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哪来的钱”？

中国富人“哪来的钱”？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2009-12-11
两周前，我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国一直在“补贴”西方？》中谈到了中国大城市某些物价比西方还贵这一现象，并试图探讨其中的原因，引来了很多读者评论。
其中一位读者发贴，这样问道：“作者写的东西我也不否认，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有钱，国内好一些的饭馆爆满，出一次国，回来就是大包小包。什么文艺演出，都是几百元的票价，还坐得满满的。都是哪里来的钱？”
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的疑惑。常理告诉我：如果中国大城市存在着比西方还贵的物价，那就一定有比西方还富的人群在支撑着这种物价。我今年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多，所见所闻，确实验证了这一常理。
当然，这类富人在整个中国所占比例极小，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即使极小的比例，绝对人数也不少。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近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富人的研究报告，报告称，2008年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半数以上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六个省市。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我只谈谈我生活过的北京。我的感觉是：即使是在北京，富人也是少数，但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北京能够支撑比西方还贵的物价的消费者比例应该大于0.1%。半年多的北京生活，我算是亲身见识了这些北京人的“不差钱”：他们开着好车，戴着名表，经常去高档餐馆吃饭，豪华洗浴中心泡澡，卡拉OK歌厅飙歌，灯红酒绿之处按摩、洗脚……他们花钱时出手之大方、之豪爽，应该不比西方同类逊色，有时甚至更胜一筹。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包括私企老板、外企的高薪雇员、律师、咨询师、会计师等高级专业人员、歌星、演员等娱乐圈名人；第二类人是中国房市和股市两大市场的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股市庄家、资本玩家和一些成功的炒房者和股民；第三类人则是吃“官粮”者，包括党政机关的中高层官员、国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等。切记：不要小瞧第三类人的资产和消费能力，虽然他们工资单上的收入看上去远远低于前两类人的资产，但正如一首民谣所说，他们“工资基本不动”，吃饭“有地儿报销”，购物“有人买单”，而且还有很多的“外快”，也就是所谓的“灰色收入”。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读者的疑问：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钱？”
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获取财富的方式，不用我多说，或白、或黑、或灰，中国老百姓有很多议论，中国媒体有很多讨论，经济学家也有很多研究，例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经带领课题组进行过有关灰色收入的调查，得出结论称，2005年中国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而有机会获得这些灰色收入的人，原来就是高收入阶层或权力阶层。但第二类人的财富究竟“都是哪里来的？”我则一直似懂非懂，稀里糊涂。
从北京回到伦敦后，有一天我去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英国华裔朋友家玩，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一番话，至少让我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富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这位朋友说，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中，历时10多年、至今尚未完成的房地产商品化运动、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加在一起，等于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富运动”。首先是掌握土地拍卖权的官员们：地方政府高价卖地，使地方政府的财库鼓了起来，官员们也因此富了起来；其次是房地产商们：他们在拍来的土地上盖房子，然而再高价卖给消费者，紧跟着也富了起来；接下来是各类投机性炒房者们：他们搭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飙升的快车，买进卖出，也迅速地富了起来；最后是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的受益者们：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一部分老市区居民和“被城市化”的原郊区农民成为一波一波的拆迁活动的受害者，他们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剥夺和侵害，沦落为城市贫民，但其中另外一部分人，则通过讨价还价、甚至做“钉子户”等方式，为自己维权争利，成功地在这场“造富运动”中分得了一杯羹 ……总之，这场通过卖地和盖房子而起的“造富运动”，就像一道点石成金的魔杖，点到之处，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富翁们因此“被”制造了出来。
“听上去，好像仅仅是拆老房子、盖新房子这样一种城市翻新过程，就‘翻'出了一个新富阶层，”他接着说，“但实际情况是，仅仅造房子是造不出一个新富阶层的，房子需要有人买，而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房子，其买主是全中国的有钱人，甚至包括某些外国的有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部分金钱，共同滋养、培育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新富阶层。”
听了他这一席话，我仿佛茅塞顿开：我甚至连想起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的某些生活片断。那些不连贯的生活片断，经这位朋友如此点拨，也都纷纷自动互相连接起来，并具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