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评《中国与达尔文》：中国遭遇达尔文：福耶、祸耶？

《中国与达尔文》 [美]浦嘉珉著 钟永强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给人类带来颠覆性思想革命的科学家。这位不信神的进化论发明者，生前曾经被教会保守派视为妖魔鬼怪，死后却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与牛顿的墓相伴。进化论改变了十九世纪以后的世界，也深刻改变了近代中国。二十世纪之初，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 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进化论的核心是生存竞争说，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和历史的整体想象，使得重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成为迫不及待的现实。

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力本论中的竞争与强权

进化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力本论的宇宙观，它与儒家以德为本的宇宙观截然不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天下”在西方的船坚炮利冲击下轰然倒塌，以华夏为中心的礼的世界彻底崩溃了。严复介绍进中国的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为“力”在中国的登台亮相，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舞台。早年章太炎也是进化论的信徒，翻译《斯宾塞全集》，首译斯氏的《论进境之理》。进化论以牛顿的力学世界观为基础，将力看成是万物变化的源泉，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严复讲“鼓民力”，在他这里，力的含义还比较狭窄，局限在感性生命的体力层面。力本论最有影响的传播者是梁启超，在梁那里，力的内涵要则要宽广得多，有“心力”、“胆力”和“体力”三种，涵盖了知性、意志和体力三个层面。当“德”的世界崩溃之后，中国人应如何适应这个为“物竞天择”所主宰的世界？既然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人心秩序相通，那么，当宇宙将力作为自身的发展动力的话，那么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也应当如此。人的“心力”、“胆力”和“体力”，作为宇宙力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人们世界观的核心。在进化论狂飙的推动之下，加上梁启超的鼓荡，一股力的宇宙旋风在晚清平地而起。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有机的伦理世界转变为机械的物理世界，物理的力代替伦理的德，牢牢占据了宇宙与社会的主宰位置。

在这个力的物理世界之中，不再是精神与伦理，而是物质和实力；不再是形而上的道，而是形而下的器，成为世界的主体。1860年开始的自强运动开创了富国强兵的先声，戊戌变法之后，到处都是工商富国、军国民教育。在晚清流行甚广的，莫过于杨度鼓吹的“金铁主义”，金代表经济（富民），铁代表军事（强国），对内实行“富民”和“工商”立国政策，对外执行“强国”和“军事立国”方针。“金铁主义”的结果是金钱与铁血压倒一切，代表精神势力的士大夫阶级日益衰落，而原来被排斥的边缘阶级商人阶级与武人集团在“金铁主义”推波助澜之下，逐渐占据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

当礼的世界转向力的世界的时候，这个新世界最令人诱惑之处乃是进步。那么，进步的动力何在？曰竞争也，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历史进化论颠覆了古典的人性预设，人与动物一样，都以自我保存、生存发展为终极本性，因而生存竞争便成为社会的主轴。在晚清，最早引进进化论的是严复。严复比较复杂，他的进化论之中，有强权的逻辑，也有天道的善恶。真正对社会发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是“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梁启超将竞争的强者逻辑发挥到了极点。在梁启超看来，十八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等到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能沦落为被奴役的命运。1899年他在《论强权》中干脆利落地宣称：“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

在这里，梁启超混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概念：权利与权力。所谓权利（rights）,乃是自然法通过人定法所保障的正当权益，是人所以为人、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权利与人的自由有关，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因而也成为自然权利。而所谓权力（power）,则是对其他人的主宰和控制的能力，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能性。权力产生不了自由，它导致的只是宰制甚至奴役。权利与权力这种明确的分界，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然而在一个缺乏自由与人权的威权社会之中，权利和权力便会等同一体：权力越大，宰制他人的能力越强，自身的权利也就越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权利不是来自于不证自明的天赋人权。缺乏正当的道德理由，而只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下的结局，谁有能力控制和奴役别人，谁就拥有了权利，因而也拥有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权利的大小便等同于权力的强弱，一个人的权利不是建立在平等的道德理由上，而是对他人控制的不平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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