孺子牛散议:钱学森为何欣赏加州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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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3 雷振岳
近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文章说,他在上世纪30年代去美国,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一年就以拔尖的成绩拿下了硕士学位,但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后来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在加州理工,只有思维创新,没有权威垄断;只有不断跋涉,没有停止懈怠;只有发散思维,没有人云亦云;只有激励鼓舞,没有压制压抑,没有“学术行政化”的畸形思维,没有行政化的制约和论资排辈的无形捆绑。所以,钱学森才如鱼得水,大开眼界,思想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晚年还对青年时代的这种创新环境念念不忘。
钱学森说“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也许由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许由于制度约束的原因,我们的创新口号提得非常响亮,各种花钱很多的“创新工程”不断上马,可看看我们的学术成果和创新氛围,惭愧得很啊。直到今天,标新立异者仍然会被认为是愣头青,倾家荡产搞创造的“草根发明家”总会被社会认为是疯子。我们的学术发展总喜欢在“重复性圈子”中徘徊,总喜欢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总喜欢趋炎附势。只要领导说不行、不喜欢,所谓的创新就会成为另类,成为妖魔,甚至会被判定为不务正业。这种阴沉、闭塞的学术空气将年青人原本生龙活虎、棱角分明的学术个性打磨得无比光滑,继而久之成了“学术油子”,该说的创新观点不敢说,该冒尖的言语不愿说,长此以往,成文四平八稳的“学术混混主义”,创新精神从何而来呢?钱老的感慨是很有道理的。
要想让钱老的愿望得到落实,那就必须对现行的大学管理制度和学术发展制度进行革故鼎新的创新和颠覆。既然论资排辈成了拦路虎,我们就应该创设让愣头青崭露头角的机会和机遇,既然行政化管理成了思想创新的桎梏,我们就应该打破学术发展的“行政崇拜”,让学术管理和学术考核回归规律,回归学者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中;既然“学术老好好”是不少人的学术性格,我们就应该大力、大胆提拔那些另类者充当我们的学术带头人,以期引领敢说话、敢讲话、敢于标新立异的学术新风。这就是温家宝强调的,“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钻研、更加自主地探索”。
当然,改变这些现状,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制度改革和艰难推进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一种学术危机感,早日将科技创新和学术创新纳入日程,纳入改革议程,用我们的真心、信心和决心,拯救学术萎靡不振的现状,注入一针令人欣慰的兴奋剂。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