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妓女改造纪实及感悟_小姜的凤凰巢_凤凰博报

新中国妓女改造纪实及感悟

2010-08-11 2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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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妓女改造纪实

　　 新生的人民政权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建国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果断地关闭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获得解放的受害女性中，有许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姐妹。在旧中国，外国妓院通常被叫做“外国堂子”———这些由外国妓女组成的妓院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其中以上海数量最多。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在上世纪30年代的粗略估计，当时上海的外国妓女有可能达万人之多。中国的外国妓女分为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各国)妓女、东洋(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类，她们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后，英美等国为便于对中国的入侵和剥削，强行在上海划定租界，并在黄浦江边建立了许多外轮码头。随着进出上海外轮的增加，一些以外国水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洋妓女也来到上海，她们在码头附近租赁房屋，开设妓院。上海人根本搞不清她们的国籍，干脆把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妓女统称为“西域葡萄”。

　　后来，“白奴贩子”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洋妓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地勾引纯真的女性，将大量犹太少女、罗马尼亚姑娘和美国女人拐卖贩运来华。仅在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名各国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备受摧残。东洋妓女沦为日本军妓,明治维新之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中日甲午战争后，涌入上海的日侨激增，东洋妓院和妓女的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数百人之多。日本妓女逐渐成了在华外国妓女的主力。

　　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密布的东洋妓院已成为上海邢家木桥、虬江路一带的独特“景色”。上海的日侨还专门建造了一个叫“东和馆”的歌舞伎馆。考虑到日本歌舞伎一年中仅来上海几次，“东和馆”被设计为多功能建筑：它的中间是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剧场，四周是相互隔离的单间。如有大型演出时，单间的门就全部打开，成为看戏的包厢；平时则关上门出租给日本妓女作妓院用。日本妓女的泛滥引起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反感，一些士绅更是指出：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日军大量增兵上海，为了稳定军心，上海的东洋妓女常被带入日军军营“慰安”士兵。同时，日军也允许士兵在节假日赴东洋妓院，所以上海人常把东洋妓院叫做“军妓院”。1945年日军战败后，在华的日本妓女多被遣送回国，东洋妓院也随之在中国销声匿迹，但仍有一些日本妓女滞留上海，四处流窜谋生。白俄妓女成为在华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大批白俄难民转道中国东北南下上海。他们中除了很少一部分略通英文，可在欧洲人开设的公司里寻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苟且偷生，一些白俄妇女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到欧洲人开设的酒吧做陪酒女郎，到舞厅做舞女。由于雇主的苛刻，她们的收入甚微，那些原来在本国生活条件不错的白俄妇女心情不畅，精神压抑，很多人为解愁而染上了烟瘾、毒瘾，其中不少人为了支付生活开销而从事公开或半公开的卖淫活动。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受影响最大的是餐饮业和娱乐业，不少舞厅相继关闭，大量白俄吧女和舞女为生存只得改行当妓女。在上海发行的俄文报纸曾报道称，在当时的黄浦路、百老汇路、南京路以及外滩，到处都是睁大眼睛、猎取嫖客的白俄姑娘。

　　1935年2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国际联盟呈递了一份关于上海白俄妓女的报告，称当时秘密卖淫的白俄妇女共有1300名；偶有卖淫者约有145名，其中80％为本地酒馆所雇的舞女，最年轻的仅有16岁。白俄妓女成为当时在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各国侨民纷纷逃亡，白俄妓女失去了主要客户，数量大为减少。日本投降后，大批美军进驻上海，这些常年在外征战的美国大兵迫切需要异性的“安慰”，结果带动了在沪外国娼妓业的繁荣，大批白俄女子又重新干起了妓女这一行。人民政府让外国妓女“从鬼变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滞留在中国的外国妓女，尤其是白俄妓女仍在继续从事色情交易。在这股不良风气影响下，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大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于是，新中国开展了改造妓女的运动。由于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封存了外国妓女的资料，以保护她们的隐私，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被改造的外国妓女的具体数量，但改造的结果相当成功。

     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的南市、落马湖，上海的会乐里、四马路等地都有外国妓女的踪迹。她们的生活境遇大不相同，但无论是上等妓院中的锦衣玉食，还是暗娼土娼的任人蹂躏，都摆脱不了被凌辱的命运。因此，尽管她们不是中国公民，但人民政府仍把解救这些外国姐妹当成了自己的责任。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其中就包括少量外国妓女。随后，上海、天津等地也采取了类似行动，清理了妓院，随后开始解救改造妓女。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外国妓女一视同仁，不惜代价治疗她们的性病，教她们学技术，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的能力，使她们产生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勇气。据当时的一位妓女回忆：她们这些姐妹中有很多白俄女人，她们都参加了人民政府举办的学习班。政府一边给她们治病，一边组织她们学习。治好病的姐妹，有家人的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错，当时就有一批白俄姐妹被送回国。没有家人的，政府组织她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她和其他一些白俄姐妹就是那时来到新疆的，后来还在那里组织起了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946年春夏之际，刚成立半年的大连市人民自治政府发起了“禁三害”运动，尤值一提的是，大连在全中国第一个举起了禁娼的旗帜，比起建国后始于北京、上海并随后在全中国范围里开始的大规模妓女改造运动，大连地区整整早了四年之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滞留在中国的外国妓女，尤其是白俄妓女仍在继续从事色情交易。在这股不良风气影响下，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大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于是，新中国开展了改造妓女的运动。由于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封存了外国妓女的资料，以保护她们的隐私，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被改造的外国妓女的具体数量，但改造的结果相当成功。

　　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的南市、落马湖，上海的会乐里、四马路等地都有外国妓女的踪迹。她们的生活境遇大不相同，但无论是上等妓院中的锦衣玉食，还是暗娼土娼的任人蹂躏，都摆脱不了被凌辱的命运。因此，尽管她们不是中国公民，但人民政府仍把解救这些外国姐妹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其中就包括少量外国妓女。随后，上海、天津等地也采取了类似行动，清理了妓院，随后开始解救改造妓女。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外国妓女一视同仁，不惜代价治疗她们的性病，教她们学技术，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的能力，使她们产生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勇气。据当时的一位妓女回忆：她们这些姐妹中有很多白俄女人，她们都参加了人民政府举办的学习班。政府一边给她们治病，一边组织她们学习。治好病的姐妹，有家人的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错，当时就有一批白俄姐妹被送回国。没有家人的，政府组织她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她和其他一些白俄姐妹就是那时来到新疆的，后来还在那里组织起了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仅上海一地就有7000多名妓女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就有一些外国妓女。这样的成就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注意，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华取经，仅上海妇女教养所就接待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

感悟：

“妓女”不是应该遭到歧视的社会标签，大量的性工作者暴漏的是社会发展环境的问题。新中国改造妓女的历史值得称赞和肯定，时值当下这种现象并未消失，环顾城市内外，浮华四周大大小小的桑拿城、按摩中心让人困惑。那时候要“从良”，得给他们饭碗，现在不是一份基本工作的问题，更不是“从良”的问题，极大的贫富差距让她们变得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