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纪念改革开放中的几个问题

魏 杰

  我作为一名经济体制改革的亲身经历者，而且我的职业又是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因而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段变革史，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学术价值取向的高度认同感。因此，我从2006年初就开始回顾和思考这场巨变，试图为纪念这场变革做些应该做的事。《动摇不得》、《崛起中的磨合》、《亲历改革》这三本书，是我在这三年左右的时间中，对我国这场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一些个人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但总算是我自身对这场巨变的一个思想上的交待。

  在怀旧中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对的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还并没有完成，还有许多方面的改革需要深化和推进，尤其是人们对这场变革还有不同的认识，虽然这些不同认识可能属于少数，但我们不可低估这些认识，它对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最近我看到几篇文章，它们的主题思想是认为前苏联模式的消亡并不是因为这个模式本身有致命的弊端，而是因为某些人的个人行为导致了它的消亡，同时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即就是在十年“文革”中，中国经济也仍然是发展的，因而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并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将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是“四人帮”，而并不是当时的传统经济体制本身，因而这些同志认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对当时的传统经济体制做出不公正的评价。在这些同志看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似乎并没有必然性，既然没有必然性，那就不能对这场改革做出过高的评价，而是要作客观的评价。由此可见，在怀旧中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是现在的一种潮流。

  最近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过去讲了是对的东西，现在就要讲不对，过去讲了是不对东西，现在就要讲对。其实，任何民族在发展中都必须向前看，不能在自己过去的历史中寻找推动发展的新武器。最近我看到一份资料，这份资料有一个观点：大清国在入关前，在政体上实行的实际上是类似于资本主义的贵族民主议会制的原则，即“八大王议政”，因而当时大清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朝气，但大清国在入关之后，很快将这种贵族民主议会制抛弃了，完全将大明王朝的皇权制全盘继承了下来，也就是将较为先进的东西丢掉了，而在历史垃圾堆中捡到了旧的腐朽的东西，因而大清帝国虽然有所谓的康乾盛世，但终究只能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并且将中华民族带到了挨打受气和辱权丧国的悲痛历史之中。所以，中华民族只有接受新的挑战，不断进行变革，形成新的民族文化体系，才能有能力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只有从这种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也才能找到中华民族的繁荣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决不能走回头路。

  提倡学术自由，不能把自己的观点硬加在别人头上，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就给别人“戴帽子”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并不是为了为某些人评功摆好，鼓励人们自吹自擂，当然更不是要让人们争夺所谓的某项改革措施的“发明权”，我非常不赞成那种动不动就说某种改革措施或某种改革观点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风气，有的同志总是以自己是改革的启蒙者和思想家自居，把这场伟大的改革归功于自己。同时，我们也不能在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将那些对改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看作是改革的反对者，进行不必要的清算，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任何人都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发表自身观点的权利，因而我们大可不必将那些人搞得灰溜溜的，我们应该注重每个人的自我反思。我现在对那些一上来就点名指责和批判别人的文章几乎不看，尤其是对给别人戴什么“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类似大批判文章，从来不看。在学术自由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一个人只要讲清楚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不要把自己的观点硬加在别人头上，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就给别人“戴帽子”，甚至试图借用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压服别人。因此，就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关键是要注重自我反思：如果自己的学术倾向是同改革开放相吻合的，那就说明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被实践证实是正确的，值得庆贺，但没有骄傲的必要，因为改革开放是民众的实践行为，自己只是顺应了民意，为改革开放做了应做的事而已；如果自己的学术倾向与改革的方向并不吻合，甚至是反方向的，那就应该根据实践调整自己的认识，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这大可不必，当然，也不能继续坚持被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观点。

  现在有种倾向很值得注意，有些人的学术倾向明明同改革的方向并不相一致，但他们却并不进行自我反思，而是对那些坚持改革的同志非常不满，因而经常利用自己在学术领导体制上的某些地位，处处指责甚至要“封杀”坚持改革的同志。当一个人不能主动地根据实践反思自己的时候，是很难公正地对待改革和对待不同观点的人的。即使是从与人为善的角度来看，我看有些人也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刘少奇同志在蒙冤时有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每个人在改革进程中的观点和学术行为都是历史，历史事实往往是不可能改变的，因而每个人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这就使得每个人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而并不是历史。

  “不争论”，不是不让大家发表看法，而是要人们各自表述自己的看法，不能用一种观点检验另一种观点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之所以提出“不争论”，就是要求人们各自表述自己的看法，不要对不同意见者“戴帽子”，而且最后每个人的观点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为检验观点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能用一种观点检验另一种观点。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不争论，不是不让大家发表看法，而是要封住那些老给人“戴帽子”的人的嘴，鼓励人们解放思想，进行创新。所以，学术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要的是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经验，切不可把纪念活动搞成“帮派”活动，要坚决杜绝“文人相轻”的不良习气，应该重在个人的自我反思。总结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是国家利益的所在，而且对个人的学术进步也是极为重要的，最起码让每个人可以通过这三十年的改革实践，看看自己的学术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而在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自己出现了学术思想上的失误，这对每个人的学术修养的提高，都是极为有意义的。因而总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既是国家的大事，也是每个人的大事。正是基于此认识，我才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分析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革，我在《动摇不得》、《崛起中的磨合》这两本书中，不可能把这场伟大改革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因而《亲历改革》这本书是对上述两本书未涉及到的改革内容的补充。同时，因为对有些问题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所以这本《亲历改革》中有的内容虽然是上两本书涉及到的，但本书则偏重于对相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不是简单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