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达尔文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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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物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褒其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起源》。”达尔文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长期抑郁不得志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在1895年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原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创造一个四字短语“物竞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因为父亲的早亡,严复没有像大部分读书人那样选择科举考试,他进入了福州船政学堂。这个学堂是为了响应西方人的挑战而设。“自强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清帝国最能干与最清醒的大臣们都认定,只要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就可以击败洋人了。年轻人在这学堂学习的不再是历代的经文、八股的文章,而是英文、算书、力学、航海学等。这些新颖的学科,仍被中国大部读书人排斥,只有没有更好前途的青年才会学习它。严复是个优秀的学生,获得了前往英国学习的机会。1877年至1879年,他在朴茨茅斯和格林威治学习航海学,他的同学中也有不少来自日本,像他一样,都是各自社会的“新人”,都想拼命探知,为何在西方的对抗中,东方落败了。英国人的思想、制度与风俗或许比他们的海军实力,更让严复惊叹。在旁听了几天英国法庭之后,他和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感叹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囸伸,其端在此一事。”但1879年回国之后,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挫败。辽阔而古老的中国仍在昏睡中,西方人的刺激仍局限在为数不多的通商口岸,他们还不足以激醒它。而严复则发现当他的日本同学们被委以重任后,而他则没机会实现自己在英国所学。他尝试过科学考试,却命落孙山;他投资煤矿,也所获无几;自我放逐中,他还染上了鸦片……他的命运在1894年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开始“觉得胸中有一物,格格欲吐”,而当日本最终击败中国的休息传来时,整个中国的情绪转变了,似乎从一场大梦中惊醒,震惊和羞辱四处弥漫。这时候,一个曾经留英学生、熟悉西方思想的中年人开始发言了,达尔文与赫伯特·斯宾塞是他最先借助的人物。因为在他们的学说里,“竞争”都是理解世界的核心。这在迟缓的、自我中心的古老中国,是个崭新的概念。《原强》在中国文人中引发了反响,但是真正将严复推到时代中心的是他在三年后出版的《天演论》。这本书是原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以达尔文的挚友和捍卫者著称。这是一本薄薄的、由一组讲演构成的小册子。在这些讲演中,赫胥黎着力的不是对进化论的复述,而是反对将“进化论”套入社会生活中。这种潮流正在欧洲、尤其是美国大为风行。赫伯特·斯宾塞是其最重要代言者,他将人类社会理解成一个“优胜劣汰”的角斗场,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要其中接受检验。这种理论是如此符合19世纪后半页的情绪,瓜分世界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征服者很容易将自己视作更高级的物种,而被征服者则注定被淘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让赫胥黎深深感到不安,这无异于让人类堕入丛林状态。他要反对这种线性的进步观念。但是在严复的翻译版本中,这些赫胥黎疑虑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斯宾塞的赤裸裸的“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但正是这种误读,使得这本书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关心国家未来的知识青年,人手一册,很多人就像来自安徽绩溪的那的姓胡的青年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它恰当了击中那个时代的情绪——中国可能要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亡国亡种了。也是从这本书开始,严复开始了他辉煌的翻译生涯,亚当·斯密、约翰·密尔、孟德斯鸠,可以说近代西方主要奠基思想家,都是由他引入中国的。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的全球性纪念中,中国与达尔文的这段插曲值得被重新记起。在对待达尔文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对待外来知识中所表现出的一贯态度。它总是过度实用主义、过分简化,为了符合自我需要,不惜篡改原意。这也导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西方的各种学习,总是流于浅薄和技术性的。我们也总是容易陷入到一种“万灵药”的情绪中——总以为一种理论、一种技术,将能提供整体性解决方案。达尔文其实从未在中国生根,他的代表科学精神、探索欲望、审慎态度从未进入中国文化。相反的,斯宾塞先生大获全胜。他的庸俗化的进化观点,已成为成功者们自我庆祝的内在信念。倘若严复活到今天,看到中国社会已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社会,所有的伦理与人性的温情,都被利益的争夺,冲得烟消云散,他该作何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