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逝世后为何备极哀荣？

11月6日，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自钱老10月31日去世之日起，全国各界到北京为其送行的络绎不绝。而昨天，对钱学森逝世的哀悼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据新华社报道，在京中共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悉数出席，中国退休高层少数未参加送别仪式的、因公差在外的或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哀悼和慰问之意。据笔者所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一名位阶并不甚高的虚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规格最高的追悼活动，其隆重程度虽无“国葬”之名、却拥“国葬”之实。钱学森归国后历任技术领导人、国务院部委副职以及解放军总装备部高级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但很显然，这些都不是其死后备极哀荣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能够让钱老享受如此顶级殊荣的理由，同时也是国家高层希望通过此次“破格”的追悼仪式向公众表达的信息。

首先，钱学森不仅是一位学术造诣极高的科学大师，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中影响最大和功勋最为卓著的人民科学家，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钱学森作出的科学和技术贡献要放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上来看，才能充分地估量出其对中国、对中国人的“伟大”意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内弱外患，美国等北约阵营长期对中国进行封锁，并进行军事滋扰，中国背靠苏联，开始了艰苦的建设和发展历程，50年代末以后，苏联停止对中国进行援助，中国自此开始独立谋求发展。但即使在与苏联关系最密切的“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中国在一些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技术上，是无法得到外援，只能自力更生的，其中就包括了航天、火箭和导弹技术。钱学森在航天、火箭和导弹技术方面的贡献，为中国在建国初期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抵制外辱，保持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于钱学森的贡献，公众只能借助外界公开的抽象报道了解到；此次中国高层为其举行最高规格的葬仪，进一步印证了钱的贡献并非浪得虚名，而是的确对中国的战略安全、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钱学森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高层集体为钱老送灵，是想借此表达对钱老科学技术贡献的充分肯定和表彰，表达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对科学人才的尊重，表达中国发展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决心。

其次，钱学森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的选择不像某些人口若悬河表达的那样神乎其神却漫无边际，也不像某些人出于引人注目、产生轰动效应的需要宣传报道的那样过甚其辞，他的爱国发乎情，落于实，体现了一个中国人对祖国最本真、最质朴的爱，体现了为了祖国义无反顾抛弃一切的精神情操。在辗转回国之前，他已经功成名就，与其老师冯·卡门并驾齐驱成为航空和航天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并以“工程控制论”为标志实质上超越了其老师的成就，他还担任了教授职务以及美国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火箭研究。他真的是甘于抛弃在海外优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回到苦难深重中国。不仅如此，他还受到美国极右翼势力的公开威胁，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对外叫嚣：“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们将他软禁起来，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但他归国的意志毫不动摇，最终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重回祖国的怀抱，投身到“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的伟大事业。

钱学森在其岗位上穷尽其一生智慧，而且很多时候是在不为人知的隐秘状态。他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的航天、导弹和火箭技术，为今天中国在空间和导弹技术方面在世界上成为重要一极、在外交和国际交往中占据有利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钱学森的爱国精神在当代也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为爱国作为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最基本的因子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没有爱国，就不会结束中国被侵略的历史；没有爱国，奢谈中国的未来发展是无意义的。表彰爱国者，是在当代凝聚中国人的人心，开辟现代化未来的内在需要。高层集体为钱老送灵，也是要表达对一位伟大爱国者的敬意，表达对爱国主义的推崇，表达爱国主义永不过时的鲜明信息。

第三，对钱学森举行极一时之盛的葬仪，是展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腐败堕落日益盛行、有丧失民望危险的共产党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的契机。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难免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会错误决策，影响共产党的形象。但真正的危机在于，党的肌体已经被一群贪污受贿、生活堕落、官贼勾结、结党营私、极尽贪欲本能、丧失理想信念的害群之马严重侵害了，官民对立在部分地方十分突出。陈良宇案、重庆打黑案、逯军案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特别是某些党员“自觉”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某些特殊势力、某些老板称兄道弟、沆瀣一气，与人民为敌。

钱学森不仅是位伟大的科学家和爱国者，同时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他对成为党员不像很多人那样的虚情假意和消极作伪。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昨天新华社的报道中，对钱学森作为党员做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之所以如此，意在凸显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中国领导层也是在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举行隆重葬礼。这个党员在党内并无任何显著的地位，按理难以得到如此“格外”眷顾。

但这个党员又不是个“普通”的党员，因为他具有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忠贞的爱国信念，做出的贡献改变了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对他的死的隆重悼念，凸显党内尚有这些具有优秀品质、才能和良心的党员存在，支撑着党的生命。唯有这样的党员越来越多，中国才能避免黄宗羲定律阴魂不散。高层集体为钱老送灵，实际上表现了对自身在迈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焦虑和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