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谁在逼农民工靠“出卖妻子乳房”讨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1:41:54
对于9月11日下午发生在沈阳河区中山路上的两名中年男子公然举着白纸叫卖“妻子乳房”事件来看，我们从中在思考些什么？两个农民工为了帮助40多名同乡农民工近20万元的打工钱，竟然使出如此“下策”，打出“出卖妻子乳房”招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辱式呼救方式。
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各大媒体都作了报道，也有很多的网友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通过自辱式来讨薪的方式，有人说是媒体炒作，忽悠大众。也有人说是这两个农民工在自我炒作，既然是为大伙讨薪，何必要搞这种“出卖妻子乳房”的噱头呢？
不难发现，所谓“出卖妻子乳房”不过是一种带有自辱性质的精神自残行为，并不是真正想卖自己老婆的乳房，他们的用意确实有点炒作之嫌，目的无非是想借此引起别人的注意，来帮助他们讨回被拖欠的40多名同乡的工钱。
看了这则报道，笔者并没有因这两位农民工兄弟的举动而为他们感到耻辱，相反为他们的异常行为深表同情。这种极度失常的行为，过于单纯的动机，让人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一个正常的人，如果不是处于非常窘迫的困境之下，谁也不会公然采用这种侮辱自己的妻子的方式来吸引公众的眼球，为了生存，竟然放弃了自己的道德与尊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一种莫大的悲痛。不是自古都有“逼良为娼”的说法吗，但又是谁在逼着这些农民工靠“出卖妻子乳房”来讨要工钱呢？
这种采用极端的行为来讨要工钱经常发生着，不久前同样也是发生在沈阳的一起“裸体讨薪”事件，同样也是一种自辱方式，这些讨薪者并非天生就不知道耻辱，他们走到了这一步完全是一种无奈，无论是“脱衣讨要工钱”也好，还是“出卖妻子乳房”这种自辱式的讨薪也罢，都充分暴露了社会边缘人群的艰难的生活状态，他们极度狭窄的生存空间实在令人忧虑。
这种精神自残式的讨薪方式，比起那些采用极端的自杀、跳楼等危及生命的方式来说，成本要低得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精神自残式的呼救，不会殃及生命，也不会可能遭遇到警方的处罚，所以笔者很同情他们也就在清理之中了。
人们一直在质问的是，这些农民工讨要工钱，为什么不通过法律的手段，而要采取这样低级的“下策”呢？我想这不是他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采取法律的手段真的就能讨回工钱了吗？通过法院讨要工钱，除了程序上的繁琐之外，再就是执行难成了农民工讨要工钱的一大瓶颈。
关于农民工通过正规渠道讨要工钱难的问题，再一次让我想起了在今年的6月22日《东方今报》上披露了一件农民工讨要工钱的艰辛经过的事件。说的是7个农民工为了讨回被拖欠的不够富人下馆子一顿饭钱的6230元工资，竟然7进县城，9进法院，多次讨要苦无结果，欲哭无泪的情况下，被媒体披露之后，才让河南省委书记知道的，才把我们的省委书记感动了的，最后才得以解决，否则这起农民工讨要工钱的案件同样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讨要工钱的案件一样也会石沉大海的。
从上面的案例不难发现，这七个农民工并不是没有采取法律的手段吧？就这9次进法院就足以说明法院在判决这类案件的滞后性，当选择正规渠道无望的情况下，死逼着这些被拖欠工钱的农民工采取极端的行为，而这种靠出卖自辱性的行为，完全是弱势群体的无奈之举。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有无数的法律条完全可以做到完美的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但仍有大量的农民工无助无奈地奔走呼救着，人们要质问的是：到底是谁在逼着农民工靠“出卖妻子乳房”来讨薪？难道我们在怀疑法律上的不健全吗？难道我们在怀疑中国律师的无能吗？我想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法律总是受到权力及经济利益制约着，法律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及权力面前，反而显得苍白无力，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工不通过正规渠道而非要采取这种极端的自残行为来讨要工钱的原因之所在。
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各大媒体都作了报道，也有很多的网友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通过自辱式来讨薪的方式，有人说是媒体炒作，忽悠大众。也有人说是这两个农民工在自我炒作，既然是为大伙讨薪，何必要搞这种“出卖妻子乳房”的噱头呢？
不难发现，所谓“出卖妻子乳房”不过是一种带有自辱性质的精神自残行为，并不是真正想卖自己老婆的乳房，他们的用意确实有点炒作之嫌，目的无非是想借此引起别人的注意，来帮助他们讨回被拖欠的40多名同乡的工钱。
看了这则报道，笔者并没有因这两位农民工兄弟的举动而为他们感到耻辱，相反为他们的异常行为深表同情。这种极度失常的行为，过于单纯的动机，让人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一个正常的人，如果不是处于非常窘迫的困境之下，谁也不会公然采用这种侮辱自己的妻子的方式来吸引公众的眼球，为了生存，竟然放弃了自己的道德与尊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一种莫大的悲痛。不是自古都有“逼良为娼”的说法吗，但又是谁在逼着这些农民工靠“出卖妻子乳房”来讨要工钱呢？
这种采用极端的行为来讨要工钱经常发生着，不久前同样也是发生在沈阳的一起“裸体讨薪”事件，同样也是一种自辱方式，这些讨薪者并非天生就不知道耻辱，他们走到了这一步完全是一种无奈，无论是“脱衣讨要工钱”也好，还是“出卖妻子乳房”这种自辱式的讨薪也罢，都充分暴露了社会边缘人群的艰难的生活状态，他们极度狭窄的生存空间实在令人忧虑。
这种精神自残式的讨薪方式，比起那些采用极端的自杀、跳楼等危及生命的方式来说，成本要低得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精神自残式的呼救，不会殃及生命，也不会可能遭遇到警方的处罚，所以笔者很同情他们也就在清理之中了。
人们一直在质问的是，这些农民工讨要工钱，为什么不通过法律的手段，而要采取这样低级的“下策”呢？我想这不是他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采取法律的手段真的就能讨回工钱了吗？通过法院讨要工钱，除了程序上的繁琐之外，再就是执行难成了农民工讨要工钱的一大瓶颈。
关于农民工通过正规渠道讨要工钱难的问题，再一次让我想起了在今年的6月22日《东方今报》上披露了一件农民工讨要工钱的艰辛经过的事件。说的是7个农民工为了讨回被拖欠的不够富人下馆子一顿饭钱的6230元工资，竟然7进县城，9进法院，多次讨要苦无结果，欲哭无泪的情况下，被媒体披露之后，才让河南省委书记知道的，才把我们的省委书记感动了的，最后才得以解决，否则这起农民工讨要工钱的案件同样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讨要工钱的案件一样也会石沉大海的。
从上面的案例不难发现，这七个农民工并不是没有采取法律的手段吧？就这9次进法院就足以说明法院在判决这类案件的滞后性，当选择正规渠道无望的情况下，死逼着这些被拖欠工钱的农民工采取极端的行为，而这种靠出卖自辱性的行为，完全是弱势群体的无奈之举。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有无数的法律条完全可以做到完美的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但仍有大量的农民工无助无奈地奔走呼救着，人们要质问的是：到底是谁在逼着农民工靠“出卖妻子乳房”来讨薪？难道我们在怀疑法律上的不健全吗？难道我们在怀疑中国律师的无能吗？我想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法律总是受到权力及经济利益制约着，法律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及权力面前，反而显得苍白无力，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工不通过正规渠道而非要采取这种极端的自残行为来讨要工钱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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