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与破坏力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0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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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感觉自己强大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建筑物来确认这种力量。航母，就是这样一个适时的梦想物。第十五期《三联生活周刊》有题为“中国海军与蓝色文明”的专题，梳理六十年海军的成长史，通过专家之口解析中国人的航母梦，张召忠少将给出的发展航母理由是：“还不能完全保卫中国传统海疆线的主权，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中还有一半存在争议，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怀抱”。
尽管西方有百年海军的说法，但对于中国而言，航母的出世或许指日可待。倾国之力集中于需要的某一个点上，中国会让世界一次次领教制造奇迹的能量。
另一位海军少将赵登平指出，“北洋水师真正的失败，实际是缘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软弱无能和军事上的消极避战。”似乎强硬就能取胜，他或许不愿重复“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但大家都明白，力量才是决定胜败的唯一理由。只不过，对力量有不同的看法罢了。
南京大屠杀是现代中国失败的标志性事件，这块隐伏于中国人心头的伤疤，活跃而敏感。从失败中能看到什么？4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以53页的篇幅推出了专题“生死之城，生死之问”，以陆川执导的影片《南京！南京！》为由头，企图破解中日关系的死结，引导中国人走出历史记忆，向当代日本学习。编者认可陆川的见解：“战争是什么？就是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中国失败的根源在于文化的溃败——也就是由自我确认力量的消失所导致的自信心的缺失。“发现自身文化的孱弱是一种更深切的痛！”《读者》原创版第五期桑端的话语可谓中肯。
该片导演责怪四十多岁人历史包袱太重，无法理解其励志片的用心。他表扬80后如何能欣赏自己的呕心之作，并宣示完全可以放心下一代人。我理解这种寻求理解的焦虑，但并不认同其超越历史的宗旨。这部以意为之的影片，缺乏讲述重大历史主题的忠实态度，某种虚假感令人难以忍受。叙述历史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不管你有多么好的心愿。
“国之强大，最终要兑现成民之富足方有意义。”肖锋执笔的《新周刊》社论发人深省：“不折腾百姓的小日子，尊重民众的小目标，焕发民间巨大活力，就会有大机会，这也是国家的大目标。”
但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发育的中国。
一直处于所谓“强国家”传统的统摄之下，从未停止过折腾，而折腾就是发展的代名词，所谓发展就是官员假借政府权力的一次次合法掠夺，以及厚颜无耻占有财富的过程。不断发展理论可以媲美不断斗争理论，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了自发的社会。整个社会由行政力量主宰，除此之外，自发势力无不受到钳制与剿灭。每个人都有拔草的经历，老师指挥幼小的我们，一根根拔掉那些茂盛的野草，留下单调的品种。干净是最有说服力的辞藻。多少年后，我们已经习惯于整齐划一的社会生态。
在这样的管理下，社会的自然演进过程几乎中止。干净、简单，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是这个国家的表面特征，由此产生了中国特有的运动经济以及适应运动、渴望运动的官员。“小政府，大社会”难于出世，就在于政府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政府自足地独立于社会之外，吸取免费养分，发育成恐龙一样的怪兽，掌控着整个国家。
不断有人夸耀中国的政体，说“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绩效上，即促进经济发展和担当道德表率上。”（见赵鼎新先生发表在《南都周刊》题为“中国政体在危机中的优势”的文章）他看见了一连串辉煌的数字，却没有看见背后大地和人的真实处境。一个社会的自然演进或许缓慢，但一定有超出眼下所炫耀的业绩的功效与前景，最重要的是，那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不易被风浪所倾覆。“担当道德表率”显然是溢美之词，想担当与能担当以及担当得起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以目的论，而不以结果论，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式的护丑媚语。
最突出的是信访问题。把信访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似乎有一个潜规则：不管地方政府采取什么办法，只要没有人到北京上访就算合格。这种一票否决制的数字化管理，人为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中国政协副秘书长孙怀山在《半月谈》杂志发表题为“信访工作：重在解决问题，切忌掩盖矛盾”的文章，提出要“允许社会矛盾得到正常显现”，呼吁高层官员“讲实话”， 第十二期《凤凰周刊》卷首语由此指出，“如果官员与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官民之间离心离德，社会的不稳定危机，可能真正到来。”
一些金融官员夸耀这半年股市30%的上涨，是中国经济回暖与信心的象征，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已经为今后的金融灾难埋下了伏笔”，财经评论家张志雄尖锐地批评道：半年来股市出现严重的庄股化趋势，众多“老鼠仓”获利甚丰，中间人和能从银行搞到钱的权贵眉开眼笑。“在完全脱离基本面的情况下，庄家们合力操纵大盘，最后欲罢不能。等待他们的将是巨大的崩溃”。（见第八期《财经》）只向上负责的数字化管理，是依附于权力合伙制的怪胎。老百姓以及社会资源全部置于被支配与被蹂躏的地步。调整或休养生息是折腾得崩溃之际的权宜之计，一旦觉得过了危险关，难以驯服的权力将变本加厉折腾社会，从而引发下一轮更剧烈的社会震荡。
计划力量维持社会表面的生机，而难以预测的破坏力，持续撕毁着社会的道德和信义基础。《南都周刊》所做的“深圳破坏力”专题，可谓实证。除了比亚迪式的破坏性创造外，山寨手机、大芬油画村等，都是畸形追求效率的寻金行动。他们看起来破坏了跨国公司的价格定义权，便宜了消费者，也能诞生一批富人——有一批破坏规则的人分到了一杯金钱羹。这类似于百年前那场义和团暴动，看上去杀了几个洋鬼子，大快人心，到最后吃亏的仍旧是自己。因为它扰乱了脆弱不堪的产权意识，使不守规矩的创业者得到意外的鼓励，动摇的却是整个社会遵守规则的信心。财经评论家吴晓波准确地指出了这种困境：“所谓的智慧、快乐与价值都是可以被量化的，而伦理、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的击穿。”（见《SOHO小报》第三期）
我们已经习惯于乱哄哄起义式的革命与创业了，你方唱罢我登台，最后留下遍地鸡毛。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还是少些为好。
没有社会的自然演进，靠人为推动的所谓发展，最终会摧毁一切生机，整个国家将“重新跌回第三世界”。控制是容易的，但后果将是颠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