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把学生当摇钱树太无耻

新加坡教育部长：中国把学生当摇钱树太无耻
2009-09-04
日前，国内媒体竞相以显要位置报道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表态：高等教育收费不能再提高了！作为论据，张保庆板着指头“计算”了农村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弟上学负担之重。国民平均收入是衡量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重要指标之一，现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内地3个农村农动力的纯收入才够支付一个大学生的学费。
张保庆提出观点同时披露的一组数字可能为人忽视，却传达着重要信息：2003年，全国高校教育收费400多亿元，而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投入为700多亿元——以此粗略计算，学生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已高达35%左右。即使按照富裕国家现阶段通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摊原则，这一数字也惊人的高，大学还有什么理由再上涨收费？
观察不难发现，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以及“收费大跃进”与“教育(全盘)产业化”被用作口号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遏制教育乱收费必须清除“教育产业化”流毒。教育部看到了内中的厉害关系，不愿为“态度不明确”而“背黑锅”，近期多次表示反对“教育产业化”概念。
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诸多概念需要厘清内涵与外延，否则概念本身会变得含混不清。“教育产业化”或是蜕变成了行政部门和学校乱收费的借口，或是沦落为了地方政府与投机商人合谋套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如圈地造“大学城”)，究其原因，核心在于缺乏基本的界定，没有厘清(甚至故意不提)教育的那一部分可以“产业化”，以及如何产业化。
譬如，针对企业产权所有人和经理人的EMBA教育自然可以产业化，却不能用它“偷换”教育这一概念；面对西方留学生的大学对外汉语教育不妨产业化，但当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学生时，是不是要产业化，就需要斟酌了。
教育的一部分可以服务产品化，但依据关于国家一般功能理论，以及文明发展史经验积累，显而易见，其可产业化比重很小。采用排除法，所谓的“普通教育”，从基础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包括让劳动者提高技能的一般职业教育，均属于不能产业化的范围——如果“普通教育”也进入市场交易，岂不是对国家功能理论的颠覆？“教育产业化”再往前进半步，就是政府职能“产业化”了，实在荒谬不堪。
令人脸红的是，围绕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问题，一段时间里，国内一些机构和个人为利而忙，竟然展开了似是而非的鼓吹，还时不时邀请外国专家参加“讨论”，可谓洋相出到国际上去。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产业化”伪问题就冒了出来，结果，发言的亚洲著名大学校长们展开了谆谆教诲，一致反对把大学搞成商业机构。有新加坡大学校长讲得比较客气(另一种理解是“转着弯骂人)：新加坡教育对本国国民不搞产业化，只对外国留学生搞产业化，不过教育部门和学校不管这事，由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管。
如果说转型国家面子事小，那么，严峻的现实是，“教育产业化”作为掩盖物，之下的“收费大跃进”已严重破坏社会公正。按照公认的教育成本分摊理论，除法定的基础教育，教育成本可以分摊一部分给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时至今日，对于大学收取一定学费，国内绝大多数公众心理上已能接受。问题症结在于，仅仅经过很短的时间，国内大学收费标准“大跃进”到了离谱的程度。具体到高等教育，全体国民中产阶级化的美国执行收费不超过成本25%的比例。今天，虽然没有任何机构出面提供国内大学教育成本的真实数字，但也没有任何人敢说收费不到成本的25%。
有关高等教育成本分摊问题，鼓吹“教育产业化”的机构和个人完全可能提出其他数字，证明增加公众个人负担的“合理性”。诸如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旺盛，扩大办学规模需要建设投入，某校本年度化掉了多少多少亿等等。但是，教育与大学总得讲点道理吧！连发廊经营者也明白，基础设施设备投入是按照折旧摊算的，扩大大学规模的投入能够分摊即期学生吗？
更需要看清的是，今天的教育成本已经和一些经营性垄断行业成本一样，当事人根本不愿意公开，甚至连计算清楚，自己心中有数的兴趣都没有。与此同时，种种证据显示，国内大学教育成本呈现“一高一低”背离特征，“一高”是冗员众多、成本虚高。最起码，无论是与当下发达国家大学比，还是与近现代史上中国大学比，今天国内大学行政人员数量十分庞大，而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大学人事体制改革举步为艰，行政体制改革更是殊难进行。“一低”是学生享有的教师资源、学术资源、硬件资源配置不足，实际发生的成本低下。
通过什么方式提高教育的效率尽可以讨论，包括实行高等教育市场定价，全额收费同时，由政府财政直接支付分摊费用给特定人群等等。对之，西方国家己经讨论了几十年、上百年。但无论怎样辩解，“教育产业化”本质在于商品化，脱离不了收回成本并牟取利润套路，于教育的绝大部分领域，是异想天开而不能成立的。更由于现实中“教育产业化”混淆视听，已是乱收费代名词，这一口号必须废止；现行高等教育收费已经高得离谱，必须调整成本负担比例，并加快大学体制机制的改革。
你知道吗----中国大学收费在世界上的水平
新华社2005年6月13日有一则《教育部规范高校收费普通专业每年不超过六千元》的消息说：今年北京高校收费标准稳定，除了艺术等专业收费每学年在万元左右外，其他普通专业收费一般在5000元、5500元、6000元三个档。
高校只许收学费和 住宿费，违规收费一律没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算过，按照现在的日常运行成本粗略计算，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1.2万元至1.3万元。
如果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占每生每学年平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5%”的规定，除皱科学生最多应缴学费3750元，文科学生则应在3000元左右。这样看，有关规定的收费“上限”事实上是一个“提价令”而不是“降价令”，其“规范高校收费”的目的也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从绝对数字上看 日本学费可世界最高
让我们看看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及其他各项开支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上。
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消息：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新西兰排名第2，英国吸脂则排行第3。“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结果显示日本的开支最贵，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学费———作者注），而且没有学费减免。其次是新西兰。英国的学生平均一年支出为6763英镑，这个数字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而且扣除学费减免，这是由于当地学费减免少、生活指数高，而且大部分学生居住在全球生活指数最昂贵的伦敦。
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可能的确是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每人每年，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充分考虑的是相对购买力。
从支付能力看，中国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西安外事的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祛斑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
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步天下”气象。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脱毛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8亿农民每年人均年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
我十分赞同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黄卫华的观点：教育资源相对于教育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仅仅是中国教育高收费的浅层次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新京报》6月19日）。说白了就是教育权力寻租。“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门不承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在教育垄断和等级制不除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只许自己的权力产业化，不许别人的教育权利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