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时代何时到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1:29:22
10.7%。近11年来中国GDP增长的最高值。 2007年1月25日,谢伏瞻以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身份发布了2006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中国全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4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前一年增长了10.7%。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却又不出乎意料,经济学界普遍认为,2007年中国经济态势仍然向好。但是,当全球都把带动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到中国身上时,一个疑问也就如影随形,中国的高增长势头还能维持多久?类似的疑虑在国际媒体上频繁被提及,主要是出于对近十几年来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的不信任。

中国消费时代何时到来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7-02-16  浏览:19522   10.7%。近11年来中国GDP增长的最高值。 2007年1月25日,谢伏瞻以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身份发布了2006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中国全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4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前一年增长了10.7%。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却又不出乎意料,经济学界普遍认为,2007年中国经济态势仍然向好。但是,当全球都把带动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到中国身上时,一个疑问也就如影随形,中国的高增长势头还能维持多久?类似的疑虑在国际媒体上频繁被提及,主要是出于对近十几年来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的不信任。对此问题的回答大都谨慎乐观,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著名中国观察人士斯蒂芬·罗奇的观点是颇有代表性的:中国的经济不会崩溃,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崩盘,但增长模式必须改变。出路是扩大国内市场的消费,以内需来拉动增长,这几乎是外界观察人士的共识。谢伏瞻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中国经济要保持平稳,还得靠扩大内需。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必须以内需为基础。中央决策层其实更早就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并祭出一系列措施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向这个方向转型。一方面是主动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全球经济形势所迫——过去的增长模式不应该继续,也无法继续。当下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上,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正在努力转舵。由于体积的庞大和过去若干年的惯性,这将是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   消费拉动被推上前台国家在引导发展的指导原则上,近年来进行了一些字面上微小却意味深长的调整,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并重”,从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到“又好又快发展”等,宏观经济的健康度已经被提到比速度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个经济体的良性发展有赖于产出和需求的均衡。总需求可以由三个方面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国际市场需求)和国内市场的需求。投资虽一时带动了需求,但最终要转化为更多的产出,如果市场需求不能跟上,就会导致产能过剩,经济运转陷于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6年下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危险在于,过度投资最终将导致价格和利润水平崩溃,银行不良贷款堆积,经济增长步伐急剧放缓。中国由投资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990年为35.2%,2000年为36.4%,到2005年该比重超过48.6%。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09870亿元,比上年增长24.0%,增幅虽然较上年回落2.0个百分点,但占GDP的比重约为52.5%。投资占GDP如此畸高的比重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的。中国经济在投资领域出现的结构性过热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有数据显示,中国钢铁行业仅闲置的产能就超过2005年日本的钢铁产量。虽然中央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措施努力抑制投资过剩且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效果仍未达到预期,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2006年10月说,截至9月,至少有50%焦炭行业的新进投资是违反宏观调控措施的,在煤炭、水泥、电力和纺织品行业,违规新建比例分别为42%、35%、26%和22%。而从消费方面看,过去15年间,国内市场的消费保持了温和的增长,大体跟GDP增长水平持平,这就造成了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的逐步下降,从1995年的47%下降到2005年的37%。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6410亿元,比2005年增长13.7%,但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滑到36.5%。这就意味着,由投资带来的产能增加,主要由国际市场的需求(即出口)消化了。中国的经济就这样成了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的经济。要知道的是,投资服从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则,过去15年中国的投资率持续高企,而GDP的增长始终维持在10%左右——并未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投资回报率在下降,也就是说,获得单位收益所需的投资越来越高,很显然,要靠这样的模式继续维持同样的增长速度,就要进一步增加投资,这个游戏当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出口越来越体现出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未来中国的出口将不可避免地呈现下滑的态势,原因包括人民币币值的上升,世界范围内针对中国大量出口而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消费等。基于此,因国内需求驱动而进行的投资才是有效的,因为这样不会造成“过热”和整个经济循环的失衡。走向内需拉动,首先要努力达到的是投资、出口和消费三者之间的适度均衡,大概在2004年,中央政府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2006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对2007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要合理控制投资增长,努力优化投资结构。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2006年的宏观调控在“控制投资增长”上已经见了一些成效,通过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强了土地调控,对新开工项目进行全面清理等举措,上半年投资过快的态势在下半年明显回落。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趋势也得到了初步抑制,渐进式的调控也因此受到认可,抑制过快过多的投资也将是未来几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关于出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是,“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出口问题涉及面广,虽然知道出口的高增速是不能持续,但中央政府对出口行业的调控是谨慎的。如前所述,未来一段时间,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如投资一样呈现递减的态势。那么,带动增长的因素就更多地要靠内需了,但启动内需如何才会变为可能?   消费能力考验政策的耐力和勇气全世界都在消费“中国制造”的商品时,中国的好胃口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际知名品牌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的消息并不鲜见,顶级名车、名表在中国找到数量惊人的买家,奢侈品展会在上海、北京等地轮番上演。可是,这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显眼的点——就像上海的外滩不能代表中国的全貌一样——不能说明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旺盛。这个消费群体只是少数富人,这个群体对于奢侈品行业而言可能足够大了,但国内消费指望他们拉动是不现实的。中国消费市场是由数量更庞大的人群构成的,而这个群体的消费力却很低。中国的人口是意大利的20倍,但两国消费规模总量大体相当;2004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5倍(以市场价格计),而家庭消费仅比印度高出2/3。当我们在谈论“拉动内需”的时候,其实是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需求”一词,它指的是有消费能力的需求或者说有效需求。那么,所谓“内需不足”的意思就不是中国人没有消费的需要,而是中国人太穷,没有钱。对照上面所说的,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经济的根源问题在于,相对而言,富人太富且太少,穷人太穷又太多。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说过,一个社会的消费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财富向某个数量很小的群体过度集中,而绝大多数人却陷入贫困,就会造成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积压,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乃至爆发经济危机。目前还没有人认为中国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危险,但经济要想良性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是提高大多数人民的有效需求。自1990年代初至本世纪前几年的中国改革,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旗帜下,走过了一条财富持续集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道路,以所谓的马拉松式方式增长,即不断有人被甩出经济发展之外,成为掉队者。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的计算,1990年至2003年,城市中17%的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占城市总收入的比重从26.8%上升到37.2%,而22%的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占城市总收入的比重从14.3%下降到8.8%,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3.2倍扩大到8.4倍;在农村,有近1/4的人口获得的纯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0%以上,而22%的人口获得的纯收入所占比重不足8%,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6.67倍扩大到7.33倍;在城乡内部收入急剧分化的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2004年上升到3.21∶1。 2006年末,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下降了2.4%,同期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增加了16%以上。分析表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发生在中国穷人身上的不仅是相对贫困,而且还有绝对贫困;贫困也不只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也被低估了。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约2600万。但这是建立在目前使用的贫困线概念基础上的,即年收入在637元人民币以下,这是明显低于国际通行标准的,如果调高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立即会剧增。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执政以来,将公平提高到和效率同等重要的地位,并高倡和谐社会理念,首先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2004年以来,中央先后取消了农业税、给予农民种粮补贴,然后又开始了新农村建设的庞大工程。从统计数字上看,农民收入近几年有11%左右的增幅,但由于基数低,增长部分少,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抵消作用等,农民的生活水平短时间看不到明显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在设计之初就含有拉动内需的目的,希望通过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降低农民生活成本等吸引广大农民参与消费,进入经济循环。新农村建设正式启动不过一年多,这个目的能否实现还有待检验。诚然,连续十多年的增长模式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得到扭转,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经济仍将在一个阶段内维持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经济学家林毅夫预计,到2020年,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可能会达到4.9∶1。以此看,未来十多年间能做到的,充其量是延缓财富集中化的趋势,扭转根本无从谈起。   掉队的社保如果单纯看贫富差价、基尼系数等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中国的经济早该崩溃或处于崩溃的边缘了。现实却不是这样,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稳定性。但即便将绝对数量也非常庞大的贫困人群放到一边不谈,剩下的有消费能力的人群的消费需求如果完全释放,经济增长也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要归咎于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对内需的压制作用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已告别紧缺时代,即便算不上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基本上不再为生活必需品发愁。从必需品消费模式到耐用品消费模式的转换,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人们需要对未来有相对稳定的预期,才敢将当前收入与储蓄甚至是未来的收入用来消费。然而所谓“新三座大山”的压迫让老百姓心里没底,子女的教育、晚年的养老、突如其来的疾病的诊治怎样应对,都是未知数,那么理性的选择就是将必需品消费以外的节余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导致了40%左右的储蓄率。较高的储蓄率,副产品之一体现为中国从1991年起出现存差,之后便快速增长。几届政府都困扰于国内消费能力不能充分释放导致的内需不足,朱基主政经济时期,曾在1996年2月到1998年10月连续6次下调存款利息率,后来又开征利息税,企图把钱从银行“逼”出来转化为市场上的需求,但结果未能如愿,结果是,利息的下降和储蓄的上升同时出现。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不图吃利息,只是因为对未来的支出预期缺乏信心,这只能靠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才能解决。这也已经成为共识,1月25日,谢伏瞻在分析影响国内市场需求的原因时就说到:要扩大消费需求,很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推进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规范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稳定房地产的价格等,这样消费需求就会慢慢有所上升,经济才可能会增长。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跑得更快,但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支出却增长得不尽如人意。据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到2006年底,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649万人、15737万人、11187万人、10235万人和6446万人,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四个险种参保人员比上一年增长1000万人以上,工伤保险成为第四个覆盖人数超过1亿人的险种。相比13亿多的人口总数,如此的覆盖率是远远不够的,增速也是和经济发展与政府财力的增长不相称的。看另一项数据,1998年到2005年,即便养老金年均增长率是7.1%,但这在上述一系列耀眼的统计数据中也显得黯淡了。社会保障的滞后说明,过去十几年积累下来的错误的发展观还没有得到扭转。让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有能力,让有消费能力的人有信心,这是转变发展模式,让内需代替投资和出口唱主角的先决条件。目标已定,且不可扭转,那么这两方面的推进就是关键了。现在,我们只能说,距离消费拉动经济的时代还有不短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