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政治时代到来

吉芬女神的牛

在哥本哈根贝拉中心为期12天的谈判中，除了一份被大会“认知”了的协议外，看似大会在一无所获中“黯然”落幕。然而，谈判已经从几方密室交易的“旧惯例”中，发展到多方正面激烈交锋的“大博弈”时代，这与哥本哈根广场上吉芬女神像的政治隐喻不谋而合：一脸刚毅的吉芬女神，发辫扬起，挥舞长鞭，驱着由其子女化身的4头神牛，她们要拯救一座沉入海底的岛。哥本哈根大会的进程说明，“神牛们”亟须找到统一立场，才能在“女神”指引下，拯救世界。

哥本哈根“有限共识”已经草签了一张指向2010年墨西哥峰会的路线图，但如何翻越过《京都议定书》2012年“大限”迈向2020年的中期安排，仍然付诸阙如，作为大会焦点的“资金援助”问题已被技术性笼统化。

由于各国应在2010年提交书面的承诺减排目标，在哥本哈根大会闭幕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各国都会出现一波与气候改变和温室气候排放有关的国内立法潮，其中就有美国尚在参议院中等候表决的《排放限额与贸易》法案，这些法案的边际冲击波将延伸到非气候的其他领域，如贸易和投资，他们必然又会成为新一轮博弈的触发点。

博弈新格局

博弈的力量来自于博弈方的实力和他所代表的利益。日本《产经新闻》分析道，“77国集团”之所以成了躲在“竹帘”后面不现身的中国别动队，并在哥本哈根谈判中彻底撼动了发达国家，是因为中国始终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声，而且中国有实力为发展中国家代言，并且其代言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背书。《产经新闻》分析道，要推进谈判进程，“必须先弄清中国在要求什么，与中国展开对话”。“中国+77国集团”谈判模式在未来新一轮气候谈判中还会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发展权”问题，不会因减排责任的承担而弱化。

博弈的新格局来自于旧有格局基础的消失。我们不能不说欧盟为核心的工业化和富国集团陷入了某类“囚徒困境”，他们一方面不甘心于全球领导力的下降，害怕其他博弈方“出卖”了他们的利益，一方面又对其承担的责任蹑手蹑脚，在资金及技术转移方面坦诚不足。欧洲采取了过多地干预资金及技术使用的策略，打“透明性”牌反制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金和技术的依赖。

基于这一点，欧盟在未来谈判中，角色的不确定性是存在的，“多角色”使得其合纵连横的空间比以往更宽。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欧盟在2010年其“欧盟总统”等“准国家主权”机构启动后，欧盟的声音更趋于难以观测。

除了日本之外，在被称为“伞形联盟”的集团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均集工业化及资源型于一体的国家，属“高碳”发达国家。“高碳”发达国家国内阻力大，减排目标设定低，搭便车者大有人在。

比如加拿大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但却基本没有履行义务，为掩盖其“不作为”，操作国内立法，推出《清洁空气法》来作挡箭牌。加拿大媒体报道称，加总理哈珀在哥本哈根选择“闭嘴”策略，任由别国领袖在记者闪光灯下风光无限，哈珀就是保持低调不开腔，会议一完就撒腿跑回国。

资源型高碳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市场的依赖，相较于欧盟，明显要高得多，这使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对中国的“戒心”特别的大，他们对自身应承担的责任，不公平和不合理地同新兴经济体的缓减力度挂起钩，甚至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也同新兴国家的减排挂起钩，显然把减排视为遏制对手的绝佳机会。

碳政治时代的话语霸权

如果我们把哥本哈根之前称为“碳议题时代”，那么，哥本哈根之后，世界确实进入了“碳政治时代”。碳议题时代的“话语权纷争”已经结束，碳政治时代的新话语霸权已经确立。

碳政治时代的标志是，作为气候改变所涵盖的问题，已经从科学性框架中剥离出来，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存在和生活方式。机会主义者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曾抛出“气候门”炸弹，但气候变暖怀疑者没有收获打压气候威胁论而需要的政治支持，只是进一步巩固了既有的学说，打开了为其与政治结合的方便之门。

从碳政治的道德基础上看，普适主义没有使任何一个国家能成为超脱于碳政治之外的“例外主义者”，正如日本共同社的评论一样，对温室气体减排努力不够的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将遭到舆论批评，称其履行对正受全球变暖影响的人群和下一代所负责任的政治意识不够充分。

这说明，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博弈中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处求得自愿缓减温室气候排放的空间，不会像《京都议定书》时代一样活动自如。而发达国家继续承当“道德圣徒”或淑世主义者的能力也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而趋于保守，发达国家为了自保，有可能纷纷退守到国内立法上，通过欧洲的“绿色关税”及美国为代表的“碳关税”，进行自私自利的贸易对攻战。

贸易保卫主义会进一步激活欧洲等国极右翼“绿党政治”，排外主义及人类冲突和地区动荡的风险也会增加，旧有规则有可能受到冲击而被当初规则创立者践踏的尴尬境地，正如后冷战时期，曾一手创立联合国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差点毁掉了联合国，新保守主义者博尔顿扬言纽约联合国大厦除一楼外都可以炸平，这般骇人的威胁，即便没有付诸行动的可能，但足可以瓦解业有的旧规则体系。

所以，新兴经济体在碳政治时代，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保住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要接过发达国家已经露着疲态的全球领导者接力棒，在自主减排上做出表率，在新格局中改变国家形象，也在新格局中尽量扩大自己的利益。

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新兴市场国家联合攻关的效果是显著的。在北京的“基础四国”协调会，以及在会期的“基础四国”密切合作，成为了决定哥本哈根谈判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竞争型“基础四国”的气候联盟，改善了基础四国之间的国家关系，这是附带结果。《印度时报》坦言，印度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仅有的一项积极成果就是结成了与中国并肩作战的纽带。这在当前中印媒体“互搏”的惨淡氛围下，无异于是冲破雾霭的一盏明灯。中印和，世界宁。

气候问题不必讳言“G2”

以“中美集团”为表面语义、以“中美共治”深层内涵的“G2”一说，原属美国国际政治学者首创，应是学术范畴上的一个观测点，不论中国还是美国，官方都避免或排斥这类倡议。

但是，在气候问题上，不必讳言“G2”格局。哥本哈根会议已经作出有力的诠释，如不是中美，那么有可能连现在已有的“协议”都可能流产。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提高了实质参与气候谈判进程的迫切要求下，在旧有的引领气候谈判的操盘手已经在换位的情况下，在意见越来越难以快速形成共识的情况下，G2格局自然成了一种普遍的期待。

从人际平等的角度看，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人均排放远不及发达国家，但是从国家责任均等的角度上看，随着中国和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国，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出现了某些“交集”，这完全可以构成中美气候“G2”格局的利益基础。

气候G2的形成，在未来碳政治环境下，其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中美频繁就气候议题进话对话，可以在本来就已经搭建起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上深化，使其对话更具有世界主义的使命感，外部评价正面将大于负面。

但假如一个星球都将坠入某种“大海”的时候，吉芬女神即便再发挥个人英雄主义都将无济于事。未来的世界，是大博弈时代，每一个博弈都将被迫参与进来，被迫作好最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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