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通讯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     李登贵

　　近年来，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标榜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尤其在涉及经济改革的方向问题上，由于极左帽子成为人们投鼠忌器的紧箍咒，底层劳动阶级的抗议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批判之声遭到封杀,而马克思主义则在权宜主义的悬置中腹背受敌——某些见风使舵的职业吹鼓手对右倾教条主义的所谓改革观赋予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奇耻大辱；右倾教条主义的喉舌则在公开地为最后剥去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基础性的颠覆（如证伪剩余价值论），致使右倾教条主义在社会通讯领域中左右逢源，并迅速成为大资产者和权贵阶层相互勾结的理论表达，形成了从经济向政治、文化上扩张的辐射强势，共同致力于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变成一场政治特权、强势资本和自由派主流经济学家联手侵吞国有资产的分赃。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通讯领域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旗帜被机会主义者束之高阁，右倾教条主义所发出的声音与现实生活中潜规则在歧视劳动阶级、敌视社会主义、藐视公平正义等重大社会导向问题上彼此呼应，已然淘空了以宣传口径为标志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通讯中事实上真正具有支配意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之所以楔入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与中国社会通讯的一元化特征有关。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通讯都以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打破了资产阶级文化所标榜的多元化和全民化的虚伪，公开标榜一元化的政治权威通讯方式。社会主义政治一元化的合法性是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基础的，人民利益的普遍性在理论上保证了一元化社会通讯被普遍接受的必然性。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劳动阶级根本利益上的一元化价值诉求与不同阶层多元化利益协调的复杂关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元化与实现这种一元化的社会通讯渠道的非一元化之间的联系，因而面临着双重困境：

　　一方面，它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讯的虚伪，却忽视了资产阶级社会通讯多元化的政治表达渠道正是资产阶级利益一元化的一种有效表达：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已经成功地把资产阶级的长久利益融入不同社会团体的多元协调之中，使得大资产阶级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底层利益之间的冲突披上了一种可以控制的法律外衣，制造出一种所谓“公民平等，阶级不平等”得以共存的社会生态，从而有效地减弱了反对力量在体制外的积蓄。这种以多元化政治通讯渠道达到一元化利益指归的代价是不容置疑的，但其社会通讯上的文明进步也是不容置疑的；相比之下，一元化的社会通讯虽然在动员社会力量时可能有十分经济的效果，但每每出现的南辕北辙的历史性代价确实是社会主义难以承受的掣肘。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因而在人民打破了封建制度的基层通讯组织网络并以革命名义建立的新的基层通讯组织后，却未能去打破封建制度的通讯密码——不仅没有主动清算传统遗产，还以这种传统社会通讯方式作为动员社会的既成方式，因而基本上沿袭了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文化的输导方式。至少在今天的中国，皇权崇拜在历史的戏说中仍是现代公民文化的温柔杀手，底层社会跪拜清官仍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群体性社会心理。在这种社会文化包围之中，新文化组织者在试图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时，他们不仅没有自觉到建立现代公民社会通讯中组织性对话机制的必要，而且惯性地把传统的封建主义一言堂传导方式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一元化的通讯模式。

　　由此，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的民主追求与其在现实中的民主困境的根源在于：人民利益自下而上的传达与自上而下的政令之间的一致缺乏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保障，任何表达民意的压力集团和通讯渠道如果不是被收编于官僚组织之中，便被视为颠覆性的非法力量而遭到严厉的取缔；传统政治信念仍诉诸“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良心自觉，有限的组织性通讯渠道的非公开化内在地预示了民众意愿被修正甚至被扭曲的可能；而执政党富于自我牺牲的原始优越性长期被作为先验的、一劳永逸的合法性资源，这种“伟大、光荣、正确”的角色意识在自我激励的同时，也内在地预示了修正、引导“落后”民意以致把长官意志强加于民的必要性。于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作为“主人”的人民意愿往往左右不了作为“公仆”的官员意愿，而官员意愿每每以人民大众利益代表的伪饰粉墨登场。总之，一元化的传统社会通讯格局缺乏相对独立的舆论表达渠道，相关的政治制度设计也缺乏公开和透明性，因而在社会通讯中形成表面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实质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脱节，或显文化与潜文化的背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讽刺在于：告别传统文化的崇高目的以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变态张扬而告终，走向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蓝图以对封建主义文化的复辟而蒙辱。反思这一段历史，缺乏民主的、现代的社会通讯方式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病源。一旦权力支配者在指导思想和旗帜意识上出现问题，劳动阶级就无法作出及时的社会反馈，而只能等待那种代价极大的后来者的拨乱反正。

　　以往依靠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良心共鸣来实现社会通讯的上下通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社会通讯中的上下脱节。无论反右斗争、大跃进，还是十年文革，民意被压抑、被曲解都是一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方法论所致，而与反人民、反革命、反民主的权贵资本主义价值观无缘，因而这些历史浩劫都没有受到人民的自觉反抗，人民默认并承担了这些灾难的集体社会责任和代价，也参与了这些灾难的纠正，并在纠正过程中表达了对执政党不断走向成熟的信心和期待。与此不同的是，随着革命岁月形成的同甘共苦的干群关系成为过去，社会通讯领域中发生的扭曲便不再是一种不自觉的方法论使然，而是一种自觉的价值观使然——新自由主义喉舌站在国内外大资产者的立场上，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丛林法则为指导，以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为旨归。劳动阶级用十多年的磨难解读出了这种注定要以出卖工农阶级利益为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画饼，他们当然要对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分赃表示抗议。

　　但在中国的现存社会通讯中，这种“负面”的声音被过滤掉了，人们听到的往往是全世界对中国繁荣发展大好形势的艳羡和嫉妒。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通讯的特点仍是以强制性的社会通讯手段追求表面上的一元化，也善于制造一元化的假象，为此甚至可以容忍实质性的背叛换取对原则的表面性的认同。于是，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我们失去了及时矫正这种扭曲的机会，而且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试图“骗出一个新体制”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的阴谋使然。这种以悄悄的经济变革人为制造新生资产阶层的原始积累正在把腐败推向合理合法的地步，已然成为当今中国腐蚀一切社会公正和社会理想、消解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社会镪酸。这种新自由主义社会通讯导向的直接后果是腐败的全局性恶性膨胀以及由此而来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发生危机，对改革的评价发生逆转，对社会公正的信仰发生动摇。于是形成了人们拒绝为道德秩序承担义务的道德冷漠，最需要道德抚慰的社会弱势阶层也以蹂躏道德的精神自杀表达了对社会秩序的愤怒。我们社会意识形态的混凝土一旦彻底崩溃，那些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可能无法应对体制基础瓦解后的滔天洪水。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蓝图之所以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原因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遗产和资本主义结合的现代政治怪胎是二者利益共享的最经济的途径。其特点是对内在政治上维持独裁，经济上实行垄断，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外交出卖民族利益，以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为荣。具体而言，在政治上以中国国情为借口，拒绝民主文化的普遍性，对社会通讯中的公开性和民主性怀有敌意，不择手段地压制民主，把民主妖魔化为西方世界的洪水猛兽，而热衷于编织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裙带关系作为分配权力的法则；而在经济上则对西方极右派的自由主义观点大加青睐，以便利用政治特权从中索取非法利益，把权利资本化视为中国的改革方向；在文化上鼓吹狭隘民族主义，大搞儒学复兴的复古主义。于是我们看到近十年来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现象：政治上不怕左，经济上不怕右；政治上可以相机接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封杀不同的声音，而经济领域则为西方极右倾向的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大开绿灯。以管理层收购为标志的经济改革给全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的号召便是：这是当权者最后的免费晚餐，迟到者恕不恭候。人们对这种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成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蓝图并不陌生，上个世纪80 年代末诱发中国社会重大政治创伤的官倒集团已然为我们摹画了一幅权贵资本主义的现实图景。

　　在社会通讯领域有两种声音值得关注：首先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曲解，模糊其阶级属性，淘空其基本价值观，妄图把邓小平理论化作经济生活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盾牌；其次是曲解苏东事变，试图把苏东事变作为中国权贵阶层拒绝政治改革的借口。

　　对邓小平理论的曲解在整体上的特点是模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感和其以劳动阶级利益为归的内在趣旨，其手法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离开邓小平理论的具体语境和所针对的时空背景，屏蔽邓小平理论的基本价值观。比如，不提邓小平有关“不争论”策略的特殊针对性，将其放大为改革方向上的“不问姓社姓资”，否弃邓小平一贯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提邓小平理论中反左防右、反左为主的政治背景性前提，回避“八九风波”后邓小平强调的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在新自由主义洋教条多年得势的情况下仍大谈反左为主，事实上是要堵住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为基本私有化和基本西化清场；不提“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政治前提，在出现重大方向性原则之争时仍把经济孤悬于政治之外。其二、抹煞邓小平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断章取义。只讲其反左倾教条主义的僵化，而不讲其反右倾教条主义的僵化；只讲其对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生产力的重视，而不讲其对解放生产力、以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诉求；无视 邓小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论断，脱离实事求是讲思想解放；只讲“先富”不讲“共富”，悬置邓小平有关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以及两种改革观的告诫。其三、歪曲邓小平理论，通过对一些只言片语作抽象诠释，使之成为放纵资本特权的遁词。比如，把生产力标准曲解成生产率标准，从而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变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辩护；把“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变成“捞到钱就是上策”的投机哲学；把“胆子再大一些”变成“不择手段、无法无天”的妄为。

　　在以资产阶级价值观曲解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对苏东事变的曲解则危言耸听地制造了拒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雷池。这种曲解回避了这一事实：正是与苏东政治体制缺陷相关的官僚集团与人民之间的疏远带来的权力合法性危机，使一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盲目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寡头有可能假改革之名，利用苏联某些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以反民主的独裁手段人为加剧社会危机，进而搞跨社会主义，使权贵阶层合法地占有原来受到社会主义体制限制的公有财产；某些解释把苏东事变中的表面原因看作是根本原因，认为苏联的失败就是民主化、公开化改革造成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带来的。姑且不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化的特定内涵的虚伪性与苏联解体过程中权力寡头政治独裁的决定作用相背，仅仅在时间上也难以把一个匆匆出笼的新思维视为导致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忽视苏东体制在民主建设上的重大缺陷对造成苏东社会僵化的灾难性作用，却把民主化与公开化视为苏联解体的祸根，在舆论导向上的直接结论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缓行。这种解释事实上有可能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寻找合理性证据，从而为权贵阶层拒绝政治改革寻找口实——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恰恰是权贵阶层的最大威胁。

　　检讨当代中国社会通讯中上述两个问题，就不能回避这样的结论：

第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脱离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统一；

第二， 对西方市场经济运作程序的汲取应当与对西方政治文明程序的汲取统一起来。

    社会通讯是一种技术性的社会因素。资本主义对这种社会因素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些政治文明程序上的成就不仅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产物，也是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积极成果，是与市场经济一同成长起来的工具性的现实存在。阶级对立使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真正兑现资产阶级对民主文化的承诺，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是与资产阶级本性相通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贬低民主政治程序的现实价值，社会主义有可能真正从资本主义的污水中解救出政治民主文化的历史婴儿。我的结论中包含的对社会通讯的要求就是——促成社会生活中上下通达的反馈系统，传媒不仅要成为政府自上而下的喉舌，更要变成人民良知自下而上的喉舌；我们不能满足于通过信访、内参、接待日、调研等行政手段收集社会信息，表现政治代表的作为，更重要的是形成不同阶层之间正常的对话机制和表达集团利益的公开合法的途径。只有这样，做到社会通讯上下通达，才能克服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元化社会通讯带来的僵化、专制独裁的权力架构，防止把传媒异化为特权的喉舌；只有把传媒交付给与人民这一普遍的宪法权力的体现者之上，才有可能防止把中国的改革化作一场政治特权和资本权力合谋的分赃。所幸这正在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共识，尽管它远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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