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背后存在巨大拖欠网 群体讨薪呈上升趋势

　　每一位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背后，都是一张巨大的拖欠网，农民工就处于这张层层拖欠大网的最下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宏鹏 杨玉华 殷丽娟-转自搜狐新闻2007年02月12日11:21

　　已连续在乌鲁木齐度过了6个春节，来自河南的农民工班俊连觉得过去的6个春节一个比一个苦涩。由于讨要一家装修公司拖欠他们的工钱，班俊连今年仍将在乌鲁木齐度过他来新疆打工后的第七个春节。

　　好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让班俊连多少感觉到一线希望，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题开始高度重视，并且对拖欠他们工钱的那家装修公司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他们的工钱有希望在春节以后拿到。

　　怀揣着这样的希望，站在寒冷的乌鲁木齐的大街上，班俊连的脸上有了难得的笑意，他还十分热情地邀请记者和他一道过年吃饺子。

　　只是一想遥远的河南老家，这种笑意开始在班俊连的脸上凝固。他告诉记者，由于常年在外，也没有多少钱给家里寄去，年近半百的他感觉到自己像一个没有家庭、没有依靠的人。事实上，班俊连的婚姻也开始出现危机，这让他十分痛苦。

　　6年讨薪路

　　故事要从6年多前说起。

　　班俊连是一名油漆工。2000年11月，他带领四十多名乡亲，来到乌鲁木齐广汇汇园小区1号楼工地，与乌鲁木齐市剑锋公司签订合同，承包了一幢7层住宅楼3个单元的涂料、油漆活。剑锋公司承诺，按工程进度支付劳务费。

　　“开工头3个月，老板还给点生活费，后来干脆连生活费也不给了。只是说现在没钱，到交工后保证一分钱都不少你们的。”班俊连说。

　　为了能早些交工、拿钱回家，四十多个老乡到年三十还在干活。然而，好不容易等到2001年3月工程完工，剑锋公司却只付给农民工们50%的工钱——差不多就是生活费，并勒令他们离开工地。否则，“后面的钱一分都别想要了。”

　　在此后的讨薪历程中，与各种版本的讨薪故事相似，这群河南农民工经历了多次被欺骗、威胁甚至被殴打，但这些硬气的农民工却不依不饶：一面不断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的建设、劳动部门上访，一面将剑锋公司告上了法院。

　　班俊连说，6年多来，他一次次跑房产局、房地产公司帮助取证，请相关人士吃饭。不包括自己的误工费用，各种支出总计花了约三万块。而即使最后能拿的到工钱以及罚息，也不过8万元。

　　此后在班俊连案近4年的判决执行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4年12月、2006年8月下发了《关于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的通知》，要求对于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案件，要尽快立案、尽快审判、尽快执结。

　　但事实表明，农民工们一旦遇上剑锋公司这样的“老赖公司”，讨薪路注定漫长而艰辛。

　　班俊连他们承接的工程完工不久，剑锋公司就玩起了“蒸发”游戏：管理人员集体消失，账号上空空如也。在法院对此案进行判决后，该案先后有多名执行法官参与执行，但都没有结果。

　　2003年，乌鲁木齐新市区法院执行局查到新疆啤酒花公司尚欠剑锋公司一些工程款，随即对其进行了查封。但因为啤酒花公司对此提出异议，执行无法继续。

　　另一方面，农民工们多方努力查出，广汇汇园小区1号楼完工后，建设单位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公司曾将5套房子作为工程款抵顶给剑锋公司。但剑锋公司的所有人——王琪夫妇及其妻弟，随即将这5套房子“自愿”转给一个名叫孙佳的人，而这个孙佳，恰恰是王琪的妻子孙爱玲的妹妹。

　　乌鲁木齐新市区法院已对这些房产中的两套进行了财产保全。执行法官说，待法院判决该公司转移财产行为无效后，即可对其强制执行。

　　班俊连对是否能够拿到被拖欠的工钱仍然不放心。他说，就是这些钱讨回来了，我这几年的收入全花在讨薪上了。“这个账，又怎么能算得清！”

　　在千千万万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之中，班俊连的故事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许多人已对这样的故事开始麻木。 受访的不少人认为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是一种很难改变的现状。道理很简单，每一位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背后，都是一张巨大的拖欠网，农民工就处于这张层层拖欠大网的最下层。环环拖欠、层层转包，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缺少法律约束，这样的结构注定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的班俊连。

　　在开往河南的K401次列车上，一位河南周口的农民工引起记者的注意。他说：家里田地让政府征了，去年10月份来北京打工。到北京后人生地不熟，一个老乡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姓张的包工头。当时他承诺管吃、管住，另外每天工资30元，到月底发工钱。到发工资时，张老板（包工头）给我200元，说先花着，劳务费到年底一起付清。我想找个活干不容易，将就着干吧！这样辛辛苦苦干了4个月，我才拿到800元钱，老板还欠我2800元工钱。1月底，老板突然说家里有事回去几天，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老乡就借给我200元钱，让我先买票回家，让我过了年再来讨要工钱。在与记者交谈中，这位农民工不时地用袖口擦拭着泪水。

　　《瞭望》新闻周刊就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时，发现这样的故事一次次在城市里重复着。那么，其背后的拖欠链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大城市的建筑市场是块巨大的蛋糕，会引来各地的建筑企业纷纷进入，僧多粥少，竞争日益激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筑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建筑企业要想承揽工程，就要采取诸如托关系、找门路、做低招投标标的、花钱垫资等种种手段，这无疑加大了建筑企业的负担。”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垫资已成为建设单位降低成本、转嫁风险、榨取施工企业利润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许多建设单位即使项目资金充裕，也要求施工企业垫资施工。而建筑企业一旦拿到工程就要转嫁垫资所带来的风险，于是开始层层转包，拉长债务链，形成大量“三角债”。这样就造成了建设单位拖欠建筑总承包企业的工程款，建筑总承包企业拖欠分包建筑企业的工程款，分包企业拖欠材料设备供应厂商的购货款和包工头的施工款，包工头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局面。

　　从2006年起，某市政府部门规定，建筑企业都必须设置工资预留账户，以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对招用零散工，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转包或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包工头，在结算中违规支付，或发生争议纠纷引发群体事件的，对责任单位予以全市通报，不良行为记入信用信息系统，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期间停止承接新工程，情节严重的取消在该市承接工程的资格。这些规定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一些违规的企业也进行了处罚，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依然存在。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管住了大的建筑企业，但对那些散兵游勇式的、需要直接给农民工发工资的最底层的小包工头来说，这些政策规定很难发挥作用。这些小包工头没有营业执照，他们的手机号码随时更换，很难找到人，动辄就卷款跑掉。

　　这位负责人说，现在不少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讨薪的惟一证据是工资欠条，还有一些仅凭口头叙述。一些小包工头不与农民工签订用人合同，大部分是包工头口头承诺干什么活、拿多少钱，到结算时就找种种借口打折扣，能拖就拖，能不给就不给，劳动报酬的支付没有法律保障。

　　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原因，虽然各地加大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的处罚力度，一些地方还对违规企业分别作出清除出建筑市场、暂停招投标、限期整改的行政处理，但许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并不在清除之列。

　　群体讨薪呈现上升趋势

　　眼看春节一天天临近，思家心切的鲍仕秋却不知道自己今年能不能回家过年，“因为干了一年的血汗钱还没有拿到，我不敢回家！”面对记者，这位福建的农民工道出了内心的苦楚和无助。

　　鲍仕秋2005年跟随同乡从福建来安徽，在淮北煤师院的教学楼工地干木工活。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2006年9月，鲍仕秋和工友们按质按量地完成了项目任务，并如期交付使用。满心欢喜的鲍仕秋盘算着等工程结算后，拿到一万元工资就寄回家去给儿子交学费，可谁知，这一等就到了春节。

　　在通过司法起诉、劳动投诉等正常途径解决无果的情况下，鲍仕秋和十几个工友们来到项目单位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集体上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施工方施加压力，讨回工资。“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鲍仕秋叹声说道，“如果这次还拿不到钱，我们春节只能滞留在工地上了。”

　　像鲍仕秋这样，在多方讨要工资无果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群体讨薪方式向拖欠单位施压以达到讨回工钱的农民工在一些地方越来越普遍化。

　　今年合肥市农民工讨薪较去年同期呈上升趋势，而且讨薪中的群体性事件较以往大为增加。合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处长涂敏说，“从去年12月12号开始，群体性事件急速上升。20号前，是五六天一起，20号后是三四天一起，到30号以后，几乎是每天一起甚至每天两起。”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些群体性上访事件的背后，有一些是包工头在背后操纵。由于施工企业大多数都要先期垫付部分甚至大部分工程款，有的工程结束了才拿到50%的工程款。对施工企业来说，水泥、钢筋等材料费是很难赊的，必须先期垫付，而农民工工资往往就拖一拖，施工方本应该支付给农民的工资，一般要等工程款全结算完才会付。这种情况下，施工方为了早日拿到工程款，会操纵一部分农民工向项目单位施加压力。

　　“农民工讨薪复杂化苗头值得警惕。”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国家和社会普遍关注农民工欠薪问题，一些施工单位正是利用这一点，把工程结算纠纷都打扮成农民工欠薪的形式，找劳动部门帮其讨要工程款。这不仅成功转嫁了企业的风险和损失，而且讨要成功率高。使原本的民事经济纠纷变成了政府行为。”

　　合肥市劳动监察部门还发现，一部分施工企业为了讨要或多要工程款，甚至花钱雇农民工群体虚讨工资。今年1月，浙江一包工头在合肥承建了一工程，总工程造价16万元。该包工头在拿到16万元工程款后，觉得亏本了，便虚造农民工出工考勤表，并给农民工打了30万元工资欠条，自己突然“失踪”，让自己的父亲、老婆带领农民工找项目部讨要工资。一些农民工事后说，自己并不欠薪，但老板说要来投诉就跟着来了，“要不然他明年就不让我干了。”

　　合肥市建委负责清欠工作的施工队伍管理站站长孙建业说，最近频发的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值得管理部门反思：一是过去开展的各类专项整治措施并没有起到显著效果，还需要加强；二是过去三年清欠工作中总结的经验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必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尽快完善治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有效措施。

　　寒风中那一个个农民工的身影，让记者的心里一直难以平静。如果不是实地探访，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吃着白菜汤泡米饭。 我们在讨论春节去哪里旅游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却盼望着能顺利拿到应得的工钱，能够回家看一看父母，抱一抱孩子，过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大年。

　　在一些城里人的眼里，农民工的身份是卑微的，也正是这种卑微，使得他们根本没有在争取劳动权利方面和用工者对等的权利，我们可能会一遍遍地告诉农民工们，要注意签订劳动合同，要注重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可是你知道吗？能够得到一份工作，对在城市里漂泊的他们已是一种幸运，他们以乡土中最原始的诚信观念执著地相信，用工者不会欺骗他们，年关会给他们工钱。

　　可是到头来很多农民工失望了，他们的失望来自他们根本不了解错综复杂的“潜规则”。在如建筑产业这样的产业链中，他们处于最下层，许多包工头经过上面一层层承包商的利益盘剥，赚取的恰恰是农民工的工钱。因此，让农民工的工钱低些、再低些，甚至是拖欠不给，成为许多包工头不成文的赚钱秘诀。

　　对于各种各样的黑心包工头和施工单位，我们已无法用良心的规劝来让他们知道拖欠农民工工钱的恶劣性。近几年，国家出台了几乎是最严厉的清欠政策，各地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为什么还是无法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一顽症？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欠薪者的违法成本太低，今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明年我照样可以拖欠新一批的农民工工钱！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一个人如果违反了法律或者行业规则，他将受到吊销“入市”资格的处罚，可能面临着永远无法进入这个行业的风险，他将永远地失去这个行业的饭碗。但在国内，尽管一些地方出台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黑名单制度”，但真正执行下来的还是少数。我们见得更多的是，一些企业和单位一方面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另一方面照样承包工程，项目负责人照样升官提拔。

　　要彻底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最重要的是要设计一种市场禁入制度，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企业和项目经理，还有大大小小的包工头，不管他们“转战”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让他们永远不能再进入这一行业，真正砸掉他们的饭碗。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相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至少会比现在少许多。（《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

　　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有劳累，有对各种不公平待遇的抱怨，更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春节到了，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被越来越浓厚的乡愁所取代，过年与团聚成了农民工心里暖暖的精神家园。但在外辛苦一年，回家却并不容易。春节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来到郑州市的几家建筑工地，聊起过年的事，农民工们有着沉甸甸的话题，有一笔沉甸甸的经济账。

　　郑东新区一个建筑工地的王东来郑州打工已有十多年了。他的老家在嵩县德亭乡一个偏僻而又贫困的山村里。多年来，他转过郑州数个建筑工地，从一个干体力活的苦力逐步变成了掌握一定建筑技术的“技工”，工资也从当初的600元上升到现在的1200元。他的老婆在一家物业公司做清洁工，月工资450元。

　　说起过年，王东的神情显得有点凄然。他说，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春节谁不想回家和老人孩子团聚团聚。“这几年每逢春节，为筹措资金，购买车票，俺两口子都要盘算很久。回老家过年成了一年中最沉重的负担。

　　王东算了一笔详细的家庭收支账：他们月收入1650元。支出：房租每月（含水电费）300元；生活费每月（大多数时间小王在工地吃饭）200元；孩子的学杂费、零花钱等100元；其他杂费150元（三口人一年几乎不添置衣服）。凭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节俭，两口子每月可以积存900元左右。一年中还要给父母寄回2000元的生活费。算下来一年可以节余8000元左右。

　　回家过一次春节的花销有多少呢？王东说，三口人的来回车费大约是300元，给双方老人买年货，过年费每家按300元计，又是600元。春节期间自己家的花费约200元。此外，给近亲的晚辈掏压岁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几项硬支出加起来大概得1600多元，相当于俺两口子一个月的纯收入。要是不回去过年，起码可以节约1000元。可是人不能光为了钱活着，老家上有老，下有小，咱出来打工不就是为了他们吗？想到这，再艰难也要回家过年去！

　　与小王截然不同，28岁的张里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

　　张里的老家在商城县，来郑州打工已有7年。张里说自己有木工手艺，刚开始来郑州的时候，是跟着一个湖北的小老板搞装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自己跳了几次槽，但都没有离开装修这一行。几年来自己每装修完一套新房回到出租屋，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前年，张里的一个老乡在郑州开了一家涮羊肉店，张里就把老婆从老家接来到饭店里当了勤杂工。张里说俺两口子的梦想是勒紧腰带干几年，在郑州买一套小一点的二手房，把户口转过来，落户郑州。为了这个目标，俺一直没有要孩子，也一连几年没回老家过年。

　　张里说，过年留守郑州不仅免除了车马劳顿，还能节约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留守的滋味也不好受。第一年在郑州过春节怕老婆寂寞，节前特地花300多元买了一台旧电视机，还按照老家的风俗置办了一些年货。年三十晚上两口子围着被子看电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已是初一的早晨。屋里没有暖气，也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坐在那里冷得不行。看着房间里残破而又简单的家当，鼻子一酸就要掉下泪来。

　　为了让老婆开心，我跑到自助银行取了400元钱，拉老婆去逛商场。几家大商场逐一逛过来，商场里的人流就像赶庙会，看着城里人笑逐颜开地购物，自卑得俺心里难受。相比之下，俺口袋里的那点钱是多么的寒酸。转了一天，口袋里的钱捏出了汗也没舍得花出去。

　　王东和张里的年关处境，是千百万农民工的缩影。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喻新安告诉记者，农民工，是一个特别需要关爱的困难群体。他们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着最低的工资、过着贫寒的生活。关爱农民工既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訾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