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为何惹人关注----兼述民主的两种定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5:59:21

台湾问题为何惹人关注----兼述民主的两种定义

[10380] (200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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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常会想,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自己为何要如此关心和关注台湾问题?工作之余我每天都要浏览与台湾有关的时事新闻和分析点评,一天不看,就好像生活中缺了点什么似的。是关心蓝绿阵营在历次选战中的精彩表演,还是政治明星们的最终结局,或者最终还是关心祖国未来的统一大业?仔细思量,这些成分都有,但似乎又不够准确,没有切中要点。那么,吸引我经常关注台湾问题的那个一定充满了魅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所以每当看到台湾政坛纷扰政治人物争吵互骂甚至大打出手时,直觉“这样很好玩但有点乱”,有人将其表述为“台湾政治乱象”。不过,一些评论家却认为这是民主化的表现。争吵打骂=民主化?——正当我不甚其解的时候,郑永年先生告诉我们,民主化不等于西化,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说,民主并不是西方人的特权,不能把民主化贴上西化的意识形态标签,即不能将民主“抹西”(套用台湾政坛上“抹黑、抹红”等通俗说法)。据亨廷顿先生观察,早在二战中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产生之后,“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反民主的公开论点作为一种概念几乎完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共辩论中消失了”。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永年先生对于“抹西”的担心倒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中国人照样可以搞民主——在台湾民主就搞得很红火,在大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将台湾民主看成是“政治乱象”时,我们不禁要问:台湾人真的民主了吗?民主究竟是什么?

      先说一个听来的故事。一位朋友的女儿小提琴拉得不错,作为中学生的她得到一次去美国演出的机会,签证官问她“你认为民主是什么”,小姑娘回答“我们很民主啊,我们学校学生会成员都是投票选出来的呢”,结果她顺利通过了签证。在听朋友讲述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换作我,肯定毫不犹豫地答道“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不管这样的回答能否通过签证,但这个故事本身引出了民主的两种定义。

      第一种可以称为“目的性定义”,即“民主”是由古希腊语的“人民”和“统治”演变而来,意思是“人民的统治”,从最终目的上看,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第二种叫做“程序性定义”(熊彼特,1942),这种定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分别坚持上述两种定义的理论家们在二战后开展了一场持续很久的辩论,直到七十年代,亨廷顿先生写道“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辩论更详细的结论是“只有程序性定义才能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从而使民主成为有用的概念”。

      遵循熊彼特先生的传统,评判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朋友女儿的回答可谓精辟,她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要义用一个具体事例予以说明,正好符合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再回过头来看台湾,纵观蓝绿阵营的选战策略,无非都是博取民众的欢心和选票,而这一过程正是程序性民主的生动写照。对照熊彼特先生的评判标准,我们还能简单地说台湾政治只有乱象不是民主吗?台湾人的民主实践对华人世界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示范,而根据亨廷顿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观察,“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示范效应最为强烈”。

      回到最初的话题,除了蓝绿阵营的选战表现、政治明星的最终结局,我更加关心海峡对岸普通同胞的生活方式,那是种一到选举就被候选人争相示好、一有困难就要求当选者兑现承诺、一不满意就拿选票惩戒掌权者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期盼两岸早日统一,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如何让两岸人民的生活方式尽早相互适应?

      如果民主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文章开头“那个一定充满了魅力的东西”原来竟是民主,难怪亨廷顿(1991)和俞可平先生(2006)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而这个好东西还将吸引着我——一个连台湾都没去过的普通中国人对台湾问题发自内心的持续关注。

      汤敏轩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