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学人楷模》 方祖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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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楷模——怀念训慈先生
宁波大学 方祖猷
去年五月，我突获训慈先生逝世消息，顿时驚呆，因前一月，我才到杭州浙江医院探望过他老人家，先生见我，第一句就问：“书有消息否？”（指先生与我合著之《万斯同年谱》，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在印刷中）虽声音低沉，然脸色红润，精神尚好，谁料竟成永诀？二个月后，我收到出版社寄来之《万斯同年谱》，仅此二月，在先生九十年人生长途中不过如白驹之过隙，然而却使先生不克目睹其晚年精心之作，能不使人泫然！我与先生十年交往，相处如光风霄月，其平实之作风，高尚之人格，足为学人楷模，今就我个人所知，略迹于下：
竭毕生精力于网罗桑梓文献，表彰家乡先贤
一九八一年，我自江苏调回故乡宁波，立志于家乡先贤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之研究，久仰先生为研究浙东学派先辈，由我中学老同学先生哲嗣思佛兄之介绍，约于是年秋拜访先生于杭州庆丰新村８号。时我已着手收集万斯同资料，以为编写万氏年谱之用。先生获知这一计划，极为赞许，建议共同合作。先生德高望重，学力深厚，能得先生之指导帮助，实我心愿，自然欣然接受。此后我俩虽然相隔异地，但除书信往来外，我常渡江至杭，聆听先生教诲，渐对先生有较深之了解，深觉先生对桑梓先贤，怀有深厚感情。先生于二十年代，即著《浙东学术管窥》、《浙东史学》，于三十年代则有《清代浙东之史学》、《题万季野与范军山书後》、《刘蕺山学承姚江解》、《修建万季野先生祠墓记》等等，上溯浙东学术之
渊源，下探黄、万、全之影响，梁启超、刘光汉、章炳麟诸先生仅提出浙东学术或浙东史学之名称及学统，而为此学派作详尽之分析与论证，当以先生为第一人。如果说先生名著《清代浙东之史学》，开创研究清初浙东学派一代风气，这一评价，并不过份。
先生为何要研究家乡先贤？《清代浙东之史学》中“浙东史学之特色”一节，回答了此问题。文中列举浙东史学之博约精神、躬行精神、经世实用精神、民族思想精神及不立门户大公精神五大点，而先生一生治学精神，亦可以此五点为概括。先生尝对我说，抗战前夕，宁波曾举行纪念万斯同祠墓落成典礼，实则不少学者胸怀抗日爱国情绪而参加。我受先生启发，细阅当时出版之《建修万季野先生再墓纪念刊》，果然不错，如顾颉刚先生之文有：“至贤贞洁身之操，所以振民族之精神，留乾坤之正气者”句，奉化先贤庄松甫先生有：“是则建修万先生之祠墓，岂徒得以与复地方古迹目之，亦以拯民族国家之余绪於不坠”句等等，而先生之文则说：“若仅以不事满清，矢志故国，有当于民族精神而称颂之，则浅浅平视先生矣。今世变益亟，国步日艰，外而御侮，内而经制，……如先生所云，‘灼古今得失，知经国大猷，能变流极之弊’者，将何所求之乎？”则先生不仅仅阐扬“民族思想之精神”而已，而提倡“民族思想精神”与“经世实用精神”之结合，确击中空喊抗日而无实际行动之时弊。又近期宁波有人提“浙东史学派”之名，先生颇不以为然，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派别多矣，何浙东学派之外，又复立一浙东史学派？此则为先生不立门户精神之体现。至于先生博约、躬行精神，其一生文章行事，已足以说明之。
先生对浙东学派先哲，极其崇拜。我从香港修书稿回来，向先生述及中大出版社有把作者合影收入书中之意，先生立即表示，决不能把我俩合影放於万斯同画像之前。我回宁波后，未几接先生来信，信中说：“我始终坚持，作者排列非关重要，应排於插图之末一页，即最后一幅。……三百年后，晚学之小照，必在其后。我一个月中，时时想到这个问题。”先生信中又说：“近来睡眠恶劣”，则先生为此事而失眠，其对先贤之虔诚，可见一斑。
谦虚与严谨相结合之治学精神
先生治学，极其严谨，而因其谦虚，才所以严谨。先生对自己之著作，一再增损删削。一般人对自己已发表之著作，很少再以修改，而先生仍细心地推敲改进，具其於学术上不断地自我批评之精神，实属罕儿。我发现先生所赠当年发表於《史地杂志》之名著《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几乎每页先生又以绳关小字，详邓圈改。如开卷弟一页《目录》三之原文《黄梨洲之史学》先生改为《黄梨洲开创清代浙东之史学》；《目录》九《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则全圈掉，下注：“拟删”，旁改为：‘“浙东史学之演变与继承”。又如，《清代浙东史学之统系》一节，论阳明学术，原句有：“盖明示性理必本之人事，而群经皆可为史乘之助，故阳明虽不以史学著，而具注重以历史方法治学，已不无开创风气之功，至其发於事功（如平赣、破猺），尤足为后此学者经世精神之先声。”此句先生徐鸦为：“立说平允，盖明示性理必本之人事，群经并为史乘辅翼，此其於历史方法治学，可云开创一时风气，其用兵平宸濠，有事征猺，在当事亦比之於经世之事功。”先生後又告我，此文原稿曾徵求於乡故友杨贻诚先生，杨先生对《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一节，曾有异议，先生立即采纳，然杂志社已排印，无以补救。当时我说，黄式三、以周父子，学宗蕺山，治《礼》亦继承万斯大之学，何必轻删，然先生终以杨先生之意见为是。
先生治学严谨，尚见之於其对现藏天一阁《明史稿》之评价上。此稿是否为万斯同手迹，先生之师柳詒徵先生曾著《明史稿校录》一文，认为非万氏原稿。先生深然其说，曾致书冯贞群先生，申述柳先生意见。晚年又在《劬师从游脞记》一文重申师说。我于撰写《万斯同年谱》附录《季野著作考》过程中，曾把《明史稿》手迹与万氏其他亲笔对校，并就教於先辈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旨觉笔迹一致。起初，先生对我意见颇不以为然，甚至有误解之处，后来他看了我寄去之手迹照片，笑对我说：“我与秘书都看了，笔迹确实一致”，井在我所撰《季野著作考》之《明史稿》》条下，亲笔补上：“冯贞群先生…·肯定其为季野手助之稿本”一段。
先生对我要求亦极严格，我於《万斯同年谱》康熙六年条述及甬上诸子学习刘宗周《圣学宗要》，原写作：“因而季野所学，非程朱理学，实为蕺山之学”，先生改为：“故当时季野所学之两宋理学书，非程朱理学，实本蕺山之学以治之”，经此一改，不仅字句典雅，而且语意更为贴切。《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编辑部来信，说此文“行文典雅，意趣深邃”，得此之书，实全为先生之力。《万斯同年谱》寄至中大出版社後，我因研究万斯大又发现不少资料，需至港补充，先生极其赞成，来信再三叮嘱：“须校得一字不错”，指出校对与写作同样重要，并要我转告出版社：“宁使出版期略迟，不可为赶时轻率印订”，讵知竟因这次补改，使先生不克目睹晚年精心之作，我每思此，深为自咎。
奖掖后进 唯恐不及
先生与我合作万氏年谱，以先生早年所集之资料卡与我所得之资料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广搜博取。由於资料散藏於各地图书馆及散见於清人文集中，而先生年迈，跑腿之责，自然属於後生小子，并相约由我拟定初稿，然後请先生笔削增损而後定。在八年之中，先生为我解惑释疑，并予以具体指点和帮助，惠我实多。归纳起来，除修稿以外，尚有如下几点：１．有关书籍因年代久远，已难以查阅，先生以其所藏，或赠或借，倾筐相助，最可贵的，有为先生经年著作之底稿，如《题万季野先生与范军山书後》；有为先生友人之旧作，如王驾吾先生之《万履安先生年谱》；有为友人有关之书信，如冯贞群先生致先生关於其所藏万氏书籍之信件，他都慷慨相赠。我不由想起，当年万斯同北上修史时，其师黄宗羲以己所藏之《三史钞》等书相赠之故事，黄氏诗中有“倾筐授万子，庶为底本资”之句，我之才学不及季野之万一，而先生奖掖後进之精神，则宛如先贤黄宗羲闰。２．先生以广博之知识补我浅薄之学识。如先生告我万斯同卒后，孔尚任有罗輓诗一酋，由於先生指点，我才掌握万氏与孔尚任交往之事迹。有些掌故，非先生莫知，如沈昌佑曾著《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先生告我，此文得冯贞群先生大力指助；３．目前著书难而搜集著书之资料更难。由於各种原因，某些珍贵资料不易看到，先生则尽其可能，大力鼎助。如我发现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藏有万斯同《讲经口授》抄本及万氏祖上著作之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有万斯同兄弟手迹，先生—一为我致信给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及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使我得以解决此一大困难；４．由於客观因素，我无法获知海外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研究万氏之成果，先生於百忙中致书其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宋曦教授，并通过他与杜维运教授联系，寄来有关资料，使此书《谱後》部分，较为完整。
先生对当辈虽要求严格，然以鼓励为主，如先生看了我几篇关於中哲史论文后，即勉我续成先生昔日友人所著而未完成之《汪中年谱》一稿。八十年代，海外学者对浙东学派之学统问题，争论颇烈，香港大学何冠彪先生一文，涉及对先生早年《清初浙东之史学》之评价，我把此文寄与先生，先生颇感兴趣，建议我对这一学派之范畴及师承关系予以探讨，由于我对这一学派成员并未—一研究，无法对整个学派得出客观评述，回信逊谢，表示只能待之以后，然而至今我仍未完成先生所托这两件事，实有负於先生。
先生奖掖後辈，并非仅对我一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纪祥先生曾持其所著《明未清初儒学之发展》一文，登门向先生求教。先生仔细阅读，并给我一信，认为李作颇有见地，惜收尾不足，又说李先生处“青年精进”之时，不宜率尔复信，徵求我对此文看法。时先生已年近九十，如此高年，仍推敲后辈文章，实使我钦佩不已。
今日我重理庆篋中先生手创，顿忆先生所赠其手书孔尚任《哭万季野先生步杜工部哭李常侍韵前起後结俱用原句》之“一代风流尽，斯文隐恸深；登堂收卷帙，哭寝失声音”句，早年研究浙东学派一代先辈，而今凋零殆尽，能不使人悲恸！
原文1996年3月1日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
宁波大学 方祖猷
去年五月，我突获训慈先生逝世消息，顿时驚呆，因前一月，我才到杭州浙江医院探望过他老人家，先生见我，第一句就问：“书有消息否？”（指先生与我合著之《万斯同年谱》，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在印刷中）虽声音低沉，然脸色红润，精神尚好，谁料竟成永诀？二个月后，我收到出版社寄来之《万斯同年谱》，仅此二月，在先生九十年人生长途中不过如白驹之过隙，然而却使先生不克目睹其晚年精心之作，能不使人泫然！我与先生十年交往，相处如光风霄月，其平实之作风，高尚之人格，足为学人楷模，今就我个人所知，略迹于下：
竭毕生精力于网罗桑梓文献，表彰家乡先贤
一九八一年，我自江苏调回故乡宁波，立志于家乡先贤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之研究，久仰先生为研究浙东学派先辈，由我中学老同学先生哲嗣思佛兄之介绍，约于是年秋拜访先生于杭州庆丰新村８号。时我已着手收集万斯同资料，以为编写万氏年谱之用。先生获知这一计划，极为赞许，建议共同合作。先生德高望重，学力深厚，能得先生之指导帮助，实我心愿，自然欣然接受。此后我俩虽然相隔异地，但除书信往来外，我常渡江至杭，聆听先生教诲，渐对先生有较深之了解，深觉先生对桑梓先贤，怀有深厚感情。先生于二十年代，即著《浙东学术管窥》、《浙东史学》，于三十年代则有《清代浙东之史学》、《题万季野与范军山书後》、《刘蕺山学承姚江解》、《修建万季野先生祠墓记》等等，上溯浙东学术之
渊源，下探黄、万、全之影响，梁启超、刘光汉、章炳麟诸先生仅提出浙东学术或浙东史学之名称及学统，而为此学派作详尽之分析与论证，当以先生为第一人。如果说先生名著《清代浙东之史学》，开创研究清初浙东学派一代风气，这一评价，并不过份。
先生为何要研究家乡先贤？《清代浙东之史学》中“浙东史学之特色”一节，回答了此问题。文中列举浙东史学之博约精神、躬行精神、经世实用精神、民族思想精神及不立门户大公精神五大点，而先生一生治学精神，亦可以此五点为概括。先生尝对我说，抗战前夕，宁波曾举行纪念万斯同祠墓落成典礼，实则不少学者胸怀抗日爱国情绪而参加。我受先生启发，细阅当时出版之《建修万季野先生再墓纪念刊》，果然不错，如顾颉刚先生之文有：“至贤贞洁身之操，所以振民族之精神，留乾坤之正气者”句，奉化先贤庄松甫先生有：“是则建修万先生之祠墓，岂徒得以与复地方古迹目之，亦以拯民族国家之余绪於不坠”句等等，而先生之文则说：“若仅以不事满清，矢志故国，有当于民族精神而称颂之，则浅浅平视先生矣。今世变益亟，国步日艰，外而御侮，内而经制，……如先生所云，‘灼古今得失，知经国大猷，能变流极之弊’者，将何所求之乎？”则先生不仅仅阐扬“民族思想之精神”而已，而提倡“民族思想精神”与“经世实用精神”之结合，确击中空喊抗日而无实际行动之时弊。又近期宁波有人提“浙东史学派”之名，先生颇不以为然，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派别多矣，何浙东学派之外，又复立一浙东史学派？此则为先生不立门户精神之体现。至于先生博约、躬行精神，其一生文章行事，已足以说明之。
先生对浙东学派先哲，极其崇拜。我从香港修书稿回来，向先生述及中大出版社有把作者合影收入书中之意，先生立即表示，决不能把我俩合影放於万斯同画像之前。我回宁波后，未几接先生来信，信中说：“我始终坚持，作者排列非关重要，应排於插图之末一页，即最后一幅。……三百年后，晚学之小照，必在其后。我一个月中，时时想到这个问题。”先生信中又说：“近来睡眠恶劣”，则先生为此事而失眠，其对先贤之虔诚，可见一斑。
谦虚与严谨相结合之治学精神
先生治学，极其严谨，而因其谦虚，才所以严谨。先生对自己之著作，一再增损删削。一般人对自己已发表之著作，很少再以修改，而先生仍细心地推敲改进，具其於学术上不断地自我批评之精神，实属罕儿。我发现先生所赠当年发表於《史地杂志》之名著《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几乎每页先生又以绳关小字，详邓圈改。如开卷弟一页《目录》三之原文《黄梨洲之史学》先生改为《黄梨洲开创清代浙东之史学》；《目录》九《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则全圈掉，下注：“拟删”，旁改为：‘“浙东史学之演变与继承”。又如，《清代浙东史学之统系》一节，论阳明学术，原句有：“盖明示性理必本之人事，而群经皆可为史乘之助，故阳明虽不以史学著，而具注重以历史方法治学，已不无开创风气之功，至其发於事功（如平赣、破猺），尤足为后此学者经世精神之先声。”此句先生徐鸦为：“立说平允，盖明示性理必本之人事，群经并为史乘辅翼，此其於历史方法治学，可云开创一时风气，其用兵平宸濠，有事征猺，在当事亦比之於经世之事功。”先生後又告我，此文原稿曾徵求於乡故友杨贻诚先生，杨先生对《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一节，曾有异议，先生立即采纳，然杂志社已排印，无以补救。当时我说，黄式三、以周父子，学宗蕺山，治《礼》亦继承万斯大之学，何必轻删，然先生终以杨先生之意见为是。
先生治学严谨，尚见之於其对现藏天一阁《明史稿》之评价上。此稿是否为万斯同手迹，先生之师柳詒徵先生曾著《明史稿校录》一文，认为非万氏原稿。先生深然其说，曾致书冯贞群先生，申述柳先生意见。晚年又在《劬师从游脞记》一文重申师说。我于撰写《万斯同年谱》附录《季野著作考》过程中，曾把《明史稿》手迹与万氏其他亲笔对校，并就教於先辈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旨觉笔迹一致。起初，先生对我意见颇不以为然，甚至有误解之处，后来他看了我寄去之手迹照片，笑对我说：“我与秘书都看了，笔迹确实一致”，井在我所撰《季野著作考》之《明史稿》》条下，亲笔补上：“冯贞群先生…·肯定其为季野手助之稿本”一段。
先生对我要求亦极严格，我於《万斯同年谱》康熙六年条述及甬上诸子学习刘宗周《圣学宗要》，原写作：“因而季野所学，非程朱理学，实为蕺山之学”，先生改为：“故当时季野所学之两宋理学书，非程朱理学，实本蕺山之学以治之”，经此一改，不仅字句典雅，而且语意更为贴切。《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编辑部来信，说此文“行文典雅，意趣深邃”，得此之书，实全为先生之力。《万斯同年谱》寄至中大出版社後，我因研究万斯大又发现不少资料，需至港补充，先生极其赞成，来信再三叮嘱：“须校得一字不错”，指出校对与写作同样重要，并要我转告出版社：“宁使出版期略迟，不可为赶时轻率印订”，讵知竟因这次补改，使先生不克目睹晚年精心之作，我每思此，深为自咎。
奖掖后进 唯恐不及
先生与我合作万氏年谱，以先生早年所集之资料卡与我所得之资料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广搜博取。由於资料散藏於各地图书馆及散见於清人文集中，而先生年迈，跑腿之责，自然属於後生小子，并相约由我拟定初稿，然後请先生笔削增损而後定。在八年之中，先生为我解惑释疑，并予以具体指点和帮助，惠我实多。归纳起来，除修稿以外，尚有如下几点：１．有关书籍因年代久远，已难以查阅，先生以其所藏，或赠或借，倾筐相助，最可贵的，有为先生经年著作之底稿，如《题万季野先生与范军山书後》；有为先生友人之旧作，如王驾吾先生之《万履安先生年谱》；有为友人有关之书信，如冯贞群先生致先生关於其所藏万氏书籍之信件，他都慷慨相赠。我不由想起，当年万斯同北上修史时，其师黄宗羲以己所藏之《三史钞》等书相赠之故事，黄氏诗中有“倾筐授万子，庶为底本资”之句，我之才学不及季野之万一，而先生奖掖後进之精神，则宛如先贤黄宗羲闰。２．先生以广博之知识补我浅薄之学识。如先生告我万斯同卒后，孔尚任有罗輓诗一酋，由於先生指点，我才掌握万氏与孔尚任交往之事迹。有些掌故，非先生莫知，如沈昌佑曾著《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先生告我，此文得冯贞群先生大力指助；３．目前著书难而搜集著书之资料更难。由於各种原因，某些珍贵资料不易看到，先生则尽其可能，大力鼎助。如我发现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藏有万斯同《讲经口授》抄本及万氏祖上著作之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有万斯同兄弟手迹，先生—一为我致信给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及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使我得以解决此一大困难；４．由於客观因素，我无法获知海外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研究万氏之成果，先生於百忙中致书其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宋曦教授，并通过他与杜维运教授联系，寄来有关资料，使此书《谱後》部分，较为完整。
先生对当辈虽要求严格，然以鼓励为主，如先生看了我几篇关於中哲史论文后，即勉我续成先生昔日友人所著而未完成之《汪中年谱》一稿。八十年代，海外学者对浙东学派之学统问题，争论颇烈，香港大学何冠彪先生一文，涉及对先生早年《清初浙东之史学》之评价，我把此文寄与先生，先生颇感兴趣，建议我对这一学派之范畴及师承关系予以探讨，由于我对这一学派成员并未—一研究，无法对整个学派得出客观评述，回信逊谢，表示只能待之以后，然而至今我仍未完成先生所托这两件事，实有负於先生。
先生奖掖後辈，并非仅对我一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纪祥先生曾持其所著《明未清初儒学之发展》一文，登门向先生求教。先生仔细阅读，并给我一信，认为李作颇有见地，惜收尾不足，又说李先生处“青年精进”之时，不宜率尔复信，徵求我对此文看法。时先生已年近九十，如此高年，仍推敲后辈文章，实使我钦佩不已。
今日我重理庆篋中先生手创，顿忆先生所赠其手书孔尚任《哭万季野先生步杜工部哭李常侍韵前起後结俱用原句》之“一代风流尽，斯文隐恸深；登堂收卷帙，哭寝失声音”句，早年研究浙东学派一代先辈，而今凋零殆尽，能不使人悲恸！
原文1996年3月1日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