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困境和出路

● 陈客
笔者最近在中国湖北、山东、重庆和湖南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接触了广泛的农民和各地的“农民领袖”，了解了一些农村的情况。其实，中国农村情况不乐观。
中国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的人代会上宣布要分5年减掉农民的农业税，并且将对农村的生产实行补贴。这个消息无疑对贫困的农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实在不容易落实。
分5年减掉的农业税平均到每一个农民的头上也就是每年减掉人民币20元左右，这点钱对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虽然可以提高一点收入，但不能决定性的改变内地农民贫困的命运。
从实际情况来看，每年农民的税赋在1500亿人民币左右，农业税也只占到了300亿元，大部分的农民负担来源于县和乡镇两级的各种各样的“赋”，也就是县、乡两级政府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让农民所交的费。这样的费现在看来不可能减少，反而有增加的可能，因为从县乡两级政府来看，农业税减少以后这两级政府的税收来源减少，但是所需要花销的钱并没有减少。
巧立名目向农民要钱
在中国，一个县有150个左右的科级单位需要花钱，一个乡镇政府也有几十到上百人要养。湖南一个镇的工作人员有180左右，在镇与村之间还设立了管理区，这个按照法律规定不应该存在的管理区有七八个人在工作，他们的开销根本就没有政府的预算，全靠向农民征敛而来。征敛的名义各式各样，其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要交钱。
在湖南的一个镇里，政府的办公室很差，但是镇长和书记都有好的汽车，已经实行了现代化的“移动办公”。在湖北虽然取消了管理区，但是设立了“党总支”来作为镇和村之间的中间结构，仍然要养很多的工作人员。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是国家不出钱的，而是由农民自己出钱，这个情况在农业税取消以后没有改变。
由于这些政府工作人员的存在，他们必须要不断的“生事”以各种名义和借口向农民要钱。据农民反映，湖南管理区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计划生育的罚款而来，于是出现了许多的怪现象，生了第一胎的农民也被罚了几千块钱，而想生二胎、三胎或更多孩子的农民则被鼓励进行生育，其目的就是要得到农民的罚款以养活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
同时各种新名目的罚款也开始出现，这些都要农民付钱。这些罚款大部分来自于乡镇政府，他们用这些罚款来维持乡镇政府的工作和他们的收入。中国乡镇政府得不到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只能用向农民罚款和滥征费用的办法来维持他们的工作。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已经成了掠夺性政府，他们是靠掠夺农民为生。
以为“上访”能解决问题
地方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日常工作，对农民横征暴敛。一些地方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利用黑社会势力加以打击。在山东济南附近的一个村里，一个农民揭发村干部和乡镇政府的腐败勾结而被打击，最终一家四口都被杀害。而地方的公安部门对这个事件的追查根本不积极，完全在拖。在山东有的地方已经将“黑社会”的人发展到了党内，引起了地方农民强烈的不满。
湖南衡阳有一个村委会主任对于乡镇政府的横征暴敛非常不满，组织农民对于乡镇政府的无理收费加以抵制，结果被乡镇政府非法撤职，而且利用上访回来的机会将这个农民逮捕，以破坏社会治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因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农民在政治上已经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们没有权也没有钱，所能走的唯一道路就是不断地上访。从上访的实际结果来看，只有5％至10％的上访能够起到作用，大部分的上访批示都是“知道了”、“继续调查”一类的废话，对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毫无帮助。
但就是这样，农民们由于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继续上访，他们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是地方官员不好，所以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的这种希望也越来越感到渺茫。在北京上访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拦、堵、抓的现象，也就是在上访比较多的地区都派有官员在北京，只要有关部门通知他们有他们所在地的人员来上访，这些地方官员们就来抓人和堵人。这种农民不断上访，不断被抓的现象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
随着上访人数的增加和频繁，上访的农民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组织化了。从了解的情况看，在上访比较多的湖南省，每一个村有十几个农民组成了上访的“专业户”，他们成了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或者叫做“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乡镇一级和县一级组成了不同的联络组织，加强内部的联系和交流。在湖南有的地方县一级的农民领袖是很有权威的。
农民的反抗活动
中国农村的农民反抗活动逐渐出现了组织化的趋势，而且反抗在持续发展。几年前在内地的许多省份包括湖南、湖北、山东、四川等都出现了农民群众打砸乡镇政府，包围县政府的现象，从规模上看有几千人的，也有几万人的。
从原因上看，农民的这些反抗活动是与他们对地方政府的失望所分不开的，相当多的农民认为从他们的上访经历来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地方政府照样对待他们非常不好，打、骂、抓、判刑和罚款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
农民普遍认为现在的乡镇和县政府非常“坏”，已经完全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有的农民认为省一级政府还好，还能帮助农民说话，但也有的农民认为省、市、县、乡的政府都一样，都是“坏人”，在欺负农民。这些人还认为，对中央政府还要看，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这么逼下去，农民只好起而造反，用“刀枪”说话。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农村情况不容乐观，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并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在湖南的一些地方农民开始成立“农民减负协会”、“农民维权协会”，这是试图在用组织农民协会的办法和地方政府对抗。从湖南的历史来看，成立农民协会来维护农民的利益是毛泽东当年组织农民进行斗争的办法。这一办法在湖南有发展的的基础。
地方政府对待农民的反抗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湖南政府指示对农民的有组织上访要坚决打击，因此各地都抓了不少组织者和上访“领袖”。对于湖南农民成立农会的主张则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凡是筹备成立农会的一律取缔和打击，几年前湖南涟源的农民要成立农民减负协会，其领袖就立刻被抓起来了。目前采用的是坚决取缔的办法。
要收回自己的政治权力
由于各地农民都要成立农民协会，北京的一些决策者和一些学者也鼓吹应该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用以维护农民的权益。由此一些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支持的办法，但是这样的农民协会已经不是农民想要的那种农民协会了。实际上成立的是农民的经济组织，例如经济协会和专业经济协会。
最早的此类协会可能出现于江苏，在苏北的乡镇成立了农民经济协会，但是是由镇党委书记兼任主席。最近在山东对于成立“农民协会”也采取了通融的办法，允许在乡镇一级成立农民的专业经济组织，这些在许多农民来看就是他们自己的农民协会了。
实际上这类的组织基本上以经济为目标，而不是政治性的，换句话说这些农民协会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目标的，而不是以维护农民的权益为目标的。从农民的利益来看，真正需要的是应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益，但是经济性的农民协会对农民有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
从这些地方的农民情况来看，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农民现在最缺少的是政治权力。中国国内所谓的“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在政治上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农民缺少政治权力的问题。由于农民没有政治权力，长期以来才出现了经济上贫困、受敲诈的结果。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渠道就是将政治权力还给农民。
但从地方政府的情况来看，要想将权力还给农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农民有了政治权力，他们也就不可能再去敲诈农民了。因此对农民来讲只能是将这些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权力拿回来。从办法上看有两个，一个是用组织农会的办法和地方政府对抗；一个是用民主的方法在法治的框架下收回自己的权力。
从各地的农村情况来看，用组织农会的办法和地方政府对抗目前来看对农民困难很大，而且用于对抗的资源农民根本不具备，所以可能性不大。如果农民硬要走这条路，则有可能是一个流血的道路。对中国的发展没有好处。
另外的办法就是用民主的方式，换句话说也就是用选举的方式，用农民手中的选票将农民自己的代表选入村一级，并且选入乡镇和县一级的人大代表。
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可能性
这样的例子目前在山东和湖北都出现了很多。例如湖北省枝江市的农民吕邦列就在去年的选举中被农民直接选入市人大代表，农民用选票将政府推荐的三个候选人全部划掉。之后吕邦列又在村委会的补选中被农民选为村委会主任。
在山东这样的例子也都存在，在济南市的农村中有两个村委会主任以前由于帮助农民和乡镇政府进行斗争，而被政府判刑。他们从监狱里出来以后组织农民用投票的方式将他们选为村委会主任，在这个合法的位置上继续和乡镇政府的不良行为展开斗争。
从他们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农民虽然是一盘散沙，缺少组织性，但一旦告诉他们可以用集体行为的方式，用选票的办法来维护他们的权益，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是可以组织起来实现这样的目标的。实际上山东和湖北的例子都表明，只要告诉农民合法斗争的依据以及方法，就可以在法治的道路上用投票的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
目前湖南农民还仍然相信农会的方式，他们认为所有的选举都是被地方政府控制的，真正代表农民的人根本不可能被选上，而被选上的人都是地方政府信任的和听话的。从湖北和山东的例子来看，其实只要给农民一定的培训，将法律的知识告诉他们，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就可以用民主的方式维护农民的政治权益。
许多地方的农民既然能够组织几万农民围攻乡镇政府和县政府，为什么不能组织这几万农民在自己的家乡进行投票呢？只要组织得好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维护农民权益的非常好的办法，如果能够在未来的几年里走通这条路，则不仅农民的现状可以改变，而且中国的民主繁荣也能够加以实现。
如果农民能够选择这样的道路，则中国政府应该对此表示欢迎，而且不应该放弃这样的机会，推动农村民主和法治的发展，同时应该在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上进行调整，以适应这样的改革和发展趋势。实际上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农村比城市更具备发展民主与法治的环境。
·作者是《联合早报》北京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