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通奸”案/段建中

转自段建中在新浪的BLOG 2007-04-28　15:54:57
1975年夏季的某一天，在我上中学的学校里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我的班主任老师甲与我的同学女生乙在一起‘苟且’，被公安人员当场擒获。当时的大政治运动里还套着一个小运动‘抓教唆犯’，于是这个事件成了这个小运动取得的‘伟大成果’。
第二天，我被公安局的两个工作人员传去问话——因为我是班干部并和老师甲关系很好。
公安人员掏出一张黑白照片：老师甲与一女生在戈壁滩洞穴中的合影。奇怪地是，照片上的女生并不是‘受害者’女生乙，而是另一女生丙，从照片上看两人相距至少有半米以上。公安问我这两人有没有‘特殊’关系，由于害怕，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启发了我很长时间，但我还是‘想’不出有什么‘特殊’，憋了半天还是照实回答：因为女生丙是班干部，与老师甲接触较多，女生丙天性活泼乐于助人。由于老师甲的家在外地无人照料，丙在甲生病期间经常侍候他。不过女生丙待同学们也都很好，她好交际。
那么女生乙和老师甲之间又是怎么回事？公安又在逼问。
老师甲是我们这个学校最喜欢与学生交朋友的老师，他不但课讲得顶呱呱，对于学生不论学业成绩好坏他都关心。他病了以后，全年级的几百学生都去医院看了他。这位‘受害者’女生乙学习不好，受人歧视，但老师甲从不给她白眼，老师病了后她就主动要求陪护。我知道的就这些。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钟头，从惊恐的我身上也没炸出什么油水。
同学们都传着这样的‘捉奸’过程。
一日，‘受害者’女生乙和老师甲朝戈壁滩走去，路经学校农场拖拉机手的家门口，正好被他看见，于是就尾随。见两人进了洞穴，拖拉机手盯准了地点，旋即返回报案。
女生乙的‘验明正身’被高效率地完成了。执行者是旗医院的头号妇科医生，结论：处女膜已破，通奸证据确凿。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有了结论：老师甲引诱女生乙通奸，被判强奸罪。接下来就是开批斗会。
那几天，我躲着没去上学。原因是怕学校找我在批斗会上发言。其实我自作多情了，这差事已让一个和老师甲关系也很好的学生积极分子抢去了。
开批斗会的那天，我偷偷地站在学校操场的一个没人注意的地方。老师甲被公安人员押上了批斗会的主席台，胸前挂着‘抢奸犯×××’的大牌子。成人们的一系列宣判和发言过后，轮到了这位学生积极分子念批评稿。内容我记不得了，但其义愤填膺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这位经常往老师甲那儿跑得常客，此刻对老师仇恨的表演，就像他的爹妈被老师刚刚杀掉。
不论同学们觉得多么惋惜，觉得老师这样做多么地不值得，但他还是被投进了监狱。离奇地是，在老师蹲班房后不久，他的一位学生因为与人民公社的书记打架，判刑后与他关在了同一个号子里。学生于是担负起了保护老师的责任，把犯人们治得服服帖帖。学生提前出狱了，临行前对号子里的犯人宣布：不容许你们动我老师一根毫毛，否则你们出来后我要打断他们的狗腿。
‘四人帮’垮台后，老师被平反昭雪，又回到了教师队伍，当然是换了一个地方。并成了这所学校的最优秀的老师之一。但此时的他已非彼时的他，对与他过去的学生来往已经不大感兴趣，除了尚存一丝豪气以外，当年的朝气蓬勃已经远去。
问题是，这并不是一个纯政治案，为什么要平反呢？当年不是证据确凿吗？既然平反了，就意味着强奸案纯属子乌虚有，也就是说那位当时出具证明的关键人物――妇产科医生撒了谎。
我在西安上大学时，那位医生也调到了西安工作，并请我们吃了几次饭。我每次欲澄清事实，但都怯于开口，也许是吃了人家的嘴软？通过与他们的交往，这是一家善良的知识分子家庭。那为什么又要作陷害别人的事儿呢？而且据我所知，这位医生和蹲监狱的老师没有任何恩怨。也许只有一个解释，医生是被迫捏造证据的。
现在去追究谁是造成冤案的始作俑者已经没有多少意思了。但它对相关人造成的伤害却是终身的。老师本人自不必多说，女生乙背上了一生也洗不掉的黑锅，在婚姻问题上自觉‘低贱’，而不得不将就；女生丙也因此而有了‘污点’，在家庭中直不起腰杆。
你可以埋怨老师不该与女生出去照相，指责多管闲事的拖拉机手，骂那些不保护自己员工的学校领导，说当时的公安是吃屎的，诅咒妇产科医生。但根本原因却是当时的国策：把念书人当作敌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那样的时代，即使老师甲不倒霉，也会轮到老师乙，丙．．．．．．。那时的人们好像不知道抗争，心态就如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反正厄运还没有降到自个头上，管它呢。
现在国家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可说是执政者已经大彻大悟。但作为每个个体，也要为社会正义与公平尽微薄之力。不要说那些事儿与己无关，无数小人物的小小争取必将汇成洪流，最终会受益于每个个人。让我们永远记住：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真正的救世主是我们大伙儿，你的不起眼的努力也许就能构成救世主的一个小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