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的政治遗产（二）_《凤凰周刊》郑东阳_凤凰博报

发表于 2009-04-09 10:18:10
 

《凤凰周刊》2009年第9期 总322期 3月25日出版
接上篇：蒋经国的政治遗产（一）
【汪洋中的一条船】
“总统，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政治参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二时，睡梦中的蒋经国被侍从摇醒。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宣读卡特致蒋经国的信：台北时间16日上午10时，也就是7个多小时以后，卡特将宣布美国与新中国自次年1月1日起，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蒋经国大发雷霆，痛骂卡特不讲信义：“我跟你美国是这么亲密朋友，怎么可以七个半小时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此刻就要宣布。”蒋经国当天清晨即发表公开谈话。
一度沉寂的岛内言论伺机而起，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此时的党外人士受1977年“中坜事件”许信良胜选的鼓舞，蒋经国的决定让他们感到“无法生存”的危机感。岛内党外人士携中坜余威，组成联合战线，《美丽岛》杂志成为党外人士的变相机构。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几乎所有《美丽岛》杂志社的核心干部都受到“军法大审”，岛内民愤激扬。
刚刚就任“总统”不到七个月的蒋经国遇到空前的执政危机。
20年前，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曾对蒋氏父子的统治发起挑战，民间一片叫好。在蒋经国主导下，思想对战首先发起，特务控制紧随其后，军法制裁奠定胜局。1960年，雷震被捕。雷案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李敖判刑，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台湾进入“沉默的十年”。
再次遇到危机的蒋经国深知，对雷震、李敖等一小撮外省籍异议分子的手段，已无法用于本省人风起云涌的政治诉求，“镇压”不是办法，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
早在迁台之前，蒋介石就曾致电省主席陈诚，要他多选拔素质高的台湾人担任要职，以化解“二二八”所造成的仇恨。但“口惠而实不至”，直到1962年11月的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才有2名台籍人士进入中常会。
1975年，蒋经国就任国民党主席，为了让台籍人士进入体制内发展，尽量不让体制外精英从事反政府活动，国民党中常委由20人增加到22名，台湾人由3人增为5人；中央委员由98人增为128人，台湾人从7人增加到23名。
在黄文雄向蒋经国开枪的第二年，他的康奈尔大学校友、台湾本省人李登辉，因农业问题被蒋经国当面咨询后，受邀加入国民党，第三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成了李登辉迈入政坛快速通道的起点。
与李登辉一起走上飞黄腾达之路的本省籍政治菁英还有林港详、吴伯雄、陈正雄等人。李登辉这批第三梯队的本土干部，因善于演讲表达，被本地人称为“吹台青”（会吹牛的台湾青年）。
“吹台青”毕竟是党体制内的解决方法，只是部分解决了精英的政治上升通道，无法根本解决本省人和普通外省人的政治权力要求。
而且即便是这场“吹台青”运动，蒋经国还是放不下“大陆人为主、台湾人为辅”的原则，对台湾人开放地方政权，中央则只开放次部门。同时，这些本土精英必须遵守国民党党内的规定，采用严格“梯队”培养。
若有人耐不住论资排辈的煎熬，很容易就会与党离心离德，与日后苏共叛逆叶利钦颇为相似的许信良就是其中一个。
本省籍的许信良很早就被国民党刻意栽培。1973年，在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李焕的推荐下，许信良获中国国民党提名参选台湾省议员并顺利当选，被列为党内“第三梯队”。
但许信良经常拒绝执行党的政策，公开批评与反对当局的多项提案。1977年11月，因未获省党部提名，许信良不顾国民党多次警告，回到家乡桃园脱党参选桃园县长。选举中，国民党涉嫌作弊被选民抓赃，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高达２万之众，他们焚毁了中坜市（桃园县的城区）警察局，烧毁镇暴车、摩托车数十台。最终，许信良高票当选桃园县长，也因此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受中坜事件鼓舞，党外声势上升，接下来又爆发了 “美丽岛事件”。
尽管美丽岛案几乎将党外运动核心人物一网打尽，但审判过程中媒体连番累牍的报道，更使国民党声名扫地。
蒋经国执政以来，台湾最值得炫耀是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这“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情治”还有“经济的高增长率”。 但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新生代选民却根本不买“生活比过去更富裕”的账，将政治改革热情灌注于选举，再不能容忍国民党的“选举威权”。
此时的国民党，在日益高涨的党外运动风潮中，像汪洋中一条破损的大船。
【从逆势独夫到顺势英雄】
1986年9月28日，在一直是蒋经国接待外国政要“国宾馆”的台北圆山饭店内，刚刚被选为主席的游锡堃用颤抖的声音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数天前，蒋经国表示要解除已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消息传出，生恐万一蒋经国意外，形势或许急转直下的党外人士，急不可耐地匆忙组党。
情治部门立即向蒋经国呈上公然非法組党的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深知此为大势所趋，淡淡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完成这一步观念的跨越，蒋经国用了2年时间。
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刘宜良）在美国被枪杀，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并对新闻界披露：此系台湾情治人员所为，蒋孝武难逃干系。全世界舆论立即指向蒋经国父子。
尽管几年前，蒋孝武在其第一任妻子汪长诗负气出走时，蒋经国派人拦下飞机，蒋孝武竟拔枪命令飞机起飞的粗野鲁莽，让蒋经国深感此儿不堪继任大统，但多年来，蒋孝武一直按照接班人的路数在培养。
但江南命案彻底让政权父子相传的可能被击得粉碎。
美国官方称，“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绝不能容忍。”这是蒋经国第二次被美国人敲打。
1953年，蒋经国第一次踏上美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告诉蒋经国，他听了一些美国驻台湾代表说，蒋将军的手段“有点厉害。”当翻译未将此意传达给蒋经国后，杜勒斯又重复强调一次，并指明是蒋在在处理安全事务上的手段，他建议在美国实地考察一下人权经验。
蒋经国听后只是喃喃自语，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他知道了。
那时的蒋经国对美式民主那套颇不以为然，但江南命案的千夫所指，使蒋经国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另一种选择。
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martial 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蒋经国深知，身负“独裁者二世”及“外来政权”双重原罪，若不行宪政，即使他比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后留下一个守成的独裁者的名声都极难。
近在身边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斯的垮台、数任韩国独裁者的下场，迫使蒋经国在最后的时光为身后之世做出重大调整和安排。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受《华邮》董事长葛兰母夫人和《新闻周刊》编辑简洁贤等人就民进党成立的采访时说：“我不认为（反对党）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一直在时势的挤压下被迫让步的蒋经国，开始转而推动时势。开放党禁、报禁，令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干脆点题道：“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于是，生怕错过蒋经国这个突然历史推动时刻的民主进步党在匆忙诞生。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在殚精竭虑半生，蒋经国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之举，完成了由被时势和潮流推动，到转而推动时势潮流的转折，也完成了从独夫到英雄的跨越。
蒋经国是个从未有过民主社会经验的人物，他不可能知晓自己从魔瓶中释放出的民主会塑造怎样的台湾，那个幽灵不可遏制、也无法再收回，是留给身后的人们用更长时间来完善实践的巨大历史遗产。
蒋经国在公共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马英九一直在他身边揪心地盯着他，15年后，马英九在《蒋经国时代的启示》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20年后，马英九大选中击败民进党，为蒋经国那句“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赋予更深意味的诠释。
1996年5月，为纪念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新闻业殉职者，人们在华盛顿勒石立碑，江南是名列此碑的唯一华人。
因《蒋经国传》殉身的江南，曾在书中评价蒋经国是“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
这位姓名被刻入纪念碑的历史推动者，大约想不到，因他的死而触动的蒋经国，也会成为一位历史的推动者。只是蒋经国的名字没有留在类似的纪念碑上。
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20年来，仅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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