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这次通读和修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二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副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的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
        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我国历来只有闭关锁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100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就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1944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它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最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解释新的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1899年到190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当然不可能和1978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述。
        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
        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 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地将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加以区别。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以供参考。
                                                                            1995年12月末 
        本文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再版序言的节录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原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