中”（１８），或“富埒天子”，“财过王者”（１９）。正如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所指出的：这些家伙“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亡（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２０），十足是一群社会蠹虫。这些蠹虫，肆无忌惮地“兼并农人”（２１），逼得农民“卖田宅，鬻〔ｙù音玉，卖〕子孙”（２２），成批地沦为工商奴隶，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害。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２３），同吴王濞之流狼狈为奸，拼凑对抗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大搞复辟活动，如蝇逐臭地投到投降派门下，一齐为匈奴贵族的侵袭政策卖命。在汉景帝平定七王叛乱时，向这些工商奴隶主借钱；他们配合武装叛乱，从经济上卡中央的脖子，一个子儿也不肯借给。只有无盐氏这个高利贷者，以十倍利息，“出捐千金”，发了横财（２４）。晁错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打击这些妄图复辟的工商奴隶主，“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２５）。
　　怎么打击呢？晁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民务农”（２６），即巩固封建制生产关系。而欲使民务农，关键又在于“贵粟”。只有“贵粟”，才能尽地力、尽民力，不让破产农民沦为工商奴隶；才能实仓廪，备水旱，抗饥荒，有足够的粮草支援边防，保证抗击匈奴的军事胜利。总之，贵粟的政策，适应当时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需要，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要求。因此，晁错大声疾呼：“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２７）汉文帝、汉景帝都认真实行了晁错的建议，反复强调以农为本。这样，到汉景帝末年，西汉的地主经济已大大繁荣，具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汉武帝时，又由桑弘羊实行盐铁官卖等政策，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举兵击败匈奴侵扰，提供了一项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晁错所提倡的法家经济思想，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应当给予必要的肯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兴阶级在建立和巩固本阶级的专政过程中，总要经历长时期的激烈的斗争。从商鞍到晁错，新兴地主阶级为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同奴隶主复辟势力反复较量了二百多年，反复辟和复辟的斗争一直不断。这个历史现象，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尚且如此长期和激烈；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因而，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复辟同反复辟的斗争就必然更为尖锐、复杂和激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复辟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钻进我们党内搞复辟、开历史倒车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同吴王濞这些历史沉渣往往有惊人的类似之处。他们大搞分裂活动，组织死党，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阴谋另立中央或实行割据，并且勾结和投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吴王濞的幽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
　　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编者按语》中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搞这一套阴谋诡计。他们极端仇视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用“清君侧”的反动策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他们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更是丧心病狂地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一口吃掉。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地识破了林彪之流的鬼蜮伎俩。吴王濞的武装叛乱总算勉强维持了两个多月，而林俩。吴王濞的武装叛乱总算勉强维持了两个多月，而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则马上就被粉碎，彻底垮台了。
　　注：
　　（１）（４）（５）（１０）（１１）《汉书·袁盎晁错传》
　　（２）（２）（６）（１３）（１４）《史记·吴王濞列传》
　　（７）《史记·匈奴列传》
　　（８）（９）《汉书·匈奴传》
　　（１５）《资治通鉴·秦纪二》
　　（１６）《汉书·货殖传》
　　（１７）（１８）（２４）《史记·货殖列传》
　　（１９）《汉书·食货志下》
　　（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５）（２６）（２７）《汉书·食货志上》（原载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上一篇： 无 下一篇：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