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瓶颈、拐点、创新---邱震海

　　有鉴于此，海外舆论或称此次会议将启动中国“第三次转型”，或称将启动“全方位改革”，或称会议将提出“包容性增长”。凡此种种，无非是在表达对此次会议的期待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显现的一些引人注意的趋势。

　　这些趋势归结起来就是，无论是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还是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乃至近七、八年的高速增长，都出现了巨大的成绩与巨大的问题赛跑的现象。

　　虽然人们相信，巨大的成绩一定能跑过巨大的问题，但无可否认，中国出现的巨大问题已不容人们忽视或拖延。这些问题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皆有体现；但若人们将内政视为外交崛起的基础，那么对内事务上的问题就尤其不容忽视。而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归结起来都涉及到一个创新的问题。

　　所谓创新，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技术创新，而是扩展到在物质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中国在经济、社会模式和制度方面，都需要有不同于西方的创新。其背景不言而喻：在过去数百年人类历史上，现代化几乎就是西方国家走过的历程，西方为此积累了经验，也走过了弯路；中国若不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就必须走出一条全新的创新之路。

市场经济在东方遇到的挑战

　　创新首先体现在物质现代化层面。有一句话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与西方从“前工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又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发展历程：“当中国人骑车的时候，西方人已在开车；当中国人好不容易开上车了，西方人又开始骑车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中国和西方的一系列生态文明冲突，大致都可在这一框架下寻到逻辑；而这一逻辑也再次凸显中国在物质现代化层面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创新同时也体现在覆盖物质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的层面。百余年前，德国学者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首次阐述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在欧美成功的原始精神动力，其中包括节俭、天职以及诚实与守信等准则。韦伯的贡献在于，他不是循着物质-制度-文化的顺序，而是将这一顺序重新排列为物质-文化-制度，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深处寻找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乃至政治制度在欧美成功的奥秘。

　　韦伯在此书中没有阐述的，还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既然是你情我愿的市场行为，就必须有独立的监管，而且监管者不能参与买卖双方的市场行为，这就是服务型小政府最早的来源；既然是市场买卖行为，就必然会有纠纷，这就是个人权利保护最早的萌芽；同时既然是市场纠纷，就必然涉及到调节或规避的机制，这就是最早的契约精神的发轫之处。

　　但必须承认，无论是个人权利还是契约精神，在东方文化氛围中是相对比较匮乏的。百年前韦伯只是描绘了市场经济与西方新教伦理的吻合之处，但市场经济进入东方文化氛围，如何与东方文化匹配？更具体地说，市场经济进入中国近二十年后产生的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制度的问题，还不如说首先是文化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与其说是一个政治问题，还不如说其背后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

　　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不适合市场经济，而恰恰说明中国在市场经济遇到瓶颈之后，需要更多制度模式的创新；而制度创新之所以步履维艰，究其根本则又是一个文化匹配的问题。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

　　中国语文里一些习以为常的用语，都反映中国文化的一些深层思维其实与市场经济的本义格格不入。比如，近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努力，都以“国富民强”和“富国强兵”为目标，其中“富”的主体都是“国”。

　　在这一传统模式中，国家成为富裕的主体，然后才将财富分配给民众；这样的国家自然成为全能的大政府，这样的民众自然不但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且也没有丝毫的个人权利的争取空间。

　　但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创造财富的主体应是民众，国家的功能只有两个：一、通过税收进行财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二、迅速发展国家能力（包括教育能力、创新能力、战争能力等），以规避“富国不等于强国”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真正应该实现的是“民富国强”。

　　然而，几千年的传统思维及其模式，使得“民富国强”的概念始终难以深入人心。以三十年改革为例，虽然民营企业大幅发展，民生大幅提高，但一有风吹草动，“国进民退”每每成为人们的惯常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改革的瓶颈来源于政经交织，政经交织来源于政府职能无法根本转变，而政府职能无法根本转变则又来源于传统文化中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

　　看到问题的症结并不难，难的是真正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落到实处，同时能逐步有效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五中全会开幕，政策重点由“强国”转向“富民”，人们对此抱有谨慎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