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和：舒芜与胡风冤案

舒芜与胡风冤案

舒芜告密正中毛泽东下怀

日前，中国文坛老人舒芜去世。

中国文学史上，自然有舒芜一笔。如论者所说，他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退休后对「五四」、鲁迅以及周作人的研究成绩很大。而且，他把一些评论和理论艰涩的文章写得文笔优美，可以作为随笔和散文来读，形成了一种优美的文风，非常可贵。他在晚年，也表现出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撰文质疑时下熙熙攘攘的「国学热」，反对搞所谓「尊孔读经」这些东西，好像又回到他人生的起点──出身于安徽桐城书香门第的舒芜当时就是「五四」精神培养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

但是，世人想到舒芜，必然想到胡风一案。此大冤案曾牵连两千多人，是何等的惨烈！而作为胡风案告密者，舒芜恐怕永远无法洗清这个历史污点。

胡风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有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艺派别，而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毛泽东自视为不容任何质疑的最高革命权威，当然也是最高文艺理论权威，如何容得了胡风这个山头？于是在一九五二年在全国掀起文艺界整风，首先拿胡风开刀。一开始就布置好了，软硬兼施收买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要他写出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长江日报》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转载。一九五三年初，《文艺报》、《人民日报》更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大块头文章，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胡风不服，上书三十万言

　　岂料胡风毫不屈服。一九五四年七月，他竟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三十万言书》，即长达三十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批评进行了反驳，特别对毛泽东的五个「提倡」──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还了得?!这个反扑有如「五把刀子」！这要把毛泽东的文艺圣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置于何地?!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从二月开始，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

斗争大升级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这也是舒芜主动「反戈一击」达到高峰之时。那天，《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提交的材料。他不单从胡风写给他的书信中摘取一些段落或句子并分类编排，他还对这些段落或句子分别加上他的注释，此外还有他本人的文字。显然，这是非常恶毒的。

毛泽东赤膊制造文字大冤案

毛泽东亲自赤膊上阵，写了编者按语，说：「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锤定音！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从而拉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场文字冤案。

于是，五天之后，胡风被捕入狱。接着，《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一场排山倒海般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展开，使二千一百余人受到牵连，其中九十二人被捕，六十二人被隔离审查，七十三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被监禁了十年之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一九七○年一月，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不准上诉。此后直至一九七八年，胡风才被释放出狱，但已是风烛残年，身心俱伤……。

那些年月，当胡风和各地「胡风分子」纷纷下狱惨遭大难之时，舒芜不仅名噪一时，还受到党国领导人接见，风光得很。这个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曾得到胡风大力扶植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人，变成了献出「密信」的「犹大」，叛卖如他自己说的「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恩师。

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历史无情，历史有情。每个人在历史面前都会受到审判。我是提倡宽容的，但前提是当事人要正视历史，深刻反思、忏悔。

「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不能说舒芜毫无表示。一九九七年，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说对胡风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但论者一般认为，舒芜似乎并没有深刻反省过这件往事，甚至显得有所回避。

的确，胡风案从「小集团」最后上纲为「反革命集团」并非舒芜所为；的确，不论舒芜是否把胡风的信交出，胡风注定跳不出毛泽东的五指山，注定落得悲惨的结局；的确，在毛泽东神威之下，全国几乎无人敢怒敢言。但这不等于舒芜可以开脱。

记得当年张志新惨遭割断喉管的细节公布后，引起了全国读者怒不可遏的议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的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显然，所有参与者都是有罪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应该追问时代的错误制度的罪恶。连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制度好，坏人很难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成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