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与中国市场经济发生史

荣毅仁与中国市场经济发生史

荣毅仁与邓小平






1979年，赵丹在世的最后一年。一般认为，此时的赵丹对自己能否再演戏已经绝望。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两年前北影厂厂长汪洋邀请他出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最后关头，他被替换下来，王铁成被决定出演这个角色。在回忆里，王铁成描述那个时刻，“那时，他（赵丹）8点半就去化妆，11点半才化完妆，试完镜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迟迟不肯卸妆”。“没有人忍心通知赵丹被替换的决定。最后，赵丹自己拿了一个包，悄悄地走了”。之后，赵青观察，“赵丹崩溃了。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声地哭。”

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赵丹还有过一次远远超过那个时代的想象，他问当时中信筹备组成员、金融专家闵一民，“如果有一家外国著名的电影制片厂要和中国电影界合作，中信公司能否为此担任红娘角色，中信能否也投点资以促其成？”20多年后，这个近乎常识的问题，那时，闵一民的答案，“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再一次否定，赵丹于是真的没有机会了。重重困局之下，他把自己的结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管的太死，文艺没希望”。一年后，赵丹辞世。

被记录的赵丹的最后想象与结论，一个偶然的搭配，却似一个隐喻。令人叹息之处是，没有了自己生命时间的赵丹与一个新生的机构与新的时代，擦肩而过。

1979年，中信筹备组租下和平饭店的房间做办公室。这年8月，赵丹赴京参加文艺座谈会，正好住在这里，“在一楼大堂、电梯、楼道，特别是中午时刻的餐厅，我们会经常碰见他们”。同样是这年8月，闵一民是拿着中组部的调令，从中国人民银行来到中信筹备组的。这位后来成为中信公司常务董事的金融专家，回忆当时，“有一次，孩子们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无意中说起了誊抄的事，他们都很惊异，一个在央行当局长的，怎么干起书记员的事来了？”但是，当时的中信，“人人都是这样从最平凡、最具体的工作干起的。包括荣毅仁。”一般人，包括赵丹，对这家荣毅仁领衔的公司的想象与好奇，多数超过真实境况。赵丹最大的好奇是，“外间传说中信公司的资本全是荣先生一个人出的？”15年后，闵一民完整地描述了当时的资本构成，“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公司初期注册资本是人民币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经过几次和财政部联系，财政部答应先实拨资本金2亿元，但到了实际拨款时，由于国家当时财政困难，又改为实拨1亿元，第一次只拨2000万元，加上荣毅仁个人的存款借给公司1000万元，因此实际公司开业后，真正可以运营的资金是3000万元（财政部在此后三年又分别拨给公司2000万元，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是有赖于1985年前将每年利润免税补充和国家将公司投资企业的固定资金转为公司资本）。”从这种资本的结构来说，“中信完全是国有企业，但公司初建国家资本拨付不足，荣先生以他自己拥有的资金，存在公司由公司营运，过一段时间公司将如数退回给他。所以，这不是他个人的投资，公司资本中没有荣先生的股份。”闵一民当时很艰难地向艺术家赵丹解释这其中的复杂。

严格的财务叙述之外，中信早期创始人的“民间记忆”，中信的第一笔投入，来自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中信原董事庄寿仓回忆的中信筹备期，“大概是1979年五六月间，老板领着我们几个到处找房子，公司名称既定，对外打交道总得印个信纸信封，总得花钱买点纸墨笔砚，总得有点杂费开支吧。荣夫人不愧是管家人，她晓得我们的难处，有一天拿出了刚从银行取来的捆扎得整整齐齐的1000元。真是救了急，因为我们刚订印了信纸信封，正掏不出钱来付账呢！”庄寿仓的见证，成为中信后来员工的一个传说，“这1000元称为‘开办费’最合适，没有它，那时可抓了手背”。筹备时期的中信，“交通工具只有两辆旧车，一辆是借来的上海轿车，一辆是花12000买的二手丰田面包车”。就是这辆几经周折弄到的大使馆淘汰的丰田面包车，“也是荣老板用自己的私款支付的”，中信的秦榴甚至发现自己到公司后领的第一笔款子，“同样是荣老板的私人存款”。时任中信行政处副处长的秦榴，最高兴的是，“当时公司领导为我们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

那个年代，1979年，使中信能够破土而出以及它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或许远不是荣毅仁能不能拿出令人惊叹的1000万来帮助中信启动营运那么简单。

那顿最后以吃涮羊肉结束的邓小平与中国工商界领导的聚会，一般认为是中信公司可以成立的起点事件。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有回忆说，当时邓小平是想单独找荣毅仁谈的，后来决定多找几个人一起谈。当时需要讨论的话题是“解决落实对资本家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结果上看，似乎这不是邓小平的重点。在谈话时，邓小平直接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接下来，邓小平的谈话方向转向了荣毅仁，径直提出了要求——在《邓小平文选》里，是这样的表述:“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形式你自己考虑。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中信公司成立20年之际出版的《我与中信》，刊发了这次会见的记录稿，荣毅仁对邓小平的要求回应说，“我愿意做工作，我才63岁，在80岁以内还可以工作。”更精彩，同样超乎那个时代的见解是，荣毅仁说，“引进技术、外资问题，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

选择荣毅仁，仅仅是邓小平的一时灵感？从荣毅仁的经历看，这是邓小平对他的“第二次点将”。第一次在20年前的1959年，当时，毛泽东考虑要再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到中央部门担负领导工作，他委托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荐人选。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荣毅仁（当时为上海市副市长）。

邓小平的选择并非偶然。庄寿仓回忆，“听叶选基说，还在1978年秋，荣老板在广州时，叶帅在南湖宾馆约见老板，还有谷牧副总理，要请老板出来办实业”。荣毅仁与叶剑英之缘，源自马万祺。传记《荣毅仁》叙述这段渊源，“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很仰慕叶帅，他到北京时，总要去探望叶帅。马的儿子马有恒当年在广州念中学和大学，‘四人帮’猖獗时叶帅住广州，马有恒就常去叶伯伯处，叶帅也很疼爱马有恒，视同自己的子侄。马万祺和荣毅仁关系很好，后来荣、马两家联姻，荣毅仁的小女儿智婉和马万祺的儿子马有恒结婚，彼此的关系又深了一层。马万祺到北京总要把叶帅和荣毅仁请在一起聚聚”。在南湖宾馆邀请荣毅仁出来办实业后，那本传记记录了叶帅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还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

赏识荣毅仁的，还有王震将军。庄寿仓描述说:“王老一度主管国防工业，当时某些尖端技术国内尚未过关，是叶帅和王老委托毅仁同志通过海外关系代为引进。后来，国防科工委曾颁发奖状表彰毅仁同志在尖端事业上的贡献。”事实上，这段传奇，时间可以上溯到50年代，《荣毅仁》这本传记里描述说:“王震在新疆建设兵团带兵戍边时，就到荣家做过客。”而1961年荣毅仁随彭真为团长王震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越南时，两人又再度相遇。更有机缘之处是，因“文革”而被赶出北京的王震1971年返京，临时住到北太平庄部长院落，竟与荣毅仁家门对门。粉碎“四人帮”后，《荣毅仁》里记录说，“叶帅经和小平、王震等同志商量，提名让荣毅仁出任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邓小平点将之际，荣毅仁已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按照当时一般的途径，选择去主持一个政府部门，对于荣毅仁看起来是更为正常之选，“中央领导同志也已向他透露了这个意思，旅游部或电子部由他自己挑”。仅仅十几天后，那年2月初，荣毅仁作出了他的选择，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批下来了，庄寿仓注意到其间变化，“投资信托”，在国务院批下来时被改为了“信托投资”。自此，有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陈云对这家公司有着更缜密的考虑:“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

所有正确的选择，事后来看，都可能被认为是必然，但回到历史现场与具体时空，如何选择恐怕并不那么容易。那个年代，邓小平改变中国思考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如何引进外资的问题。从下属的角度来观察，李岚清对此有足够的敏感。当时他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1978年底开始，李岚清作为中方重要负责人与美国通用公司开始谈判——重型汽车的技术引进。但谈的过程中，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李岚清回忆说，“合资，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joint venture。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但是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joint venture，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就是合资经营。”美方对joint venture作出了解释，谈判中的中方显然对此兴趣浓厚，因为这不失为对双方可能都有利的一种合作方式。不过，回忆那一时刻，李岚清说，“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种反应，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当时有一种制度，重大项目的谈判，都随时向上面写简报。美国通用joint venture的想法当然被写进了简报，李岚清回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批示:拟同意。但是，他又感到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就报送给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领导。所有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圈阅了，小平同志特别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作为中方重要的谈判人，李岚清说，“在1978年时，邓小平就有了这个构想（合资）。”

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这时同样是陈云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1979年3月，国务院重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负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这年3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谈到这个问题，直截明确，“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陈云文选》第3卷）。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不久，就思考甚至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增加”。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传》描述，1979年春，陈云思考的重点之一是“市场”，并写出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

显然，陈云“市场经济”的宏观思考，在当时还不太可能跟中信的微观现实发生直接的关系。依循中国一般惯例，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的主流价值导向，是中信真正的生存空间。

不过，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以及合资办企业，其技术性难题在于，“没有法律人家根本不敢来（投资）”，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项淳一回忆当年: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国刚刚经历那么长的动乱，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的决心。事实上，这时候彭真已经根据中央的决策，亲自主持讨论中外合资法。李岚清回顾，“我本人参加过七次讨论。我们请了香港企业的朋友，也请了美国一些教授帮助”。列宁关于租让制的理论和实际，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法律，“全部收集起来研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起草过程中，最具争议的是，要不要限制外资的比例。

彭真邀请荣毅仁、经叔平、古耕虞等专家讨论此事。荣毅仁提出对外资不限比例。但是，全国人大紧急委托我国驻外使馆，查找各国相关法律，结果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规定了外资进入的上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中的两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荣毅仁对此不赞同——那天晚上，当时为荣毅仁秘书的庄寿仓回忆说，他和荣毅仁写材料弄到深夜两点钟，最后“我只能睡在老板家的客房床上”——在荣毅仁的书面意见里，他写道:“（这两条）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对荣毅仁的意见，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比例之争由此结束。看上去，引进外资最重要的法律问题都得以解决，中信未来似乎坦途，真实的现实，或许并非如此。

荣毅仁建议成立中信公司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的同时。荣毅仁回忆说，“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国务院精心安排在（1979年）7月8日正式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际，同时宣布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三个月后，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在那本历史上仅有的洛克菲勒家族自传里，戴维·洛克菲勒——这位在中国曾拜访过荣家（在中国惟一进入的中国家庭）、并品尝过“荣家菜”的美国金融家，描述他的好朋友荣毅仁，“邓小平知道中国急需外国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发展，便找来了荣毅仁——他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在西方拥有关系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后来，1986年洛克菲勒再次到中国，终于发现真实的荣毅仁不仅在西方拥有关系与人脉，“荣毅仁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于1972年下榻的与紫禁城毗邻的一个宾馆为我们举行了丰盛的宴会。这是一种暗示，表明荣毅仁有权力和影响力在通常为国家元首人物保留的地方举行宴会”。

在中国人的语境里，洛克菲勒的观察，并不一定是当事人乐意接受的判断。现实中国，比美国人的想象要复杂得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邓小平的研究者访问时，荣毅仁谈到中信的源起之后，重点叙说了常常被一般人所忽视的中信公司的章程，“我在中信公司第一个章程中写进了，‘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的原则。”荣解释说，“（这一原则）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在与邓小平谈话时，荣毅仁说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已经清楚表明荣对引资与这一过程必须伴随的经济体制变革有着足够深入的认识。但回到具体的现实问题上，中信当时的高层回忆说，“这句话，当初的设想是用吸收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中适合为我所用的部分”。但是，那个年代，“谁敢说这样的话，即使敢说也不宜载入章程”，所以，“老板琢磨来琢磨去，提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再冠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样就完整了”。显然，荣毅仁更明白中国现实。

对于刚刚成立之初的中信，当时《人民日报》跑外贸的记者计泓赓的观察，“那时在我联系的七八个口子中，我感到，惟独中信有点‘特别’”——“一，它没有正经的办公地方，只租了和平宾馆的几间房，不像有些部委像样、气派;二，人少，总共十几个，不到某些部委一个处;三，60至70岁左右的老先生多，大都是原工商业者;四，业务新鲜，国际信托投资是啥东西？有啥作用？都是问号。”60至70岁左右的老先生，这是中信荣氏班底的第一部分构成，计泓赓统计的这部分老先生:王兼士（当时75岁）、吴志超（65岁）、徐昭隆（62岁）、吴光汉（68岁）、雷平一（67岁）、杨锡山（63岁），这些是荣毅仁从上海请来的;在北京的则是经叔平（61岁）。荣氏班底的第二部分，“叶选基（37岁，在军事外语学校学过西班牙语，曾在驻外使馆工作）;王军（38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原在总参工作）;庄寿仓（52岁，原在四机部工作）”。荣氏班底的第三部分，则如闵一民那样，“拿着中组部的调令来的”中央各部委官员。即使当时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之位来出任中信公司的董事长，荣毅仁仍然坚称中信公司的任务是“拾遗补缺”，“为了避免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在业务上发生冲突和矛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选择上，凡与中信工作关系密切的部门，都请他们委派董事。”

甚至在筹备期间，荣毅仁——一位党外人士，也在思考中信公司党的组织形式，他的同事回忆说:“他说公司一定要成立党组，体现党的领导，并说已经向谷牧副总理提出了。”
看起来，荣毅仁在操作中信公司问题上，足够缜密，而且慎言慎行。但是，从微观层面观察，公司真正进入实际运作，后来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因素，仍然无可阻挡。在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这个主题下，新的力量开始生长。

财政部在拨给中信公司资本金，中信公司真正运作的开始之际，冲突即已发生，闵一民回忆那时，“当我们在开户银行第一次收到2000万元时，开户银行原定按财政拨款无息账户处理，经过努力争取，开户银行后来同意按企业存款支付月息一厘五左右的存息，这意味着公司第一笔资金2000万元一年可得30万元的利息收入。”闵一民们的努力，完成了对中信企业身份与企业必须追逐利润的“认定”，但是，对这笔息金，即使公司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公司是国有企业就要承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为国家资金增值和承担风险的责任，企业存款收取利息是完全正常的。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公司刚刚成立，还没有开展业务，国家拨给的资本，可算无息拨款处理。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按前者处理。”后来回忆此事，闵一民找到了一对矛盾的关系来解释这种冲突，“这反映在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我们的认识过程”。这件事当然也向荣毅仁汇报了，而当时他的答案，并没有“市场”的字眼，荣说，“按经济规律办，我同意”。

低调、并且定位“拾遗补缺”的中信，一旦进入经济领域，与传统体制的碰撞，似乎无可避免。早期的中信，投资仪征化纤厂与在日本发行日元私募债券，是其最具挑战性的项目。当时中信开发管理部专员潘廉志描述说:“仪征化纤厂是我国1978年引进的（22个）重大建设项目之一。1980年，由于国家压缩基本建设，曾考虑缓建。其实全部引进设备已陆续运到，国内基本建设也已上马，停工将遭致相当损失，而化纤产品又是紧缺物资，国家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纺织工业部找到当年的老副部长荣毅仁救急，荣最直接的反应是，“资金不足为啥不能向国外借呢？”经过周密的可行性研究，荣毅仁提出在日本发行债券。“发行债券”，在中信公司章程里亦有规定，且经过国务院批准。但是中信自己的这个依据说服不了别人，庄寿仓描述当时的一般舆情，“我们奋斗了几代人迎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新中国，手里多少也有些外汇储备，为什么要举债，还要到外国发行债券？”当时，国务院主管领导已经同意中信这一项目，但反对之声愈烈。反对者中相对专业的理由: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但对此，更专业的荣毅仁的分析是:低息贷款往往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而用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可以“贷比三家”，“低息的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自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可一概而论，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取决于决策是否得当”。

计泓赓描绘当时的荣毅仁，“他想不通，为什么中央对我那么放心，下面一些人却对我不放心。身为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老是告我们。”看起来，荣毅仁不可替代的人脉资源帮助他渡过了这次危机，“他跑到主管领导家里，力排众议，陈述利弊，据理力争。终于取得了主管领导同志的坚定支持。”从结果上看，中信的此次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稍后，向国外发行债券的“仪征模式”也成为一时风尚。

正欲破土而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中信，此次日本发债风波，放在当时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背景下观察，它所面临的压力，又非单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一般舆情。

在重新主持中央经济工作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979年3月21日），陈云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经济工作思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陈云对当时的中国现状十分明了，“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在经过反复讨论后，调整成为当时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决策。稍后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认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时间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和完全积极的方针”。从全局的角度看，《陈云传》里记录当时陈云所了解的中国现实，“陈云同李先念、姚依林谈话。他们告诉陈云:文化大革命中间已经把所有大企业下放给地方，鞍山、大庆等都属于地方所有，中央只有对这些企业分成。陈云问了现在中央财力的情况，他们反映:中央每年只掌握137亿，加上地方分成给中央的大概每年有370亿元，这样中央一共只有500亿元。但是，像粮食部等作为有计划亏损的部门还属于中央，需要由中央财政贴补。”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在这次谈话后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传》记录说:“陈云谈到这个问题。他坦率地说:现在中央手里直接掌握的只有137亿……说着，陈云拱手道:‘我对地方的同志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调整方针的确定，是当时经济工作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仪征项目，也正属于考虑被“压缩、缓建”之列。现实的国情，使陈云非常坚决。1980年底，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汇报有关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设想。这次会上，陈云说:“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样了不起。就是一毛不拔，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这种格局下，重新启动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的仪征化纤厂，显然与调整的大盘子不符。所幸，荣毅仁与中信找到了新路，在国外发行债券，而不动用极其紧张的国内资金。在邓小平倡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下，中信寻找的是一种增量经济的方式，这一努力，在当时复杂的情势里，其价值与意义，在启动之初，未必被足够理解与重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最终促成日本债券的发行，或许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特殊的发生方式。

从历史进程来看，站在时间的彼岸观察曾经的80年代，在荣毅仁与中信进行操作层面的市场经济探索之际，邓小平与陈云也在宏观层面思考市场经济。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使用了那个过去被遗弃的词: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官方文献对此的记录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一年，邓小平在特区以及农村承包制……开始了未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破局”尝试。1979年，更早一些时候，陈云亦开始使用这个词:市场经济。与邓小平的风格不同，陈云将自己的思考放在了“计划与市场”结构之中。

陈云在1979年春写下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研究提纲里总结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陈云传》的编者分析说:“这份提纲是党内最早的以文字形式论述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文献，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份提纲阐述的意见，在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着怎样的原则和方向来进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陈云的思考与阐述，在整个80年代，计划与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比重，是核心的主流话语。1981年，陈云找到了更具指导性价值的表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1年后，党的十四大终于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叙述这个“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时，首先讲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经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三届四中全会，一直到当年初（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由此而观，中国变化的政策起点，始自陈云突破性的思考。

仍然回到历史的现场。在陈云完成自己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同时，也找到了一个更具形象性的概括:“笼子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正如鸟与笼子的关系。这个比喻来自黄克诚，“要把经济搞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陈云传》里统计，1982年11月至12月，陈云三次运用这个比喻。放松一些来观察，“笼子论”所建构的结构关系，对应赵丹的“管的太死，文艺没希望”，无论如何是一种校正与进步。如果又以十四大报告叙述“形成新的认识”过程看，这是一个有限度的变化。

第三次运用这个比喻，是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在团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带领下，来到陈云家里。一起去的，还有荣毅仁。陈云阐述说:“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在虽然已经松动的旧有格局里，荣毅仁与他的中信，因其探索与创新性，其运作并非容易，复杂的而具挑战性的仍为不明朗的局势。庄寿仓回忆自己惟一一次拒绝荣老板的任务，也基于这种情势。那也是1982年时，“当时某些地区与行业在引进、利用外资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和后果，国务院指示要开展清理整顿。中信是对外窗口之一，自应遵照执行。当时又有一股小小的风，认为引进错了、利用错了，把某些问题的现象归咎于本质，认为应该停下来清理，整顿好了再进行。荣老板有自己的看法，他从积极的方面着眼看问题，认为清理整顿有必要。但引进外资的大方向不能因个别事件或事故影响而改变。有一天下班，老板嘱我随他到家里，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嘱咐先起草一稿准备向上级写报告”。从事秘书多年的庄寿仓，采取了“拖”的办法……“事隔半年，《人民日报》发表头版社论，大意是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理整顿不久即告一段落。”在这种局势里，计泓赓在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报道《“巧克力大厦”的脉搏——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里，总结早期的中信，“头四年，公司内部每年总要争论方向对不对？争论的焦点之一，既然作为国家引进外资的一个窗口，办成政府机构岂不更好，何苦要搞这吃力不讨好的公司？”计概括那一时期的中信，“在夹缝中生存”。

但是，业务的拓展并不能因为在夹缝中而停滞。中信员工梁进回忆中信的海外投资的拓展，“西林公司，这可以说是中信公司（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介入海外投资的标志，同时也是创组中信海外投资部的契机。……不久，大批红木板材自太平洋彼岸源源而来，缓解了国内木材资源的紧缺状况，但随之碰上难题，1985年是进口许可证的限制，几艘木材船漂泊港外，翘首待准。每天光是滞期罚金就损失近万美元。”有限度的变化，与中信相对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冲突。看起来，也可能只有中信这样的公司能够采取这种解决之道，梁进描述说，“官司一直打到最高层方获解决”。计泓赓记录这一事件:1985年5月14日，国务院同意国务委员张劲夫关于支持中信公司在“笼子”内有进口木材经营自主权，而不必归到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的报告，并批示:“不准再扯皮”。

类似的冲突在中信收购香港电讯公司20%股权时（1989年），再度发生。这一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的收购，在国内被相当权威的人士用非经济的方式批评说，“（此举）是帮助英国人抽走资金”。这一时刻，邓小平出来说了一句话:“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们去搞好了。”种种争论，由此烟消云散。

借用“笼子论”的比喻，中信公司这只“鸟”在不断地尝试“笼子”宽度与广度的底线。荣毅仁以他特具的中国方式，把握着中信“触线”后的基本生存，并最终与众多力量一道，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规则。1985年曾陪同荣毅仁访美的姚进荣（中信办公厅主任），记录了基辛格的洞见，“像荣这样既了解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实在不可多得。”当时，基辛格更让姚进荣惊讶的判断是，“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从中信公司发展的历程与荣毅仁的选择来看，荣对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与足够的克制。当年，中信公司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庄寿仓回忆说，“全国各省市领导人都活跃起来，开始酝酿成立省市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几位与荣老板很熟悉的省市领导直接找荣老板商酌，希望自己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接受中信领导，成为中信在各省市的分支机构”。面对这几乎无法拒绝的热情，出乎意料，“（荣毅仁）婉言拒绝与省市公司形成隶属关系乃至指导关系”。20年后再观察众多的省市信托公司的状况，庄评论荣毅仁当时的决定，“杜绝了很多后患和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