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丁通讯 : 《财经》的下一个“二百五”

《财经》的下一个“二百五” / 布丁通讯

清晨起来数了数，从1998年4月1日《财经》杂志第一期封面“谁为琼民源负责”出版，到2009年11月9日胡舒立任内最后一期封面“黎强红与黑”问世，中间的十一年零七个月里，《财经》杂志不多不少整整出版了250期。也有如《财经》杂志的期数一样，胡舒立所带领的前《财经》团队，就好像一群“二百五”，凌厉而又直率地捅了一个又一个“马蜂窝”。

从新闻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上，国内实在找不出第二家媒体可望《财经》杂志之项背，更无需说《财经》杂志十一年中，每每关键时期为保持其品质所具备的勇气和执着。“琼民源”也好，“基金黑幕”也好，“社保案”也好，“谁的鲁能”也好，当这些题目能够出现在读者面前，并且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便应当致敬《财经》杂志，以及胡舒立和她的团队。

当然，《财经》杂志的遗产，并不止新闻产品之一项。如果说在当下中国，新闻产品稳定性更多依赖于高层环境，并可以成为其他媒体无法望《财经》杂志项背之托词，那么，《财经》杂志可供日后媒体可借鉴的，最为可贵的应为一种商业模式。即通过公司化运作，大幅提升杂志产品质量，进而吸引到大量广告，公司出现盈利，然后上市，更多人也便可以鸡犬升天，获得更多财富。

如上两点，我认为，这便是《财经》杂志留给后来者分量最大的内容，一个关乎新闻理想，另一个更加在意实利。或者说，《财经》杂志之所以能够在过去十一年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在新闻理想和商业利益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甚至，这两部分唇亡齿寒，不可或缺。否则，当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便不会给王波明提出编辑部独立的原则，也无疑，这是一种时代进步。

相比于之前宣传喉舌的角色，《财经》杂志创刊之后的国内传媒世界，也很快掀起了一波市场化热潮。当然，除了《财经》杂志，基于创办《南方周末》成功经验，位于珠三角的南方报业集团的《21世纪经济报道》也获得了成功，长三角的《第一财经日报》亦与《21世纪经济报道》形成对拱之势，过去的老三报《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和《经济参考报》逐渐被后兴的两报一刊所代替。

很可惜，这只局限于财经类媒体范畴，在时政类媒体中，央视、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其地位仍无法撼动。2003年南方报业集团下面的《21世纪环球报道》因为没有把握好报道尺度，一份时政大报的梦想过早夭折；其后新华社旗下的《了望东方周刊》，虽然早期在姜军执掌之下一度繁荣，但无奈之后仍难以摆脱体制束缚，也日趋没落；再往后，飞行品杂志《看天下》出现，并开创严肃时政报道八卦化之先河。

有如普利策逝世后，上世纪美国前30年，虽然其创办的《纽约世界报》，已渐渐不敌伦道夫·赫斯特挺进纽约创办的《纽约新闻报》，以及奥茨家族的《纽约时报》，但是普利策的继任者弗兰克·科布，以及由沃尔特·李普曼所主持的社论版编辑部，仍能让《纽约世界报》在美国报业有巨大影响，虽然过去十一年《财经》杂志之外，中国亦有其他成功财经类报纸，但论及影响，却无人能出《财经》杂志之右。

循此脉络，《财经》杂志的第一个“二百五”时期，能够从财经报道的路径上升到政经，乃至对时政的影响力上，基本算是一个奇迹。新闻理想主义者对王波明，以及财讯传媒（联办）的苛责，的确忽视了这十一年中，由王所带领下的联办对《财经》杂志能做到有影响力所提供的保障，也是因此，王波明在最新一期《财经》杂志上表态说，不能确认是否找到《财经》杂志如今面临严峻挑战原因，对其真实性，不应怀疑。

论到此，胡舒立的去向问题，已无任何争论价值。11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全球华人企业领袖颁奖典礼上，淡出《财经》的胡舒立，亦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的身份出现在会场，胡舒立在领取“杰出传媒领袖”奖时说，“我把这个奖看做是给前财经团队的”，或许，胡舒立讲出这样的话，更多的是对过去的肯定，无疑，包括王波明在内的前财经团队，在过去第一个“二百五”时期，的确打了一记好球。

但是，吴传晖和胡舒立团队出走《财经》，实为一件不幸之事。这是因为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新面临方向选择关键当口上，《财经》杂志的退却，使得中国国内丧失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舆论判断标杆，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感觉到，最新出品的《财经》杂志像是缺少了一点什么，这种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的迷茫，毕竟，路标已失，再要找回，不花费气力又何尝容易？

又闻央视网站已出“财经不能不说”匿名贴中，已将一些经济学者和传媒人称之为西方敌对势力经济及文化入侵“爪牙”，并附上诸如故意打压内地股市，为西方财阀利益服务之罪名，无限悲戚应然而生。也可以望见，《财经》的下一个“二百五”时期，不仅是胡舒立团队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财经》事件”更像是一个拐点，未来，更多的还将是在动荡和不安中度过。

不知到了下一个“二百五”的结尾，是否还会有人重新记得起胡舒立团队，以及在许多偶然与必然结合之下诞生的《财经》杂志前十一年。重新读起1947年1月21日农历大除夕，储安平给胡适先生所写的约稿信，上面写着：“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虽然胡舒立不是储安平，但是这终究还是一个诡诈的时代，处处充满着不确定的愿景。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财经新团队未来将如何演绎《财经》杂志的下一个二百五十期，但是，至少，以在过去十一年中，第一个整整二百五十期《财经》杂志实属不易地打出一记好球的名义，我们应当祝福胡舒立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