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育部长：中国把学生当摇钱树太无耻

新加坡教育部长：中国把学生当摇钱树太无耻 2009-09-04 20:37:02.0
    日前，国内媒体竞相以显要位置报道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表态：高等教育收费不能再提高了！作为论据，张保庆板着指头“计算”了农村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弟上学负担之重。国民平均收入是衡量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重要指标之一，现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内地3个农村农动力的纯收入才够支付一个大学生的学费。
　　张保庆提出观点同时披露的一组数字可能为人忽视，却传达着重要信息：2003年，全国高校教育收费400多亿元，而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投入为700多亿元——以此粗略计算，学生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已高达35%左右。即使按照富裕国家现阶段通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摊原则，这一数字也惊人的高，大学还有什么理由再上涨收费？
　　观察不难发现，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以及“收费大跃进”与“教育(全盘)产业化”被用作口号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遏制教育乱收费必须清除“教育产业化”流毒。教育部看到了内中的厉害关系，不愿为“态度不明确”而“背黑锅”，近期多次表示反对“教育产业化”概念。
　　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诸多概念需要厘清内涵与外延，否则概念本身会变得含混不清。“教育产业化”或是蜕变成了行政部门和学校乱收费的借口，或是沦落为了地方政府与投机商人合谋套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如圈地造“大学城”)，究其原因，核心在于缺乏基本的界定，没有厘清(甚至故意不提)教育的那一部分可以“产业化”，以及如何产业化。
　　譬如，针对企业产权所有人和经理人的EMBA教育自然可以产业化，却不能用它“偷换”教育这一概念；面对西方留学生的大学对外汉语教育不妨产业化，但当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学生时，是不是要产业化，就需要斟酌了。
　　教育的一部分可以服务产品化，但依据关于国家一般功能理论，以及文明发展史经验积累，显而易见，其可产业化比重很小。采用排除法，所谓的“普通教育”，从基础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包括让劳动者提高技能的一般职业教育，均属于不能产业化的范围——如果“普通教育”也进入市场交易，岂不是对国家功能理论的颠覆？“教育产业化”再往前进半步，就是政府职能“产业化”了，实在荒谬不堪。
　　令人脸红的是，围绕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问题，一段时间里，国内一些机构和个人为利而忙，竟然展开了似是而非的鼓吹，还时不时邀请外国专家参加“讨论”，可谓洋相出到国际上去。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产业化”伪问题就冒了出来，结果，发言的亚洲著名大学校长们展开了谆谆教诲，一致反对把大学搞成商业机构。有新加坡大学校长讲得比较客气(另一种理解是“转着弯骂人)：新加坡教育对本国国民不搞产业化，只对外国留学生搞产业化，不过教育部门和学校不管这事，由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管。
　　如果说转型国家面子事小，那么，严峻的现实是，“教育产业化”作为掩盖物，之下的“收费大跃进”已严重破坏社会公正。按照公认的教育成本分摊理论，除法定的基础教育，教育成本可以分摊一部分给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时至今日，对于大学收取一定学费，国内绝大多数公众心理上已能接受。问题症结在于，仅仅经过很短的时间，国内大学收费标准“大跃进”到了离谱的程度。具体到高等教育，全体国民中产阶级化的美国执行收费不超过成本25%的比例。今天，虽然没有任何机构出面提供国内大学教育成本的真实数字，但也没有任何人敢说收费不到成本的25%。
　　有关高等教育成本分摊问题，鼓吹“教育产业化”的机构和个人完全可能提出其他数字，证明增加公众个人负担的“合理性”。诸如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旺盛，扩大办学规模需要建设投入，某校本年度化掉了多少多少亿等等。但是，教育与大学总得讲点道理吧！连发廊经营者也明白，基础设施设备投入是按照折旧摊算的，扩大大学规模的投入能够分摊即期学生吗？
　　更需要看清的是，今天的教育成本已经和一些经营性垄断行业成本一样，当事人根本不愿意公开，甚至连计算清楚，自己心中有数的兴趣都没有。与此同时，种种证据显示，国内大学教育成本呈现“一高一低”背离特征，“一高”是冗员众多、成本虚高。最起码，无论是与当下发达国家大学比，还是与近现代史上中国大学比，今天国内大学行政人员数量十分庞大，而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大学人事体制改革举步为艰，行政体制改革更是殊难进行。“一低”是学生享有的教师资源、学术资源、硬件资源配置不足，实际发生的成本低下。
　　通过什么方式提高教育的效率尽可以讨论，包括实行高等教育市场定价，全额收费同时，由政府财政直接支付分摊费用给特定人群等等。对之，西方国家己经讨论了几十年、上百年。但无论怎样辩解，“教育产业化”本质在于商品化，脱离不了收回成本并牟取利润套路，于教育的绝大部分领域，是异想天开而不能成立的。更由于现实中“教育产业化”混淆视听，已是乱收费代名词，这一口号必须废止；现行高等教育收费已经高得离谱，必须调整成本负担比例，并加快大学体制机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