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讀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易中天：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讀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一 彈冠相慶
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錐心之痛。
不過，認真說來，痛，是後來的事。當時好像不怎麽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個夏天，“戰敗後的廣州，並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沈沈，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1首席指揮官奕山，被欽命“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則優敘的優敘，升官的升官，補缺的補缺，換頂戴的換頂戴，正所謂“彈冠相慶，共沐天恩”。因爲負責這次戰役的奕山，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
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
然而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敗仗，又公然違旨。
奕山的職銜，是“靖逆將軍”。“靖逆將軍”不是“撫遠將軍”。他只能“剿”（消滅英軍），不能“撫”（停戰言和）。道光皇帝給他下達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務使該夷片帆不返”。爲此，皇帝下令調集湘、贛、鄂、桂、滇、黔、蜀七省大軍供其驅使，還慷慨地一次性撥款三百萬兩充作軍費。這次戰役的前敵指揮部也陣容強大：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奕山，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四川提督齊慎，原刑部尚書、現任兩廣總督祁*，一共五位大員。道光皇帝決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見一斑。
可惜事與願違。“英夷”不但沒有被“一鼓蕩平”，清軍反倒一敗塗地；“夷酋”不但沒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親自出面談判，而且開出的價碼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駐紮在廣州城外200裏處。最後的結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開條件，還提前兩天繳清了600萬元的“使費”，總算是從英軍的炮口下“贖”回了廣州城。至於兩國之間恢復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話下。
停戰是違旨的，談判是違旨的，同意通商也是違旨的，賠款就更是喪權辱國，然而卻獲得了嘉獎，天底下哪有這樣的荒唐事體，又哪有這樣的糊塗皇帝？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謊。
就在廣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摺，歷數清軍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戰功”，宣稱擊沈、焚毀英軍輪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戰協定達成9天、英軍退離廣州之後，奕山等人又上一折，聲稱英軍頭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給他們這兩項“恩典”，“英夷”們就“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臺，不敢滋事”。其實所謂“商欠”，就是那600萬元的“贖城費”，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則早是事實，奕山和先期到達的參贊大臣楊芳等人早就默許，不聞不問，只不過道光皇帝還蒙在鼓裏而已。於是，這個冤大頭皇帝便在上諭中“寬宏大量”地說，那些野蠻人（該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現在，天朝已略示薄懲，英夷又作禮乞恩，你們辦事也不容易（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賞還商欠吧！奕山一看謊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聲稱“英夷”聽宣，感恩戴德，“額慶歡忭，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這個結果，雖然離“片帆不返”、“一鼓蕩平”相去甚遠，但“永不滋事”還是皇帝願意聽的，奕山等人豈有不加官進爵之理？
同樣，謊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又豈有不競相撒謊之理？
事實上，在整個鴉片戰爭史上，我們很難找到完全不撒謊的清廷官員和將領。兩廣總督鄧廷楨撒謊，兩江總督伊裏布撒謊，欽差大臣琦善撒謊，參贊大臣楊芳也撒謊。楊芳官居從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戰功赫赫的清代名將，然而一到廣州就撒謊。而且，對英軍作戰毫無“果勇”之處，對皇帝撒謊卻“果勇”得驚人。一隻送照會的小船被手下發炮擊回（純屬誤會），竟被他誇張爲“擊沈英三板船兩隻，擊斷英大兵船主桅一根，擊斃英軍多名”的大勝仗。當然，楊芳的撒謊，和奕山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結果，最敢撒謊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撒謊水平次於奕山的楊芳“革職留任”（原因在於多少講了點真話）；相對誠實的林則徐（基本不撒謊）和琦善（後來才撒謊）處分最重，──林則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斬監候（死緩）。這可真是誰不撒謊誰倒楣！
當然，也有因撒謊而倒楣的。伊裏布就是。不過伊裏布的倒楣，並不是因爲謊言被戳穿，反倒是因爲謊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軍主動撤離舟山，伊裏布不費一兵一卒就“收復”了定海縣城。而且，接收這座空城的，其實只有三個人，──伊裏布的家仆張喜和兩個下級軍官。然而，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伊裏布卻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編造情節。伊裏布說：“我兵丁於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齊抵定海（其實是直到26日才會合集齊開赴舟山），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軍指揮官）即繳納城池，城內各夷立即紛紛退出。我兵整衆入城，登陴看守，並將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其實是26日進城後就先爲爭功而吵架）。鄭國鴻等傳宣恩諭，將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釋令領回（其實是早就被英軍救回），並飭趕緊起碇（其實城中並無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禮，聲稱伊等將城池交獻後，即於初五日全數撤退（其實早就走了）”。這可真是彌天大謊，但編得很“圓”。有時間（還精確到時辰），有地點，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還有細節。其中，我最欣賞的是“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一句。它給人的感覺，是誠非身臨其境者不能寫出，簡直就跟真的一樣。伊裏布如果改行寫小說，水平一定不差。
這當然不由人不信。但這“真實的謊言”卻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裏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複，以觀後效”！
奇怪！伊裏布雖然一派謊言，但好歹總算是“收復了失地”，奕山卻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還倒貼600萬元的“贖城費”。然而兩人卻一個升官一個罷官，這又是爲什麽？
這就必須首先弄清楚：他們爲什麽要撒謊。
二 逼出來的謊話
伊裏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謊的。
伊裏布不是等閒之輩。他血統高貴，其家世可追溯到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慶六年的二甲進士，滿族官員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運亨通，四年間升遷七次；聖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爲看重的四大總督之一（其餘三人是兩江總督陶澍、直總督隸琦善和湖廣總督林則徐），並已由雲貴總督遷任兩江總督，且被看作善於鎮撫邊務之才，在雲南對付“蠻夷”很是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開始和道光皇帝一樣，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著做手腳。相反，在他看來，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由兩江而至浙閩主持軍務，正是他揚名立萬的好機會。
然而一到浙江前線，伊裏布就發現情況不對。不但此時非彼時，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挾堅船利炮渡海東來的“英夷”，和本國的“蠻夷”（雲南少數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連哄帶嚇就能鎮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復定海，就更是談何容易！作爲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封疆大吏，伊裏布以其聰明狡黠很快就意識到，浙江戰事絕無可爲，萬歲爺交給他的任務，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這些話他不能說。不但不能對皇上說，也不能對滿朝文武說。但又不能什麽都不說，什麽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馬虎眼，做小動作。《天朝的崩潰》一書詳盡地記述了伊裏布的這些煞費苦心的小動作。他一方面對皇帝虛與委蛇，一方面和英軍討價還價，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敵方當作同朝官僚來講價錢：“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複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這就簡直等於說：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們兩個私下裏講個價錢，大家都讓點步，也都得點好處，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這就使我想起廣州戰役中大黃窖炮臺守軍將領戰前和英軍的講價：“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沒有炮彈的炮，給皇帝留面子，然後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這一套，萬歲爺也不像想象的那麽好糊弄，其他官員更並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江蘇巡撫裕謙、閩浙總督顔伯燾等人紛紛上奏言兵，京城裏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斷。終於，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詔，免去伊裏布欽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戰最力的江蘇巡撫裕謙接任，“專辦攻剿事宜”！
這下子伊裏布方寸大亂。他知道自己已經失寵，亟欲親手收復定海，以爲補救。碰巧，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英軍居然主動同意撤兵。這樣的大功豈有讓給裕謙之理？於是伊裏布就立即由司令員變成了小說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個故事。按照伊裏布的想法，萬歲爺聽到企盼已久的“捷報”、“佳音”，總應該是“龍心大悅”吧？
誰知這個自以爲是的小動作卻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進剿，早就要你進剿，你他媽的卻遲遲按兵不動，總說時機未到準備不足。現在好嘛，讓這一小股本可“盡數全殲”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裏布不是混蛋是什麽！
對此，茅海建先生總結說：“在其開始，伊裏布還是誠實的。後來奏報與英方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仍爲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摺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後，竟滿紙謊言。”伊裏布自然有伊裏布自己的帳，但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難道不正是謊言的催化劑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伊裏布的撒謊，其實是逼出來的。
楊芳和奕山也一樣。
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皇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麽，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麽別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不像伊裏布，挨到最後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紮穩打步步爲營。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臺淪陷。然而楊芳卻在奏摺裏只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裏遊奕”。然後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佈防，宣稱“可以仰慰聖廑”。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餘裏”是什麽概念？又哪里知道“遊奕”是什麽意思？只是感覺情況尚好，於是在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諭是4月2日發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月18日，英軍便肆虐於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於是，楊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復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只不過“希冀照常貿易”而已。因此不妨“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中，於剿辦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准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佈置，可期計出萬全”。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麽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面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因爲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贏。不同意通商，別無出路。”
於是只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三 一騙到底
相比較而言，奕山的運氣要好得多。當然，他撒謊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廣州就撒謊的。而且，論膽量，比楊芳還大；論水平，比伊裏布還高。奕山和伊裏布一樣，也會編故事，但內容更豐富，情節更生動，文學性和可讀性也更強。和奕山相比，伊裏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做“寫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摺。這道奏摺的背景，前面已經講過，是5月24日英軍進攻廣州，25日全部登陸完畢，當日即佔領越秀山炮台，置廣州城於其野戰軍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軍求和，27日達成停戰協定，31日付清全部賠款。現在要做的，是如何誘使道光皇帝批准已成事實的賠款與通商。
於是奕山編了一個故事。
奕山說，據守城士兵報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內招手，好像有什麽話要說。參將熊瑞探頭一看，見有夷人頭目數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來翻譯詢問。這才知道，這些夷人要求見大將軍，說是“有苦情上訴”。總兵段永福聽了，便大喝一聲道：我天朝堂堂大將軍豈肯見你？“奉命而來，惟知有戰！”該夷目一聽，就摘去軍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仍在地上，望著城牆就行禮。我方翻譯官就下城去問他，說你們這些傢夥抗拒中華，屢肆猖獗，到底有什麽冤抑？原來，英夷是靠通商過日子的。如果不准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那就沒法活了。只因“兩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只好跑到此地來，“求大將軍轉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夷等保證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臺，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這當然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勝敗戰和的關係完全反過來了。賠款求和的敗將成了擺譜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來，惟知有戰！”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強盜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憐兮兮。這可真是從何說起！
但那細節，卻又“真實”得不能再“真實”。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禮”，又是“屏其左右”，又是“盡將兵仗投地”，其間還夾雜著諸如“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喚通事（翻譯）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當然，奕山的“成功”，主要還不在他的謊撒得有多“圓”（伊裏布和楊芳的謊撒得也很“圓”），而在於道光皇帝的心思發生了變化。道光是一個資質平平，胸無大志，只想得過且過（即所謂“守成”）的人。他對這場戰爭，既無必勝的信念，其實也無必勝的要求。他最關心的，是戰爭何時結束（釁端何時可彌）；最擔心的，是不要沒完沒了。因爲那樣太費錢。他曾對伊裏布說：“試問內地之兵民，國家之財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爲條件來結束這場戰爭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還對伊裏布說：“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雄師耶？”從這個意義上講，除了不該賠款外，奕山他們還真沒什麽錯。
那麽，同樣是“設法羈縻”，同樣是“懇請通商”，伊裏布和楊芳怎麽就錯了呢？原來，道光皇帝的底線，除了“志在通商”以外，還有“又稱訴冤”一條。然而“英夷”的表現卻讓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沒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囂張，簡直就是“桀驁不馴”。如此“不識好歹”，豈能不狠狠教訓、迎頭痛剿？所以，伊裏布“收復”失地，他不喜反怒；楊芳奏請“以通商換和平”，他不依不饒。但等到奕山簽訂城下之盟時，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過一回的，也就對付。何況奕山的謊撒得多麽好啊！萬歲爺不是很在意“又稱訴冤”嗎？那就讓該夷好好訴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摺。可見，撒謊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運氣。奕山運氣好，對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謊言畢竟是謊言。“英夷”既然並非是來“申冤訴苦”的，當然不會因此就像奕山說的那樣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們更加囂張倡狂，趾高氣揚。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國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駐華商務總監督”義律被內閣免職（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國新任“全權公使大臣”璞鼎查到達廣東，駐節澳門（同船到達的還有新任遠征軍海軍司令巴加），當日即發出照會，要求重開談判，並聲稱在英方感到滿意之前，英軍將不停止進攻。8月21日，英軍主力果然向北開進，璞鼎查本人也於22日登上戰艦由粵北上，一副戰爭不但沒有結束，而且剛剛開始的架式。
這就離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遠了。奕山的辦法是繼續撒謊。奕山等人說，義律之所以獲罪，是因爲“連年構兵”（事實只好相反，義律被免職，是因爲英國外相巴麥尊認爲他過於“軟弱”和“謙卑”）。義律心懷不滿，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准通商之事告訴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複照，便匆忙“出洋北駛”。這是上了義律的當。義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懇求碼頭，很可能開炮啓釁。戰爭一旦打起來，他就犯了和義律相同的錯誤，義律也就正好“爲己卸職”。好在廣州知府余保純已向“副領事”（其實是秘書）麻恭傳達聖諭，並行勸阻，該麻恭聽宣後也頻頻“點頭稱善”，表示如能中途趕上璞鼎查，“定當遵諭傳知”云云。
這又是連影子都沒有的彌天大謊，然而道光相信。因爲他自己禦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這麽勾心鬥角的。何況在奕山等人的筆下，義律、麻恭等“夷目”無不“情詞恭順”，當然也就不會把這十萬火急的軍情太當回事了。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過關。
事實上奕山他們不撒謊也不行，因爲謊言掩蓋不住真相。於是他們就只好用新的謊言去彌補舊的破綻，然後再用更新的謊言去做手腳。至於這個謊撒到什麽時候是個頭，大約他們心裏也沒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將軍撒一天謊吧！
四 謊言與高調
奕山的謊言騙得了皇上，騙不了他的鄰居。就在廣州城大小官員彈冠相慶的時候，一省之隔的閩浙總督顔伯燾，便出奏彈劾奕山謊報廣州戰況。這一回璞鼎查北上時，顔伯燾也沒有上奕山的當。他並沒有相信奕山的鬼話，也沒有放鬆對英軍的警惕，而是在廈門嚴陣以待。
但即便這個顔伯燾，也同樣是個撒謊的。當然，是在戰敗以後。
廈門戰役可謂慘敗。因爲這一回，清軍是有足夠準備的。1841年2月17日，顔伯燾來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戰備。3月2 日，顔伯燾抵達廈門，便立即著手改造防務。到8月下旬開戰之前，歷時5個月，耗銀150萬兩，終於將廈門建成大清帝國疆域內最強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這個最強大的海防要塞卻不堪一擊。
戰爭是在8月26日打響的。下午1時45分，港內風起浪湧，英艦紛紛起錨進攻。顔伯燾則坐鎮城中，親自指揮廈門島南岸、鼓浪嶼、嶼仔尾守軍“三面兜擊”來犯之敵。經1小時20分鐘炮戰，鼓浪嶼三座清軍炮臺被敵打啞。下午3時45分，即開戰兩個小時後，英軍在廈門本島登陸。15分鐘後，石壁陣地陷落。未久，全島各陣地均告失守。顔伯燾這一回可是親身體驗到什麽叫“灰飛煙滅”了。只不過，“灰飛煙滅”的不是“強虜”，而是他精心構造的防線！
絕望的顔伯燾和興泉永道（管轄興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劉耀椿“同聲一哭”，然後率領文武官員連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軍不費一槍一彈就佔據了廈門城。此戰，清軍戰死總兵1員，副將以下軍官7員，士兵難計其數，英軍則僅戰死1人，傷16人，然而顔伯燾的戰報卻說他擊沈英輪1艘、兵船5艘！
顔伯燾也開始撒謊了。
事實上，廈門戰敗後，顔伯燾“便與其曾彈劾過的奕山之輩同流合污，在謊言中消磨日子”。當然，謊言只是對皇帝、對朝廷說。私下裏，則“暢論英夷船堅炮利，紀律禁嚴，斷非我師所能抵禦”。聽到這話的人都暗中竊笑：他怎麽“前後如出兩人”？
的確是“如出兩人”。因爲顔伯燾原本是唱高調的。
顔伯燾曾是鐵杆的“主剿派”。1941年初，顔伯燾剛剛就任閩浙總督，就和浙江巡撫劉韻珂聯名上奏，要求啓用已被罷免的“鷹派”官員林則徐，“會同伊裏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這等於是指責伊裏布“剿賊不力”。伊裏布是顔伯燾在雲南多年的老上司。顔伯燾如此翻臉不認人，只能解釋爲他對伊裏布按兵不動的“鴿派”傾向不滿，同時也說明他確有一片“忠君報國”之心。這時，他和劉韻珂、裕謙（江蘇巡撫）這些“鷹派”（主剿派）的態度是一致的。同樣，這些“鷹派”官員也都是一片“忠君報國”之心的。
但是，廈門戰役以後，他不再唱高調了，改爲撒謊。不唱高調的原因很簡單。作爲敗軍之將，他比誰都清楚：“英夷”“斷非我師所能抵禦”。但這話不能說，至少不能公開說，不能對皇帝說，對朝廷說，也就只好撒謊。
和顔伯燾相類似的官員將領不在少數。比如接替顔伯燾繼任閩浙總督的廣東巡撫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則徐的密友，一紙彈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滿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調了，還和楊芳一起向英軍妥協。就職閩浙後，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進攻鼓浪嶼，怡良卻陽奉陰違一再敷衍。他對手下說：你們只許嚴防死守，不許貪功挑釁。如果我們這邊開火，“英夷”一定會“撤浙省之兵船來與我對抗”，這樣我們福建就等於是替浙江受禍了。怡良的官職是閩浙總督，浙江也是他的轄地。只因爲浙江軍務此刻不歸他管，便如此以鄰爲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話，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實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裏說：“夷務不可爲，閩事更不可爲，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無如何！”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說說而已。
實際上，幾乎所有親身接觸前方戰事的官員都有一個由“剿”而“撫”、由“鷹派”而“鴿派”的過程。怡良如此，顔伯燾如此，琦善、伊裏布、楊芳、奕山，以及後來出場的耆英、牛鑒，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將軍任上、牛鑒剛剛出任兩江總督時，也都是唱高調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鑒兵敗吳淞後，兩個便變成“主撫派”的頂尖人物了。
對此，茅海建先生有一個總結。他說：“在粵、閩、浙、蘇戰區四省中，負有實際責任的官員都變成了主‘撫’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戰省區也同樣找不到主‘撫’者一樣。”其原因，他認爲是戰區的地方官負有實際責任，由不得他們像非戰區的官員那樣可以不負責任地大唱高調2。我認爲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戰區的地方官身臨其境，比誰都清楚“夷務不可爲”，大清帝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就沒有取勝的希望！
問題是他們誰都不說。因爲誰說誰是“漢奸”，誰說誰是“奸臣”，誰說誰是“賣國賊”！要知道，他們畢竟是帝國時代的人。帝國是一種沒有言論自由的制度。它在每個人的頭腦裏都設定了一個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的程式，也設定了一個保持“輿論一律”的基調。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基調就是：大清帝國是蓋世無雙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湯的，大清軍隊是戰無不勝的，而大清皇帝是永遠聖明的。因此，一切來犯之敵都是應該而且可以“迎頭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國是“天朝上國”，那英吉利則不過“蕞爾島夷”！“夷”已不足畏，何況乎“島夷”？所以，誰要說“夷務不可爲”，那他就必是“漢奸”無疑！
那麽，誰又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於是，不負實際責任的就唱高調，負有責任的就說謊話。可見，謊言與高調，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謊言之前必是高調，高調之後必是謊言。謊言往往是高調逼出來的。由此得出的結論也很簡單：要想杜絕謊言，必先從杜絕高調始！
五 小曲好唱口難開
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劉韻珂這個人物就很有點意思了。
劉韻珂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是個“另類”。他不是滿人，不是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他家境平常，關係不多，既無顯赫家世，也沒有後臺老闆，然而官卻升得很快，14年間（其中包括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撫，成爲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員”。茅海建先生認爲，這是因爲他“辦事結實”又“爲人乖巧”3。辦事結實，皇帝欣賞；爲人乖巧，同僚喜歡。這自然是不錯的。但我以爲劉韻珂的一路青雲直上還應該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別用心”。
劉韻珂的“特別用心”在這場戰爭一開始時就表現出來了。作爲巡撫，劉韻珂雖然名義上是浙江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但實際上卻是當不了家的。因爲在他之上，還有三位欽差（伊裏布、裕謙、耆英）一位將軍（奕經）。然而劉韻珂卻並不因此而袖手旁觀。相反，他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工作，又決不居功，因而頗得皇帝和長官的喜歡。關於這一點，《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此處不贅。這裏要說的是，正是他的這種“特別用心”，才使他講出了別人想講又不敢講的話，而且成功。這正是劉韻珂“另類”的地方。
前面講過，在這場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許言“剿”不許言“撫”，只許言“勝”不許言“敗”的。由此便逼出了許多謊言。等到前方“戰事糜爛”，許多人都意識到“事不可爲”的時候，卻又三緘其口，噤若寒蟬。每個人都顧慮著自己的頂戴和腦袋，沒有人敢出來說真話。
這個時候，劉韻珂說話了。
劉韻珂說話並不容易。他沒有後臺沒有背景，一條小命晃晃悠悠，隨時都可能因爲“出言不遜”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顔伯燾一樣，曾是鐵杆的“主剿派”，而且曾爲浙江防務殫精竭慮。要他主張由“剿”改“撫”，不要說別人，他自己就通不過。
然而不可收拾的戰局使劉韻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鎮海、寧波接連失陷，葛雲飛（定海）、王錫朋（壽春）、鄭國鴻（處州）三鎮總兵相繼戰死，欽差大臣裕謙兵敗自殺，這一連串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打得劉韻珂大驚失色，目瞪口呆。驚駭之後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連定海、鎮海這樣的防禦工事都檔不住“英夷”的淩厲攻勢，裕謙、三總兵這樣的忠臣良將都壓不住“逆賊”的囂張氣焰，那麽，我們還能指望什麽？尤其是，當所謂“揚威將軍”奕經兵敗浙東，倉皇出逃，夜奔杭州時，劉韻珂的熱情降到了零度，頭腦也清醒起來。出於憂國，也出於憂民，他決定上書朝廷，調整政策。
不過，僅僅敢說還不行，還得會說。劉韻珂恰恰就是一個“會說”的人。在這道奏摺中，他完全避開了“剿撫之爭”，甚至只字不提“撫”或“羈縻”，而只是提出繼續進行戰爭的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慮”的奏摺。其中，最有可能打動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條：浙江去年雪災，春糧多未布種，物價與日俱增，小民度日艱難，人心浮動，盜賊四起，而地方官又忙於戰事，無暇兼顧。在這樣一種動亂時期，誰能保證沒有“不呈之徒乘機而起”？
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讓道光驚心的。對於一個專制君王來說，頭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權。“英夷”雖然可惡，但畢竟只是要求通商、賠款、割地，並無滅清亡國之意，也動搖不了國本。然而一旦民衆造反，則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統治者們儘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4道光皇帝看了他這段話，很可能會心裏打個激淩。
劉韻珂的這個觀點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詬病：這完全是爲了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嘛！在我看來，這種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調！劉韻珂畢竟是大清帝國的官員。他不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難道維護大英帝國的統治不成？再說了，他的話，是要講給道光皇帝聽的。如果他的立場不是維護大清，道光皇帝會聽嗎？
現在看來，道光皇帝是聽進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爲無見。另有旨。欽此。”
茅海建先生總結說：“講真話，需要點勇氣，也需要點正氣。”5我想補充一點：在專制制度下，也需要點技巧和心眼。劉韻珂就是證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調就是說假話的氛圍下，唱了“反調”講了“真話”（真實的想法），卻不但沒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職，──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順便說一句，他也是交戰省份督撫中唯一未獲咎處反得升遷的人。這不能不歸結爲他的“爲人乖巧”。
不過，劉韻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擔任閩浙總督後，繼續用對付皇上的辦法搞“曲線救國”，用“陰柔之策”對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條約讓福州通商，背地裏卻做盡手腳，讓英美商人無利可圖，以致1855年福州的貿易額僅爲37萬元，1856、1857年竟無一艘“番舶”光顧。劉韻珂對此十分自得。他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裏洋洋得意地說：“福州竟不通商，數年後，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類實逼處此。”
可惜他這一套到了咸豐朝就吃不開了。登基未久的咸豐皇帝要的不是這種鬼鬼祟祟的伎倆，而是堂堂皇皇的勝利，而朝野上下對劉韻珂的“媚夷”姿態也久爲不滿。劉韻珂混不下去了，稱病請假。咸豐皇帝看穿他的把戲，將計就計，打發他回老家“調理”，而且一“調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複出時，已經不可能有所作爲了。
這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劉韻珂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制度的悲劇。作爲專制制度中人，劉韻珂輩做人的最高境界不過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來的“制敵方略”和“錦囊妙計”，大約也只能是些“陰招”。劉韻珂靠著這一套在官場上混，也許還能如魚得水。一旦置身于一個全新的國際大環境，就總有一天會混不下去。即便咸豐皇帝不讓他“回家養病”，他遲早也會在別的什麽地方崴了腳。
六 笑臉與鬼臉
如果說倡言“撫事”已屬不易，那麽，操作“撫局”就更是爲難。
事實上，當欽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撫夷”的使命後，他就立即發現自己其實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桀驁不馴的“逆夷”不肯“就撫”；另方面，自以爲是的皇上又不願讓步。兩邊的來頭都很大。“前者以兵勢追之，後者以權勢壓之”，夾在中間的耆英等人兩頭受氣，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對“鬼子”扮笑臉，對“主子”做鬼臉了。6
耆英等人如何對“鬼子”扮笑臉，《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但我認爲其中最可笑的，是兩江總督牛鑒在1842年8月6日發給英國“全權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會。牛鑒在照會中說，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帶兵之員，便是“揚威將軍”奕經，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鑒不顧後果，“三次冒死據實陳奏”，我們萬歲爺才恩准了。然而，當此“講和之際”，“貴國大邦兵船忽然來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啓兵端”。於是牛鑒質問道：“試問貴國信在何處，義在何處？”
牛鑒的話說得振振有詞，然而今天看來卻極爲可笑。按照牛鑒的邏輯，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據實陳奏”（其實並無此事），你們這些“逆夷”想要“講和”，原本是講不成的。那麽，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鑒“冒死陳奏”的面子上，也該客氣一點吧？你們倒好，恩將仇報，把兵船都開來了！這豈不是太不夠哥們，太不夠意思，太不給“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壞和談的“大好局面”嗎？豈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當成了驢肝肺嗎？
聽聽，聽聽，這都是些什麽話！這哪里是“天朝大吏”辦外交，簡直就像是江湖黑幫“吃講茶”！至於譴責對方破壞和談的“大好局面”，則更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鬼子”是不吃這一套的。牛鑒此言，豈非“對牛彈琴”？
更不像話的是，牛鑒把皇上和同僚都給“賣”了。按照他的說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麽好鳥，只有他牛某夠哥們。這又是什麽話！幸虧當時無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鑒有幾個腦袋？
看來，牛鑒實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擇言麽！
耆英則一開始就欺上瞞下，兩頭哄騙。1842年5月17日，英軍重兵逼進乍浦，耆英聞訊大驚失色，也顧不上什麽請旨不請旨，即派伊裏布前往，“體察情況，設法羈縻，宣佈天威，示以大義”。可惜“逆夷”並不害怕什麽“天威”，也不講什麽“大義”，反倒發來一份照會，態度惡劣，語氣強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態願意按照他們的條件辦理。耆英一夥既不敢答復對方，也不敢如實上奏，反倒繼續撒謊，在29日的奏摺中專挑好聽的話說，道是“該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實根本不是英方的條件），言詞尚爲恭順（其實是咄咄逼人）”。至於自己的對策，耆英的說法是：“當此逆焰方張、戰守兩難之際，固不敢輕言攻剿，亦不敢專恃羈縻，惟有恃以鎮靜，殫心竭力，相機辦理”，全是一派空話！
其實哪有什麽“鎮靜”，又哪里“鎮靜”得起來。乍浦失陷，吳淞告急，耆英、伊裏布火燒屁股，屁顛屁顛地由杭州而嘉興而王江涇而江蘇昆山，“一路尾追英軍講和”。
然而“鬼子”卻不跟他們講，萬歲爺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羈縻，不特與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於是下令：著耆英、伊裏布與牛鑒等人“專意剿辦，無稍遊移”。
耆英等人這次決計抗旨。他們很清楚，什麽“專意剿辦”，“逆夷”不再進攻就是好事！什麽“無稍遊移”，皇上本人就一再“遊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遊移”了，因爲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據說是英軍“大元帥吳夏密”張貼在寶山縣城裏的“告示”。
現在可以肯定，這份“告示”是僞造的，只不過不知是何人僞造而已。因爲“大元帥”一詞向爲英軍所不用，“吳夏密”則實在不知是爲何人。因此可以斷定是僞造。日本學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認爲就是耆英僞造的，茅海建先生則認爲不是。但無論是何人僞造，都可以肯定這是耆英等人對皇帝扮的一個鬼臉。
這份“英軍大元帥吳夏密”的“告示”說：五年前，“因本國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清國不許通商”。爲此，我國“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詐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發兵扣闕，意在“殺盡奸徒”，並不幹你們百姓的事。爾等只管安居樂業，“毋得驚慌亂竄”。十日之內，本帥將“整頓三軍，再扣北闕，直抵京師，自行講話”，爾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擾云云。
顯然，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國人思維方式寫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說法，十分符合中國邏輯，也十分符合朝廷對這場戰爭定下的調子。事實上，這場戰爭一開始，那些領兵上門前來要挾訛詐的敵凶，就被看作和說成是受了“委屈”來“告禦狀”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國外相巴麥尊挑起戰爭的照會，就被譯成“求討皇帝昭雪申冤”（其實意思是“要求皇帝賠償並匡正”）。這次也一樣，也是來“告禦狀”。既然是來“告禦狀”，當然要“討個說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師，自行講話”了。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況，“命我求和”，是他喜歡聽的；“奸臣詐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師，自行講話”，則是他不願意看到的。於是決定：既然如此，那就還是“設法羈縻”，“撫賊”了事！
不過，道光皇帝還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應守則守，應剿則剿，斷不可稍存畏葸，致懈軍心，是爲至要！”對於英方的條件，他也一再討價還價，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們去講道理。他天真地認爲：“該逆既來訴冤，經此推誠曉諭，當可就我範圍。”
這下子牛鑒急了，只好說出實話：“危迫實不可言！伏求皇上速決大計，以拯民命！”
大概這一回道光皇帝總算是明白了。什麽“訴冤”，什麽“求和”，都是扯淡；什麽“恭順”，什麽“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們打不贏了才是真的。但他還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國”，怎麽就打不贏那“蕞爾島夷”呢？7
這當然說來話長，但其實只說一條也就夠了：“島夷”們戰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來回請旨的。不像咱們，事無巨細，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們也用不著撒謊。
七 鴉片還要吃到什麽時候
我讀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潰》一書，感觸最深的，就是整個戰爭過程中前方將帥的不斷撒謊。作爲最高統帥的道光皇帝，其實是在謊言中度過這一艱難歲月和做出決策的。這又焉有不敗之理？可以說，在這場“鴉片的戰爭”中，謊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劑鴉片。這場戰爭之所以失敗，甚至大清帝國之所以垮臺，原因之一就在於朝野上下都變成了鴉片鬼，一天不吃就無法生存，最後終因吸食過度中毒而死。因此，要想“救亡圖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
但這並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積習難改。一個吃慣了鴉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沒法過日子。一個撒慣了謊的人要他不撒謊，也比登天還難。再說，前面撒過謊了，後面說實話，就會露出馬腳，也就只好一騙到底。奕山等前方將帥就是如此。
那麽，奕山等人一開始就不撒謊，就說實話，不行嗎？不行。專制制度決定了，一個官員只能看著萬歲爺的臉色說話，甚至看著頂頭上司的臉色說話。他們想聽什麽，就說什麽。不想聽的就不說，瞞著。實在瞞不住，就撒謊。再瞞不住，就再撒謊，惡性循環。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謊，而且只能朝著一個方向撒，即掩蓋敵方武力的強大和氣焰的囂張，而不是相反。按說，打了敗仗，爲了推卸責任，是應該誇大敵情的。但奕山等人並沒有這樣做，反倒一再說“逆夷”如何“情詞恭順”，如何“訴冤叫屈”，如何“卑躬屈節”。因爲萬歲爺就好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這一口。
於是問題就比較明朗了。這就是：大清王朝的君臣爲什麽都喜歡聽這種話呢？
答案也只有一個，就是他們吃慣了鴉片，有鴉片癮。只不過，他們不認爲是鴉片，也不管它叫鴉片，而叫做“天朝體面”。有時候，也叫“愛國主義”或“英雄氣概”。
衆所周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民族都沈浸在一種“天朝大國”的良好的自我感覺之中。在我們看來，人類居住的這個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著我們，叫“中國”。中國的皇帝是天的兒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偉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優秀的，叫“華夏”。周邊那些國家因爲離天子太遠，無法接受天朝的禮樂教化，因此不開化，是野蠻人，叫“蠻夷”。“蠻夷”和“華夏”之間，是“君臣”關係，或“文明人”與“野蠻人”的關係，根本就不平等。“蠻夷”到“中國”來，要麽是來“朝貢”的，要麽是來“觀禮”的，要不然就是來“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無“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國”與“藩國”的事務）。直到耆英等人簽訂城下之盟時，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樣（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強迫我們訂立不平等條約，還要說是我們“恩准”，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麽？
然而不說“恩准”是萬萬不行的。不說，就是“大不敬”，就是“賣國賊”。同樣，不說“逆夷”“聞風懾服”，“實無能爲”也是不行的。不這樣說，就是“膽小鬼”，就是“助夷氣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敵人那邊去了，誰敢擔這個罪名？也就只好說“夷不足畏”。
當然，誇大敵情的時候也有，比如說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戰時就是如此。在許多論著中，這次戰役往往被描述成一個激動人心英勇壯烈的故事：定海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浙江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率孤軍五千，奮力抗擊英軍萬餘人的圍攻，血戰六天六夜，終因寡不敵衆而陣亡。
這當然感人至深，可惜並不完全是事實。三總兵率軍抗戰是真的，英勇奮擊也是真的，以身殉國就更是真的，但據茅海建先生的考證，敵軍並沒有萬人之多（更沒有二三萬），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沒有“血戰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時間，從1841年10月1日早晨開始，至下午2時許結束。整個戰鬥中，“英軍並未遇著堅強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戰死2人、受傷27人的微小代價”8。敵情，或者說我方的壯烈程度顯然被誇大了。
誇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員在報告中僞諱粉飾已成風氣”就是。所謂“僞諱粉飾已成風氣”，也就是吃鴉片吃慣了。但這種尚待核實的說法在當時和後來卻幾乎視爲信史，一些以“嚴謹治學”爲標榜的人也寧信其真不疑其僞，就值得深思了。
我認爲，這只能說明鴉片的毒素已滲入我們民族的骨髓。從至尊天子，到尋常百姓，都喜歡聽謊言。或者說，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或者有幾分真實，則是第二位的事。於是，我們聽到的，便是經過了處理的資訊，其中不好聽不順耳的部分已被過濾，好聽順耳的部分則被放大。這樣的資訊，即便有一定的真實性，歸根結底也是不真實的。老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果靠不真實的資訊來指揮戰爭，你說是該勝還是該敗呢？
戰敗之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道德的譴責了，包括將1840年的這場戰爭稱之爲“鴉片戰爭”。其實，英國人發動那場戰爭，決非爲了走私鴉片。相反，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在其對駐華使節的訓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並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適當制定的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任何鴉片”。他還訓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對於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實上在《南京條約》中也沒有開放鴉片貿易的條款。因爲在英國人那裏，這原本是一場“通商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正如費正清先生《中國：傳統與變遷》一書中所言：“其實英國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業機會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國的願望。如果不是英國，那麽別的國家也會這麽做的。至於英國在華貿易的重點是鴉片而非茶葉或其他什麽商品，這只是歷史的巧合罷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及商業機會，爲此發動戰爭也不得人心。因此英國政府提出的戰爭議案最後只能以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多數勉強通過，而且被“反戰派”在議會辯論中稱之爲“鴉片戰爭”。可見這個說法是英國人用來諷刺自己政府的。我們跟著英國的反對派這樣說也沒有什麽不可以，但如果當真以爲那就是“鴉片戰爭”，並由此獲得了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那恐怕就反倒有點吃鴉片的味道了。
（《天朝的崩潰》，茅海建著，三聯書店1995年版）
注釋：
1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第291頁，三聯書店1995年版。以下凡引該書，均只注頁碼。
2 《天朝的崩潰》，第424頁。
3 《天朝的崩潰》，第411頁。
4《天朝的崩潰》，第419頁。
5《天朝的崩潰》，第410頁。
6《天朝的崩潰》，第445頁。
7在批准“南京條約”的“聖旨”上，道光皇帝悲憤地寫道：“覽奏忿懣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機一至如此！”見《天朝的崩潰》，第462頁。
8 請參看《天朝的崩潰》，第356－3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