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与外交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中，约瑟夫·奈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国的偏好和他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实力。在2004出版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他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国际法则,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
很明显，前面引用的约瑟夫?奈的话语，都谈论的是从塑造多边框架的角度来建立软实力。奈也表示：“如果政策是基于涵盖广泛和规划长远的国家利益之上，就比狭隘和短视的政策更容易吸引人。同样，如果政策要传递的重要价值观为大家共享，政策会更具吸引力。”这意味着，深谋远虑的、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多边场合，还是双边场合，都具有吸引力，具有使国家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的效果。
事实确实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很多国家对中国的欣赏与支持；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中国政府设定的雄心勃勃的节能减排目标以及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的大力投资，同样赢得了世界的敬意。这些政策均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与此相反，小布什时代的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在全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其他发达国家均接受节能减排的责任时，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居然倒行逆施。美国的这一态度严重损害了它在世界人民心中的正面形象，反倒树立起一个目光短浅、自私自利、专横霸道、不负责任的“流氓国家”形象。
在传统的政府间外交之外，一种历史上不大受重视的外交模式——公共外交成为新宠，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一份美国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赢得冷战：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1964年出版）指出：
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目标通过直接和外国的人民接触能够比和它们的政府接触更好地达到，在今天，通过通讯技术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触到其他国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响力的那部分人，从而给他们传达消息，左右他们的态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们采取某些果断的行动。然后，这些团体就有能力对他们的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Mattelart，1978，p.12）
那么，什么是公共外交呢？或许在某些人看来，这个定义问题实在不值一提，他们即便未曾看过严谨的解释，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可惜的是，他们的感觉常常是错的——这些人将民间交流也算作公共外交，殊不知，谈及外交，其主体必然是中央政府。
实际上，公共外交是以信息和语言为主导的外交决策行为,以一国政府机构为主体，以国外民众为对象，是强调外交实施国(主体)与国外民众(受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外交形式。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雷阿隆?威克斯(Rhiannon Vickers)认为,公共外交是国际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兴起的原因在于:
其一,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已失去对信息的垄断权,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压力集团、不同政见者和恐怖分子的网络不断增强,实力正向不同行为体扩散,在一个“多中心”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互动。
其次,相对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等硬实力而言,由于新媒体手段不断涌现,各国民众参与国际关系的兴趣渐浓,迫切希望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和政策结果,世界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体系中软实力的地位也愈来愈被各国看重。
以上两条概括起来，就是新的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崛起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出现。实际上，这两条相互间也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咨询委员会1998年的一份关于公共外交的报告《全球化通讯时代的民众和外交家》指出：
在信息化、民主化、英特网和全球性市场体系时代下,公众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公众通过选举、游行示威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其政府的对外政策。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信息化正是公众在国际政治中崛起的一个重要支撑条件。另外，正是因为公众对于外交政策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所以A国政府可以通过影响B国的公众来间接塑造B国的外交政策。与政府对政府的传统外交形式相比,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是间接的,是“隐形的说服者”,在很大程度上能改变另一国政治生态,促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产出。对这种功能，约瑟夫?奈说得更为明白，他指出,公共外交的价值不仅在于能获取特定时限的目标,而且具有惠及所有国际事务的潜力,是实现一国长期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我们将一国实力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我们就会看到，公共外交同时具有柔性和硬性双重实力效应：
公共外交可为国际互动创造信任机制。公共外交在现代外交政策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主要在于它被视为一种在国外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国外民众展示本国的正面形象,感化国外民众,以对本国形成亲和力。
公共外交为一系列硬性目标的成功铺路,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过去仅仅通过经济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复存在,文化与经济、情感和品牌、惯例与价值观不再分离。国家可借助公共外交这一政治色彩相对较弱的外交形式塑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结构。举例来说，信息、文化交流与经济领导人在私人层面上形成的亲密文化关联,尤其能促进政府间的经济合作,并加强商业部门和国外民众的沟通,使之接触新的信息和教育资讯,催生充满活力的大众消费社会。
从公共外交的硬实力效应中可以看到，实际上它还是通过影响软实力来促进硬实力的发展的。这是由公共外交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共外交的内容是信息传播，这就注定了它只能具有软实力效应，如果说它也能作用于硬实力，那这种作用必然是通过软实力而间接实现的。
对外政策不仅对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受欢迎的程度，进而对该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还直接影响着一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致力于赢取和巩固全球霸权，打造新的世界帝国。但是，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
帝国的角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扮演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义务。如果这一切不能得到回报，就会在内部导致严重的紧张状态。
事实证明贝尔所言不虚：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将要求国会批准拨款834亿美元，用于2009财年剩余时间内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开销。据国会研究服务局统计，如果奥巴马政府这一追加拨款要求得到批准，将使美国这两场战争开销总额达到近１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布什时期，美国就已经在这两场战争中耗资近9000亿美元。关于美国政府发起的这两场战争，2007年的一次美国民意调查显示，有60%的美国人认为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和越战时的反对比例相当。对共和党来说更为糟糕的是，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单边主义政策，不仅让布什自己失去了民众的甚至是共和党内部的支持，更让共和党失去了民心，并在2008年的大选中惨败于民主党。科罗拉多学院教授大卫?亨德里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认为：
其实美国人民无须别人来提醒他们，任何行使不加限制的权力的情况表明一种初期政治病症的危险的信号。对权力的制衡正是我们建国元勋们留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这一思想是我们宪政的中心议题。
这说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违背了本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是很难得到本国民众的一贯支持的。要维系这样一种政策，也就势必需要像小布什所做的那样，挑战政治传统，扩大总统和政府的权力——而这显然就是一种对内政的重大影响。因此，外交不仅具有外部软实力的效应，还具有内部软实力的效应，两方面都是不能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