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一时楷模”陈独秀

毛泽东与“一时楷模”陈独秀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就爱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非常钦佩陈独秀其人和他写的文章，这种“一时成了我的楷模”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则谈到，“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陈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毛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惠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毛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如果人们细读当年毛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楷模”，确不是随口之言。
1918年8月，毛泽东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他同陈独秀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五四”运动后不久，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那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积极筹备出刊《湘江评论》，于是他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两千多字的长文，历述陈被捕经过及各方营救情况，并记入章士钊致北京政府毋兴文字狱的长电。然后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给予一位在世的人，是找不出第二处了。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陈独秀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这里，他转述了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中的意思。陈独秀在那篇文章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在文章里，陈独秀还表示了他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毛泽东文章中说的另一点，引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3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村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自己也回忆到，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这样告诉斯诺：
“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探讨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毛同斯诺的谈话，没有提到在上海同陈独秀谈到建党的问题，从后来的事实说明，陈肯定向这个“可敬的湖南青年”谈到建团和建党的计划。
1920年7月，从上海回到湖南之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反对统一》等十多篇。这些文章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可是作者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却是看得清楚而深刻的。在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意见中，我们不知道的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陈独秀的意见，但可以断言，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反映了陈的意见，这从陈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
这里要介绍的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蔡和森这些湖南青年的印象。1920年陈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显然是对湖南驱张运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响应，叫湖南人遭灾受罪的张敬尧是安徽霍丘人。
陈独秀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坚韧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为例。陈独秀说，他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显然就有为驱张来京的毛泽东。蔡和森在北京进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也认识了陈独秀。他1920年2月到法国，这年夏天就开始建党的活动，同陈独秀也取得了联系。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这完全是极其秘密进行的。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一个月，毛接到团的章程后，湖南就随即成立了团的组织，在新民学会的成员和第一师范等校进步青年中，是较容易物色到团员的。毛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被陈独秀看作是最得力的地方组织之一。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5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由于毛泽东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全国121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三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于1923年5月奉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的秘书，同陈独秀一同签署中央的文件，一同召开中央的会议。
毛泽东后来同陈独秀的分歧，最初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对待农民问题上；随后，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分歧扩大。直到党的五次大会，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当然是完全变了，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尽管如此，毛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还是说：“斯大林在一篇演说中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与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可见毛泽东在看到陈独秀错误的同时，仍看到他的历史功绩的。全国解放后，他还关心过陈独秀的后代。
陈独秀其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相信历史终会作出全面的评价。
作者：李锐 点击次数：796
出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上传日期：2007-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