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祭拜河神讨薪的画外音

农民工祭拜河神讨薪的画外音 其实哥拜的真不是河神，是心中的无奈和凄凉。
在郑州北郊花园口景区门口有尊河神将军塑像，昨日，有30多名农民工代表在这个塑像前焚香杀鸡祭拜。他们想让河神显灵，帮他们讨薪成功，回家种秋 
祭拜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叫毛国军。他说，这30多人都是农民工代表，他们此举是乞求河神显灵，帮他们拿到被拖欠的675万元工钱，回家种秋。
毛国军表示，2005年至2007年，他带领60多名农民工，跟着开封市建立水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做黄河大堤原阳段、桩号为103+829至106+600“放淤加固工程”。而这个工程，是从中标单位河南省新乡黄河工程局转包的。“这个工程于2007年1月竣工，但到现在，还拖欠着我们675万元工钱没给。”
而开封建立原负责人赵武群说：“的确拖欠农民工工资600多万元，这主要是因为河南中建提取了33%的管理费。按照国家规定，管理费不能超过3.5%，每一笔资金到位后河南中建都要提钱，所以导致后面的资金链断裂。河南中建还不让公开他们提取33%管理费的这个合同，到现在 ，河南中建还差我们160多万元，农民工工资600多万元。”
河南中建公司经理蔡松强则告诉记者：“上个月，（新乡市）中院判决刚刚下来，但好像是中止诉讼。本来，我们打算把钱给他们，但既然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就只有按法院判决执行了。”
这一笔涉及600多万元拖了3年的糊涂账，最终把几十名农民工深度套牢。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求助“河神将军”。然而通常来讲，河神只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哪管得了这人间的人为制造的“烂事”！你就是焚再多的香，叩再多的头，只因超越了他的“权限”和能力，想必最终也是无功而返的。
但是农民工一定早知道这个理。所以他们在讨要无果的情况下，也按照法律常识走了诉讼程序。然而搬出法律照样难以解决，你让他们怎么办？如果上街去“散步”，或者去政府大院下跪，更甚或去上演“跳楼秀”、“自焚秀”之类，过往的同类先例早已明示未必会有好果子吃，弄不好还会落个破坏“维稳”的罪名。于是这些知法守法的农民工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去祭拜河神。
因为相关的欠薪方都振振有辞，而相关法院迄今又没有站在支持依法维权的农民工这一边的迹象；那么为农民工申张正义的重任似乎真的只有落在“河神”身上了。想来百姓们平常也没少供奉香火，今有急难再祭于前，按照天道常情，“河神大人”实有干预一下的必要，相信那些无助的凡间草民的心底确是抱有几分这样的念想的。
然而河神在那里挺立，但他毕竟只是块石头。即使石头有知，会否被供奉者们的痴心所打动，能够找到肯定答案亦是前无古例。那么农民工们拜的什么？是苦盼金石为开，还是奢望太阳西出？他们自己肯定也不清楚。
但他们还是拜了，且虔诚不已。即使明知是无用功，他们还是要拜，焚香杀鸡，叩首如捣蒜。毫无疑问，权益被践踏到走投无路的这些农民工们，不得不采取被身处高端的人们所耻笑的愚昧方式，实则是在充分行使他们仅剩的一点自由，借用此举发出着无助无奈的控诉，并祈祷苍天有灵。
想必对于这一幕，河神亦不忍观之！
看到这一幕行为艺术式的民工讨薪，不由想起了西门豹治邺之时，除害废除河伯娶妇陋习的故事，而此河伯就是河神。祭拜河神讨薪的民工，正是为了讨要黄河大堤“放淤加固工程”的工资。从神话人物的角度来看，河神掌管黄河大权，而加固大堤就是为了保护黄河，民工拜河神也自有道理。只是，河神毕竟是虚构的神话人物，徒有虚名罢了，起不到啥作用。而民工拜神也不过是一个幌子，希冀用另类的方式，由媒体曝光而引起公众的注意力，进而给欠薪方和政府相关部门施压，早点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资。
从工程竣工期2007年1月来算，675万元工钱被拖欠近四年。60多位农民工平均每人被拖欠10多万元的工资。按说，现在谁都知道，正常应该是走司法途径，寻求解决欠薪纠纷的问题。而事实上，农民工也正是先诉诸司法，于2009年1月份，就将欠薪方开封建立和河南中建告到了新乡市中院，但直到现在，只开了两次庭，还没宣判。历经接近两年的时间，还没有做出司法判决，可想而知，通过司法途径讨薪的难度有多大！
虽然上至中央，下到各地政府，已经发了无数文件，要求大力清算民工欠薪，然而沉疴依旧。究其欠薪难除的根本，就在于司法乏力，民工维权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太高，欠薪方遭受处罚的几率则过小。司法无力的后果，是在变相鼓励纵容资方的欠薪行为，致使欠薪之风越演越烈。
民工不信司法转拜河神的荒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嘲讽。如果不是对司法失去信心，陷入维权乏力的无奈境地，有谁愿意去拜求虚幻缥缈的神灵？而民工拜神故事的发展，估计也不会脱离旧毂，将由某位领导出面干预做批示，民工拿到欠薪，资方不予追究责任，落得个皆大欢喜。然而，这依然是在走清官而不是司法的道路，如此一来，民工其实不用再拜河神了，倒应该拜拜西门豹才是！
理论上讲，农民工讨薪有很多路径，劳动部门的介入，工会组织的关注，司法力量的救济，等等，“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一些具体案例中，这些路径也确实曾发挥过作用。然而，这些路径毕竟属于“事后补救”，只有在发生欠薪之后才能提供某种补救的可能。在实践中，既没能对恶意欠薪起到预先防范的效果，也没能在事发后形成制度化的规训和惩戒，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措施和路径。
事实上，河南这些拜河神的农民工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其他讨薪途径，然而，漫长的等待、无休止的静默，已经使得这些人精疲力尽、无计可施。或许，祭拜一下河神，经由新闻媒体报道后，或可有峰回路转的可能。如果说，河神显灵，还不如说是舆情显灵。
众所周知，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多半是脏活累活体力活，工作环境艰苦，收入却相当微薄，这个弱势群体要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动报偿，却经常需要集体乞讨甚至以命相拼，在得到“上级批示”之后，工资才有望得到解决，其间种种怪状，实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毒瘤。被视为“支柱产业”的建筑行业，投资动辄以数千万计，理应“不差钱”，而我们看到，拖欠农民工工资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行业，在层层转包雁过拔毛之后，究竟谁给农民工发工资就成了一本互相踢皮球的烂账，身处最底层的农民工那点少得可怜的权益，一次又一次被无所顾忌地践踏与牺牲。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些农民工既然拜了河神，总得有号称“父母官”的出来给他们做个主。但是下一次如果又有单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拜河神这招还灵不灵？想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满天神佛多不胜数，一个一个拜过去，总有灵验的吧。只是为了拿个工资就得这么拜天拜地，丢的是谁的脸，伤的又是谁的心！
“乞求河神讨薪” 对农民工自身来说，自然是绝望的表现，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利益诉求渠道遭到了严重的阻塞。必须看到，在“乞求河神讨薪”上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农民工在社会上究竟拥有多大程度的话语权?从表面看，有没有话语权是指一个人、一个群体能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质则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能否有效地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重要标志。我们不应用旁观者的姿态对待，应站在权益维护和尊严保障的高度来看待“乞求河神讨薪”。而最重要的的追问是：社会究竟给了农民多少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渠道?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让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话语权。但是，“乞求河神讨薪”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奢望，最起码就农民工群体来说。农民工的讨薪苦难看似属于个体，实则是整个社会权利救济机制缺位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绝不是农民工群体的“穿越”，而是对社会现实的辛辣嘲讽，是公民权利匮乏的真实写照，更表明他们的表利益达渠道和空间正在被压缩。当“乞求河神讨薪”被社会当成新闻来“消费”时，这难道不恰恰是农民工表达空间被压缩的明证吗?
学者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开篇就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表述农民的生存边缘位置：他们长久地处于一种“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即使是细波微澜也会导致灭顶之灾。对农民工来说，同样如此，当他们的付出换不来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时，“乞求河神讨薪”就出现了，更多的则是采用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爬吊塔讨薪等等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存就在于那一点点的工资，而这种要求得不到实现和满足，就意味着“灭顶之灾”的到来。他们的承受力太弱了，可残酷的社会却一再挑战他们的忍耐极限，“乞求河神讨薪”就是明证。
更进一步说，“乞求河神讨薪”未尝不是社会怨恨的一个符号。社会学者舍勒提出了一条关于怨恨的社会学定律：“一个群体的政治、法律或者传统的地位与其实际的权力，越是不一致，则怨恨扩散的心理动力就越强”。 简单地说，在公共领域作为自主的参与者获得社会性的自我实现，必须以基本的权利保障为基础。反之，个人自尊屡受侵害，必然满腹怨恨。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如果他们的利益表达不能借助于圆桌政治来实现，他们就有可能选择街头政治等极端的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为社会冲突孕育能量。
这一背景下，拜神讨薪看上去如此悲壮苍凉，一如滔滔黄河水。不敬法律敬河神，这是法律之耻权力之耻，是经济飞速发展而贫富日益分化的社会里不可抹去的一道创痕。
这些年来，劳动者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件不少，劳动者面对企业老板的强权奋起抗争的情况也不少，可法律什么时候真正给他们当过保护伞呢？所以，当法律都无法保佑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伸张之时，蕴藏于农民思想观念中“不信法律拜鬼神”的朴素诉求便以一种特殊的方法表达出来。或许“拜神讨薪”的做法会被人们嘲笑为“愚昧无知”，但当弱势群体的意志与愿望投诉无门的时候，以“拜神讨薪”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绝望情绪到了极点的无助与无奈，这种只有在不文明社会里才能出现的场景，在文明社会程度很高的现实社会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