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通奸除罪化」面面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6:51:57
释昭慧
日前部分妇运团体提出了「通奸除罪化」的呼吁，这是一个极其辛辣的话题。它有几个立论基础：一、通奸倘须负起刑责，最後的结局通常都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女方出轨时，男方必定是将妻子与外遇对象一并控告；男方出轨时，女方通常只告第叁者两者都不出「女性挨告」的结局。故此罪倘若不除，徒证成「夫权」之正当性而已，并不能达成女人「遏阻丈夫外遇」的效果。「通奸除罪化」诉求所对抗的，正是这种夫权；此一诉求一旦成功，失利最多的也是这种夫权。二、情欲自主自由，通奸属男欢女爱之情事，与道德缺失无关。叁、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教育可以更有前瞻性，教导下一代，两人是因为相爱而结合，不相爱就分开，让双方都有相当好的选择。四、通奸罪意味着在法律上允许人用报复与仇恨来对待配偶，而报复与仇恨也是不道德的。五、通奸是「私领域」之情事，与「公领域」无关，法律不需插足其间。
在法律的层面，第一个理由较能具足说服力。笔者可以理解并同意：将「通奸」改作民事而非刑事案件，让「变心」者负担起赔偿配偶精神痛苦或家庭损失的责任，却避免让「通奸」罪实质上成为「彰显夫权」的工具，诱发「两个女人的战争」。然而第五个「私领域」的理由则似嫌牵强：诉诸民事求偿而非两造「私了」，这岂不依然是公领域适度介入私领域的表现吗？其实公领域介入通奸事，已是「果」而非「因」，若究其因，早从「认证合法婚姻」开始，「公领域」就已介入在情欲的「私领域」中，留下「保障合法婚姻，排拒第叁者介入」的伏笔了。
在道德的层面，笔者实无法同意「通奸无关道德缺失」的观点。
当一方「变心」而另一方以合理手段「报复」其变心之时，两人都只是在逞其贪痴烦恼而已，旁观者只能「既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却无法以双重标准来理解：何以前者无涉乎道德缺失，而後者却有之？「通奸」意味着「另一段爱情的发展，导致了对配偶的失诺」。也许「爱情」无罪，但「失诺」是否道德之恶？给配偶一个错误期待，让配偶因承诺失效而心碎，有子女者甚至因此而让子女面对一个破碎的家庭，这是否道德之恶？
男女情爱与宗教的广慈博爱不同，它原本就容易挟带「占有欲」。「海枯石烂，此情不渝」的相互承诺，虽然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审视其本质，也只是相互满足占有欲的至情流露而已。一方一旦失诺，则另一方势必无法满足其占有欲，此时由爱生恨，也几乎是一种制约反应。我们当然希望当事人能沉淀情绪、升华心境，化恨意为祝福，化小情为大爱，但这已进入宗教领域，冰冷的法律条文，是无法承载这种功能的。
然则退而求其次，对那些因配偶失诺而怀藏恨意，无法升华其心境的人，社会也似乎须要提供他（她）合理的情绪发 管道，这正是法律介入情欲「私领域」的积极意义最起码其报复尺度要被法律规范，而不能任其遂行「私仇私了」之意念（如：情杀、泼硫酸、私密大公开、黑函满天飞等等）。这时，让当事人透过法律途径寻求合理报偿，反而对「业已变心」与「意图报复」的双方，都是一种保护。站在这个立场，我们也许可以考量：情欲虽属「私领域」事，一旦冲突出现之时，视当事人之需要，「公领域」依然可以作适度之规范与仲裁。通奸受害人可透过「民事求偿」，这不正是一个良好的「公领域规范与仲裁」实例吗？
「通奸除罪化」的另一大论据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确乎隐藏罪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个范例。然而另一方面，此一观念倘若推到极致，本身也就足以解构婚姻的稳定性；因为婚姻的法律效力是持久的，婚姻所形成的家族血缘关系更是超稳定结构，但爱情却建立在「感觉」上，是最飘忽无常的东西。以一个飘忽无常的心理基础，提供一个「忠贞不渝」的法律承诺，形成了亲子血缘的稳定结构，这就是婚姻内在的矛盾与吊诡！
也许，两造都同意让「飘忽的爱情」与「持久的婚姻」脱勾，在体制外随时保持其「飘忽而无须持久」的弹性，这比婚外情对配偶所造成的失诺，会更减少道德之恶吧！如或双方都有接纳并经营「持久的婚姻」之共识，那麽，在爱情的脆弱基础之外，可能还要藉助「但取一瓢而饮」的人间恩义与淡泊物欲的宗教情怀吧！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楼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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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篇〉
通奸除罪化与婚姻稳定性
一个非道德性角度的分析
释昭慧
「通奸除罪化」最被质疑的是：它会不会动摇婚姻的稳定基础？我们不妨检视此一命题：
大前提：维持婚姻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小前提：通奸除罪化会动摇婚姻的稳定性。
结 论：因此，通奸不宜除罪化。
这两个预设前提，放在个案或社会的情境之中加以检验，可能都有问题。第一、通奸罪的存在，或许并非维持婚姻稳定性的关键要素。第二、依个案来看，苦聚不如乐离，恶质的婚姻（例如：丈夫有凌虐妻儿之暴力行为），未必见得需要维持其稳定性。还有，在社会变迁之中，婚姻的稳定性也已不再如过往这般重要了。
从因缘条件的供需法则以思量之，则婚姻的稳不稳定，常系乎婚姻双方的心理需求、现实因缘，与社会文化所提供的背景条件；通奸罪之存在与否，反而不是关键性要素。社会背景的部分且先不谈，就婚姻双方而言：
第一、倘若双方都有让婚姻存续下去的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就自然容易维系稳定的婚姻关系。
第二、倘若只有单方面具足此一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则其有两种对应之道：一、无论如何屈居劣势，也会想办法维系婚姻关系。古代无经济自主条件的女子，不得不容忍丈夫外遇或叁妻四妾，将原属男子与女人间的情欲矛盾，转化成「两个乃至多个女人和平共存」的局面，即属此一情况下出现的婚姻稳定性。二、为了维系稳定的婚姻关系，不惜将危及此一关系的第叁者予以歼灭或严予惩罚。於是，争宠、捉奸、情杀之事，层出不穷；通奸罪到最後大都演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罪魁祸首的男子反而在一旁纳凉，原因在此。
第叁、倘若双方都无此一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则婚姻之稳定性自会大幅削弱。晚近社会中，离婚率大幅提高，非婚姻之同居关系也极为寻常，这绝非「人心不古」之泛道德论所可解释，它所反映的只是现实层面的供需法则：当代人心或社会，对婚姻制度的现实需求，已不若古时来得这般殷切了。
人类因情欲而必须付出生养後代的代价，而女性的怀胎期与後代的幼弱期又极其漫长，在这母子亟须保护的期间，保护的责任归属问题，使得人类不得不发明出种种婚姻制度。母系社会的制度，也许比较符合情欲的原型它把此一责任归属，置於女性的兄弟之中；舅舅有保护姊妹与甥儿的责任。在父系社会中，此一责任归属转置於情欲行为当事人身上，於是，丈夫有保护妻（妾）与养育儿女的责任，但前提是：妻（妾）必须向单一男性输诚，以确保儿女血统的纯正。
然而这种供需层面的现实考量，却逐渐演变成在「情欲忠诚度」方面男女不对等的道德、习俗乃至法律。为了矫治这种不公平与非正义，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出现了，它照顾到了爱情所难以避免的「占有欲」，规范了男女双方的对等忠诚，因此它也较诸父系社会，照顾到了女性在实质上与精神上的保障依法男子不但不可叁妻四妾，也不得拈花惹草。
但是法律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习俗能立刻跟进，所以社会习俗对女性「情欲忠诚度」的要求，还是比对男性的要求苛刻得多。在此文化制约之下，那些受到外遇之害的女子，大都在「惩罚配偶与第叁者」与「只惩罚第叁者」的两个选项之中，选择後者；对她们而言，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是符合其「利己原则」的。这已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是无孔不入的，简直让人找不到下手变革的着力点，於是部分女性主义者转而诉诸法律，希望在形式上先将「通奸的刑事罪」全面解套，以免它徒然演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与非正义。
还有，避孕术成功後，两性可以有婚姻关系，而亲子的牵系不一定存在；女性经济独立後，可以无婚姻关系，却拥有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试管婴儿的医学技术发达之後，单身女子更有了不透过「性」即得以生育子女的条件。这一切，都改写了传统婚姻、家庭与亲子关系的概念。情欲自主论、通奸除罪论，都是在这些社会所提供的背景条件具足之後，才被提出来的「後现代情欲观」。
这些观念，颠覆了「万恶淫为首」、「糟糠之妻不下堂」等等汉民族传统的道德观与法律观。它在情理上是否都站得住脚？容可再议，但它在事实层面的发展，却印证了一项佛陀所开示的法则「缘起」：一切现象都随因缘而变迁生灭，无有永恒（是名「诸行无常」）；一切现象也不可能独立自存，而是因缘条件制约的结果（是名「诸法无我」）。此一定律，证诸攸关婚姻课题的道德讨论或法律诉求，显然若合符节。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楼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
日前部分妇运团体提出了「通奸除罪化」的呼吁，这是一个极其辛辣的话题。它有几个立论基础：一、通奸倘须负起刑责，最後的结局通常都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女方出轨时，男方必定是将妻子与外遇对象一并控告；男方出轨时，女方通常只告第叁者两者都不出「女性挨告」的结局。故此罪倘若不除，徒证成「夫权」之正当性而已，并不能达成女人「遏阻丈夫外遇」的效果。「通奸除罪化」诉求所对抗的，正是这种夫权；此一诉求一旦成功，失利最多的也是这种夫权。二、情欲自主自由，通奸属男欢女爱之情事，与道德缺失无关。叁、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教育可以更有前瞻性，教导下一代，两人是因为相爱而结合，不相爱就分开，让双方都有相当好的选择。四、通奸罪意味着在法律上允许人用报复与仇恨来对待配偶，而报复与仇恨也是不道德的。五、通奸是「私领域」之情事，与「公领域」无关，法律不需插足其间。
在法律的层面，第一个理由较能具足说服力。笔者可以理解并同意：将「通奸」改作民事而非刑事案件，让「变心」者负担起赔偿配偶精神痛苦或家庭损失的责任，却避免让「通奸」罪实质上成为「彰显夫权」的工具，诱发「两个女人的战争」。然而第五个「私领域」的理由则似嫌牵强：诉诸民事求偿而非两造「私了」，这岂不依然是公领域适度介入私领域的表现吗？其实公领域介入通奸事，已是「果」而非「因」，若究其因，早从「认证合法婚姻」开始，「公领域」就已介入在情欲的「私领域」中，留下「保障合法婚姻，排拒第叁者介入」的伏笔了。
在道德的层面，笔者实无法同意「通奸无关道德缺失」的观点。
当一方「变心」而另一方以合理手段「报复」其变心之时，两人都只是在逞其贪痴烦恼而已，旁观者只能「既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却无法以双重标准来理解：何以前者无涉乎道德缺失，而後者却有之？「通奸」意味着「另一段爱情的发展，导致了对配偶的失诺」。也许「爱情」无罪，但「失诺」是否道德之恶？给配偶一个错误期待，让配偶因承诺失效而心碎，有子女者甚至因此而让子女面对一个破碎的家庭，这是否道德之恶？
男女情爱与宗教的广慈博爱不同，它原本就容易挟带「占有欲」。「海枯石烂，此情不渝」的相互承诺，虽然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审视其本质，也只是相互满足占有欲的至情流露而已。一方一旦失诺，则另一方势必无法满足其占有欲，此时由爱生恨，也几乎是一种制约反应。我们当然希望当事人能沉淀情绪、升华心境，化恨意为祝福，化小情为大爱，但这已进入宗教领域，冰冷的法律条文，是无法承载这种功能的。
然则退而求其次，对那些因配偶失诺而怀藏恨意，无法升华其心境的人，社会也似乎须要提供他（她）合理的情绪发 管道，这正是法律介入情欲「私领域」的积极意义最起码其报复尺度要被法律规范，而不能任其遂行「私仇私了」之意念（如：情杀、泼硫酸、私密大公开、黑函满天飞等等）。这时，让当事人透过法律途径寻求合理报偿，反而对「业已变心」与「意图报复」的双方，都是一种保护。站在这个立场，我们也许可以考量：情欲虽属「私领域」事，一旦冲突出现之时，视当事人之需要，「公领域」依然可以作适度之规范与仲裁。通奸受害人可透过「民事求偿」，这不正是一个良好的「公领域规范与仲裁」实例吗？
「通奸除罪化」的另一大论据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确乎隐藏罪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个范例。然而另一方面，此一观念倘若推到极致，本身也就足以解构婚姻的稳定性；因为婚姻的法律效力是持久的，婚姻所形成的家族血缘关系更是超稳定结构，但爱情却建立在「感觉」上，是最飘忽无常的东西。以一个飘忽无常的心理基础，提供一个「忠贞不渝」的法律承诺，形成了亲子血缘的稳定结构，这就是婚姻内在的矛盾与吊诡！
也许，两造都同意让「飘忽的爱情」与「持久的婚姻」脱勾，在体制外随时保持其「飘忽而无须持久」的弹性，这比婚外情对配偶所造成的失诺，会更减少道德之恶吧！如或双方都有接纳并经营「持久的婚姻」之共识，那麽，在爱情的脆弱基础之外，可能还要藉助「但取一瓢而饮」的人间恩义与淡泊物欲的宗教情怀吧！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楼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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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篇〉
通奸除罪化与婚姻稳定性
一个非道德性角度的分析
释昭慧
「通奸除罪化」最被质疑的是：它会不会动摇婚姻的稳定基础？我们不妨检视此一命题：
大前提：维持婚姻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小前提：通奸除罪化会动摇婚姻的稳定性。
结 论：因此，通奸不宜除罪化。
这两个预设前提，放在个案或社会的情境之中加以检验，可能都有问题。第一、通奸罪的存在，或许并非维持婚姻稳定性的关键要素。第二、依个案来看，苦聚不如乐离，恶质的婚姻（例如：丈夫有凌虐妻儿之暴力行为），未必见得需要维持其稳定性。还有，在社会变迁之中，婚姻的稳定性也已不再如过往这般重要了。
从因缘条件的供需法则以思量之，则婚姻的稳不稳定，常系乎婚姻双方的心理需求、现实因缘，与社会文化所提供的背景条件；通奸罪之存在与否，反而不是关键性要素。社会背景的部分且先不谈，就婚姻双方而言：
第一、倘若双方都有让婚姻存续下去的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就自然容易维系稳定的婚姻关系。
第二、倘若只有单方面具足此一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则其有两种对应之道：一、无论如何屈居劣势，也会想办法维系婚姻关系。古代无经济自主条件的女子，不得不容忍丈夫外遇或叁妻四妾，将原属男子与女人间的情欲矛盾，转化成「两个乃至多个女人和平共存」的局面，即属此一情况下出现的婚姻稳定性。二、为了维系稳定的婚姻关系，不惜将危及此一关系的第叁者予以歼灭或严予惩罚。於是，争宠、捉奸、情杀之事，层出不穷；通奸罪到最後大都演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罪魁祸首的男子反而在一旁纳凉，原因在此。
第叁、倘若双方都无此一心理需求与／或现实利益，则婚姻之稳定性自会大幅削弱。晚近社会中，离婚率大幅提高，非婚姻之同居关系也极为寻常，这绝非「人心不古」之泛道德论所可解释，它所反映的只是现实层面的供需法则：当代人心或社会，对婚姻制度的现实需求，已不若古时来得这般殷切了。
人类因情欲而必须付出生养後代的代价，而女性的怀胎期与後代的幼弱期又极其漫长，在这母子亟须保护的期间，保护的责任归属问题，使得人类不得不发明出种种婚姻制度。母系社会的制度，也许比较符合情欲的原型它把此一责任归属，置於女性的兄弟之中；舅舅有保护姊妹与甥儿的责任。在父系社会中，此一责任归属转置於情欲行为当事人身上，於是，丈夫有保护妻（妾）与养育儿女的责任，但前提是：妻（妾）必须向单一男性输诚，以确保儿女血统的纯正。
然而这种供需层面的现实考量，却逐渐演变成在「情欲忠诚度」方面男女不对等的道德、习俗乃至法律。为了矫治这种不公平与非正义，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出现了，它照顾到了爱情所难以避免的「占有欲」，规范了男女双方的对等忠诚，因此它也较诸父系社会，照顾到了女性在实质上与精神上的保障依法男子不但不可叁妻四妾，也不得拈花惹草。
但是法律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习俗能立刻跟进，所以社会习俗对女性「情欲忠诚度」的要求，还是比对男性的要求苛刻得多。在此文化制约之下，那些受到外遇之害的女子，大都在「惩罚配偶与第叁者」与「只惩罚第叁者」的两个选项之中，选择後者；对她们而言，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是符合其「利己原则」的。这已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是无孔不入的，简直让人找不到下手变革的着力点，於是部分女性主义者转而诉诸法律，希望在形式上先将「通奸的刑事罪」全面解套，以免它徒然演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与非正义。
还有，避孕术成功後，两性可以有婚姻关系，而亲子的牵系不一定存在；女性经济独立後，可以无婚姻关系，却拥有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试管婴儿的医学技术发达之後，单身女子更有了不透过「性」即得以生育子女的条件。这一切，都改写了传统婚姻、家庭与亲子关系的概念。情欲自主论、通奸除罪论，都是在这些社会所提供的背景条件具足之後，才被提出来的「後现代情欲观」。
这些观念，颠覆了「万恶淫为首」、「糟糠之妻不下堂」等等汉民族传统的道德观与法律观。它在情理上是否都站得住脚？容可再议，但它在事实层面的发展，却印证了一项佛陀所开示的法则「缘起」：一切现象都随因缘而变迁生灭，无有永恒（是名「诸行无常」）；一切现象也不可能独立自存，而是因缘条件制约的结果（是名「诸法无我」）。此一定律，证诸攸关婚姻课题的道德讨论或法律诉求，显然若合符节。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于尊悔楼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