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军：深化党史研究的楷模

深化党史研究的楷模

盖  军

    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的胡绳同志不负使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以其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渊博的学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找到了他“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的答案。他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发表多篇论著，对我们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有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我仅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的学习谈点看法。

    一、提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一个头号问题。胡绳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经验。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读书笔记(1992年4月)和后来同一题目的文章中(1998年7月)，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理论上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明。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阶级社会发展中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进步作用”；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可能发生和可能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它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列宁也同样指出：“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由于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要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

    胡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制度的优越性建立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然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真正能发挥出来，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社会主义的大厦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却“困扰几代中国人”。

    胡绳总结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他指出，1925～1927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才谈得上社会主义。“当时马林、鲍罗廷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把‘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思想灌输给中国共产党人。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根据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形势认为，虽然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但胜利后的政权总为资产阶级所取得，接着无产阶级就要把枪从右肩换到左肩，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顾二十世纪中国的特点，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结果遭致右倾机会主义而陷革命于失败”。经过这次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初（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笔者注)改变看法，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即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已经采取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步骤。这种‘左’倾观点也来自共产国际，又使革命遭受严重失败，并且留下很深的毒素”。

    胡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的正确性。他指出：“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容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作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胡绳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高度，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二、科学地总结了建国后近30年

    历史的经验教训胡绳指出，从50～70年代，“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也应立即彻底消灭”。“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胡绳进一步指出：“建国之初，我们党对何时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但是，“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那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已经开始。其实，这个说法不大能够服人”。“应该说，在建国后三年党的方针有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的力量人为地促成？这本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并不明确地认为两翼的‘三改’过于超前，但确认工业化落后，于是1958年搞‘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工业化一下子搞上去，结果没有成功。同时，‘两翼’似乎根本不考虑是否与‘主体’相适应而仍继续猛进。最显著的是农业方面，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这种认识和那时的领导思想不无关系”。“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这就深刻地论述了我国50～70年代犯“左”倾错误造成理论和实际错位的经验教训，其根源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单纯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和提高，其结果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严谨求实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胡绳晚年思想的闪光之点。他上述两篇著作真正体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党的80周年的讲话中所说的“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经验，正是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这不仅是胡绳“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的答案，也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上认识问题指出了方向。可以说，胡绳的思想认识是在他参与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础上的前进，是对《决议》的发展，也可以说这是胡绳用他最后的生命之火，为我们留下的宝贵启示。

    正如新华社发表的《胡绳同志生平》所讲的，“胡绳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在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和写作“总是注重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因而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但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胡绳同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些评价反映了真实情况。

    三、面对厄运，无所畏惧

    上述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受一些人的围攻。有人攻击他为“庸俗的唯生产力论”，有人指责他“制造这一个又一个弥天大论要干什么？”等等。他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没有退却，坚信科学真理是不可战胜的。这从他给吴江同志的信中可以说明。他说：“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英雄好汉了。”他所说的“尚有发挥余地”，是他几年来潜心思考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世纪之交关于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的重要问题，他言犹未尽。至于那些“英雄好汉”们的意见，任由人们去评说吧。

                  本文是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襄樊市委、市政府召开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