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岳+李宗盛+周华健+罗大佑+林夕纵贯华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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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灰色的台湾
　　
　　明：这次对谈主要是经验分享，首先希望大家先谈一下自己的音乐历程。 1982年，大佑出了第一张唱片（还是黑胶）《之乎者也》。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开始，台湾仍处于一个很压抑的环境，而香港则面对97回归的中英会谈……CD，也就是数码的音乐载体，也刚刚面世。一切就好像一个发动机刚启动，从这个点开始，在往后差不多三十年的岁月里，不仅两岸三地、甚至全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请你们先谈一下入行时社会环境和乐坛的情况。
　　
　　周：80年代的台湾应该说是一个灰色地带。
　　
　　林：当时还没解严嘛。
　　
　　罗：对。刚做唱片的时候遇到不少困难，很多公司不愿意出这类型的唱片，觉得不太可能卖的，直到后来看到唱片在卖，才觉得这个唱片好像还是有市场的。那时候是校园民歌的天下，没有人想像得到摇滚这种形态可以跟国语歌结合在一起。大家比较习惯一种easy的、木结他的唱歌方式，对那种节奏比较强劲的风格，还是没办法接受。
　　
　　林：那时候是流行「美声」，多于感情的表达。
　　
　　罗：其实当年很不容易。唱片公司跟我们制作公司花了很大的努力。大家都觉得是时机应该改变。龙应台就是在那时候写《野火集》，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经过美丽岛事件（按：1979年底在高雄引发的大型官民冲突，对台湾由封闭走向开放意义重大。）之后，大家觉得那种政治抗争没用。写歌啦、用文学来表达等等方式比较有用。
　　
　　明：那时舞台有「云门舞集」，文学有《汉声》，陈映真大概也在这时候出版他的《人间》杂志。
　　
　　罗：对。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表达自己的声音？那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只是想表达一些东西。
SUPER DIALOGUE：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知识分子成乐坛主体
　　
　　李：我入行之前有民歌运动，我们是这个阶段带起来的小朋友。在我们之前，流行歌就是日本殖民地那一类歌曲。它没有一个行业，只有浪人与艺妓，歌唱是为了谋生，只有极少部分歌曲有点家国意识。在我们这一代却有大量知识分子加入。我觉得这是台湾在华语流行曲这几十年领先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最崇拜的制作人如李寿全，把大学生、知识分子带入这个行业，把整个行业的素质挺起来了。华语流行歌的血脉、最初受精的过程就是由这些人在干的。这跟现在的环境很不一样，现在搞流行音乐和电影的很多都是投机者、野心家、资本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回看华语流行歌的发展，台湾地位的确立，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主体。
　　
　　罗：小李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当时知识分子去做音乐，不见得是想做什么，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因为流行歌，和民歌一样，它的力量是大的，我们不希望整个环境都是别人的声音，或只有一种声音。做音乐的原因是不要被感染，不要被弄成那样子，要多元化。
　　
　　周：我就是那个时候被台湾整个已经成气候的流行歌坛吸引。我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也爱唱歌，有喜欢的偶像。来台湾以后我觉得这里的歌曲不太一样：原来流行歌可以讲这种故事、原来流行歌可以是一种文体，以后是可以留下来的，让我觉得这个行业很伟大。校园民歌，到大佑那种「我就要找你麻烦，你不要管我」这样子的个性出来，再到李宗盛那些情歌……这时候阿岳还未出道。李宗盛那样的情歌是……哗，原来词可以这样子的，流行歌原来可以去到那么高的境界！ （林：可以对爱情有这样的体会！）原来可以把心事唱出来，唱成这样子，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心事却被你发现。这个很吸引人，很迷人。 （张：创造了新的心事。）对，本来没事，却给他创造出来了。那很好玩，我就是这样被吸引进来的。
　　
　　罗：你刚刚讲它的魅力来源，跟传播有很大的关系。 70年代的校园民歌，大部分是在radio上存在，80年代才开始大量在电视上播放。我记得我刚刚开始上电视时很不自在，他们觉得我奇怪，我也觉得他们奇怪。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墨镜？新闻处会通过吗？拿掉！
　　
　　周：我在综艺节目里面看到几个歌手，把头发扎起来挤到衣服里面。长头发不能上电视，男生不应该留长头发。以前还有警察会抓你，见你头发太长就剪你一刀。那个时候刚好在那个灰色地带。
　　
　　张：我从小时候就喜欢音乐。我国小跟初中听的音乐都是国语流行音乐。台北那时候有一家「木船」民歌西餐厅搞民歌比赛，捧出很多歌手。我参加的时候才17岁，很幸运得到了优胜。我在70年代也受到民歌的影响，但那时候已经是民歌的晚期了。国语流行音乐开始起来的时候，我听的大都是滚石的。我觉得滚石的音乐跟其他唱片公司的不太一样，比较多创作歌手，偶像比较少。初中时，我的女生同学们是比较喜欢偶像的：小虎队啦、红孩儿啦……可能我骨子里有一种反叛的东西吧，我才不要听那种东西，我要听滚石的。其实那时候很鲜明，滚石唱片（按：1980年创立）跟飞碟唱片（按：1982年创立）是两大派别。
　　
　　我觉得我的养分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国语流行歌曲，在座三位我非常非常熟悉，一直听他们的歌。再来就是西方的摇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写所谓非常大众化的情歌，也可以写一些重的，摇滚的东西。这两个特质在我身上是可以共存的，没冲突，而且还是互动的。
　　
　　周：我想提一点给大家参考一下。现在内地开始追上来，一夜之间，环境就跟十年二十年前不一样了。阿岳是在台湾的一个典型，前面那几派（音乐）人在做各种尝试的时候，阿岳就是里面的小朋友，他跟内地的年轻人面对的处境是一样的。
　　
　　张：刚提到知识分子对国语流行乐坛的影响，我非常认同。台湾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曾被不同国家殖民，可是台湾人的个性，就是那么扎实、不忘本。即使有很多文化进来，都可以反刍成为自己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都一样。大陆，人人说她进步很快，可是他们就少了那二十年，那个基础。那个根是底层的，心里面的。现在大陆的东西很多都属表象的，一味追逐名利和物质生活。但我觉得他们慢慢还是会到达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林夕写一首，黄霑可以写九首
　　
　　林：我是在80年代中期入行的。我跟四位不同，你们都是全面性的，我只是个纯粹的填词人。那时刚好有中英谈判，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会很投入，可是也很两极化，不关心的人完全可以独善其身。娱乐圈就是娱乐圈，我可以大胆的说，香港的流行乐坛跟香港方方面面的环境是脱节的，是独立存在的。我出道的时候，香港乐坛的制作人材大部分都是工程出身，技术很好，录音很讲究。可是他们对歌词是没有要求的，因为不懂得要求。在香港，自称知识分子的人看不起流行曲和娱乐圈。我本人，不好意思也要说一句，算是一个有常识跟通识的知识分子。 （众人笑）
　　
　　从初中起，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专业的填词人，入行前已经有三百首练习作品。两位（李跟罗）就是我学习的对象之一，而那时政治经济环境对我没有影响。我尝试用一个在大学念文学的人的角度去加入这个行业。我的抱负是希望引入过去流行歌曲没有的手法，又或以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同一题材。
　　
　　70年代到80年代中，流行曲的文化跟电视剧的文化是连在一起的，梅艳芳、张国荣出来以后，流行曲才比较独立，由电台来做主导。由于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电台看不起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那时候有改编歌的风气，改编外国歌、日本歌。我出道的时候，像达明一派那些乐队的风潮也开始了，开始有原创歌曲。作曲、编曲的人多了，他们受外国音乐影响很大，特别是英国乐队风格。那时出现了电子音乐乐队的潮流。
　　
　　那时我自觉有种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写同一类题材也想写得有分别。后来旋律愈来愈多，我曾跟黄霑说，以作词的时间来说，我写一首你可以写九首，因为顾嘉辉那些小调，旋律很简单。再者，即使表达同样内容，我也希望能做一个现代的诠释。还有，翻译以外，我在大学最主要是念新诗的。我希望把写新诗的手法引入流行曲。过去的填词人是用古典诗词的写法，我希望把歌词散文化、小说化、新诗化。在我以前，很少人会写一个故事出来，都是很简单的情节和片段，或者是体会人生的一些结论。
　　
　　我曾说过，我们的娱乐圈和流行乐坛只是个小小的宇宙。我希望这个小宇宙跟整个社会环境的大宇宙有多一点不同层次的交流，可是二三十年来都没有成功。小阳春曾经在我跟大佑合作期间出现过，那时可以写一些像《皇后大道东》这样的歌，跟社会的脉搏有一点关系。后来就很困难了，都是情歌。情歌当然也是一个很好发挥的领域。我现在希望用不同体裁，譬如情歌，去多说一点东西，例如从老、庄的道理去看一段关系，或者把一些佛理写进励志、讲人生的歌曲里。我这叫「偷天换日、阳奉阴违」，或摸着石头过河，苟且偷生。
　　
　　明：刚才说港台两地环境很不一样，那大佑来港时怎样面对这里的环境？
　　
　　周：他要改变它（笑）。
　　
　　罗：不不不。我到香港的时候其实是做电影配乐的，自然会接触到主题曲的创作，像《海上花》（按：1986年）。我入行的时候是70年代尾到80年代初，那时大陆是改革开放，台湾也面临着新的冲击，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出来。和林夕合作大概是80年代尾90年代初，也是很奇怪的年代。我们第一首歌合作的歌就是《皇后大道东》（按：1991年），比较是关于九七的东西。
　　
　　写歌先听钱的声音
　　
　　林： 80年代讲回归的时候，我们本来没什么，后来有点担心，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我想用幽默感去写，我认为《皇后大道东》是很漫画式的一种歌，希望让社会上的人听起来有这种反应。我们虽然没有台湾那种审查，可是有自我的审查。我们没有滚石这类唱片公司，都是以商业为准则。判断每一首歌词的成败，他们都是用「听」 ——听一听有没有钱掉下来的声音。我们写词的为了能够偷天换日，乾坤大挪移，苟且生存，便得保证歌曲在卡拉OK会红，所以也有自我的审查。
　　
　　周：我是先从香港到台湾的。刚起始的时候非常不习惯，这不给做，那也不给做，可是也不是说不能活下去。我进滚石当助理的时候，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把歌词拿去送审。我记得有件有名的事情，后来才知道那是罗大佑故意的。那时他在歌词里写「有人在黑夜里面枪杀歌手」。送检时当然不能通过，大佑就把「枪杀歌手」变成「借酒浇愁」。他把自己的心情写了出来，你不让歌词通过，我只能灌醉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忍辱负重，对不对？大佑把这个事件处理得很好，真是个神来之笔。然后轮到我歌词里面有「茅台」两个字，也不能用。因为尼克逊总统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喝了茅台嘛，茅台红了，歌词里就不能出现。
　　
　　我从台湾回到香港的时候，台湾已经很开放了。我回来的时候香港乐坛就是独缺写歌的人，我刚好搭上这趟便车，总觉得香港的接受度更高，可以写一些更怪的。你只要跟别的歌不一样，你就「闻到钱味」了。只用广东话发音的歌，它可以是什么风格呢？也因为它当时是没有一个风格。许冠杰的风格其实来自粤曲，从广东大戏演变过来，一直都在一个框框里面。顾嘉辉也是从那里发挥，好像没有太多选择，很多五声音阶的东西。那个时候反而挺自由自在的。我刚回香港的时候写起歌来其实挺轻松。但苦了林夕，歌词字数很多，一首等于黄霑九首。
　　
　　林：华健对香港来讲是很特别的。他外在的「形」是洋化的，可他的旋律我觉得其实很中国、很广东的。他写的歌有小调那种味道，这是「神」。写他的歌，愉快而痛苦、痛苦并快乐。
SUPER DIALOGUE：我们都是在reset
　　
　　明：可否说一下你们在创作上受到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罗：很难说有单一事件的发生令你突然之间就想写歌，或想把面貌改变。我后来回想，可能家里的影响比较大。医生的环境是很严格的，要很精确，学的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念书的时间也比较长，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七年，所以特别想跑出这个环境去。
　　
　　李：大佑创作的转变，跟他对地域和生存环境的敏感有关。他在台湾和香港的时期，有不一样的风格。
　　
　　林：我对自己的转变比较清晰。第一个转变，在我为什么想入行。因为我是念文学和翻译的，而且从小就喜欢文字跟音乐，让我最爽的就是将这两者结合。后来影响我的风格的，就是刚才说的，把新诗手法用在歌词里面。长大后我就脱离了这个风格，因为加入了商业电台跟亚洲电视，商业机构的经验让我跟社会有很多接触，觉得从前对文学的偏食是可惜的，我接触的范围应该更大。
　　
　　大佑和王菲两人对我都很重要。王菲给我无限的空间，因为她没有要求，对我来说反而自由，原来歌词写到什么题材、什么境界都可以。后来信了佛，对我也是很重要的事。也因为我个人的感情关系，希望写歌的同时能使我思考如何从悲伤中解脱，促成了我对宗教信仰和哲学的兴趣。这五六年我都希望在歌词里，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弘法」。
　　
　　还有一个转变，是我患上情绪病——焦虑症，让我发现写歌词也要小心一点，不要为艺术而艺术。写悲伤的时候，解剖的程度要考虑，不要把悲伤过于美化。给人家在卡拉OK发泄的悲情歌，总得留下一盏灯。
　　
　　我来帮你们愤怒
　　
　　明：大佑以前比较像是愤怒青年。你现在怎样看以前的歌曲？
　　
　　罗：应该说是社会让你觉得——就是龙应台那种感觉——大家怎么不愤怒？环境那么压抑，大家都不讲话。你们不愤怒，我就来帮你们愤怒；你们不讲话，我来帮你们讲话吧。 "Somebody's got to do the dirty job."这可能跟做医生有点关系。有种病，有种焦虑症在蔓延的话，我觉得不行嘛，再下去，大家都不讲话，就会得一种更大的传染病嘛。 （明：这三十年来有没有变好？）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有变得更好，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一定有不同的环境。那时候我怎会想像得到这要写，这不要写。我那时写出《鹿港小镇》（按：收录在1982年专辑《之乎者也》），已经很厉害了。
　　
　　林：「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这是对文明的批判，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罗：那时「台北不是我的家」是要删掉的，要改成「这里不是我的家」。
　　
　　林：我有比较个人的想法。当然我对很多社会现象都很不满，龙应台的作品我也都有看，可是我总觉得，流行曲除了摇滚以外，它本身是轻松的。用歌词来表达那愤怒或者批判，我觉得有一种危险。歌必定是感性的，如果要深入、要分析时政问题，我觉得还是用文章来写。歌只能表达比较抽象的情绪，否则很容易……
　　
　　罗：擦枪走火。
　　
　　林：对。变成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危险性要有所提防。
　　
　　张：我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是原住民家庭，对生活的态度、情感跟汉人就不太一样。在旧的年代，原住民跟平地人（按：指汉人，相对又称为「山地人」的原住民。 ）在文化上、价值观上，有很严重的落差。我们的个性其实就是喝酒、唱歌、跳舞，没有钱就去打工，可是有钱就不工作了。我的音乐风格很自由，就是来自家庭。因为不受限，我爱写什么就写，唱什么就可以唱出来，不管别人怎么想。
　　
　　现在我的创作，我觉得旋律还可以听，是受到国语流行音乐的影响。现在，人生的经历慢慢有一些转折，反而写的东西就不像十年前那么亢奋，歌曲的力度已经不在表面。我记得发第一张唱片《就是喜欢你》（按：1993年），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十几年前，一个新人可以在专辑里面写八首歌，我何德何能？那时他说你就多写歌嘛，好听就录一首进来。我觉得我们这年代因为有不受限的想法，所以在文字上就更自由，更有趣。可是比我年轻的人，在文化上和思想上跟我已经有差别。因为他们想要什么东西都唾手可得，好像变得没那么珍惜、在乎。他们甚至对这个社会、世界也不在乎。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跟方向。我入行的时候很珍惜我现有的状况。遇到一个好老板、可以写歌，我觉得应该要做下去。
　　
　　还有一个转捩点就是我入伍当兵的时候。当兵前出了两张唱片，都成绩平平，不过很多人还是对我有兴趣。我在想当完兵后我到底要不要再唱，不久就遇到我现在的bass手，也是我的学长阿蒙（按：吴蒙惠），我就问他退伍后要不要组一个乐队。他比我先退伍一年，那时其他的团员也加进来了。当兵的时候，放假我不回台北，也不回宜兰老家，就混在高雄的乐器行。在那时我觉得创作反而是自由的，给我很大量的想法。 《爱的初体验》、 《爱我别走》就是那时写的。我在想当完兵后要有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乐队应该狠着来。
　　
　　从我的成长过程，到现在拥有的，我觉得我很幸运，那我为什么还写那些愤怒的东西？是我自己对别人的正义感吧。我常听到很多不幸的故事，我想要替他们抱不平。这种东西愈来愈鲜明，愈来愈多，愈来愈重。
　　
　　写歌是低潮，写完是高潮
　　
　　周：我出道的时候，总觉得整个乐坛已经有很多人，很多东西都给人做完了，我好像已没什么可以挑的。回到香港时反而没什么压力，我去做点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就好了，反正就是有点歪打正着。像《明天我要嫁给你》（按：1993年），我去当一个花旦，扮演女孩子的角色，这好像没别人做过。我还写了《天龙八部》（按：1997年）主题曲。
　　
　　李：那很不台湾。
　　
　　周：也很不香港。回去香港，我必须在兵荒马乱中找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早期受的影响是很单纯的，是基础的训练，哪首歌好听你就拿结他来弹弹唱唱，可能是英文歌，可能是许冠杰的歌，当然也有《上海滩》。有了基础，要开始寻找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骄傲了，应该是准备成气候之前。我受到影响是很多的，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很幸福了。我一直好奇，李宗盛、罗大佑的年代，他们到底听到什么歌？找一张摇滚唱片、一张英文唱片也不容易。电台有没有这种节目？ （罗：我爸听很多音乐。）我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选择也很多了，可是就也愈来愈烦，该做的已被他们做了，我要做什么？你当然要找出这行业的最高境界，不然怎么再活个十年十五年。
　　
　　大哥（李宗盛）和大佑分别说出一句完全一模一样的说话：「每写一首新歌就是低潮，这首歌写完以后就是高潮。」成名之后，我想他们一直都是过这种日子吧。我再把这句话套在自己身上，应该就是这样子了。
　　
　　现在很多CD，又进入网络形态，我觉得最受影响的是唱片公司。年轻人还是要听新歌（不付钱而已），我们写歌的人还是要写新歌。中间人改变了，靠电脑，靠朋友传来传去。我反而比较轻松一点，写歌的时候是一个心情低谷，写完了很high，没有出唱片的压力，其实满中庸，满舒服的。现在我的状态是这样子。要跟SuperBand合作？高潮啦！拿首以前的歌玩一玩，又是高潮了。
　　
　　李：基本上我就是个最典型的不学无术的人。整个成长过程我都在寻找自己的样貌，我到底是谁呢？我投射在哪会比较具像？我发觉有个东西可以让李宗盛变得很具像的，就是「文字」——你一看这个东西就知道是李宗盛的。我说我不学无术，因为我其实没念过什么书。我不喜欢看文学巨著，也没受过训练。我每天想的就是：你要怎么讲人家才会懂，就那么简单。
　　
　　我看现在的歌词，文字应用是精准的，如外科手术一般，雕琢、抛光，往这边那边转，从这个那个角度看，太厉害啦！可是我极少受到感动。可能是我那个年代的人跟这年代的人在操作上的差别吧，我没有看到很出力的，很有分量的，看到的都是很刁钻的，精如工笔、设计、园景，但一吹全都散了。这是我看到现在创作的问题。
　　
　　我性格的构成，就是这样来的。走到今天，我觉得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都是在reset。我终于活到五十岁了！男人到这个时候才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候，我跟这个世界所有的关系，现在才通透起来。当我终于知道我已经五十岁的时候，我很乐呀！我好不容易等到今天了，好戏快要开始了。我现在比较珍惜我自己、我爱的女人、我在做的事情。我正在迈入我人生最漂亮、最美妙的一个季节，而且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充满期待。
SUPER DIALOGUE：我们的时代会回来的！
　　
　　罗：关于音乐的载体，比如ipod，我一直对它存有最大的敌意。我就不要听一个里面有一千首、一万首歌的东西。因为这样里面所有的歌都不重要了，你不会喜欢超过一百首歌吧。我喜欢黑胶的时代，你怕那个黑胶或卡带会断掉，所以你要小心珍藏起来。我是一个类比（analog）的人。从黑胶到卡式带、CD，然后DVD，容量愈来愈大，储存方便，也不容易损坏。但老实说，我不太相信不容易损坏的东西。愈堆愈多的尽是抄来的东西、朋友送你的、宣传片、免费的，我反而认为那些东西你愈来愈不需要它了。我宁愿相信那些会坏掉的，你随时要小心它会不见的东西。现在音乐我愈来愈不去听了。载体的影响其实是很重要的。
　　
　　林：音乐对人类永远有它的价值，不会消灭的。可是发展下去，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你要求的音色跟质感其实都多余了。我们干吗要花那么多个小时来制作一首歌呢？你听不出来，你在你的载体上是听不出来的。在香港，正式的录音室我想只剩下一两家了，其他都是器材不够，钱也不够。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好的，没人听得出来，这是很严重的。而彩铃的出现，让听歌变成一种刚好有旋律、有人声的声音而已。是声音，不是音乐。彩铃（按：手机接驳铃声）对音乐是一种侮辱，也是精神的压迫，是美沙酮，你可以暂时顶着，喝了美沙酮以后可以忘掉鸦片的美妙。因为彩铃要最精彩的那几句亮点，包括歌词、旋律，所以就威胁了所有创作的方向，包括副歌（chorus），你必须在两个小节以内有让人记得的东西。如果副歌前两句不够吸引就不行。我觉得被规范了，如果创作真的没有什么规范的话。我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那么激情嘛，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平衡点嘛。现在一首歌，整个旋律的氛围跟歌词表达的人生观、心态和情绪，都不能容纳一种平常心。因为太平常的话就没人用来作铃。
　　
　　科技愈发达音乐愈糟糕
　　
　　明：想像一下未来五年吧。
　　
　　周：不管是中港台，都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即食文化，一切都是快的。刚刚大哥说，没有什么感动的歌，虽然华丽的东西很多。先不要讲唱片公司遇到的麻烦，好像林夕提到的，好的录音室花两天时间去准备一首歌，现在不用了，因为你听的是被「压扁」过的，传来传去以后已经失真到你都听不清楚了。一首歌的生命也没以前那么长了。现在有很多home studio，小朋友躲在家里，你闹一句我闹一句，一首歌就出来了，明天就在网络上很红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访问这些小朋友，他们对未来十年的音乐生命有什么想法。他们可能也是有那一首歌而已。以前「一片」歌手也是有的，可现在是另外一种形态。可能只是一个奇奇怪怪的idea，明天就热卖了。市场是需要的，原来有人要找一些怪歌来听，闹的，简陋也没关系——你用几句歌词来让我明天就红好不好，红到满街都是，但可能红一个礼拜就完了。
　　
　　林：现在是百花齐放。问题是这花是什么
　　花？这花很快就谢了，它的生命力不够。
　　
　　周：其实不只音乐是这样子。我的手提电话已换了八种款式。你看的电视节目也是在快速地给你一点什么，然后明天这节目就停了，你也不知道。有线电视有那么多的选择。五年后这些事情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很好奇。我非常同意大哥讲那种优哉游哉的感觉。你开始认识人生原来是这样子。其实我还未到，我看我到六十岁还未能做到大哥讲的那一种游哉的感觉。那是个性的关系。
　　
　　李：我其实不太忧虑科技这些东西。我反而比较在意的是流行音乐这个产业，对每一个社会进程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在台湾、香港和大陆，它又扮演什么角色？当这三个地方开始变成一个地方的时候，将会需要新的秩序。因为三个地方的节奏不一样，人也不一样，面目也不一样，所以现在流行歌的面目变得很混乱。我认为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它跟经济规模没什么关系。不管科技如何进展、经济如何的状态、你怎么听音乐、怎么下载……基本上从事流行音乐生产的人，必须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流行音乐才会有它的主体性，不为别人服务。现在流行音乐是娱乐事业的一个附庸，我们变成提供茶余饭后八卦新闻的一个来源，跟政客差不多。不管音乐怎么样，它只是个载体，它传达歌词对时代的观照，反映出时代的价值。即使是情歌，它都关心那个年代的人的喜怒哀乐。它绝对是文化的事情，是非常深刻的东西。我期待有更多文化界的人，或是整个社会，都能把它当作一个文化事业来看待。这是我对未来五年的期待。
　　
　　张：我没想那么多。我写音乐、做唱片，因为它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是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刚刚提到科技、数位化，也提到类比。我就想到我的70年代，就是类比跟数码中间那个很模糊的地带。我最近录的两首歌，全部都是one take的，没有editing，就是《公路》跟《抱着你》这两首。我试图去打破这个数码时代的限制——我们能不能找到很类比的、很温暖的感觉，不那么精细？但我可以从文字、唱歌上精细。我觉得作为创作人要有一个责任，创作的歌曲要怎么样听起来都有「呀，还不错」的感觉，不是变成那么速食。接下来，我的创作风格也好，录音的方式也好，我会慢慢往一个很类比的方式去做，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平衡。
　　我写歌只是纪录我的生活，未来五年很简单——我希望可以把冲浪练好，然后去参加比赛。
　　
　　有钱人会尊重假文化
　　
　　罗：我们去年组成了「纵贯线」，现在要开演唱会却刚好碰上金融海啸，我反而感觉到：「正好！」现在的问题出在大家太有钱了。网站愈来愈多，科技愈来愈发达，速度愈来愈快，投资进去的钱都收不回来。科技愈发达，音乐就愈糟糕。回到没有钱的年代，音乐就马上回来了，没有钱才有真正的文化。我相信我们的时代会回来的。
　　
　　林：文化有很多层面。愈穷，就会愈珍惜，精神的文化才有它生存的空间。
　　
　　罗：有钱人会尊重假文化，制造假文化……我们五个人，包括林夕，出道的时候正好是在对的时候。林夕出来的时候是85年以后，碰到90年前后的事情，又碰到97，又过了2000年。
　　
　　林：我见证了很多，还有机会看到金融海啸!终于看到了市场没有道德约束所造成的恶果。幸好还没有死掉，正好看到这个时代。对于五年规划，我完全没有宏观调控的心态，因为我本人是相信无常的。可是作为个人，不管大环境变成怎样，和小李刚才说的一样，我也希望流行曲有一个文化的根，可以开花，然后结出一种文化的果。在无常当中，我对自己的期许唯有这个。
　　另外，网络免费下载的问题是个双面刃，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音乐，这是它的好处。我最近经常在内地跑，接触很多听歌的人，流行歌曲对他们人生观、爱情观的影响，比我想像中大得多。所以我希望流行歌词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个有意思的平台。而且，三地的人比起来，内地的人更在意流行曲。
　　
　　李：我们亦更应该去了解三地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