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兄弟 作者: [韩]殷熙耕

　　这是一本独特的社会小说。高中生亨俊、升洲、斗焕、祖鞠义结兄弟，满怀少年的激情走向社会，追踪他们独特的人生轨迹，却在社会习惯努力的压抑下，经历了诸多挫折和磨难。作者采用全新的视角，对社会的弊端、社会的矛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在诙谐笑谈、幽默轻快的节奏中，读者看到的是一幅社会生活的漫画——生活充满了笑料，笑料折射着生活，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人的欲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序
　　近年来，配合韩剧的流行，中国读者所能读到的韩国小说，几乎都是清浅柔曼的青春爱情小说，但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汉城兄弟》，可谓独树一帜。作为韩国文学翻译院鼎力向海外推荐的优秀作品，《汉城兄弟》具有独特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一洗渐成流俗的缠绵凄婉文风，笔触直指韩国社会结构深层与底层，为中国读者了解经济高度发达的韩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本，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写起，四个个性迥异的高中生被命运拉扯在一起，身不由己地影响到彼此的人生遭际。这段持续到九十年代末的友谊(或说是纠葛)苦乐参半，烦恼丛生。他们之中，最终有人死于非命，苟且偷生的也已意兴阑珊。
　　作者采用历史的视角,细节化的笔法，以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小市民二十年间生活的变迁为线索，对战后韩国社会弊端,社会矛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的批判作用，在诙谐轻快的节奏中,读者看到的是一幅众生相式的漫画——生活充满了笑料,笑料折射着生活。
　　小说的主人公，是几个被经济发展大潮冲击到生活边缘的普通市民，整日为吃饱肚子而疲于奔命。他们失去了梦想，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地被社会潮流推着颠簸漂荡。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中，人的欲望往往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又反过来为其利用，极容易丧失自我，随波逐流。这四个被社会疏远了的小人物，想方设法寻找自己的机遇，有时甚至看到了一丝曙光，却终究两手空空。他们的奋斗与失落，就是韩国产业化时代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作者殷熙耕是韩国著名青年作家，作品屡次获韩国小说文学奖、李霜文学奖、东西文学奖、文学村小说奖等多种奖项。她的小说勇于标新立异，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行文尖刻、犀利，读来令人耳目一新。长篇小说《汉城兄弟》是作者的最新长篇力作，出版后引起读者与新闻媒体的强烈反响，被韩国评论界普遍认为是解读韩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中社会弊端与矛盾的必读书。第一章 结义
　　春天到了。
　　小城的男子高中三班教室里，正赶上下课的时间。
　　“立正！”
 
　　“敬礼！”
　　穿着黑色校服的学生刷地一下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向老师行礼。
　　老师刚一走下讲台，学生们就像炸了窝的马蜂，一下子乱了起来。有人歪歪扭扭地靠在座位上，有人在过道上挤来挤去，有人立起身子嚷嚷着什么，沸沸扬扬，乱成了一团。
　　值日生一边擦着写满了黑板的粉笔字，一边嘟囔道：“这古代汉语老师可真是的，上课老爱写这么多，又这么使劲写，弄断了不少粉笔不说，擦起来都费劲。”
　　值日生不停地嘟哝着，拿着沾满了粉笔末的黑板擦小心翼翼地向楼道走去，不小心又和急着要到厕所抽烟的学生撞了个满怀。
　　教室后部，学生们在争抢着什么东西，抓过来，扔过去，闹个不停。有的学生拿着笤帚，有的拿着一只鞋，拿着壶盖儿，还有的拿着椅子腿、裤腰带什么的，扔来扔去，一时间，这里变成了一个杂耍场。
　　没来得及吃饭的学生拿起快餐盒，用筷子往嘴里飞快地拨着，扔来的杂物掉进盛饭的桶里他也顾不上管，往旁边一推了事，抓紧时间吃自己的饭要紧。
　　教室正中间坐着一个人，脸色不怎么好看，一个人默默地在想什么。他黑黑的睫毛向上翘着，圆圆的小嘴唇红润润的，唇线就像描画上去一样，十分清晰秀美。白皙的脸庞，宛若长圆形的鸭蛋，显得非常可爱。看上去，活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此时，他陷入了沉思，眼睛里流露出令人费解的神色，嘴唇微张着，几次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最后，他终于开了口，以十分急切的口吻问同桌：“喂，你做完物理作业了吗？”
　　“什么，作业？物理课什么时候布置作业来着？”
　　同桌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短短的乌龟脖子上挑着个四方脑袋，又黑又难看。听见有人问他，短脖子向旁边转了转，扯着有点沙哑的嗓门发出了不解的反问。
　　小白脸惴惴不安地向乌龟脖子瞥了一眼，开口说：“我说，不然就这么干，我们没有必要去抄解题过程，就抄个得数。把字写得大大的，一个字占两行。反正作业那么多，大铜锣检查的时候也顾不上看解题过程，只看一下得数不就过去了？！”
　　小白脸想了想，又说：“要不然咱
　　们来它个瞒天过海，就抄最后一道题，抄在本子的最下边。大铜锣来检查时咱们就把本子上半部分用书盖住，让他只看下面那道题就成。”
　　可是，乌龟脖子就连这个都不想干：“得了吧，你点子可真多。谁有心思干那玩艺儿。老师不检查作业的时候也是很多嘛。全班没有做作业的也不会光是我们两个人哪，不信就问问。”
　　说着，两个人就同时以坐在前排左侧的同学为目标，小白脸用细长的指头一个劲地杵，乌龟脖子用粗大的手掌啪啪啪地拍他的背，提醒他转过身来。不知是那个同学本来就动作迟缓还是故意装相，被人这样又是杵又是拍，可他就像没有任何感觉似的，好一阵子才慢慢吞吞地调转过身子来。
　　这个学生天生一副宽额头，又黑又粗的眉毛，颇有一点男子汉的味道，但高高突出的颧骨和一双往上吊着的眼睛却在声明，他的长相并不想让大家满意。
　　看见他转过身来，后排两个人就一齐迫不及待地问：“物理作业你做了没有？”
　　那个人带理不理，慢吞吞地说：“噢，你说物理作业啊，我也没有做哟。”
　　一听这话，小白脸和乌龟脖子便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了前排靠右侧的那个同学。
　　这位同学正在看一本厚厚的书，好像是一本什么全集。他深深地躬着腰，背上的校服被绷得紧紧的，头埋在书页里，从他那慌张的动作可以看出，此时他的神经是绷得相当紧的，生怕有人问及他物理作业的事。其实，刚才的对话他从头到尾都听了个一清二楚。这会儿，第六感告诉他，问话该轮到自己了。于是，这个同学便懒洋洋地直起腰来，扭过身子对后排的两个人说：“谁知道物理作业是什么呀！”
　　他回答得是那样的平淡，又是那样的满不在乎。
　　“我说嘛，我们这几个人是谁也不会做作业的了，叫我猜对了吧。”
　　不知是谁甩出了这么一句话。
　　四个人都从内心深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上课铃刚一响，物理老师大铜锣就哐啷一声把门推开，拖拖沓沓地走了进来。他可真像一面挂在脚脖子上的大铜锣，走到哪儿响到哪儿，一进门就“咚”、“当”地弄出了好大的声响。
　　这位物理老师天生一双大脚板，再加上他走路总爱迈大步，声响大得怕人。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也迈大步，但他们脚步却并不重，“刷”“刷”两声就过去了，可这位老师却与众不同，走起路来“咚”“当”直响。更奇怪的是，他每走一步，不像一般人只响两声，而是“咚”“当”“啪”地响三声，真是很有点个人风格。
　　这位老师时常拿着一个多用途的“丁”字形拐尺，既可以当戒尺打人，又可以当惊堂木使劲拍桌子。这回除进门“咚”“当”两声外，又把拐尺啪地一下拍在了讲台上，你听，这次还是响了三声。
　　正因为这样，大家才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铜锣”。
　　大铜锣接受完学生的立正敬礼，习惯地用一只手把满头的卷发向后一捋，重重地咂了一下嘴，露出了向里弯进去的大黄牙。像一只看见猎物，两眼露着凶光的狼，凶神恶煞地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没有完成作业的小子，给我站起来！”
 
　　这句话一出口，教室里顿时就像洒了杀虫剂，连跳蚤蹦跶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不一会儿，在这连一丝呼吸声都听不到的超真空里，又乍然响起了令人心颤的可怕声音：“难道连一个人都没有？！”
　　这声音就像钻进了阴暗山洞中，发出的回声，在教室里打着旋，嗡嗡作响。
　　教室里一片沉寂，就像深邃的海底一样，连空气也停止了流动。
　　过了好一会儿，教室中间那四个罩着校服的黑脊背就像大海深处伏卧着的四只乌龟，动了动，但很快又缩了回去。
　　停了一会儿，由四个脊背组成的特殊立方体才又开始动作起来，四个学生站起来，默默无语。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四个人站起来有点太冤枉了，班上大概有一多半同学是没有完成作业的呀。
　　此时，什么厄运在等待他们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这四个人一站起来，全班同学的目光就
　　刷地一下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有的人忽闪着眼睛，有的人咽口水，有的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气氛显然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
　　物理老师饶有兴味地睁开眯缝着的眼睛看了看他们，接着，又快速把全班同学都扫视了一圈：“再没有了？就他们四个？还有谁，还不赶快给我站起来？！”
　　这次大铜锣是撕裂着嗓子喊出来的，声音大得有点吓人。不用说，这种声嘶力竭的叫喊显然预示着接踵而来的处罚将是十分严厉的。
　　物理老师把嗓门提得再高，也没有人站起来了。由于没有自愿的支持者，用八条腿支撑着的四个身躯，有点不自然起来，四个人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了。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没有完成作业的就只有他们四个。
　　“我为什么就老这么倒霉，尽走背字。”其中一个人这么想着。
　　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觉察到，倒霉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每次都心存侥幸的结果。
　　“我一定要把自身的处境当作飞跃的跳板。”另一个人这么想着。当他面临严峻考验时总是这么充满自信，像一只好斗的公鸡，没有服输的时候。
　　这个人一直是个什么都学不进去的人，但偶尔也有说话得体的时候。上了几年学，他背得最熟的那些口诀、名言警句，除乘法九九歌以外就是《国民教育宪章》里的这句话了。
　　其余两个人脑子也在打转转，他们猛然想起了某人说过的一句话：“相信抽查的准确性是最愚蠢的行为，殊不知统计和概率从来都不是确保普遍性的有效手段。”
　　他们两个感到：和另外两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站在一起真是自己的耻辱！
　　两个人又想：“真奇怪，为什么我今天要站在这儿呢，站得腿怪痛的，真是太倒霉了。”
　　就在四个人各自都沉入遐想的时候，物理老师一步一步慢慢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老师趿拉着一双没有后跟的呱哒板儿，右手拿着“丁”字拐尺，一边走一边往左手上拍打着：叭嗒——叭嗒——啪，叭嗒——叭嗒——啪……这种声响在静得出奇的教室里格外令人心悸。
　　使人感到不是一个拄着拐杖的伤兵正在走近，就是一个长着三条腿的恶鬼正在向自己扑过来。
　　大家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猛的，教室里响了一声炸雷：“撅起屁股！”
　　随着这声号令，四个学生乖乖地走到教室后头，就像倒栽葱一样，两手拄着地，头朝下撅起了屁股。毋庸置疑，当然是美美地挨了一顿揍了。
　　接着，又是一声暴喝：“互相挽起胳膊！”
　　四个人习惯地伏下身子，头对头地挽起对方的胳膊，正好搭起了一个四方体。这样，老师踢起来就会更得劲。
　　这种惩罚，通常学生们把它叫“编篮子”。
　　这个“篮子”自然少不了要挨一顿拳打脚踢。
　　如果编好的“篮子”散了，“编篮子”的人就要被扣上“拆篮子”的罪名，罪加几等。因此，“编篮子”的学生在被老师拳脚相加的时候，为了不散架，尽管身子一会儿得向东扭，一会儿又得向西歪，甚至有时还会摔倒在地上，但一定要用吃奶的力气死死抓住对方的胳膊，不然“篮子”一散，那后果可就十分凄惨了。
　　“编篮子”的学生被老师拳打脚踢以后又会被叫到教导处去，在其他老师的支持和怂恿下再挨一顿“爱护性”鞭笞。
　　时间就在这个过程中一分一秒地流逝了，午饭时间过去了，下午上课时间也过去了……不一会儿，放学后打扫卫生的吵嚷声也没有了。校园就像刚被炮击过的战场，一片沉寂，整座楼，整个校园都是空荡荡的。
　　太阳有气无力地向西山坠去。降旗仪式后的国旗旗杆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周围空落落的。整个校园，只有篮球场上有几个小家伙在玩儿，除此之外，静得让人心悸。
　　西边的天上，被染红了的晚霞慢慢变成灰色，天渐渐暗下来了。沿着石子路种下的白杨，沙沙作响的树叶伴着颤巍巍的树枝在晚风中摇曳着。校园仿佛已经完全摆脱了闹市的喧嚣，就连墙外的汽车喇叭声也没能打破它的沉寂，这里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对这几个刚经历过人生严峻考验的学生来说，一切嘈杂声已经被他们撇在脑后，听不见了，尘世间的一切在他们眼里变得毫无意义。
　　四个人一瘸一拐地走出办公楼，来到操场上，他们的身子，被西斜的夕阳一照，影子显得魁梧而又高大。此时此刻的他们，与其说是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而挨了打的学生，倒不如说是在审讯室里受到严刑拷打后被释放出来的英雄，面部表情是那样的坚毅和威武不屈。
　　最左边的是小白脸，他叫裴升洲。升洲爱穿一件大翻领Ｔ恤衫，领子露在校服外边，蛮精神的。他此时的姿态，俨然基督教的一位神父，很有那么点派头。升洲的双眸犹如两汪清泉，水灵灵的，透着诱人的魅力。只要注意他的眼神就会发现，他确实还有一点男子汉的英气呢。怪不得只要他向哪个女孩子瞟上两眼，就能一下子把那个女孩子的魂儿给勾住——这也许就是韩国美男子的魅力吧。
　　体态方正的是张斗焕。斗焕的身材有点特别，不管什么时候，胸口总好像揣着一块厚木板，看上去硬梆梆的。他整天把一只手插在裤子后边的兜里。说不清有毛病还是怎么的，不管上课还是下课，他总把一条腿横插在教室的过道上，情不自禁地抖个不停。有人嫌他那条腿碍事，就喊一声：“嗨，张斗焕，把腿拿开！”
　　“我的明白！”张斗焕答应得很干脆。
　　除此之外，他成天和同学不说一句话，和别人打招呼也总是用下巴示意，从不开口。
　　不知为什么，张斗焕的大书包里总背着一副哑铃，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场的。
　　在中间走动着的是个大胖墩儿，姓祖名鞠，但是偏巧韩国语中“鞠”与“汤”同音，如果单呼名字不称姓，叫他“汤”就显得非常不雅，而且也容易唤起人的饥饿感。再加上，韩国人在打招呼的时候往往爱在姓名后边加一个“啊”字，如此一来，谁喊他的名字都会感到很抒情。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同学老师也只好改换一种方式，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得笑微微地叫他“祖鞠——！”
　　祖鞠有个怪举动，他剪下《大征服》一书封皮上的拿破仑画像带在身上。问他为什么，他总是抽动一下大鼻孔的蒜头鼻响亮地回答：“好男儿志在天下！”不难看出，祖鞠的志向是很大的，他立志要走向世界。
　　戳在最右边的就是我，金亨俊。我的书包里时常放着托马斯·乌尔普的《您再不能回家乡》和托马斯·曼的《托瓦奥克雷戈》。尽管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和其他三个人都没有一点能合得来的地方。
　　从办公楼出来，我们四个人谁都不想回家。有人提议去找个地方喝两盅，几个人都说“好主意”，于是就翻衣抖裤地找起钱来。大家从最会对家里人说谎的升洲口袋里翻出了些钱——这钱是升洲向家里说要买学习参考资料诓来的。斗焕是个穷光蛋，身上一文钱都没有。祖鞠也经常手头紧，自然就没有什么油水了。可祖鞠向来好大包大揽，他一看这种尴尬局面，就吹牛说：“咱们到学校前边的那个中国餐馆去，老板跟咱是哥们儿，我这张脸就能顶钱使。”
　　四个人里面最惨的就数我了，我为了去旧书店，整整两个月才攒下了三张纸币，舍不得花，把它夹在了包书皮里，可这回也被他们三个给搜出来了。因为我是个老实人，又很好说话，所以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巧取豪夺”而无能为力。但转念一想，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呢。
　　我们在餐馆最靠里的房间落了座，要了煎饺子，炸酱面和鸡丝面，当然，也少不了要点老白干了。
　　四个人里面除斗焕以外大家都是第一次喝这种老白干。因为都是熟人，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多客套了，各自端起酒盅就往嘴边送。先夹起煎饺子的我，寻思了一下，也就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了，这饭钱、酒钱都是他们从我身上抢去的，不吃白不吃，因此我也就不客气了。
　　两杯酒下肚，浑身觉得热乎乎的，真来了点劲，心情就像阔别多年的游子回到妈妈的身边一样，那种兴奋劲就别提了。
　　酒喝多了，不知是谁哇哇地吐了起来，有人还把他吐出来的酒划了根火柴点着了。酒后吐真言嘛，一喝多了，话也就多了起来，大家开始声讨那些令人厌恶的老师，根本不像搞教育的，就像个流氓，或者简直就是个拿摩温。还有人骂我们班上的那些同学也不像话，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法西斯行为竟然视而不见，还站在旁边看热闹，他们真是太麻木、太混蛋了……
　　酒醉之余，我们四个人就学着“编篮子”时挽胳膊的动作，各自伸出了一条臂膀，互相交叉着“编”起来，把老白干瓶子放在“编”好的胳膊上边，大家轮流往嘴里灌。有人提议我们结拜成兄弟，要咬破指头写血书，不能同年同日生，也要同年同日死。大家已经醉成了一摊烂泥，写血书的提议最后就变成了泡影，而结拜兄弟的事却已经“成交”了。
　　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眼睛，就对昨天晚上的事后悔了。我和其他三个人混在一起，究竟是因为拳头能变大变硬呢，还是因为人的结伴的天性，或是因为头脑简单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和他们三个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此时，也许每个人都在心里想：和其他三个人混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这件事的起因，四个人中没有一个认为是由于没有做作业引起的，也许有人会埋怨班主任，你为什么要按报到的先后顺序排座次，把我们这四个宝贝都排到了一起；也许有人会想，昨天有人提出来要抄作业，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响应；有人提出来要喝两盅，为什么就要跟着瞎起哄。总之，每个人心里都在埋怨其他三个人，好像这种后果都是别人造成的。
　　不管我们心里怎么想，四个人结拜成兄弟的事实已经想抹也抹不掉了。从第二天起，班上同学就都把我们看成了一个团体，并给了个“万寿山四人俱乐部”的雅号，一传十，十传百地叫开了。
　　在物理老师自己制作的“戒尺”和废橡胶做的呱哒板儿的威逼下，我们四个曾被迫捆绑在一起，随着拳脚左右扭动的身躯今天又被四人俱乐部的无形绳索捆在一块了，就像纠缠成 
一团的扒地草，撕也撕不开。这种局面，是做梦也没法想到的。
　　我这个人有点怪，品位很高，对收进教材的文章都看不上眼，尤其对人们推崇的只知空发感叹的时调很反感，但例外的是，像《丹心歌》这样的时调，我倒也可以读一读，因为里面所写的“擎天长松，银雪世界惟我独青”的诗句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在那雪花飘飘的峰峦上，有一棵迎风独立的青松，威风凛凛，翠绿欲滴，这是多么令人折服的气概啊。可今天，我却变成了一棵令人厌恶的小小扒地草，心里真不是味儿。
　　我们四个人互相都没有好感，也没有过很深的信任，但严酷的事实是，今天我们四个人的命运已经被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人的一生很难说，有时会因为一件小小不言的事情而与并不熟悉的人相伴终生；有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妨碍、消耗他人的人生。甚至，一个偶然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也可能成为一个人人生道路的奠基石。我们四个人也不例外，从成为撕也撕不开的扒地草开始，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没有平坦过，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我们为自己人生旅程中的位置，在社会上应该扮演的角色，甚至还为每一次的失足而发生过争吵，当然也没少折腾过。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渴望着什么人能给一个男子汉的世界、他所取得的成就或遇到的挫折留一句中肯的评语，但我们失望了。为此我们面对酒杯流下过热泪，尽管也曾受到过陌生人的帮扶与鼓励。在喝酒的时候我们免不了要天方夜谭一番，例如，究竟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或是最有名的浪荡公子，哪一个国家的姑娘最性感，风景最有看头，饭菜最好吃等等。总之，天南海北都成了我们谈论的话题。
　　就这样，我们在无聊的话题中送走了岁月，打发掉了时光。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我们都渐渐长大，有了家室，成了四十好几的人了。当然，这过程充满着歉疚和过失。万寿山四兄弟实际上只是万寿山扒地草而已，到了不惑之年我们似乎才明白，人生就像这无名的扒地草一样无谓而平淡。生命淡如水——这样说，恐怕不算过分吧。
　　有时我也想过，我的人生似乎有过不一样的地方……第二章 靓妹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四个被有形无形地捆在了一起，班主任把我们四个人的座位一直固定在教室的中间，从不让我们挪挪窝。我猜想，这就是那天物理老师把我们带到教导处罚站了好几个小时，在出出进进的老师和同学面前使我们班大出“风头”的代价吧。从那以后，班上的老师和同学就再没有让我们安宁过。
　　班上的每个同学都有学号，有的老师有一种癖好，在叫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会根据当天的日期就让几号、十几号、二十几号、三十几号的同学站起来回答。有一次，一个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今天是几号来着？”
　　“16号。”
　　“那16号同学站起来回答！”
　　可从“四人俱乐部”组成以后，这位老师就不再叫26号、16号的同学起立，而是……
　　“万寿山站起来！”
　　一句话，就把我们四个都提溜起来了。让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有时老师的无名怒火一下子就劈头盖脸地发在了我们身上：“刚才在下面乱嚷嚷的家伙是谁？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好，那么‘扒地草’,你们就作为代表站起来吧！”
　　有时，我们还会被老师当作挖苦嘲弄的对象：“下面，齐唱校歌！万寿山，你们先带个头，一、二，唱！”
　　我们四个刚一唱完“万寿山青青山岭逶迤绵延，难道不是那座峰峦”，立刻就会有人说：“难道你们就不是那个万寿山？！”
　　接着，就是全班同学的一阵哄堂大笑。
　　学校或班上有需要四个人一起干的活，总是少不了我们。譬如，布置教室的时候，要把壁报的大框子钉到墙上，老师就叫我们一人抬一个角。上体育课的时候要抬四层的跳箱，那当然也少不了叫我们这个万寿山去做。
　　虽然我们四个人都不情愿干这类事，但干得久了，却也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谁也离不开谁的“四有引力”。
　　我们四个人中，最先参加校内课外活动团体——国际笔会支部的是祖鞠，参加这个笔会英语要很灵光才行，而祖鞠呢，上英语课的时候，怕老师让自己读英语单词，便事先拿起铅笔在单词下面用韩语一一标上读音，读出来的当然是洋泾浜英语了。所以，他申请加入这个支部时阻力就不是一星半点。可是，祖鞠却志在必得，他言必称自己的志向是走向世界，要向全世界展示祖国的新气象。在他看来，如果通过这个国际笔会支部和外国人联系上，就等于有了一道进一步征服世界的桥梁。在国际交流十分频繁的今天，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陈腐的了。
　　升洲是抱着另外一种目的进入国际笔会支部的，他想借这个机会和女校笔会的会员拉关系。在他的眼里，笔会不是别的，而是由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校花级女生，和对国外抱着好奇心且富于性感的姐儿们组成的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他认为，女孩子只要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人们就不会对她再有别的苛求。因此他对女孩子的关心，也往往只限于她的容貌，至于别的嘛，从来就不在考虑之列。与此相反，他也坚持，一个聪明的女孩只要学习好，别的就不重要了。升洲从不赞成好女孩要才色兼备这句话。在追求异性方面，升洲根本不加掩饰，他认为，“只要穷追不舍，就没有追不上的。”——也许这就是他的个人经验吧。
　　让斗焕加入笔会那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首先对动笔他就不灵，要说动刀子，也许还有两下子。至于说那个笔会的“会”嘛，他可是什么也不会。那么，斗焕为什么又要加入笔会支部呢，不为别的，就为了给自己找个合法的抽烟场所，他听祖鞠说，笔会支部那间屋子里可以随便抽烟。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也不必蹲在厕所里闻臭味。斗焕动了心，但听说在笔会里得用英文给外国人写信，他就又打起怵来。祖鞠替他出主意说，用英文写信嘛，亨俊那小子行，到时候请他帮一下忙不就得了，必要的时候我还想请他帮这个忙呢。
　　可事与愿违，四个人中被视为秀才的金亨俊却并没有立即加入笔会支部，事后他对别人说：“我对他们请我加入笔会支部的要求一口回绝了，并不是我不喜欢那个笔会，而是不愿意和祖鞠、斗焕这些人同流合污。这几个宝贝集体加入笔会，分明是在玷污笔会支部的名声嘛。”
　　金亨俊就是这种脾气，别人做了的，他却偏偏不干，这也许算是好逆潮流而动的秀才一种清高的表现吧。
　　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从他面对一个小小的选择就采取如此态度的情况看，金亨俊的确和另外三个不是一路人。——升洲对这件事作了如上的一段回忆。
　　诚然，我和其他三个人是同时成长起来的，但他们还在裤子里拉屎撒尿或学走路的时候，我已经在和书打交道了。这话听起来会让人摸不着头脑，那就听我慢慢道来吧。
　　我从小就不爱运动，好钻在被窝里睡大觉，而且，睡觉的时候嘴里总爱咬着东西。有一次，我把一张纸往嘴里一衔，睡着了。后来觉得那种味道和感觉十分特别，从此以后，我就上了毒瘾，再也离不开它了，这权且就叫“书籍中毒症”吧。我总爱啃书角，有时啃着啃着就睡过去了，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书虫。也许是我从小就爱啃书本，把字都吃进肚子里去的缘故，我四岁的时候就能认得几个字了。记得有一天，爸爸正在读报，我也能认出几个字，就大声念了出来。我念的那个版面正好是政治问题版，后来大家就都叫我“政治版神童”了。
　　都过两岁了，我还不会走路，妈妈十分担心地说：“看这孩子有多懒，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愿意起来活动活动，看来是发育不良。”
　　做母亲的，对自己儿子的将来总爱往好处想，有时候，母亲又会换个口吻说：“这孩子不管怎么说都有点特别，就像一个道行很深的老人，总爱躺着琢磨点什么。”
 
　　当然，从替妈妈了却一桩心事这个角度考虑，我也得改掉嗜睡的毛病，早点站起来学走路。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每到过节的前一天，到我家来的亲戚就特别多，原因有两个：一是我爸爸在弟兄几个里头是老大，二是我爸爸是一家澡堂的老板。过节的前一天，澡堂里照例也很热闹。到处烟雾腾腾，男人们光着身子，脸上、身上被蒸得红红的，有人争位子，争舀水的瓢，有人在炫耀自己身上的刺青，有人为了洗的时间长一点，占着位子不动窝，还有人在争吵，总之，澡堂乱成了一锅粥。可就是这种情况，那些亲戚们仍然要硬挤进去白洗澡。
　　这一天，几个亲戚在我爸爸的澡堂洗完澡后，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高中生“有奖问答”节目。一半以上的问题我都答对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问答有很大的局限性，譬如，问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这些小学生都刚刚学过，音乐之父叫巴赫，乐圣是贝多芬，钢琴诗人就是肖邦。而知识比小学生丰富多少倍的大人却不见得都能答出来。谁都知道，音乐专题方面的有奖问答一般都是围绕这三个音乐家提出的。再加上，那天的“有奖问答”中客观题特别多，所以我就很容易答对。问题一答完，亲戚们都赞不绝口：这孩子长大以后不再像神童，倒像个秀才了。俗话说，“好话能还千两债”嘛，几句赞许的话，就把我父母说得美滋滋的，几个洗澡钱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虽然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平常却装得很老实，很谦虚，所以大家都叫我“秀才”。“秀才”这个称谓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有时也感到很困惑。人怕出名猪怕壮嘛，猴子还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何况秀才呢。万一不留神，马失前蹄，那可就丢人现眼了，传出去该多不光彩啊。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很有素养的“秀才”，我就成天夹着本书走来走去。果不其然，得了个“书虫”的美名，但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墨水，所以，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不敢谈得太深，尽量把话说得艰涩难懂一些，让人捉摸不透。当然，有时候也会碰上真正满腹墨水的人，那我的处境可就十分尴尬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装得高深莫测，一言不发，同时嘴角还得挂上一丝不屑一顾的微笑，对对方的话淡然应之。有时，还故意装得神经兮兮的，给人一种印象，觉得我这个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和墨水不多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墨水的人谈话，那就很好对付了，什么听都没听过的非洲腹地密林啊，说了也记不住名字的15世纪的欧洲学者啊，压根儿就想象不出、名字也很奇怪的灭绝了的大鸟啊，还有让人似懂非懂的印第安人的谚语什么的，天南地北地胡扯一通，把听的人都给弄蒙了。这样别人就会认为我是个天才，上知天文，下懂地理，无所不通。我不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吗？
　　后来我还是加入了国际笔会支部，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的心上人——素姬的缘故。
　　每到春天，小城公园总要举办文学擂台赛。到时，横幅一挂，小商小贩把摊点往路边一摆，各个学校的学生三五成群地在林荫道上一溜达，莺飞草长的公园顿时就沉浸在了节日的气氛之中。好多俊俏的女学生都会到这儿来一显身手：坐在树荫下画画儿，把诗页夹在笔记本里，抱着双臂倚树一立，眺望远方，不知在想着什么……这些情景，就像磁力很强的吸铁石，把那些风华正茂的小伙子都给吸引了过去，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文章、绘画作品能否入选倒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到这里来的女孩，不是梦想着将来当作家，就是画家，她们的素质，和那些在酒吧、剧场旁边的小胡同里见到的姑娘完全不一样，参加文学擂台赛和写生比赛的学生都是各校遴选出来的尖子。
　　四月的春天景致给这些豆蔻年华的高中生提供了自然和谐的氛围，也为他们增添了爱的情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是制造了爱情萌动的兴奋点吧。也就是在这里，小学毕业之后我第一次碰到了素姬。
　　当时，素姬正坐在一棵洋槐树底下，用握着铅笔的手支起下巴，愣愣地望着蔚蓝蔚蓝的天空出神。我看见素姬的一瞬间，就像一不留神突然走到了悬崖边上，紧张得不得了，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呆若木鸡，整个身子就像被牢牢地钉在那儿，动也动不了。
　　那时韩国女生的校服和男生不一样，在冬装和夏装外还有一套春秋装。女生穿上白色的春秋装，远看上去，一个个都显得美若天仙，十分靓丽。可男装就不同了，春、秋、冬三个季节都是黑色校服，只有通过校徽的式样、颜色才能辨别学校，可没劲了。
　　女生校服中还有一种海魂衫式的水兵学生服，细细卡着的腰身，下摆的裙褶非常显眼，头上再配上紫色或藏蓝色的绸带，显得格外俏丽。
　　素姬穿的衣服是女装校服中最古典的一种——一套端庄大方的白色迷你裙。这件外衣装左胸是草绿色的，印着三朵十分可爱的银钟花，花朵旁边别着校徽，校徽下边有一道名校标识的黑条儿。素姬油亮的秀发梳成两条长长的辫子，一直垂到腰际。被黑发映衬着的两颊泛着红晕，就像盛开的两朵粉红色的蔷薇。细嫩而端庄的额头蕴藏着富有稚气的女性美。弯眉下边闪动着两颗充满青春活力的黑眸。睫毛黑黝黝地翘着，柔和地镶嵌在明眸四周。挺直的鼻梁托着微微上翘的鼻翼，显得十分可爱。明晰的唇面沟下连着一张小嘴，鲜明的唇线就像是用细细的唇笔勾勒出来的，美极了。她俏丽的身形再配上这身校服，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她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收到过好几十封求爱信了，其中还有我为人代笔写的两封呢。我在写这两封信的时候可真卖力，把我学过的好词都用上了，给老师写作文时哪一次也没有下过这么大的工夫。
　　此时，我被这比天仙还要美十倍，不，美百倍的纯洁少女深深吸引住了。再看她从洁白的袖口里伸出来的小巧玲珑的手，那白嫩而又纤细的手指，在树缝里透出的阳光照射下，要多可人有多可人，我恨不得一下子扑上去，抓住她的手美美地亲个够。
　　素姬正在用她那纤细而动人的手指折着参赛考试纸，一折又一折，叠得四四方方的，动作洒脱而又落落大方。
　　我知趣地蹲在一棵满是刺儿的蔷薇树后面，空落落地望着天空，有时也想一想我要参赛的作文，打打腹稿，看似很用心地在纸上划拉几笔，然后有意地干咳一声，企图引起素姬的注意。
　　我随时都在观察着素姬的一举一动，看看有没有接近的机会。
　　素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起身向赛场主席台走去，我也站起身来跟在她后边。当我走到一棵迎春吐翠的垂柳前面时，不知怎么的，被素姬看见了。素姬乜斜了我一眼，神态好像有点异乎寻常，而且，她一边往前走一边还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瞥我一眼，我想躲也躲不开，有两三次，我俩的目光就直接相遇了，那含情脉脉的目光就像一股电流，刹那间流遍了全身，使我感到那样的幸福，说不出的美好。正在我如醉如痴的时候，素姬停住了脚步，她轻轻地喊了声：“喂，你就是金亨俊吧？”
　　一听这做梦都想听到的柔声细气的呼唤，我的两条腿一下子就变软了，想挪都挪不动。舌头也变得不听使唤，张大嘴巴，愣愣的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果不是我随机应变，装出受宠若惊的样子，那副回不过神来的呆板表情是怎么也掩饰不了的。我变成了一个精神恍惚的木头人，素姬和我说了些什么，我又回答了些什么，只模模糊糊的有个印象，我只记得素姬走到跟前兴奋地向我打招呼。我说：“今天我戴着眼镜，差点没有认出你来。”她嫣然一笑，露出了两个甜甜的酒窝，热情地说：“看样子，你现在还是那么爱看书。”我只硬梆梆地回答了一句：“可以说是吧……”此外还说了些什么我就再也记不起来了。后来，回过神定睛一看，素姬已经从我眼前消失了。现在回想起来，和素姬的初次见面真好像是一场梦，一场美梦。
　　从此以后，这梦似乎就再也没有醒过——素姬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老是在我眼前忽闪，红润的两颊上那圆圆的酒窝老在我脑海里翻腾，两个丰满的乳房在胸衣上形成的曲线，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蛮有滋味。那曲线本不应该被恍恍惚惚的我看到的，却让我记忆犹新。素姬手里拿着的本子封皮上分明用工工整整的铅笔字写着： J女高二年级笔会支部梁素姬。
　　有时候琢磨，要说自己有缺点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看一看别人的反应，我免不了会有点自负，感到谁都无法和我媲美。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我要参加笔会支部的喜讯告诉了四人俱乐部其他三位，把昨天见到素姬的事也说了一遍，当然免不了要添枝加叶，渲染一番。譬如说，素姬首先看见了我，并高兴地跑了过来啦，极力劝我加入笔会支部，将来好和她联系啦，等等，说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
　　对这件事响应最快的就要数平常不大爱说话的升洲了，他提出，作为笔会运作的第一项工作，我们可以主动和素姬的那个笔会支部展开交流。祖鞠一听这个提案也来了情绪，他要马上给素姬写信，而且越快越好。可是，谁都知道，如果男校的学生给女校学生写信，附上地址邮票寄出去，这些信都会首先落到女校生活主任的手中，她连看都不看，就三把两把地撕碎了。想到这儿，大家都像霜打了似的——蔫儿了。
　　这时，鬼点子最多的升洲神秘地说：“我家后院的那个女孩和素姬是一个学校，素姬是二年级，她是一年级，把这事托给她，她保准能替我们去跑腿。我以前装着到靠墙根的黄酱缸里去舀黄酱，偷偷趴在墙头和她打过好几个照面呢，她好像对我还蛮有点意思呢。”
　　大家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升洲也就很愉快地把这个担子接过去了。
　　第二天，升洲趴在墙头把那个女孩叫了过来，问她愿不愿意把信交给她们学校的笔会支部，小女孩红着脸接过信，默默无语地看了一会儿信皮，咬了咬下嘴唇，什么话都没说，霍地一转身跑开了。后来升洲神气地对人说：“看，怎么样，我办事还是蛮有把握的吧。那个女孩很快就把信送到了。但是，女孩子家的心思，可真是摸不透，当时她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就跑开了呢？”
　　在那个女孩的帮助下，我们和素姬的笔会支部很快就搭上钩了，素姬和我们约好会面的时间是在两个星期以后。按理说祖鞠和升洲应该在这两个星期里好好背点英语单词，起码见面时寒暄语总得说得像点样吧。可他们往那个课外活动室里一坐，议论的净是些无聊的话题，例如，女孩子到几岁的时候才长腋毛，每一天全班有几个女生来例假等等，两周的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了。
　　对这件事最不关心的人就要数斗焕了。此时，斗焕还一门心思关注着十八罗汉组织的事呢。这件事可重要得多了。
　　关于十八罗汉组织的事，还得从头说起。
　　那还是去年高中生棒球预选赛时候的事。比赛一开始，我们全校同学欣喜若狂地冲到赛场去当啦啦队。我们学校的棒球队连胜两局，拿下五分之后再没得分，第七局却来了一个全垒打。这时，裁判一声长哨，宣布比赛结束。稍后从运动场散开的两个学校的学生，面部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的一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输的一方老大不高兴，表现出不服输的劲头。胜方又说又笑，嘻嘻哈哈，而败方却气不打一处来，看到胜方学校的人总要吹胡子瞪眼，比划比划拳头。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对什么事都不肯让步，动不动火气就上来了。这次的紧张局面，与各市之间进行的对抗赛，或者军训操练大会后的斗殴事件一样，十有八九都是打群架的前兆。
　　其实，打群架和在水塘里信手打水漂差不多，只是蜻蜓点水的小风波而已。这种事，一般都是由败方学校中块头足、脾气大的学生首先挑起的。这些孩子会故意寻衅，一看见对手学校长得腼腆的孩子，就走过去在他肩膀上拍两把，说几句挑逗的话，或在他脚面上故意踩两脚，这个架就打起来了。其他学生也一定会火上浇油，你一拳我一脚地来一场混战，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一直要等到警察闻讯赶来，吹着哨子，该赶走的赶走，该带走的带走，而后，扬起的灰尘才会悄然散开，这场骚乱才会在大家忿忿不平中结束。
　　当然，战火不会到此结束，自己学校学生挨打的消息马上就会被添油加醋地传出去，火会越玩越大，学生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去找几个“个人打手”，而是千方百计把这些话送到自己认为最可怕的“团体打手”的耳朵里。这些小集团名称都很怪，有叫“猎豹”的，有叫“赤兔马”的，有在“泥巴”前面还加上“黄土”，叫“黄土泥巴”的，也有干脆就先声夺人——叫“山啸”的。他们听到这些令人气愤的消息，就瞅准机会，埋伏在对方学校门口，一见时机成熟就上去抓住那些倒霉的学生，挥动复仇的拳头打他个半死。被打学生学校的团体打手，同样气得咬牙切齿，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报复的热血直冲脑门子。这帮专门在江湖上混饭吃的人就会倾巢出动，前去复仇。
　　斗焕现在要干的事就是这种“工作”中的一个“工种”。
　　听说，斗焕一伙人中曾有看过武打影片《少林寺十八罗汉》的。和其他武打影片不同，它的出场人物又是运气，又是“啊”、“呀”地乱叫，一忽儿从空中直插下来，一忽儿就地旋转扫腿，一忽儿又飞起来在空中格斗，厮打的场面贯穿着整个电影。而且，电影主人公是全身都涂着金粉的武僧，就是所谓的十八罗汉。这十八个罗汉整齐列队，一阵狂风过后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对方马上就会陷入无限恐惧之中。在悲壮的音乐声中，十八个人一动不动，没有笑容或其他表情，只有十八根束腰带在风中猎猎作响。练起功来，一招一式整齐机敏，纹丝不乱，煞是吓人。
　　斗焕他们正是看了这部电影才受到了某种启发，并下决心以此为原型来组建队伍。他们想在气势、人数上首先压倒对方，在心理上制服对方。在以前的打斗中，斗焕他们以十一战九败的“成绩”输给了对方，如果再不想法子，他们这些“团体打手”可就太没面子了。可是，要寻找能言听计从，又敢大打出手的十八个人谈何容易啊，因此，作为组织者的斗焕就不得不排除万难地去东奔西走了。
　　因为心思不在这儿，斗焕就没有参与和素姬所在笔会见面的事。
　　韩国的五月，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约好的日子到了，我们三个从头到脚春风得意，向约好的地点走去。升洲穿着喇叭裤运动衫，背着个大吉他，显得十分潇洒。祖鞠一身便装，感觉上是少年老成，显得非常持重。
　　一想到要见素姬，我的心就扑腾扑腾直跳，兴奋得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早晨起来总觉得脸紧绷绷的，但在外人看来，也许还以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癯的白面书生呢。
　　见面的地点是基督教中心。基督教基金会一直把这里作为开展青少年文化工作的一个活动场所。这个地方男女学生见面最方便，也最安全。老师不会跑到这儿来揪住学生的耳朵把他（她）带走。如果选在面包店会面，一旦被老师发现，勒令停学是小意思，学校还会在广播里发布一道“最新消息”：某年级某班的某某学生和一个女生分吃面包和糯米打糕的时候被教导主任发现，不但挨了耳光，还像一条狗一样嗷嗷叫着被揪了回来。出现这种情况后，你说说，这个学生还有什么脸见人呢。在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威胁下，男女生要想私下会面，就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以课外活动的名义到基督教中心去聚会，这种不受学校干预的地方，恐怕整个城市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了。
　　这一次也不例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正式组织，所以，就堂而皇之地以笔会支部名义在这里弄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素姬的笔会支部有四个女生同来。一眼看去个个都挺傲气。她们学校是女子高中名校，校训中有“要恪守贞操和妇道”这一条。这几个女生是自愿来的，内心深处还有些羞涩和拘谨，却还装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以免被男生瞧不起。这也许就是她们捍卫校训的一种行动吧。
　　就她们那种傲劲而言，也是素姬的神态最美。正因为如此，祖鞠和升洲的眼神都一齐集中在了素姬身上。看到这种架势，我先是大笑数声，然后狠狠地瞪了祖鞠一眼，让他把目光移开，不要看个没完。
　　开始的十几分钟，祖鞠表现得很主动，夸夸其谈，显得豁达而又开朗，屋子里的气氛让他给调动得颇为活跃。他一会儿开玩笑说，你们长得都很漂亮，简直分不出这究竟是笔会支部呢还是仙女支部；一会儿又毫无顾忌地操着蹩脚的英语说，我的人生观就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一会儿又豪爽地劝她们喝可口可乐……总之，他的确是出足了风头。
　　“你最尊敬的人是谁呢？”
　　一个满脸雀斑的女生从眼镜上边瞟了祖鞠一眼，漫不经心地问，看来她从小就读伟人的传记了。
　　“当然是南森了。”
　　祖鞠一点也没有犹豫，回答得干净利落——其实，这是我们早已料定的问题，所以，我提前就给祖鞠准备好了答案。
　　“南森？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说过，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那个女同学一追问，祖鞠可傻眼了，我只告诉过他有这么个人，至于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是干什么的，我并没有说，祖鞠当然就不知所措了。在桌子底下狠狠踩了我一脚，那个紧张劲，就像一不小心手碰到火钳子上一样。“心有灵犀一点通”嘛，于是，我就接着话茬说：“弗里乔夫·南森是挪威的海洋学家、美术家，他孤注一掷，由西向东横穿格陵兰海，使世人震惊。由于他释放战俘、救济难民有功而于192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我就像知识竞赛节目主持人一样说得十分流利，自我感觉良好，但实际上，放在桌子下边的两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捏满了一把汗。
　　很明显，从这时开始，那几个女学生都开始用尊敬和佩服的目光对我另眼相看了，也就是说，这回也该我在她们面前跩一跩了。
　　当然，这一通伶牙俐齿的回答，实际上是现炒现卖，是昨晚从百科辞典上抄下来，背了几遍才记住的。为了怕露怯，我还背了一些其他的，譬如说，手表是1581年首先造出来献给伊丽莎白一世的，那会儿手表只有一根表针啦，1945年芝加哥的一名设计师米尔顿·雷诺兹首先造出了圆珠笔，可以在水里写字，这一消息传开后，一个星期之内就卖出去了二万五千支啦什么的，乱七八糟的知识背了一大堆，就连数字也都刻在脑子里了。但是，这些知识一直没有机会在人前显摆过，今天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相处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觉得不对劲，那些女生的视线，不是投向开朗、豁达、平易近人的祖鞠，也不是投向有着书生派头、满腹经纶的我，而是投向了徒有外表的美男子升洲。
　　往常不管走到哪儿，升洲的书包里都装着印有韩国消灭寄生虫协会字样的粪便采样信封和用红色铅笔歪歪斜斜地写着“20”分的考试卷子。但是，今天升洲却完全变了样，打扮得格外干净利落。从家里出来之前，他嫌妈妈没有给他熨裤子，就偷着用贤珠姐姐的香波和润肤水，至少对着镜子打扮了一两个小时。可是，这些女孩子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是刻意打扮出来的。
　　遭到女孩子的冷落后，我突然感到有点失落。无可奈何中，我猛然想起了一句话：天才是不相信女人的。我还记得，有一位小说家曾经讲过，有人称赞他时说：“从女人对你不感兴趣看，你是个天才。”想到这儿，我顿时对女性产生了一种轻蔑感。
　　其实，谈话刚一开始时，升洲并没有怎么说话，眼神给人的印象似乎满腹惆怅。他把整个身子都埋进高背椅子中，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当别人都兴致勃勃的时候，他只抬起头凝视天花板，然后又自觉不自觉地把两只胳膊抱在胸前，长长的睫毛耷拉下来。可是，只要哪个女孩子一开口，他就立即把目光投向她，那种神态，就像隔着门缝看下雪，目光停留得那样的短暂，又是那样的冷漠，大有漠不关心的一种派头。有时，在那些不紧要的地方，他也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为什么”、“是真的？”之类的话。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女孩子们都会对他那简短的发问作出一长串的回答。在这几个女孩子里边，只有一个女生的表情有点特别。她最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进了一套正音社出版的五卷本的哲学书。今天带来了一本，放在膝盖上，封皮是浅黄色的，上面赫然印着“克尔恺郭尔著”几个大字。她文文静静地坐在那儿，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一直用一种不大感兴趣的眼神盯着升洲。
　　“好，为了咱们之间的友谊，从现在开始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祖鞠一说完，升洲就站起来，从皮套子里取出了吉他。对刚才靠墙放着的吉他，女孩子们一直有点困惑，现在她们看到是升洲的，便都很来劲儿地脱口说了声：“太好了！”
　　升洲玩吉他的神态,潇洒大方，让人感到他还算个内行。他先是拿着吉他蹙起眉头瞄了瞄，然后，把耳朵贴在上面调音。这时，女孩子都斜转过身子，把目光一齐投在了升洲身上。
　　噢，对了！我得忙里偷闲，趁女孩子都不注意我的时候好好看看素姬。我暗自下定决心，心里数着“一、二、三”，鼓足了前所未有的勇气，第一次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了素姬。不消说，素姬这会儿是不会看我的了。她的脸颊红扑扑的，就像两朵盛开的桃花。遗憾的是，今天交桃花运的不是我，而是小白脸升洲。这时，素姬正全神贯注扑闪着两只大眼睛，盯着升洲呢。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有点受不了，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在开始唱歌的当儿，我霍地一下站了起来。祖鞠诧异地问：“到哪儿去？”
　　“卫生间！”
　　我故意提高嗓门回答，可仍然被边弹边唱的音乐声淹没了。
　　我连续经过了好几间屋子寻找厕所。从其中一间传出了说话声，透过门缝我看到屋子的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很显眼地写着“第三次读书讨论会——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几个大字。从里边人的后脑勺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男生。一个块头很大的学生正背对门站着，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言词激烈的演讲：“存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萨特的这一主张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代表作《恶心》一文中的主人公罗康登，一见到欧洲七叶树就想吐，如果再看一下《脏手》这篇作品，你就会知道，不屈服于政治高压的坚强意志是怎么回事了。”当他讲到这儿的时候，坐在对面的学生举手要求发言，“等一等！萨特的剧作《脏手》，恐怕是政治色彩比哲学色彩更要浓厚吧。萨特对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又是怎么想的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呢？”
　　共产主义这个词一冒出来，屋子里的空气好像马上就凝固住了。一见这种情景，我倒来了精神，想看个究竟，到底是哪一个家伙胆大包天，敢在这种场合公开讲共产主义？我止住了脚步，从门缝往里瞧。
　　提出问题的学生，是我们学校学生护国团的团长，被团长一追问，讲演的学生马上变得十分慌张，张口结舌，连话都有点打奔儿了：“我……我并不是说……共共共产主义……”
　　团长用十分肯定的口吻打断了对方的话：“你知道的不多，还是不发言为好。这里举行的是纯而又纯的读书讨论会，谈论政治是不符合学生身份的！现在，有的国家还在疯狂进行战争准备，看看西贡政权覆灭的越南，我们也应该懂得，忘记战争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大韩民国的国民，不会不知道，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成功，是沾了维新政策的光，而不是什么主义！”
　　团长的话音一落，紧接着又是沉默。这种气氛表明，团长说的话把众人的口给封住了。
　　看到这种局面，我心里直发怵。刚定了一下神，准备去卫生间，教室里突然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说什么谈论政治不符合学生身份，那我倒要问一问护国团团长，政府为什么下令取缔了通过投票选举选出的学生会，而要单方面任命学生护国团的干部？”
　　一听这话，团长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这一瞬间，团长的目光和我对了个正着。我吓了一跳，缩了缩脖子，赶紧一转身向卫生间走去。
　　站在小便器旁边，我解开了裤腰带。脑子里又转悠起了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西贡覆灭、维新政策等等的言词，我神思恍惚，好像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颤抖。不知怎么的，小便器上似乎有谁画了把大剪刀，把我吓得撒尿愣是撒不出线儿来。多么紧张的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啊！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开始在理智上对我们国家所处的政治现实，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我上中学的时候，世界正在由两极化向多极化转变。那时社会学考试出过这么一道题，让应试者解释西贡覆灭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到剧场去看电影《可爱的斯赞娜》，从加映的新闻简报中看到了一幅越南地图。我依稀记得，在沉闷的音乐声中，越南地图慢慢地被洇成了大红色，最后完全被血红的颜色淹没了……
　　维新宪法的颁布是某一年十月份的事，大概是我上中学二年级那一年秋天。当时到底上什么课，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正给军队写慰问信。男生写的慰问信，军人是最愿意看的。正当我们班全体同学兴高采烈地一起写信的时候，老师进来提醒我们，说：“你们写信的时候只可以转告这里的情况，至于维新啊、戒严令啊什么的是不可以写的。”
　　有人对此有疑问，不知是谁问了个“为什么”，就被叫到讲台跟前吃了一顿拳头，因为问“为什么”的本身，就说明有危险分子在煽动。
　　我上完厕所往回走的时候，看到学生护国团团长所在房间的屋门已经被紧紧地关上了，屋里似乎很安静。现在他们该不是又在谈论如何勾引纯情少女吧——哼，鬼才知道。
　　一推开我们那间屋子的房门，里边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氛，是和存在主义及世界形势毫无关系的歌舞升平。弹奏吉他的升洲自不必说，那些女孩子一个个就像秃尾巴黄莺，翕张着嘴，如醉如痴。升洲更有意思，一边弹吉他，一边偷眼看那些女孩子，还扯着嗓子唱着：“这颗星是我的心，那颗星是你的心。”看到这种情景，不知怎么的，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令人窒息的政治能有谁去理会呢？此刻，我越发觉得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这一信念，就像灵魂守护神一样，支撑着我的精神，使我的自尊心没有受到伤害，使我没有被“维新政策”的旋涡所吞没。
　　怀着不满和悲观，对世相具有毫不妥协的判断能力，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处世之道。如果说，当时素姬能丢给我一个含情脉脉的眼神，哪怕只是一个，我可能就会跌入爱的旋涡，而对这个世界另眼相看。但事与愿违，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放屁大王祖鞠几次进进出出，但他并没有去上厕所，而是怕熏着那些女孩子，跑出去放臭屁了。
　　自从我们和那些女孩子见面以后，预想不到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我们三个人之间罩上了一层阴影，那种微妙的紧张及互相掣肘见怪不怪，因为大家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嘛。听听几个人的议论你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了。
　　“那个女孩子长得可真甜，你说对不对？”
　　“谁说不是呢。”
　　“其他女孩子一个个都像侍女一样，绷着脸，真没劲。”
 
　　“哥们儿真有眼光，怎么就和我想的一样。”
　　在大家和和睦睦取得一致之后，就转入你死我活的美人争夺战中，而且，局面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这次聚会，不就是有我才弄起来的吗？你想占有素姬，没门儿！”
　　“你算老几，看你长的那熊样，素姬能看上你？！”
　　“才不是呢，素姬老给我丢媚眼，临走前还给我来了个飞吻呢。可你呢，剃头挑子，一头热，呸！”
　　我绵里藏针，主张都理智一点，可有人就不这么看：“素姬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将来谁输谁赢，咱们，走着瞧！”
　　祖鞠一直是很相信这句名言的：谁有勇敢和自负感谁就可以占有女性。“等我把素姬弄到手，那会儿……”
　　升洲从不爱无谓地抬杠，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报之以宽厚而淡淡的一笑，伴随着眼角皱起的特有笑纹。相当自然真挚，看到他的神态，我不由萌生了一种感觉，想和他争风吃醋是不太容易赢的。
　　如果有人把我看成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对这种事会很轻易地放弃，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是一个具有理性主义性格的人，对每一件事都是不肯轻易罢手的。如果有些事表面看来颇有吸引力，但没有胜算的把握，我很容易像扔一只破鞋一样迅速将它抛弃掉。
　　祖鞠退出这场角逐比谁花的时间都要长。他并不知道在女孩子问题上要和升洲较量只是白白浪费时间，还吹牛说，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想干的事就一定得干到底，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他的这种无知和固执，使本来就没有什么获胜希望的较量变得很大很大。开始，祖鞠信心十足地说：“素姬是属于我的。”后来，他才慢慢明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时祖鞠才用希望升洲让步的口吻说：“追你的女孩子都快有一个班了，你还在乎一个素姬吗？你就把她让给我吧。求你了，好吗？”
　　“女孩子在我眼里本来不过是踢着玩儿的小石子，可素姬却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这回见着的可真是个‘奇货’。”
　　从升洲的话里不难听出，他一点没有退却的意思。
　　祖鞠对逻辑学上所说的先下手为强并不明白，但他深知，即使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金鱼牌面包，只要掉在地上，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卖不上价了。所以，他反唇相讥：“命里注定的爱是谁也夺不走的，我每次在手淫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都是素姬的形象，我已经爱上她了，这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的。”
　　升洲假装听不见，压根儿就没有理睬他。
　　更加火冒三丈的祖鞠一心想报复，上课时他在天南地北胡扯之余，还提高嗓门说：“说我卑鄙，难道那个女孩是什么诰命夫人不成？”
　　“她不是诰命夫人，她是窈窕淑女！你压根儿就没有看书上是怎么写的。再好好看看，看仔细了！”
　　说着，国语老师走到两个人跟前，用书在他们头上使劲拍了一下，让他们低头看课本。这一课讲的究竟是《淑女情》呢，还是《闲中录》中的“贤夫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不管怎么说，祖鞠的态度的确还是发生了些变化，逐渐退出竞争，他从升洲身上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女孩子的执著劲儿。再加上，老天给了升洲一副好身段，情感似乎也真挚。祖鞠感到自己真是没有能力战胜这个对手了。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说了句“算你狠”，狠狠瞪了正在谈论“值得一救的女人”的升洲一眼，甩出去了一句：“你要救她，你有什么本钱？你不就长得俊点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又“呸”地一声在升洲穿的运动鞋旁边吐了一口唾沫。至此，他在和升洲争女人的战争中举了白旗。
　　升洲和素姬的关系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发展着，诸如两个人一有机会就黏在一起，又搂又亲，啃个没完之类的传闻可多了。这些桃色新闻不胫而走，闹得满城风雨。还有人说他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素姬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连衣裙，上面钉的是大排扣，脖子上翻出一个披肩大白领，可风骚了；在搞过文学擂台赛的那个公园，两个人再次幽会的时候，他们骑的都是顶时髦的自行车，招摇过市，等等，等等，风言风语不一而足。又有人说，素姬还有一个笔名，叫“螺号”，她以这个名字往广播台送了一篇短稿，后来在深夜节目中给播了，稿子尽讲些卿卿我我的事。好几位听众还给她写了信，她感到不够味，就一封也没有回过；不久以前，素姬放弃了继续学习钢琴的打算，找了一位著名男校的数学老师，业余跟他学习数学，一有机会，两个人就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素姬可娇娆了；凡是有课的那一天，升洲都要在教室外边等素姬，然后把素姬送到她家门口。两个人依依不舍，亲热个没够。而后，她再把升洲送到他家门口。听说，在胡同里的电线杆子底下两个人还要亲好一阵子呢；升洲还向别人说，作为生日礼物，素姬妈妈送给了女儿一套内衣，胸罩和三角裤衩的花纹都是一样的。这些传言铺天盖地。听了这些话，我们仔细一琢磨，好像都是升洲自己挖空心思想出来，又散布出去的，好让素姬就范啊。
　　每当我们在笔会支部聚会的时候，都会听到有关素姬近况的“新闻转播”。确实，升洲就好这一套。要是我，对自己所爱的女孩子的事，我会守口如瓶的，绝不会绘声绘色地说给别人听。而升洲则不同，他到处去向别人表白，力图说明素姬是自己的专利。对乳臭未干的升洲来说，一方面想向大家吹嘘已经把素姬弄到了手，另一方面也表明之所以能占有素姬，是因为自己是个帅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升洲是个很幼稚的毛头小子。他在谈起素姬的时候，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我心里就想，这个人脸皮比城墙还厚呢。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呢。每当讲到素姬的时候，斗焕总是要把耳朵竖起来，身子向我们说话的地方一点一点地靠。当然，不用说还是老毛病——跷起一条腿抖个没完。
　　也许这是命里注定的吧，现在我又得像中学那会儿承担起代升洲给素姬写情书的任务了。相应地我也取得了阅读素姬写给升洲情书的特权。素姬的情书内容不多，但字写得很清秀。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她心里萌动着一种说不清但又难以抑制的热恋之情。从字里行间不难体会到，素姬并不是升洲父母想象的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女孩；也不是班主任老师所希望的那种聪颖而又腼腆的模范学生；更不是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安闲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在台灯的光亮下很投入地读着一本诗集，眼睛疲劳的时候去弹几下钢琴，时而抬头眺望天边的繁星，时而挺身端坐，或抱起双臂陷入深深的思索……一副高雅而又绰约的美人风姿。
　　素姬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和我同班。记得有一天，听说总统要到我们学校来，学校一下就沸腾起来了。虽然总统绝没有时间去我们的教室看看，但大家都一窝蜂地跑去把自己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才开始上课。
　　总统是视察旱情顺便到我们学校来的。他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了学校的操场上。刹那间，全校的学生、老师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从直升机上走下来的人们身上，这些人受到了校长的热情接待。
　　素姬并没有参加全校的大扫除，她早早地就在妈妈的陪伴下到校外的美容院化妆去了，因为她待一会儿就要给总统献花呢。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穿着一身七彩儿童韩服的素姬显得格外可爱。她在全校学生和老师的注视下把花束郑重地献给了总统。总统和她握了握手，还怪亲昵地吻了一下她的脸呢。
　　总统在我们学校作了短暂停留，匆匆离开了。对全校师生来说，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总统而是素姬——总统离我们远去了，素姬却留在我们身边。看见她，就会想起总统来校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有些老师还对素姬开玩笑说：“素姬啊，那一天你和总统握过的手不洗就好了，我们也可以跟着你沾沾光嘛。”
　　听了这话，素姬神秘地一笑，对围观的人们无所谓或嗤之以鼻的反应报以冷峻的目光。从那时起，素姬似乎已经懂得如何向人们来表现她的与众不同了。不仅如此，从她对围观者的态度也可以看出，素姬对瞧不起自己的人从来都是以牙还牙的。显然，她的这种素质，不是一般人通过努力就可以得到的，素姬的目光从来不是盯着眼前的方寸之地，而是遥远的未来和广阔的世界，她曾经在信里对升洲说过：
　　“我想了解的是那些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的东西。我常常想，这些东西里也许包含着时代的真理。如果说，我所学过的东西就是知识的全部，那未免有些太浅白、太单调了。我想了解的是那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是躲在背后或隐而不露的东西，是鲜为人知或被禁止的东西。从这些东西中去寻求真理，难道不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吗？
　　“一想起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未来，我就愁眉不展。考大学，毕业后找个工作或者结婚，然后生孩子、做饭、洗衣服，最后老了，走向坟墓。这一条既定的人生轨道我是摆不脱的呀。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憋闷，简直就像要发疯了似的。有时候我会蒙头在被窝里嚎啕大哭一场。围着我转的家人、朋友，他们的行为似乎都只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伪善。在别人眼里，也许这就是爱和幸福，但是，这里边隐藏着多少虚伪，大概一般人是不清楚的。最近经常萦绕在我脑际的一个单词，就是‘幻灭’。
　　“我所做的梦都是很奇怪的，也是令人惴惴不安的：要么是去会朋友，朋友已经走掉了，或者过十字路口时突然没有了路；要么就是收到了一封信，但字迹又模糊不清，或是拿着一个瓶子，就是打不开盖子。有时梦见拿起考试卷子想答题，但又找不到铅笔……醒来一看，天已经放亮。怕再做噩梦，就故意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不让自己进入梦乡。想静静地躺一会儿，突然又心血来潮，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看看，一惊一炸地坐起来换衣服，骑上自行车出了门……蓦然抬头，却来到了你家的门前，我怅然若失地站着，想对你说……”
　　读着素姬的信，我觉得心乱如麻，就像掉了魂儿似的。每当这时，我常常面对同是不眠人的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长长地叹一口气，心里默默念叨着：素姬所爱的不是升洲这种人，根据我的揣摩，她的恋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对世界抱有幻灭感的我是最能和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然而，我还是像小说家罗斯唐所作《西拉诺》中的主人公一样，按捺住自己哀怨的情感，翻开了《佳句百科辞典》左翻右找，连夜以升洲的名义，配上斐词丽句给素姬写了一封回信。第三章 情网
　　不知道谁把报纸拿到学校来了。报纸上通栏标题赫然写着：“禁止诽谤宪法！禁止宣传修改宪法！”在这篇文章的旁边，竖写着一行大字：“保卫国家安全、整顿公共秩序紧急措施九号令”。
　　这张报纸在教室里传来传去，你争我夺都想看个究竟。祖鞠举着那张报纸，断断续续地念着：“诽谤，宣传，整顿秩序……”
 
　　但标题中这些汉字是什么意思呢，他扑闪着大眼睛直往我这儿瞅。其实，我和祖鞠是半斤八两，印在总统头像左边的字——“集中全部国力”我是认得的，可头像右边的那行字——“歼灭来犯之敌”，可就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了。
　　班主任突然走进了教室，我就像猛然间明白了这突如其来的事态，赶紧沉下脸，端端正正地坐在了座位上。
　　班主任一脸严肃，对事态作了说明：“目前的事态很严重，希望大家要认清形势，做好一切应付不测的准备。在目前情况下，谁要散布流言蜚语，就可能随时被逮捕。如果哪家报纸敢胡说八道，就要被停办……”
　　学生们一个个都傻了眼。班主任好像也看出了什么似的，提高嗓门说：“同学们，简单地说，你们就别管什么政治不政治，好好学自己的功课就行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学生们回答得很干脆。
　　什么是政治，其实，孩子们大部分都弄不大懂，政治这个“政”字还是从社会教育科目“政经”（政治经济）中学来的呢。老师这么一说，大家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事出意外，第二天，祖鞠被叫到教导处去了。显然，把社团活动组织的头头叫去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但是，也有人猜测，是物理老师找祖鞠的，很可能与四人俱乐部有关，不是想找茬儿，就是想拿大话吓唬吓唬我们，好镇住这帮人。大家胡乱猜想，越说越觉得情况不妙，情绪也都跟着紧张起来了。可是，从教导处回来的祖鞠，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一言不发地回到了座位上。这样一来，大家心里的疑团就更大了。
　　此时，祖鞠的脑子里老转悠着刚才在教导处听到的训斥老师的话：“老师们也许参加过示威游行吧。如果有人去过，那么从现在起就得注意，不要再参加示威游行了。只有这样，我们学校才能安宁，我们的老百姓才能过上平安日子。”
　　其实，“我们的老百姓”过得好不好，祖鞠并不大关心，祖鞠的心思已经不在国内，而是早就飞到国外去了。
　　“示威游行？什么叫示威游行呢？”
　　升洲一问，祖鞠便没好气儿地说：“不叫咱管的事咱们就别问。你一问，弄不好人家会说这是流言蜚语，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你去判刑！”
　　升洲一听这话，疑心就更重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抓去判刑”？那斗焕最近干的算什么呢？是不是也算示威游行？会不会被抓去判刑呢？升洲越想脑子越乱。
　　斗焕已经旷了四天课了，如果再多一天，就有可能以无故旷课论处，被勒令停学。第五天，斗焕在校园里露面了。我们几个又在一家“中华料理”餐馆聚会。这一次，大家和往常不一样，不是凑份子，而是主动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放到了桌子上。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友情，而是想让斗焕竹筒倒豆子，把这几天干的事都一股脑儿倒出来。谁都知道，每次斗焕一开口，都免不了自吹自擂一番，什么这次战斗打死了三百多名黑社会的，有三十多个黑社会的小妾跑去闹事，等等等等。这些胡吹乱侃的大话谁听了都不信，可这回就不一样了，大家真想听听斗焕这几天干的事与报纸上的禁令有没有关系。
　　“为什么旷了好几天的课？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学校老师这么问他的时候他回答得很简单：“家里有事嘛。”
　　其实，大家都知道，斗焕的哥哥不知是“飞车派”呢还是“世界杯派”，总之在某一个组织里是个小喽啰。听说，他哥哥肥大的屁股蛋儿上就像OK牧场的牛一样，还有用烙铁烙的那个组织的印记呢。关于哥哥的事，斗焕从来是守口如瓶的，可今天，也许是被大家的诚意所感动吧，斗焕却说了个痛快。
　　原来，他哥哥留过两次级，勉勉强强高中毕了业，背起手鼓就到社会上混饭去了。这一下可好，邻居戳脊梁的就多了。有人说他天生就是个大饭桶，有人说他本来就是个榆木脑袋瓜。斗焕哥哥不愿意听这些闲言碎语，一赌气就出了门。可到哪儿去呢？除了钻进指甲盖点儿大的小商店去谋生路也没别处好去呀。他跑到小酒馆想讨杯酒喝，招来的是酒馆老板的白眼和冷落。没办法，还得跑回家钻在屋子里。拿起收音机想听，小妹妹一把夺过去，藏了起来；撂在地上的报纸想看两眼，一见字就头疼，脑袋发晕，不得已，报纸从哪儿拿的，还得放到哪儿去；到吃饭时间了，还是冰锅冷灶，没人给做，那只好自己动手了。哥哥心里憋闷，一肚子火想发没处发。想出门，又没有坐车的钱，老在家里呆着又不是个事儿。他觉得人生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有一天，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他高中时的学长。哥哥记得，他在高中打群架的时候，这个人曾经有两三次站在旁边为自己呐喊助威。这个“师哥”一见哥哥就大加奉承：“好小子，你真是块好材料！好，就是你了！”
　　哥哥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他告别了陪伴他好几个月的手鼓，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跟着这位师哥出了门。从此以后，哥哥的生活才有了着落，每天好吃好喝，活得也像个人样儿了。这种热情招待，使哥哥流过感激之泪，但他并不清楚，师哥他们这是在喂养着一只鹰犬呢。每天让他吃肉、长膘，运动、锻炼，实际上是在对他进行“催肥”。有一次，哥哥也大惑不解地问：“我怎么能每天都白吃白喝你们的呢？”
 
　　“你太累了，好好歇些日子再说。”那位师哥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
　　闲吃闲睡，成天无所事事，这怎么能说成是“累”呢？但哥哥并没有想那么深，点了点头也就过去了。只不过他不止一次地听师哥说，这些恩这些情，都是一位“老大”给的。
　　有一天，师哥又来找他，脸色很难看，愁眉不展。哥哥问：“有什么难处吗？”
　　“没事。”师哥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对吧。有事你就直说嘛。”
　　哥哥挪了挪身子，又催问这位师哥。
　　在他的再三催问下，师哥才开口说：“不是我有事，而是大哥他……”
　　“什么，老大？老大他怎么啦？”
　　一提起老大来，哥哥就热血沸腾，会激动得流下两行热泪。
　　“也没有别的，就是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是哪几个胆大包天的小子，你告诉我！”
　　这时，哥哥把铁拳攥得格巴作响，气得一个劲发抖。
　　“你出马也不合适啊。再说，老大也很怜惜你，不愿意让你参与这种事。”
　　“嗨！老大也真是的！”
　　师哥绕来绕去，最后终于说出了实情：有位大哥为了给老大除去心腹之患，就在老大的仇人背后捅了一刀。法院判了他十五年徒刑，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当然，刑满释放出来之后也会给他一个稳定的职业，让他去经营一个夜总会，度过余生。而且，在组织里头，他一定还会备受人们的尊敬。年轻人正在干事业的时候就被铁窗束缚住了手脚。这一段铁窗生活，他是会得到足够补偿的。但可惜的是，大哥的铁拳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几个人敢和他较量，把他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那老大现在在监狱里了！？”
　　“不，不是老大，我说的是老大的朋友。那位大哥现在可真苦啊。”
　　说到这里我才算听明白，斗焕刚才说的“家里有事”的“家里”不是指户口簿上那个自己的家，而是指他的那个组织。斗焕所说的这个“家”将由“十八罗汉”组成。前几天旷课也正是为了这个“家里”的事。
　　为了替自己的哥哥去找老大的心腹大患算账，斗焕组织了“十八罗汉会”。眼看决斗的日子临近了，但“十八罗汉会”还缺一名勇士，只有十七个。我们大家都在想，这么多大傻帽儿，他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却见斗焕用灼热的目光一直盯着祖鞠不放。这时我和升洲的目光才一起投向了坐在一边的祖鞠。
　　祖鞠生就一副五短身材，肩膀上栽着个大脑袋瓜，当然，凑人头嘛，他的资格倒是够了。大家的目光都盯着他，祖鞠就像憋了三个小时放不出来屁似的，弄得满脸通红，在斗焕锐利的目光逼视下他沉思半晌，最后下定了决心：
　　“那我就算第十八个吧。”
　　祖鞠好像还想说什么，动了一下嘴唇，没有说出来。斗焕正处在“大决战”的前夜，他也想给祖鞠加加油，鼓舞鼓舞士气，于是，霍地站了起来，举起酒杯，高喊着：“为十八罗汉家族干杯！”
　　这场你死我活的命运大决战，地点选在了郊区一座不起眼的三岔路口的大桥底下。日期和军事体育课大比武的日子是一样的。对此，升洲提出了异议。军事体育课大比武是市内所有高中生在综合赛场大集结的日子。为了搞好这一活动，所有高中生都在没日没夜地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好长时间以来，不少学生的军事教练服和运动服就没有离过身。女学生为了练习止血绷带的使用和三角巾结扎、野战演习及开幕式列队训练等，在操场上忙个不停，她们被火辣辣的阳光烤得汗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淌，有些人还晕倒在了七月流火之下。男生们也不例外，他们除了野战训练以外，还有拼刺刀十六种动作、单兵技巧、各自为战技巧，国军徒手体操等项目。既然是正规的军事训练，随便乱动一下都不行，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也是不许可的。这些学生都像正规军人一样有部队番号，每个学生除要把固有番号背下来以外，还要把学校的编号也都背下来。军事教官随时都有可能把那些看上去呆头呆脑的学生提溜出来背番号。对有些孩子来说，这简直比队列训练还要难多了。
　　准备了一两个月的大比武活动已经落下了帷幕，空场子上只剩下了被风吹得到处乱跑的纸屑和垃圾。学生们也都松了一口气，有的显得没精打采，浑身无力，有的产生了一种解脱感和轻松感。有的通过这一活动增强了自信心……一走出赛场，有些人便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向小酒馆走去；也有人信步踱进树林、草坪去呼吸新鲜空气。可是，军事体育课的老师们并没有休息，他们急急忙忙地把在大比武中穿过的教练服一件一件理好。然后，自己再换上战士的迷彩服，唱着“边战斗边工作，边工作边战斗”的歌曲向城里走去。在老百姓眼里，这些人的打扮，怎么看怎么像政府的鹰犬。
　　我记得好像是在一年前吧，篮球运动员申东坡来这里进行篮球表演。各校的啦啦队都上紧了发条，“加油”声不绝于耳。比赛结束后，神经异常兴奋的学生就打了起来。因为这事，我们学校的三个同学还被停了学呢。这一次，斗焕正是想利用学生们不服输的情绪来打赢这场“战争”，把对方全部消灭。
　　斗焕对自己专攻对方弱点的新战术进行了详细说明。
 
　　三岔路口的这座桥的确离闹市很远。现在，军事体育课的老师正在城里列队前进，向市民显示军威呢。这正是个空隙，那时斗焕他们恐怕已经在桥下边动起手来了吧。斗焕对我们说：“大概第二天一到学校，就会看到十八罗汉凯旋的巨幅标语了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斗焕露出了某种骄矜的神色，嗓门有些格外高。但令斗焕失望的是他把日期记错了，他定的这个日期不是大比武的那一天，而是大比武的第二天。说也奇怪，每当斗焕对事情考虑不周，出现漏洞的时候，祖鞠总要放一个响屁，以示惩戒。今天也不例外，祖鞠忍了又忍，再也忍不住了，又把一个响屁颤颤巍巍地挤了出来。店主听见声响走了进来，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心里大为不快。这么小的包间里挤了那么多人，弄得乌烟瘴气，人家心里怎么能痛快呢。
　　祖鞠放响屁在全校是出了名的。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屁可以使全校同学“闻声而动”。要说那个屁的臭劲儿，除过班上三个患鼻窦炎的同学外，没有一个人不说他的屁声响味浓，是绝妙的带爆炸性的毒气弹。
　　每当他要开始这种不雅的举动时总要先喊两声：“毒气弹，警报！毒气弹，警报！”但是，只要你看到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脚步，愣愣地站着，要么来回扭动屁股，两个眼珠朝中间收拢，那就是“毒气弹”出来了。大家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掩鼻而过，或者提前跑得远远的。
　　在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大家对祖鞠的这个秘密武器还不太了解，当祖鞠喊“同学，你赶快躲开”的时候，还以为他是在虚张声势呢。真让毒气弹给熏着后，大家才开始对祖鞠望而生畏了。
　　这一次，祖鞠没有按约好的时间到达十八罗汉“决战”的场所。祖鞠说是记错了时间。而且，他把责任完全推给了斗焕，说斗焕把日期和具体时间都给他说错了。
　　在这个世界上，替自己打掩护的谎言中，记错时间是最妙的辩解词，而且，可以说得冠冕堂皇，无懈可击。想替自己辩白，无须绞尽脑汁去找别的理由，只这一条就足够了。恐怕这也算是祖鞠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吧。
　　听祖鞠自己说，当他赶到十八罗汉“决战”的战场时，那里已是空无一人、悄然无声，只有冷冷的过桥风卷起的一缕缕沙尘。因为找不到战场，又无事可做，祖鞠便信步来到了素姬和升洲经常会面的地方——十字路口的小吃店。
　　祖鞠装出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嘟着嘴，沉着脸，一屁股坐到了升洲的旁边。升洲一看这架势，就惴惴不安地问：“那个地方真的什么都没有吗？”这句话竟连续问了三遍。
　　“是一个人都没有呀！我也不知道，我不在，斗焕是怎么收拾这个局面的。”
　　祖鞠一边说，一边不住地用眼角瞟着坐在素姬身边的那个女学生。
　　那个女学生是素姬的朋友，叫郑琳，人长得倒还清秀，就是脸上雀斑多了点。祖鞠有意长长地叹了口气，挪动身子坐到了郑琳身边，想和她套套近乎。
　　不知是不是规律，漂亮的女孩子总有一两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女孩子和她做朋友，而且她们往往反倒比俏丽的女孩子更高傲，更让人难以靠近。
　　“想玩儿去吗？”祖鞠对素姬说。
　　没料到，斜刺里杀出了个人，郑琳不咸不淡地甩出了一句：“你说这话就不怕人笑话？！”
　　祖鞠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没少吃苦头，可不管郑琳怎么顶撞他，对他怎么不客气，祖鞠都是逆来顺受，大度地接受了，而且显得那么豪爽有风度。祖鞠显然不是因为完成了什么重要任务，而是压在心上的一件大事烟消云散了，他感到特别轻松，话就多了起来。就这样，祖鞠和郑琳像素姬与升洲一样，慢慢亲热起来，并成为了朋友。祖鞠也不管别人对他们投来的目光是否有点异样，或其他顾客怎么想，怎么看，就连旁边三个地痞般的男学生投来的热辣辣目光都没看见，自顾自地和郑琳套着近乎，整整地泡了一个多小时。那三个男生看不过眼，找茬儿地把筷子往地上一摔：“喂，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你们泡妞也不找个合适地方，这是饺子馆，不是酒吧！”
　　这几个人又是喊叫，又是摔东西，吓得两个女孩子不知怎么办才好。祖鞠压低嗓门说：“别去理那几个叫化子。”
　　不料，这句话却被离他最近的那个驴耳朵听见了。只见那边乒乒乓乓摔起了东西，这无疑是一个宣战的信号。时间已经不早了，饭馆里连他们在内也只有三桌人。另一张桌子上的客人一瞧这架势，便忙不迭地起身跑掉了。顿时，小吃店的空气紧张了起来，店堂变得十分空旷。升洲和祖鞠只能咬紧牙关忍着。紧张的时刻，升洲朝素姬瞥了一眼，素姬的神色既不惊慌，也没有劝架的意思，挽起的胳膊放在胸前，静静注视着升洲，分明是一副催他快点决斗的架势。
　　那伙人似乎也看出了点门道，其中一个走近素姬，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你要干什么？！”素姬甩开他的手尖叫着。
　　升洲和祖鞠如果有个台阶下也就算了，偏偏敌人主动上来挑战，升洲和祖鞠只能迎战，没有一点退却的余地。他们两个人都紧闭双眼，朝着发出声响的地方慢悠悠地挪过去。祖鞠用自己的经验传授着打斗秘诀：如果力气不够大，就设法攻对方的弱点，例如，踢他的裆，抓挠他的小奶子，揪耳朵，咬耳轮，背过身去用趵蹶子的方式踢对方……他的“秘诀”还没有传授完，雨点般的拳脚便落到了他的身上。升洲也和祖鞠差不多，只有招架之力。他为了不使自己的本钱——小白脸受伤，两手紧紧捂着脸，任人拳打脚踢，不敢还一下手。
　　正在这当儿，小吃店进来了个新客人，也可以说是今晚的最后一位客人吧——他就是斗焕，斗焕对小吃店发生的打斗似乎毫无兴趣，他一边慢慢踱步，一边用目光搜寻着什么人。有人说，斗焕想趁这个机会多看几眼素姬，才故意这么做的。当然，这种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他走到被人家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提溜着的升洲和祖鞠面前时，才看清他俩是自己熟悉的同伴，不禁大吃一惊，看到那三个凶神恶煞的小子时更是神色慌张，吃惊不小。其实，这和斗焕以友情相约升洲和祖鞠助威打群架时，他俩总是溜之大吉，使斗焕感到十分意外时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三个家伙也大吃了一惊，他们看见斗焕满脸是血，衣服被撕成了一条一条的，浑身沾满土和血，就认定这小子肯定是个亡命徒。那三个家伙胆怯了，退缩了。斗焕往他们跟前只走了两步，那三个家伙便把提溜着升洲和祖鞠的手一松，放人了。也许他们是怕自己衣服沾上血，回去挨父母骂，也许是怕斗焕三拳两脚把自己揍扁了，就故作坦然地整理一下衣服，弹一下肩膀上的土，一溜烟跑出小吃店了。
　　斗焕对这些事似乎都不放在心上，他把空荡荡的小吃店又看了一圈，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因为十八罗汉中还喘气的人二次“集结”的地方就选在这儿，他是来“会师”的，却无意中救了两个窝囊废朋友的驾。
　　斗焕转了一圈，十八罗汉中一个人都没有见着，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凄凉感：难道十八罗汉中活着的壮士就剩下他自己了吗？他一边伤心地想着，一边推开小吃店的玻璃门，消失在了茫茫的夜幕之中。
　　在小吃店，斗焕什么事都没有做，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只是自觉不自觉地往那三个人面前多走了两步而已。但这两步，对升洲他们四个人来说却成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两步。升洲他们出门后，素姬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站在暗处静静地等着斗焕的到来。她看着消失在黑暗中的升洲的背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十八罗汉全军覆没，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号称十八罗汉，实际上到场参加“决战”的只有八个人。就这八个人也都是乌合之众，所持“武器”都是见什么拿什么，有人拿的是自行车链子，有人拿的是小斧头，有人拿的是木棒子，可怎么用，没有一个人是内行。八个人里边，有几个受香港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影响，拿的是双节棍。可双节棍怎么使谁也不明白，他们充其量能把双节棍甩出去，不但打不着对方，反倒会把自己的脑袋给打起个大包。打架的时候，十八罗汉摆起了龙门阵，打头的是一个“气功大师”，他在阵前盘腿打坐，俨然一个临阵不乱、临危不惧的将军，可当几个亡命徒不顾一切扑上来的时候，他也只会用瓶子打破自己的头，用鲜血来吓唬对方，和一个草包没有什么两样，把自己弄得满身是血，这就算赢了。就战术而言，斗焕他们使的也都是从马路新闻中听来的，苦于没有后援者，这些“战术”也都泡汤了。传言可信度有多大不敢说，但听人讲，就因为这，斗焕他们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全都垮台了。不管真相如何，人们只看到，从此以后斗焕又把腿伸出来，横在教室里的过道上，若无其事地习惯性地抖动着。
　　暑假到了，我从四人俱乐部脱身出来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这一阵儿，心里相当痛快，又感到十分轻松。我想，现在才真正恢复了“我”的本来面目。我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到公园去，用冷水洗脸。一路上，要么最大限度地放松慢骑；要么，在河边的路上紧蹬一会儿。有一天，我把自行车存放在公园小卖部的旁边，一口气爬到了公园的山顶上，坐在忠魂塔旁边俯瞰着脚下的城市，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从现在起，我是一个自由人了，有时间随便翻翻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有时也能学点哲学，该有多轻松啊。
　　因为是盛夏吧，吃过晚饭了天还没有暗下来。我换上一双运动鞋漫无目的地朝旧书店街走去。位于市中心这条街道上的旧书店如今都慢慢换了“字号”，挂起了“点心房”、“茶馆”、“成衣店”等的牌子。一家旧书店的门口滴里当啷挂着几个电灯泡，在黑暗中向一层层摞着的旧书上投射着昏暗的光。我在一大堆旧书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要看的书，只好看能不能找到有人签名和乱画的扉页，以消磨时光。
　　全体集合和分班开会的日子已经过去五天了，但我并没有到学校去。我本来打算到正在热火朝天搞新村运动的村子里去参加义务劳动，一转念，又改变了主意，叫上文艺班的崔炳道一块儿去看诗画展了。听说诗画展上不但有地方诗人的作品，还有获文艺杂志征文奖、初出茅庐的高中生的作品。进入展室后，腰间插着一本《文学思想》杂志的崔炳道对其他作品不大关心，他只站在标题为“思”的那个高中生的作品前面不住地点着头，眼睛里却流露出了一丝忌妒的神色。听崔炳道说，他曾经在一次招待宴会上见过这个高中男生。他穿着一身校服走上了讲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稿子，用慷慨激昂的语调朗诵起了他的那首长诗，那个学生的气度使听众为之倾倒，让崔炳道受到了很大冲击。崔炳道说，那个学生还组建了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读书会。他所在的中学是一所名牌中学，将来要进哪个名牌大学学习都是不成问题的。据说，他高中毕业后要么到汉城大学法学院，要么到神学大学学习。
　　崔炳道和我看完诗画展览会后进了一家附近的书店。我们一走进去便都愣住了，面前站着两个学生：一男一女。那个男生似乎想跟女生说点什么，可女生就是不想听。女生好像是来买书的，付完钱就往外走。男生好像是专门跟着女生来的，女生一出门，男生就像跟屁虫一样跟了出去。那个男生脸黑个儿矮，一脸疙瘩，而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那个女生，就像开在万花丛中的一朵夏威夷海棠，身姿绰约，美如天仙。那个女生就是素姬，而那个男生呢，崔炳道说就是他见过的那个少年才子，弱冠诗人，未来的政治家。看到这幅情景，崔炳道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那个男的可真会看人啊。”我赞同地应了一句：“谁说不是呢。”
　　这一年夏天，是我人生中最为安逸的时光，爸爸开的澡堂因为修缮，职工都放假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爸爸的澡堂烧的还是稻草，有一个烧火的工人，专门拉那个硕大无比的风箱。那个时候，根本谈不上休假不休假。后来，职工人数少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胡同里来洗澡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一到中午时分，我就拿起胶皮水管冲洗澡堂地面，闲下来的时候，就躺在屋檐下的水泥台上啃德式火腿。有时候我也想，人都是以自己眼前的事为中心一天一天过日子的，有那么一天，静下心回过头一琢磨，原来自己无意识地度过的每一天加起来就是人生哟。也许那会儿你会问自己：“怎么回事？我希望有一个辉煌的人生才这样一天一天活着的，到现在我还没有体会到真正的人生是什么滋味呢，生命就算过了一大半了，难道糊里糊涂走过来的路就是我的人生不成？”
　　秋天一开学，我就告别了孤独闲适的哲学家的生活到学校去了。我被编入一个班，编号是2318，在校学习的学生从来就没有什么个人人生的。
　　升洲和祖鞠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不能眼看着整个秋天就在自己的眼前这么流逝掉，所以，想动员素姬她们与我们这个国际笔会支部搞一次野游活动。我们商定，在期中考试以后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一下野游的日程。斗焕这次很积极，但他并没有什么好主意。此时，我的脑子也变成了一团乱麻，成天不知道在想什么，又在干什么。说实在的，这都是一个梦把我搅的。这几天，我天天做梦，看见素姬在朝我微笑。有一天，我梦见素姬一丝不挂地闯进了我的屋子，我乐得手舞足蹈，醒来后仍然神思恍惚，贪婪地直咽唾沫。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每次只能大体梦见素姬的身体轮廓，每当她走近我的身边，我刚想上去搂她的时候就醒来了。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令人肝肠寸断的痛苦和难以言状的遗憾。用手一摸裤衩，黏乎乎的，一股令人舒服的腥味儿。此时此刻，我总是心乱如麻，理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记得还是初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在小便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屌的根上长了一根长长的毛，从布满小米粒大小疙瘩的皮肤表面冒出来的这根毛大概有两三毫米长，茸茸的，连黑颜色都没有呢。当时，我对这根小毛毛异常关心，随时观察着它的进展，是不是又长长了，长粗了，颜色是不是变黑了，就是在上课时间，脑子也老走神，想着这根心爱的毛毛。有时，也趁别人不注意把手伸进裤裆去摸一摸。就在这期间，我第一次遗精，当时正是天快亮的时候，我半睡半醒，像在做梦。大屌根上老觉得憋得难受，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感觉，辗转反侧，浑身不舒服，难受得在床上打滚。突然，我觉得大屌根上一阵轻松，一股黏了吧唧的东西从大屌那个独眼里冒了出来，就别提是什么滋味了，到现在我也说不明道不白。我把手伸进裆里一摸，手指缝里满是腥了吧唧的黏液。当时，我心里感到很愉快，想哭，但哭不出来，感到恶心，但又隐隐约约的，就像吃了一勺子调和面儿，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味道。
　　好长一段时间，我脑袋瓜里老转悠着那件事。人好像是一个捉摸不透的怪物，男人一生中性欲最旺盛的时节就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外边没有能接住它的窟窿，里边就能嗖嗖地往外冒，看来人体一定是自行制造出了好多雄性激素，以使自己感到性冲动时的愉快。我打个比方，就像没喝牛奶的产妇一样，可以不断地从乳房里往外挤奶，然而，这么珍贵的精液偏偏随便冒出来，一次一次被当成废物处理掉，这在自然法则和社会制度之间不能不说是一种二律背反呢。与此相关的生理反应和胡思乱想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它随时都可以露头，无论是在厕所还是在上课时间。
　　不久，遗精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天不往外冒一点精液，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当然，伴随着的手淫也就开始了。手淫多了，泄精的事儿也就多了，有时一天有五次，甚至六次。围绕手淫这个话题，我们之间吹的牛也就多了起来。小伙伴们明明知道这是瞎扯，但为了能从对方那儿得到点信息和经验，每一次在谈及性问题时大家总会竖起耳朵听个没完。不少人说，对性我们还没有经验，只有先了解一下常识，才可以胡思乱想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有人说，某一天他出于好奇，就到一个叫“坝上”的火车站前边的妓女村去了一趟，一个和朋友的姐姐长得很像的小姐上来一把捉住那个玩意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抚弄个没完，一边摸一边嘴里还不住地夸着：“这个小鸡鸡真可爱，真好玩儿。”
　　一会儿，当它变粗变大的时候，她又亲昵地说：“瞧，这小家伙长得多丰满，你还不进村去玩玩儿，让它舒服舒服？”
　　据那个小子说，这件事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这也使他第一次知道性感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凡是干过那个事儿的人是从来不愿意往外说的。
 
　　论起我所看到过的，在一个修得很漂亮的卫生间的墙上乱画的画已是最为露骨的了，和裸体女人做爱的画下写的那句话很有意思——“干过的人不表白”——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是一个令人叫绝的伟大发现。每当谈及露骨的性关系，谁都知道对方没有说实话，但谁都能体味出其中的意味来，也可以说这正是此类语言的绝妙之处吧。
　　进入高中以后，那些赤裸裸的黄色书籍就在教室里传开了。这时，我对那些东西反倒没有了兴趣。说实在的，与其说是没有了兴趣，倒不如说不愿意流露更为准确一些。当时我对肉体已经没有了好奇心，而对思想上的性爱却产生了特殊的好感。说也奇怪，从我最纯洁的精神世界出发对素姬所产生的爱，却往往是通过肉体对性爱的需要表现出来的，因此，每当我从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顿时就会对我这种爱情的“纯度”产生怀疑，因为我在梦境中表现出来的冲动并不是那么纯净无瑕。
　　期中考试的最后一门课是数学，升洲和斗焕没有什么可写的，便早早交了卷赶紧离开了教室。虽然离约好见面的时间还早，但他们为了不使女朋友失望，还是赶得很急。
　　其实，升洲和斗焕不能说同床异梦，也可以说是“同行异梦”吧。斗焕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我去看素姬，难道是想看素姬见了我和升洲以后的尴尬劲儿，还是看升洲噘起嘴的那个表情？想到这儿，斗焕再看升洲觉得哪儿都很别扭，就连升洲裤腿上的裤缝线都看着不顺眼。斗焕就找借口离开了升洲，自个儿回家了。要说其中的原因嘛，恐怕斗焕不敢和素姬碰面才是真的。
　　走到胡同口，正好碰见了邻近学校里又住在同一条胡同的朋友，两人顺便交谈了几句。“斗焕，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是早退吧？”
　　“期中考试卷子答完就早点出来了呗，你呢？”
　　“今天集体看电影，我给忘了个一干二净，没带买门票的钱，回来取钱来了。今天的电影是《科巴迪斯》，不一起去看看？”
　　“不去。如果电影的名字叫‘蒂尼特’的话，我也许会去的。”
　　斗焕今天心情不好，所以回答对方的问话时，人家也会感到话里带着情绪。但是，斗焕回头一想，觉得看电影也是蛮不错的事。如果买团体票，票价就会减少一半，去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再说，本来要见到素姬就很不容易，这次机会来了，自己却又主动放弃了——对此，斗焕感到有些后悔。为了忘掉刚才一时冲动带来的遗憾，也有必要混在人群里去散散心。当然，也可以说成是在人群里头的自我放逐吧。可是，这个连高层次的存在主义哲学原理都弄不清楚的鬼世道，让个人连一点自由都没有，就连斗焕想独自做点什么，譬如说“孤独”一会儿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电影开始了，太极旗的黑白画面上推出了“大韩新闻”四个大字。斗焕的思路还没有进入角色，突然后面伸过来一只铁钳似的大手，揪住了他的脖领子，一下子斗焕坐在红塑面椅子上的屁股就悬在了半空中。把他提溜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学校的军事体育教官。他平常不喜欢别人叫他老师，爱听别人叫他大尉。三下五除二，斗焕就被大尉拖到了电影院的过道。大尉使足力气一把揪住斗焕的头发，另一只手抡圆了扇斗焕的耳光。打够了，他又伸过手来，在斗焕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就用铁钩子一样的手指把斗焕左胸的校徽给揪走了。
　　要不是祖鞠帮腔，斗焕会因为这件事被勒令停学的。
　　祖鞠听说我们班下周也要集体观看这部电影，所以就对这一事件产生了疑问。斗焕既不是在上课时间逃课或干其他与教育不相干的事，又不是看不容许青少年看的电影，也不是和女生一起去看电影，教官何必要如此动怒，大打出手呢？思来想去，祖鞠得出了一个结论：财帛动人心。于是，他把调查的目光集中在了这个“钱”字身上。原来，如果是集体去看电影，学校要从电影票价里提成，少一个人头就会少一份收入。如果本校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去看电影，提成就会落进那个学校的腰包，而本校就无形中会减少一份收入。学校为了不让本校的学生和其他学校学生一起去才把教官派了去。其实，就是祖鞠不调查大家也能知道事实真相，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大凡学生在这个年龄段都有一股冲劲，有一股正义感，好冲动，好抬杠，再加上祖鞠对斗焕深厚的友情及本身那股自命不凡的劲头，所以祖鞠才到处跑来跑去为斗焕鸣不平，这个事不可能不传到老师的耳朵里。
　　围绕着如何对付祖鞠的问题教导处分成了两派：强硬派主张干脆将这小子带到个没人的地方给他一顿拳脚，封住他的嘴算了；温和派主张，现在用强硬手段处理祖鞠不大妥当，如果传出去，有损于学校名声，还不如先将这事压下来，等祖鞠以后犯了大错儿，新账旧账一起算，就是把他开除了也不过分。最后，还是温和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后来，两派都期待着以祖鞠为首的四人团再犯错误，没事儿也想给这伙人找点茬儿，但就那会儿来讲，这件事还是被暂时压下去了。
　　除斗焕之外，被强行摘走校徽的还有十几个人。由于祖鞠为了斗焕的事到处嚷嚷，不仅救了斗焕，也救了这十几个人的驾，因此，免于停学处分的那十几个人都对万寿山四兄弟深表感激：“哥们儿，这事你可帮我们大忙了。”
　　一听这话，祖鞠心里就像喝了一碗蜜糖水，甜丝丝、美滋滋的，但表面上还装得十分谦虚，漫不经心地说：“唉，这算什么，我就是有个臭毛病，路见不平就爱拔刀相助什么的。”
　　祖鞠心里明白，这件事虽然在学校闹得很大，但并不是他预想的那种结果：使全校都沸腾起来，自己成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英雄。对此关心的，也就是四人俱乐部以及那十几个被强行摘走校徽的同学，还有被弄得脸上无光的几位老师。
　　殊不知，学校老师的目光正盯着祖鞠的一举一动呢：臭小子，咱们走着瞧！有你好看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往往会失去理智。再加上，祖鞠又十分单纯，顾头不顾尾，对脑后飞来的横祸毫无防备。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后果并心存警戒的只有我一个人。虽然就我个人的心愿讲，老师应当把我们这些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子女看待，循循善诱，耐心教诲，而不是怀恨在心，找茬整人。这些心地就像白纸一样单纯的学生啊，对我的忠告一句都听不进去，反倒指责我疑心太重，老把世界上的事想得太复杂。当然，我并不否认，我本人是个悲观论者，哲学家叔本华如此，尼采也是如此。叔本华背靠身为大银行家的父亲，一辈子不愁没钱花，自顾自地搞他的厌世主义哲学。厌世主义也可以说是带有贵族色彩的哲学。不管怎么说，如果具有厌世主义理论的话，对我来说，也总算有点小本钱了。
　　和素姬她们国际笔会支部去郊游的那一天，天气是相当好的，我们在火车站见面后就起程了，四十分钟后到了近郊河边的一个游乐场。
　　游乐场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我们躲开拥挤的人群朝游乐场尽头走去，顺着河边在绿树成荫的小道上散步，水面上荡漾闪烁的阳光无形中使人感到，秋天已经来临了。
　　围绕着升洲在女学生之间展开的争宠战有增无减，看来不少人还没有看出升洲和素姬之间那种黏乎关系。升洲在吉他的伴奏下唱起了流行歌曲。郑琳一向好提莫名其妙的问题，以向众人显摆自己的水平和奥妙无限的内心世界。她听了升洲唱的歌，便一本正经地问：“升洲哥，你想参加合唱团吗？”
　　还没等升洲回答，周围的几个女同学便争先恐后地说“你参加合唱团，那真是太好了”，代替升洲作了回答。而且，女孩子们高兴得学着名歌手林艺真的样子，有节奏地拍着手说：“真好！真好！真正好！”
　　至今我也不明白，那些女人，无论老的还是少的，无论是长得漂亮还是长得丑陋的，无论是精明强悍的，还是呆头呆脑的，只要哪个男人歌儿唱得好，她们就会把他作为偶像来崇拜，甚至没命地去追他。记得有一天，名歌手南镇来我们这儿巡回演出，整个城镇几乎就见不到一个女性。就拿我爸爸澡堂的那个厨娘来说吧，一听那些流行歌曲就手舞足蹈，连给澡堂工人做饭的事也会忘得一干二净。在她们看来，读那些流行歌曲的节目单比吃一顿美餐还要重要。升洲的姐姐已经是大学生了，可心里还一直爱着高中的音乐老师，尽管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但绝不放弃爱的权利。我的妈妈不也是这样吗？她本来是一个本分而又倔强的人，却迷上了一个留着长长的鬈发、弹着吉他唱流行歌曲的男人，后来，他成了我的爸爸。在东方国家如此，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你瞧，历史上不是有过吗，一个窈窕淑女，偏偏迷上了一个在月光下唱情歌的叫化子，至今还被人们传为佳话呢。我常想，女人就和男人不一样，她们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情性群体。
　　我们学校也曾举办过校内歌咏表演。当时，要弄到乐谱是十分困难的，学生们为了把电吉他演奏的爵士乐背下来，可费了牛劲了，他们用当时很流行的星牌电唱机放唱片，二三十次地反复练习。听说著名歌手鲍尔也不识乐谱，但除了鲍尔这个天才以外，光靠感觉是不可能唱好歌的。这些学校里的流行歌手不光实力虚弱，在舞台上的表演也十分拙劣，很有点像杂技表演中的小丑。他们站在舞台上就像木偶，梳得光溜溜的头发配上一身黑色校服，往那儿一站两条腿就开始发抖，唱歌时想做点动作，身子就是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晃个不停。就这身装束，这种表演技巧，靠充满杂音的唱片伴奏唱的歌，依然得到了女生们的狂热欢呼。对此，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会这样？”
　　“这你还不明白，女生喜欢男生呗。”祖鞠回答得很干脆。
　　祖鞠无论干什么事都是百折不挠，事情越荒唐，他就越感兴趣，越要弄个水落石出，有时可以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但祖鞠觉得，这才是男子汉的气魄和胆识。自从学校搞完那次歌咏表演后，祖鞠就几次提议我们自己搞一个演出队。每个人都学一种乐器，把升洲捧红了，这个队的名声不也就出去了？这个队的名字就叫“万寿山”，你们看怎么样？说这话的时候他神采飞扬，似乎自己又要干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升洲并没有痛痛快快地答应，而是说了声“以后再说”，就把这事搁下了。
　　看来，这一次我得敲打敲打祖鞠，让他清醒清醒，别搞那些没头没脑的事了。我问祖鞠：“要搞起这个队，你得会唱流行歌曲，要唱流行歌曲，不懂英语是不行的。你对自己的英语有把握吗？”
　　这一问，祖鞠卡壳了，就像吃了黄连一样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谁都知道，祖鞠学的洋泾浜英语，向谁说谁都听不懂，把“沙发”说成“帕发”，把“香波”说成“桑抛”。别人一揭他的短，祖鞠还有点不服气，“‘沙发’为什么就不能说成‘帕发’？你们说我的英语不地道，太小瞧人了。我唱一段英语歌给你们听听。”
　　祖鞠清了清嗓子，唱起美国著名歌唱家汤姆·霍内斯《自豪属于我》中的第一小节，歌词大意是“丢掉城里那么好的工作该怎么办”，可祖鞠发音南腔北调，而且五音不全，唱成了“住着省里卢米浩的屋子没盖咱那么站”，要不是大家熟知歌曲的内容，谁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唱些什么，而且，他唱完后还莫名其妙，满有节奏地大声说了句：“脱光衣服上床睡觉！”
　　听说，这支歌曲被听众反复点播，弄得点歌台的广播员都烦了。以这支歌曲走红的歌手叫汤姆·霍内斯，而不是祖鞠所说的托姆·霍内森。还有人给祖鞠纠正说，你不要把歌曲名字念成“自豪属于我”，而要念成“只好属于我”。实际上，就像爱看电影的人绝不会把阿兰德隆看做大影星一样，爱听流行歌曲的孩子们也绝不会喜欢汤姆·霍内斯，只有提起明星罗林·斯通斯、博克斯·托普斯或者莱德·泽普林来时，大家才会竖起大拇指，并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色。一般来说，高中时每个人都会对未来充满美妙的憧憬，都会有自命不凡的劲头。过去如此，现在也不例外。
　　今天这场面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这时，升洲的歌儿似乎越唱越来劲，也越来越动听了。
　　秋凉气爽，天高云淡，这个天儿可以说是入秋以来最好的一天。可素姬对这么美好的天气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对这种场面更没有好感。升洲被一群女孩子包围着，嘻嘻哈哈个没完。对这一切，素姬只是木呆呆地看着，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她眯缝起双眼，看着河水泛起的微波出神。素姬的那种神态，不知情的人以为她是在冥思苦想着什么，知情的人一看就明白素姬看不惯那帮娇小姐对升洲的那股酸劲儿，心里厌烦，但又不好表露出来。我就坐在离素姬不远的地方，时不时地用眼角瞟她两眼，见她好几次把头上的发卡取下来，又换了个地方别上去。有一次，发卡没拿好，掉在了地上，斗焕殷勤地赶紧拾起来，递给了素姬。素姬莞尔一笑，向斗焕使了个媚眼。
　　我记得，素姬写给升洲的信里有这么一段话：“你能永远只爱一个人吗？我认为，对方能为了我舍得抛弃一切，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爱。对这样的人我才会贡献出我的一切。当然，对那些只有三分钟热情的人，就是我抛弃了他，也永远不会后悔的。”
　　吃完中饭，祖鞠和升洲就和那些女孩子混在一起，租了快艇下河玩儿去了。祖鞠和郑琳一起划桨，升洲不负女孩子们的众望，挑逗着围在他身边的娇小姐们。我一个人斜靠着河边的大树看书。并不是因为我晕船不愿意坐快艇，而是我这种不合群的孤僻性格，别人并不希望我和他们搅和在一起。素姬也和我一样，一个人靠在河岸的木栏杆上一动不动看着河水发愣。偶尔也挥动白嫩的小手向快艇上的人们打打招呼。此时的素姬就像是一朵飘浮的白云，显得那样的轻盈；再看她的神态，又像是被风吹散的云朵，纷乱而飘忽不定。
　　斗焕的神情令人捉摸不透，表露出来的和隐藏着的似乎是一曲二重奏，是分得开又分不开的。
　　快艇划过的时候，水面就泛起一层又一层的微波，浮起来的是娓娓动听的笑语，嗲声嗲气的音调，互相碰撞的秋波，男女混杂的喧哗和伏满玄机的沉默……这一切，也可以说是那一天我所看到的最微妙的风景吧。
　　返回市里时火车里空荡荡的，和我们早晨出发时的情景大不一样，大部分乘客都衣衫不整，脸上皱皱巴巴，精神不振，显得异常疲惫，当然也就谈不上遵守什么公共秩序和注意礼节了。地上扔满了酒瓶子、罐头盒子、碎纸屑等，简直比垃圾处理场还要脏乱。铁道厅和教育厅一样，奉命对人们的行为、言论严加控制，尤其是对看上去行色可疑的那些人，是要进行例行盘问的，再加上目前是旅游的旺季，很容易鱼龙混杂。为了避嫌，我们几个男孩子就装成和那几个女孩子压根儿不认识的样子，过检票口的时候，故意留出一定的间隔，并约好出火车站后再在附近的小吃店集合。我们谨慎地向前挪动着脚步。郑琳机敏地插进了一个公司职员队伍中，走出了检票口，刚出站她就跑了起来。接着，其他女学生，还有和郑琳手拉着手的素姬也跟着跑了起来。不一会儿，几个女学生的背影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本来还想在小吃店再次相聚的几个男孩子感到十分失望，但心里又异常不安：她们为什么要跑呢？
　　这个谜底第二天就被揭开了。正如大家所担心的，郑琳昨天突然碰见了她们学校的生活教导老师。如果郑琳跟老师打个招呼再走可能问题还不会太大，可郑琳为了不让人看清自己是谁就想溜之大吉。这一跑却引起了老师的怀疑。正如人们常说的，追女孩子的丑男孩总不会有好果子吃。这一次，我们四兄弟又叫这帮叽叽喳喳的女孩子给牵连进去了。第二天，素姬一伙被叫到了教导处，对昨天的举动追根究底。素姬她们对郊游的前前后后都做了彻底交待，当然，倒霉的就是我们四个人了。没几天，一份女校的检举信就寄到了我们学校：贵校的四个流氓学生哄骗我们学校几个天真烂漫的女生，教她们学坏。此种情况，经调查属实，请校方在处理时参考。不消说，我们四个人的名字已经被列进去了。
　　我们四个人从来都是拴在一根绳子上，命运相连，这回又被一网打尽了。不用说，我们四个又被叫到了教导处，一进门，就觉得气氛很不对头。
　　“又是你们几个坏小子！”
　　“这一次要放过他们，那我们就犯了渎职罪。”
 
　　“没错！”
　　“你们几个上次犯了扰乱学校秩序罪，我们好不容易给你们掩盖过去了，这次你们又违反了政府颁布的紧急处置条例，拐骗女生外出。你们自己说，该定什么罪？”
　　教导处里坐着物理老师、军事体育教官、国文老师、地理老师、班主任……总之，都是平常和我们过不去的老师，对我们态度比较好的老师今天一个也没来。我心里暗想：今天可算栽了。
　　升洲的学习成绩平常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当然成了老师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绝不会再放过他的。
　　祖鞠平常和地理老师的关系就不怎么好。有一次，围绕着课本的内容他和地理老师发生了少见的争执。有一篇课文写的是英国的情况：二战后大英帝国逐渐走向衰落。对这一结论祖鞠表示反对，他认为英国绝对是一个日不落帝国。这一争执完全是地理课本引起的。其他学生拿的地理书上这一章的标题是“力图维持继续繁荣的英国”，而祖鞠用的是哥哥上学时用过的旧地理书，这一章的标题是“日不落英国”。不消说这场争执祖鞠是输定了。祖鞠的耳朵被地理老师给拧得通红通红，差一点眼泪都流下来。从此以后，祖鞠就对课本产生了怀疑：旧的那样说，新书上又这样讲，真没谱儿。所以，他对学习也渐渐没了兴趣，成绩每况愈下，以至掉到了末尾。
　　在老师的眼里，斗焕从来都是个刺儿头。上课的时候老不安稳，老师盯他一眼，斗焕就大声喊：“为什么老盯着我不放，你又看我哪儿不顺眼了？！”
　　像斗焕这样，老爱冲着老师翻白眼顶嘴的学生，没有一个老师会对他有好感。平常老师想动一动他嘛，总觉得满身刺儿，无处下手；放任自流呢，他总给老师找别扭。久而久之，这种矛盾就积累下来，无形中斗焕就成了众矢之的，而教导处也就成了给斗焕埋好的地雷阵，随时都有让他踩着的可能。老师们本来就琢磨：就凭这小子的表现，不久就会被抓住小辫子。果不出所料，在电影院被抓住的事过去还没几天，他就又自投罗网了。老师们一个个心里都感到痛快，这下可以借题发挥，出出这口恶气了。
　　这次在对我们四个人的处理上，气氛比较和缓，但后果却是严重的：我们四个被勒令停学了。
　　按照词典上的解释，“勒令停学”就是“一个期间不让学生听课的一种处罚”。有人会误解为“勒令停学”就是不让学生上学，在家里玩儿。弄不好，还会有人认为学生反而乐于接受这种处分。可是，对一个学生来说，一个学期受这么几次处分，那“学校”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实际上，这种“停学”不是让我们自个儿在家玩，早晨爱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而是每天要到学校图书馆去写检查，这才是“停学”的真正含义。这种“停学”和坐监狱的区别仅仅是不用吃发了霉的豆儿饭，可以自己买饭吃，除此之外，这种生活和被关进铁窗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图书馆写检查的时候，如果稍不守规矩或者大声说话，庶务老师就像狱卒一样对我们大声呵斥，并毫不留情地在我们姓名下边的“犯罪”记录上多添一笔。我们四个人停学不多久，名字下面就已经满满当当地画上了不少“正”字。每天傍晚其他学生放学以后，老师就过来按照“正”字的笔划数抽鞭子。
　　祖鞠和升洲在这场“劫难”中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成天嘻嘻哈哈，好像什么都满不在乎。斗焕仍然还是爱抖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发时间，好像什么都不愿意去想似的。这次的事却引起了我一连串的思考：学校老师为什么可以随便打骂学生？这不是侵犯人权又是什么呢？这种教育制度，难道不是在抹杀个人特长，压制个人思想的发展吗？我曾向一些同学说过：不尊重人权的校园气氛，我认为和以压制自由、蹂躏人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气氛及政治空气是有直接关联的。可是，得到的反应却都是大家摇摇头，叹口气，以麻木的表情看我两眼就走开了。他们似乎用呆滞的目光告诉我：这种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是没有用的。
　　对这一问题的疑惑、争论往往就局限在我们几个人里头：“喂，对这件事你们怎么看，难道真认为是我们犯了大错儿才被停学的吗？”
　　“我看啊，老师对真犯了大错儿的那些人连碰都不敢碰一下，尽拿我们这些老实人开刀。”
　　“谁说不是呢。我们到基督教中心去玩，就说我们是搞学生自治运动，违反国家保安条例；到风景优美的河边去玩，又说我们拐骗女生，失足陷进了泥潭。要是到教堂，有人领着的话，就是和女孩子一块儿去也没事。那岂不是说，只要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干什么事都是合法的，而我们学生自己组织活动就是非法的？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那我们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
　　“要商量这件事还得找那几个女孩子去。见了她们你就把刚才我说的那一段话讲出来，就说这些话是根据大家的意思整理出来的。”
　　“这些话恐怕她们听不懂吧。”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个够，然后，接触到庶务老师的眼神才又拿起了圆珠笔，继续写自己的检讨：我犯的罪太大了，请饶我一次吧，下次再也不敢了，对老师的这种大恩大德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四个人就这样打发着日子。斗焕对大家说，他哥哥说过，无论是在军队还是监狱，如果有令人高兴的事，那日子过得是最快的。
　　在停学令解除的前一天，监护人要到校办手续。我们几个里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丢人败兴的事老老实实地告诉家里。升洲以日后教姐姐吉他为条件把贤珠姐姐糊弄到了学校；我有个堂哥在部队当兵，这几天正好回来休假，我就把他作为监护人“请”过来了；祖鞠的监护人只好由常去的中华料理餐馆的厨师来担当，因为他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人了；斗焕的妈妈为跑化妆品外销忙得不可开交，对儿子停不停学压根儿就不关心，所以根本就没有到学校来。
　　这些被称为监护人的“家长”一到教导处，大大出乎班主任意料，惊得他好半天合不拢嘴。凡是我们几个人的事都少不了要添油加醋的物理老师这一次嘴也没有合上，他一看到风姿绰约的贤珠姐脸就涨得通红，一个劲儿盯着贤珠姐的脸，看个没完。
　　班主任和每个“监护人”都简单地谈了几句，赠了每人一份小纪念品，就让“监护人”把我们领走了。
　　从学校出来，我们就跟着厨师到中华料理餐馆去了，素姬和郑琳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的那种气氛就别提有多庄严，多令人羡慕了，大家就像欢迎心目中的英雄——光复日被总统特赦的政治犯一样热烈欢迎我们。这时斗焕却干了件异乎寻常的事——他大踏步毫不犹豫地走到了素姬的旁边，一屁股坐了下来。这一意外的举动，使素姬多少有点慌张，但她马上就像给英雄献上一束白玫瑰一样，送给他一丝欢迎的微笑。升洲不解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就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似的，把脸转到一边去了。他似乎看透了素姬的心思，所以才作了个满不在乎的姿态。这也可以说是那些公子哥儿的特点，他们一眼就能看透女孩子的心。
　　据我个人的观察，像素姬这样的女孩子，自认为是最不容易被男孩子征服的，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总爱摆出一种吃不准、猜不透的神秘感。这种女孩子，其实并不喜欢能把自己看穿的男孩，而会喜欢像我这样心思深沉而又非常体贴的男人。
　　最后才走进餐馆的祖鞠对刚才的插曲一无所知，他看到斗焕坐在素姬的身边，就把镶嵌在传统型四方脸上的那对眼睛瞪得圆圆的。冲着斗焕喊：“那是你坐的地方吗？你为什么要坐在那儿？！还不赶快挪开？！“
　　斗焕满不在乎地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这地方我就不能坐？”说着，没趣地把身子挪开，将那个座位让给了升洲。第四章 出走
　　停学的风波刚平息下来没几天，我们又被卷入了非常体制的旋涡，学校的社团活动要被取消了。
　　为四人俱乐部的诞生提供了契机的物理老师，这回又要把我们国际笔会支部以“次品社团”的罪名取缔掉，好把那间屋子腾出来做科学部的实验室。物理老师的这个建议几个月前就提出来了，但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他们可算找到理由了，物理老师等人把我们集体违反校规的罪名推给了国际笔会支部，非把这个笔会搞掉不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知是学校的哪位头头说了句话：“暂缓执行。”因为11月份要举行建校纪念活动，不要因此影响校内的欢乐气氛。谁都知道，建校纪念活动时要举办书画展、书法展和海外笔会展览会等等，尤其是海外笔会展览会对学生是很有吸引力的。
　　世界史老师是我们这个笔会的辅导员，可在这次撤销社团组织时他却帮了我们个倒忙。
　　世界史老师的脸色从来没有好看过，总是煞白煞白的。他爱穿一件T恤衫，但从来没洗干净过。听说，他老给南美的某一个大使馆写信，说他是该国王族后裔，弄得人家很烦。后来，医生诊断说他有精神病史，校方传出话来，下个学期一开学就将他免职。
　　原有的国际笔会支部会员大部分都已经退出，只剩下了创建支部的几个“元老”——我们四人俱乐部成员自己了。为了重振笔会支部的声誉，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好这次展览会了。
　　要把展览会办得成功，首先得有丰富的展览资料，也就是说得有很多外国朋友的来信。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支部名义上是国际笔会，实际上和国外的书信往来几乎没有。说实在的，四个人里头除我之外，他们每人所掌握的英语单词，全部都写下来也超不过十行去。因此，国际笔会支部的命运，实际上就得靠我一个人了。
　　开始，我也是想救活国际笔会支部来着，所以就像个替人代写书信的人一样东跑西颠地去到处寻找《英文笔会教本》，照着上面的各种书信格式拟写。接着又东打听西打听，弄来了好多外国人的通讯地址，然后再把信一封一封地寄出去。
　　信的内容大体都是这样的：
　　您好！我是住在韩国的某某某，我的家里有父母、弟弟和妹妹。我是一个美男子，别人都叫我“帅哥”。我家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叫“梅里”。我的父母善良、仁慈，家庭也十分和睦。我们的老师都很好，他们很喜欢我们，我们在学校觉得很幸福。现在，韩国一天比一天富强起来，经济发展也很快，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祖鞠为了帮我一把，就把我写的信作为范文连同外国人的通讯地址一起分发给了班上的同学，不管是谁往外寄，只要能收到回信就行。有几个无聊的孩子想借这个机会显摆一下，所以就在如何介绍自己上大做文章。有人把在故宫前面照的照片标上“在我家的庭院里溜达”的字样寄了出去。有的同学更离谱，把自己的家庭写得天花乱坠。他们说：“反正那些孩子也不会坐着飞机专程到这里来核实是真是假，干脆把咱们父母的身份写好一点，要么政治家，要么艺术家，怎么样？”
　　“不！我看干脆就写成总统，和我同岁的英植不就住在青瓦台总统府吗，冒充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孩子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祖鞠坚持认为，住在青瓦台的那个孩子不叫英植，可也觉得冒充一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左右为难，一时下不了决心。大家都还记得，有一次报纸上发消息，在某国举行的体育比赛中北边的国家也参加了，于是祖鞠就把报道中用的“败北”这个词理解成是那个北边国家失败了，闹出了个大笑话。这次祖鞠算变得谨慎些了，很坦率地承认，到底怎么处理才好，自己也没有把握，但又不丧失信心地认为，反正又不用花钱，组织这次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祖鞠那个英文水平，就是照着笔会教本抄也是抄不对的。如果让他发挥一下再添上那么一两句，一定会漏洞百出，笑话连篇。例如，他把“第一”的英文抄来，是“1st”，他照猫画虎就把“第二”写成了“2st”，连“第二”应该是“2nd”都不知道。
　　后来，英语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举了祖鞠这个例子，说：“学外语就是这样，开始不知道怎么用，接触多了也就会用了。”而物理老师则不然，他也举了祖鞠的这个例子，但最后的结论却是：“无知的家伙胆子大。”一件事两种结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不管怎么说，祖鞠他们帮的忙，总算还是有结果的，毕竟有人回信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这种书信往来，最多也只能坚持两次，因为过了自我介绍这个阶段，到底该写什么就谁也不知道了，进入个人思想交流阶段后，《笔会教本》也就帮不了什么忙了。
　　笔会展览会的日子临近了，不要说我们手里可供展出的信件没有几封，就是连布置展室的钱也没有啊。校方对各种展览会的支持也仅仅是把资金集中在能对教导处老师有所影响的文艺班、书法班和美术班上，我们几个不管怎么折腾，也是竹篮打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到头来，只能丢人现眼。
　　围绕着纪念活动各社团都在积极筹备自己的展览会，为此，学校搞了个统一规划，并向全校张榜公布。可令人失望的是，别的展览会都在“正册”上，惟有我们笔会支部的展览会被打入了“另册”，后边挂上个括号，里面写了个“未定”。我感到这是我们国际笔会支部的奇耻大辱，倒不如干脆把我们笔会的名字给抹掉，或明确表示不准办展览会更好一些，这个笔会本来就是为了和素姬拉关系才搞起来的，如今它的“鹊桥”使命已经完成，就是不让搞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但祖鞠对此事的反应却和我不同，他看了括号里边的“未定”二字后大为震怒：“这是关系到祖鞠自尊心的问题嘛，我一定要捍卫祖鞠的名誉。”
　　“祖鞠”二字一语双关，不知他什么时候又想起要鼓动一下大家的爱国热情了。
　　“就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吗？”
 
　　升洲也是不想就此罢休的。他吹牛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它先搞起来，让素姬她们那个笔会支部的女孩都来不就得了。”
　　斗焕坐在这儿抽了几支烟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可争执还在继续进行着。
　　“学校不给我们提供场地也没有关系，我们自己租一个炸酱面馆或小饭馆也可以搞展览会嘛。”
　　“对啊，搞个电唱机，升洲也可以弹吉他，进行现场表演嘛。”
　　“嗯，我看收门票也是可以的嘛。”
　　“着啊，干脆咱们做他一把生意。自己设计票样，搞预售，说不定刨去租场子的钱我们还能赚它几个呢。”
　　“咱们就用赚的钱作笔会支部的活动基金，你们看怎么样？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展出的信收集起来出本书，在全国的高中学校发行。我们在各校的校刊上发广告，不怕卖不出去。”
　　“要有什么大会就好了，就像高中生进行讲演比赛那样的大会。参加这样的大会得个奖的话，说不定我们还会上电视呢。”
　　“这次弄好了，下次展览会我们还可以把和我们通信的这些外国朋友请到韩国来玩玩儿嘛。”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蛋生鸡，鸡生蛋地议论着，对国际笔会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祖鞠和升洲往往对一些荒诞不经的事非常感兴趣，而且，爱在虚构上动脑筋。
　　“如果弄不好，丢了人，我们是要被勒令退学的。”
　　我冷不丁从旁泼了一盆冷水，就从社团活动办公室出来了。
　　我思前想后，总觉得这个展览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其基础就像三个二元一次方程式求解一样，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还是早一点脱身为好。人虽然出来了，但心里总觉得很别扭，我信步走到操场上，一脚就把一个小石头踢了起来，嘴里不住地嘟囔：“他们爱说就说，爱骂就骂，说我是冷血动物也好，说我是利己主义者也行，反正都无所谓。这些话本来都是一些转眼就会忘掉的废话。我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干脆从这个可笑的四人俱乐部樊笼里脱身出来，去寻找我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好。”
　　无论我如何安慰自己，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儿，什么味儿都有。对什么四人俱乐部啊，万寿山啊之类的称呼我一直就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因为大家老混在一起，共同分享痛苦欢乐，一来二去，自然互相之间也就产生了感情。“少好之友金不换”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因此一定要交好的朋友，但不管自己交的朋友多么不好，一旦跟他混熟了也会有感情的。说我幼稚也好，单纯也好，无知也好，要想使已生出的感情从我心灵中消失却是非常困难的。想到这儿，我长长叹了一口气，不觉低吟起来：“你说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已经被拴上四人俱乐部的这辆马车，不跟着跑也得让他们拖个稀巴烂。”
　　吟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那些看破红尘，飘然离开你争我斗的喧嚣尘世，去寻找不染人间烟火的山间僻地的书生，顿时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同情感。我停住脚步，拎着书包一动不动，对着夕阳的余辉发起愣来。
　　祖鞠自己常说“我是个飞毛腿”，其他人是什么“腿”暂且不论，仅就传递信息来说，祖鞠的确是最快的。第二天我们一到校，祖鞠就跑到我跟前，表情异常兴奋，他说：“我有一个重要情报，邮电部要举办外国邮票的集邮展。如果我们笔会支部在这次集邮展上能够崭露头角，得个奖，不用吹灰之力就能人气大增。当然，我们笔会手里的外国邮票还太少，得赶紧设法收集才行。”
　　一场邮票收集战开始了。
　　升洲把他家前院、后院、隔壁的女生都动员了起来，这帮女孩子被弄得手忙脚乱，不知道收集这些邮票要干什么。
　　升洲手很巧，他把收集来的这些邮票编辑整理，弄得还蛮像那么回事。他以祖鞠的名义把这些邮票寄给了邮电部出人意料地得了高中生集邮三等奖。
　　这一天，是全校学生早集合的日子。一大早，祖鞠就顶着凌晨的冷风到学校来了。因为来得太早无事可做，他和比他晚到一步的同学东拉西扯地吹起牛来，弄得整个教室乌烟瘴气。
　　这几天，学生们谈论最多的是杀人魔王金大头的事，祖鞠头大，因此班上的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头”。对此祖鞠还被蒙在鼓里呢。这会儿同学们基本都到齐了，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有人还挤眉弄眼，时不时地丢给他一个嘲弄的眼神。祖鞠正陶醉在他的奖项上，并没有留意其他同学表情的变化，还以为同学都为他得奖的事儿高兴呢，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不时地向同学们点头表示道谢，似乎第一次体会到了班集体的关心和温暖。
　　早集合不久，老师就叫祖鞠的名字，祖鞠上台从校长手里接过了奖状，又凑到校长身边，抓起放在桌子上的话筒就要讲话，被校长喝住了：“这不是你说话的地方！”
　　祖鞠没有理会，对大家说：“谢谢！我要把这一荣誉发扬光大，让它在国际笔会展览会上大放异彩，让祖鞠的名声传遍世界。”
　　祖鞠在这里又来了个一语双关。
　　会后，祖鞠主动走进校长办公室，和校长开诚布公地谈了举办国际笔会展览会的事，但仍然没有什么结果。然而，因为祖鞠他们在外边得了奖，要马上取消这一展览会也是很难决定的。这一次，老爱给他们使绊子的物理老师却按兵不动，没有难为他们。这里边的隐情只有升洲自己知道了。
　　被学生们称为“恶魔”的物理老师到现在还是个老光棍儿。上次，他在教导处见到贤珠以后，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肉体上都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个多月来，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解除停学令以后，照惯例是要进行家访的。这一次，物理老师别的学生家都没有去，就只到升洲家。升洲心知肚明，事先作了精心安排，把妈妈打发到别人家去了，只有姐姐和自己在家。物理老师坐下后姐姐给他冲了一杯咖啡，并拿出了白糖让他自己加。不料，物理老师一见贤珠就失魂落魄，语不成句，控制不住自己的举止，往咖啡里放糖的时候，拿勺子的手就像零下28度穿着个背心在冰天雪地里站着的人一样，抖个不停，还没等放到杯子里，那些糖就抖搂到桌子上了。物理老师好几次想使自己镇定下来，都手不从心。最后，他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扶着勺子，结果咖啡杯子旁边还是撒了不少白糖。
　　感情到了这个份上，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会失去理智的。被视为第二生命的尊严也会黯然失色。把升洲叫到跟前，问他能不能帮自己转交一封信时，物理老师的态度是那样的和蔼，言语又是那样的温柔，在升洲面前，他已经不是一个手持非法武器——丁字尺的恶魔，而且也没有了电影院事件、郊游事件后表现出来的那种野蛮——把我们穿的牛仔裤都撕成一条一条的禽兽行为，而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显得那样的腼腆和扭捏，仿佛他压根儿就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兄长。这会儿，物理老师深信，升洲一定会把求爱信原封不动地转交到姐姐手里，——在这个问题上，他显得那样的单纯和幼稚。有时候，大铜锣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还悄悄把升洲叫到自己跟前，压低嗓门问姐姐对求爱信的反应，升洲总是以模棱两可、捉摸不透的言语来应付他，使大铜锣感到他还是有希望的。只有这样，物理老师才会一封又一封地再给姐姐写信。其实，大铜锣交给升洲的信，都被一封一封地放在了国际笔会支部的文件箱里，自然也要拆封的了。看了信以后我们先是开怀大笑，然后我就用红笔一一给他修改写错的地方。祖鞠预言，这些信一定会在展览会上成为引人注目的“精品”，并成为大家的热门话题。
　　正如祖鞠所吹嘘的，只要打出自己的名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这回，他又干了件大事，从中华料理餐馆厨师长那里拉到了赞助，支持他们在餐馆举办展览会。厨师长对祖鞠说：“你们搞个大海报，在下边写上七星阁的名字就行了。”
　　“搞个大海报多寒碜啊。”我嘟囔了两句。
　　“我本来还想在海报上写上‘竹筒饭大王’几个字，厨师长却说，这么一弄不是又要我多出钱吗，算了吧。很明显那个师傅认为这是给他下套儿，掏他的腰包。”祖鞠说。
　　不知是怎么搞的，名义上说是赞助，实际上我们连个赞助款的影儿都没见着。厨师长师傅说，展览会结束后用这些钱让大家会餐，但实际上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连一碗面条都没吃上。看来，祖鞠是上了厨师长师傅的当了。筹办这次展览会所花的钱，大部分都是强行让升洲掏的腰包，还是升洲妈这个预备役少校的遗孀从军人救助厅领来的年金呢。
　　最近，升洲对素姬越来越不满了，他老叨叨说：“女孩子家就是这个德性，只要你对她好，她就蹬鼻子上脸，将来还不得把你打翻在地当马骑？！”
　　升洲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看得出来，他是越来越害怕素姬了。的确，素姬处处都想占升洲的上风。升洲想，为了在心理上降服住素姬，这回一定要在展览会上好好出出风头。他认为，只要把那股子帅哥儿的劲头拿出来，女孩子们就会蜂拥而上，围着他转。素姬就会明白，如果再不温柔些，升洲就会被其他女孩子抢走。这样，升洲就可以把素姬攥在手心里了。
　　一般来说，家里排行最小的孩子或独生子都是嘴馋身子懒，升洲在家里既不是“老小子”，又不是独生子，可他却懒得出奇，废话很多，一遇到麻烦事就开溜。升洲爱新鲜，好奇心很重，脑袋瓜里老爱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但仅仅是想想而已，要落实到行动上却比登天都难。升洲既明哲保身又八面玲珑，从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失。哪儿出了差错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推给别人，自己溜之大吉。但这次展览会的筹办却有点例外，升洲是异常热心的，靠着他的小白脸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女孩子都吸引到自己身边，这是升洲惟一能够做到，而且最喜欢做的“专利行为”。看到升洲谁都会明白一个道理，光说不干的人并不是懒，而是他本身就不具备这种素质。
　　别看升洲人品不怎么样，还是有点歪才的，搞海报、宣传画什么的是他的拿手好戏。虽然参展的信件不多，他还是能千方百计地让它们占满整个展板，挖空心思把版面弄得活泼一些，以吸引那些爱花哨的小姑娘。升洲找来了好几本美术插图集，画个小孩子滚铁环啦，在树上卧着的七只麻雀啦什么的，整个展览橱窗看上去还蛮像那么回事。插图旁边写的名言警句都是我从书上抄下来的，建校纪念宣传册登的国际笔会支部部长祖鞠的创办辞也是我代笔的。
　　当然，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宣传。祖鞠在自己见到的所有墙上都贴上了海报，但他并不知道，贴没有盖公章的海报是违法的，一听这个，祖鞠一下子傻了眼：“怎么会有这个规定啊。”
　　对这些事祖鞠一向是不大关心的，他从来也没想到，尽管自己在政治上一向是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极左分子，就连名字也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爱国主义精神，仍然被高压政策给套住了。但不管上边怎么追查，那几张海报也不过贴在教堂的张贴栏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负责收集邮票的几个女生这次也很活跃，她们到处宣传，在自己学校做起了“小广播”。
　　一切大体就绪以后斗焕才冒出一句话：“弄不好这一次又是白干了。”祖鞠顶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嘛。”
　　斗焕一般不大爱发表自己的主张，对什么事都不爱搀和，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但他对国际笔会并不是什么作用也没起，说他是一个“象征性存在”还为时过早。无论其他社团的学生怎么看不起斗焕，还是不会小看我们这个集体的。这颗“眼中钉”不会马上就被拔掉。
　　停学处分解除的那天，在中华料理餐馆出现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升洲和斗焕两个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从升洲的表现看，他始终在寻找机会抓斗焕的小辫子，但斗焕似乎并不愿意和升洲翻脸，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有一天，斗焕突然说了一句“名言”，给大家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谁先下手谁沾光。”
　　因为斗焕，展览会又面临一次危机。消息灵通人士称和斗焕等十八罗汉“决战”过的那伙人将集体“参观”展览会。他们要么会将展览会弄得乱七八糟，要么就是去找女学生的茬儿，把她们的名字记下来到处去糟蹋，据说，这伙人连记录女孩子姓名的纸和笔都准备好了。这次展览会真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啊。
　　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全部就绪以后，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不光展品像回事，连水壶、花瓶、签到簿等都无一不令人满意。
　　展览会的前夜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
　　明天要办大事，今天得早点休息。我早早吃了晚饭躺在地炕上。仰卧在炕上的我，愣愣地瞅着顶棚，周围死一样的寂静，脑袋瓜里一片空白，朦朦胧胧的意识笼罩着我整个心灵，似乎进入了一种神奇的幻觉状态，爸爸的澡堂面向大道，澡堂后边的住屋面对着胡同，有一扇大门出入，我住的那间屋子的窗户就冲着胡同。突然间，我隐隐约约地听见谁在窗户外边叫我，恍恍惚惚的就像在做梦。我不自觉地站起身来打开了窗户，在十一月的朦胧夜色中，我似乎影影绰绰地看见了一个人，好像是素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没交夜呢，做的什么梦呀？是不是在刚躺下的那一会儿就睡着了，现在还在梦中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就像一个没有睡醒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地张大嘴巴站在窗前发愣。
　　正在我似梦非梦、似信非信的时候，突然胡同里的路灯亮了，这回我看清了，那个人就是素姬，素姬就像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脸在灯光的照射下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此时我感到，那是一张似曾相识但又很陌生的脸，令人捉摸不透。
　　我打开大门走出去，素姬把自行车靠在墙上，正在等待我的到来。当我走近她身边的时候，她突然把身子一侧，向后退了一步。就在这一刹那，不知是什么碰响了自行车铃，“嘀铃铃”一阵清脆的响声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沉默。铃声刺激了我，使我的心里不安起来。
　　素姬送给我一个淡淡的微笑，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素姬对我有这种友好的表示。这一笑反倒使我的表情变得呆滞起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知怎么办才好。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素姬开口说话了：“我明天要走。”
　　我不由得一愣，在眼镜片后边眨巴了一下眼睛，问：“为什么？你要到哪儿去？”
　　素姬默默地站着，咬着嘴唇，什么话都不说，好像她压根儿就没有回答问题的思想准备。过了好一会儿，她低着头，用脚轻轻地踢着墙，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但如果有人能猜透我的心思那该有多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么近的距离和素姬说话似乎还是头一次。素姬穿的那件红色棉毛衫在路灯的照射下颜色变得更深了，由于在电灯底下站着，她脸上的阴影也显得更加浓重了，这使我无法判断此时此刻的素姬究竟是一种什么表情。
　　我心情沉重地问：“你的心思又是什么呢？”
　　“我的爱是一辈子也不会变的，如果谁能得到它，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听了这话，我浑身开始发抖。是不是这时我才感受到了晚秋寒风的凉意，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你要能记住这句话就好了，我今天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才找到这儿来的。”
　　素姬的声音有点微微颤抖了。虽然语调很肯定，但在我听来，用肯定语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对方听清楚并且记住它，而是就连自己也感到言不由衷。素姬一句接一句地说下去，到后来，她的话越来越让人听不明白了，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她并不是因为喜欢我才找到这儿来的。好一会儿，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那个人为什么就一定是我呢？”
　　“为什么，就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嘛。”
　　“……”
　　我们俩都不说话了。素姬和我在带罩子的路灯下默默地站着，就像木头人似的。我们说话的地方是条死胡同，这时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来往了，只有时间一点一点从我们两人中间擦身溜过。天色越来越暗，我们的身影越来越黑了……
　　素姬临走前说的那几句话和她的表情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我的心，并在我的灵魂深处牢牢地扎下了根。
　　过了好一会儿，素姬好像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似的，扶起了倒在墙根儿的自行车，但她并没有去握住自行车把儿，而是突然回过头来问我：“一直给我写信的那个人就是你吧？”
　　说完，向我甜甜地一笑。那一瞬间，她的脸就像一弯明月，显得那么美，又是那样的甜，令人情迷意乱，神魂颠倒，我不敢相信，世界上有如此美好的笑容。千万句深情的话语，也没有这一笑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
　　素姬的这句话令人久久不能忘怀，但她一开始那句话却无法理解，这种含意微妙难以明铺直叙的话，素姬自己能说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我看未必！
　　世事似乎常常是爱捉弄人的，我们预料这个展览会会盛况空前，但事与愿违，结果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八个展览会中就数我们国际笔会的展览会最没劲了，又乱又没有人气，前来观展的人都跑到别的展览会去了。书法班展出了在全国书法大赛上得了总理奖，为学校争光的作品。美术班有一个学生是为学校筹措发展基金的培才会会长的儿子，以校长为首的几位老师都跟着培才会会长到美术班参观去了。而且，诗画展组委会和一些地方报纸还给他们照了相呢。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的时调诗人——小有名气的高全先生给这个美术展提供了一幅作品，所以记者们才格外感兴趣。
　　到我们国际笔会展览会来的人不多，但祖鞠和升洲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自己感觉良好就算可以了。这次展览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物理老师的那些情书了。英文书信展会为什么会夹着几封韩文信呢，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于是就想看个究竟。大家看着那一封封“感情丰富”而又“低声下气”的信，再看那些用红笔批注上去的，诸如“厚脸皮”、“没羞”、“狗屁不通”之类的诙谐语言，不由得发出一阵又一阵笑声。后来，我们干脆给这几封情书专搞了个栏目，叫“老师赞助作品展”。不少人带着好奇心看了这一封封充满激情却是单相思的信，展览会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有时候，看信的几个人交头接耳，还会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呢。“赞助信”的消息一传开，不少同学都跑来看热闹，不能说是络绎不绝吧，也可以说是三三两两了。这情书的作者是谁呢？大家都想知道个究竟，不少人在胡乱猜测着。祖鞠和升洲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老在众人面前卖关子，但每当他们说“这可不能讲”这句话时，总要诡秘地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这帮人愚蠢地认为，物理老师是绝对不会到这个展览会来的，所以，才敢公然当着学生的面出大铜锣的洋相。
　　兴奋高潮一过，我们心里就感到空虚和惆怅起来，大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瘪瘪的。一想起素姬就要走这件事，在展览会老老实实守摊子的我便立即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了。
　　刚过了吃中午饭的时间，祖鞠就歪着脑袋问我：“为什么不见斗焕的面呢？”
　　“是不是睡觉去了。”升洲漠不关心地应了一句。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升洲的脸，他那原本就白净的脸皮现在变得煞白煞白，嘴唇也有点干裂了。并不是因为斗焕的事他才变成这个样子，而是该来的女孩儿都来过了，可就是不见素姬的影子。
　　下午两点左右，建校纪念活动进入了尾声，最后一项活动是短程马拉松比赛，操场的麦克风里传出了军体教练老师“集合，全体集合”的喊声。
　　金秋十一月，天瓦蓝瓦蓝的，见不着一丝白云，真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在这块蓝天下，有一千二百名十七至十九岁的男生正在做着跑步的准备。这些孩子下身穿着运动式短裤，上身不是背心，就是T恤衫，有的呼哧呼哧地做着徒手操；有的噘着嘴，弄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大家一起跑步；有的对人不理不睬，好像身边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对着耀眼的太阳，眯缝着眼傻笑；一开始就想溜号的学生蹲在地上，脸涨得通红，全神贯注地系着鞋带；有的孩子随大溜儿，别人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现在也鸡手鸭脚地跟着大伙做准备活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天还是那样的蓝，风和日丽，秋色满目。午后的日光透过树荫在学生的身上跳跃着，显得那样的不安和烦躁。
　　如果从飞机上俯瞰这个操场，画面是动感的，这些学生都在慢慢移动；如果从远处眺望，画面是停滞的，似乎一切事物都处在静止的状态，眼前的世界是那样的静谧，那样的悠闲。可是，走近一看，会马上感觉到，我们的眼睛是被和自己有着多多少少距离感的幻影所蒙蔽，无论对谁来说，现实都不会是悠闲而宁静的。对这些跑步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
　　校长打响了发令枪，参加比赛的学生就像那支发令枪里射出的子弹，嗖地一下向前飞去。刚才还在发牢骚的孩子，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孩子，这时都条件反射似的跑了起来，我也和别人一样，在人堆里挤着朝校门外边跑去。横在校门前的是一个小山包。当我东碰西撞、擦着其他孩子肩膀跑出校门的时候，很多孩子已经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翻过小山包去了。大家都盯着前方，用尽力气自顾自地向前跑。从远处一看，那么多光膀子的大活人就像吃人魔王的餐桌一样，呼呼地往上冒着热气。
　　跑着跑着，我心中突然袭来一股莫名的悲哀，禁不住眼泪就要往下掉。
　　翻过小山包，前面出现了一条四车道宽的大道，两边东一个西一个地站着头戴小白帽、嘴里含着哨子的老师，他们就像给猪圈里的猪屁股上打烙印一样，在学生满是汗渍的胳膊上盖个戳儿，没有这个戳儿，他们的跑步就是无效的。
 
　　路边不远处，祖鞠和升洲装着调整呼吸，正在找机会开溜。他们看见我，赶紧打了个手势，指指不远处的胡同，示意从那儿溜走。我们装着往前跑，跑着跑着就一闪身折进胡同去了。从那儿到祖鞠的家只有十分钟的路。
　　祖鞠的家里空落落的，在晚秋的下午看上去格外凄凉。院子里的柿子树叶儿都掉光了，秃秃的。一封从军队来的信，和搭在晾衣绳上的白毛巾一起被吹到了靠墙边的泡菜缸上，这是祖鞠的大哥祖先从部队寄来的。水井边放着一张长凳和一副杠铃，旁边的墙缝里插着一面小方镜，在晚秋的阳光下熠熠闪着冷光。祖鞠的二哥祖织每天早晨起来要洗冷水澡，然后躺在长凳上举杠铃。做完了运动，他总要从墙缝里拿出那面小镜子自我欣赏一番。
　　我们轮流着压小水泵，从井里打了些凉水洗脸，然后就推开门进屋去了。亮光光的胶木桌子上放着黑乎乎的电话机和玻璃烟灰缸。旁边立着一架缝纫机，上面盖了一块天鹅绒，四周缀着黄澄澄的金色流苏，冷冷清清地站在那儿。
　　祖鞠和哥哥一起住的屋子黑黝黝的，一开门，扑鼻而来的是一股酸臭霉味。我突然想起祖鞠曾经说过，他整个冬天几乎是不洗脚的。有时候被妈妈臭骂一顿才去澡堂洗一次澡，洗澡之前先在家里洗一次脚。因为脚上污垢太厚，到澡堂去怕人笑话，才在临去前自己先清理一下。大哥比祖鞠鬼，他进澡堂的时候是穿着袜子进去的，下到水里后才把袜子脱下来，如果一进澡堂就脱袜子，露出来的那就不是一双白脚，而是一双脏乎乎的“黑袜子”了。每一次进澡堂，祖先哥总是先从热水池一角下到水里，把那双“黑袜子”“脱”干净，然后再到池子中间去洗。
　　祖鞠的妈已经成了识别袜子的专家，不管是哪个儿子脱下来的袜子，她打眼一看，就知道是谁的。祖鞠和大哥脱下来的袜子都是黑乎乎亮光光的，袜子放在那儿仍然会直挺挺地站着，绝不会折下去，就好像里边放着一个楦子作陈列品似的。因为他们睡觉从不脱袜子，久而久之，袜子变硬了，也就自然而然长出棱角来了。
　　出落得油光水滑的老二祖织老嫌家里条件太差，不愿意进家门，动不动就跑到朋友家里去过夜。
　　祖鞠从厨房拿来了能装两公斤葡萄酒的一个大酒壶。不知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农协上班还是什么原因，他家里总有好几缸用葡萄皮做的葡萄酒，那些葡萄皮都是做葡萄罐头时剥下来的。三下五除二我们几个人把那一壶酒都喝光了。在这里没有人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随便抽烟，自由自在地高声唱歌。这时那些傻男孩儿们正在满头大汗地跑着马拉松呢。酒劲儿一上来，我们的心里反倒感到不安和懊悔。我现在真想见到她，见她一次、两次，不，只有老看见她心里才觉得踏实。她将来究竟会成为谁的女伴呢，真让人捉摸不透……我心里老觉得少点什么，空荡荡的。祖鞠的蛮劲上来了，他把一切都发泄在了自己的歌声中，发了疯似的高声嚎叫。此时的祖鞠，给人一种“色厉内荏”的感觉，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十分空虚的。
　　我们算好了马拉松结束的时间，就“按时”离开了祖鞠的家。升洲出门后迳直回了家，只有我一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回学校去了。我在学校的前一站下了车，然后悄悄混入长跑的孩子中和他们一起跑了起来。拿名次的人已经在一小时前就通过校门了。对整个活动没有任何影响的“老末儿”们根本没有人关心。然而我们都相信，这次活动不是重在成绩，而是重在参与，只要大家都能尽了最大努力跑下来，就是值得表扬的。所以，这些跑在最后面的人一个个还挺认真，虽然个个筋疲力尽，但没有一个当逃兵的。这些由于乳酸分泌过多而导致肌肉机能低下的男孩，一个个都像散了架子，身体软不拉塌的，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着。
　　我们班跑在最后边的孩子是班上最矮的，所以他的学号被编为一号。因为他的腿太短，所以上体育课上跳箱时，他从来也没有跳过去过，在军体课上，他老是被大家当猴耍。他伸开短胳膊短腿做的那个刺杀动作十六法，就像玩具里边的小锡兵。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个子兵”。
　　这时，小个子兵离最后冲刺地点——校门不远了，但他显然已经体力不支，跌跌绊绊的，就像马上要倒在地上。他紧咬着牙关，两条短短的小腿就像打摆子的病人一样不住地发抖。我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一摸，感到一股一股的热气直往上冒，简直可以说是“炙手可热”了。但小个子兵并不示弱，仍然在向前跑着。我有意识地尽量放慢脚步，随着他往前跑。别人跑一步的距离，小个子兵得跑两三步，他吃力得那张脸皱成了老倭瓜，汗水犹如断了线的珠子，不住地从脸上往下流。他现在不是用鼻子呼吸，而是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地往前跑着。当小个子兵迈着两条蒜瓣一样的腿跑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的眼眶都有点湿润了，差一点没有为他鼓起掌来。
　　天完全暗了下来，夜幕笼罩着整个操场。很多孩子离开学校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慢慢走到了操场中间。此时此刻才意识到我已经被黑暗吞噬了，于是停住脚步，默默地站着，不知该走向何方。虚脱、厌恶、冷漠、饥饿、凄凉、恶心、疲惫一齐袭上心头，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蹲下了身子，好像有什么东西涌上了胸口。我静静地望着黑洞洞的夜空，一股酒味从胃里反到了口中，心里难受极了。
 
　　第二天，素姬和斗焕一起离家出走的事被确认以后，两个孩子的家里一下子就乱了营。想去追却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次他们离家出走显然是有周密计划的，谁都知道素姬的心是非常细的。
　　最焦急的要数素姬母亲了，她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跺脚：“和尚跑到哪儿也离不开寺嘛，你们倒是去找呀！”
　　这一天传闻也很多。有人说，素姬父亲曾经去找过斗焕的爸爸，在斗焕家吃了个闭门羹。据我们所知，斗焕的爸爸一直是个只蓄胡子不管家的人，他留了白花花的一绺胡子，成天在家闲吃闲住，对家里的事从来不过问。实际上，他是一个在韩战中服役而被社会遗弃了的人，是现代韩国苦难史的牺牲品。听说，这次他之所以要给素姬爸爸吃闭门羹，主要是因为素姬爸爸是一个在官公署施过工的建筑公司的经理，是吃官饭的。由于自己乖舛的命运，斗焕的爸爸最讨厌那些吃皇粮的，所以，也就对素姬的事不理不睬了。
　　不知从哪儿又传来了个小道消息，说素姬嫌爸爸有两个老婆，对他要维持两个家庭的生活大为不满，作为报复她才采取了离家出走的自残式行动。也就是说，自从素姬爸爸把那个女人从夜总会弄到手以后素姬就得了抑郁症，以致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当然，有人说得就更离谱了，说素姬已经怀孕了——这种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素姬离家出走，对升洲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升洲使劲捶着墙痛哭失声：“素姬啊，你真糊涂！为什么要跟斗焕那小子走，他哪一点能比得上我呀！”
　　这种委屈心理我和升洲没有什么两样。试想，两个男人同时爱着一个女孩子，突然，这个女孩儿被一个野汉子拐走了，这两个男人会是什么心境呢。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是这么一种结果：一个男人过去搂着那个女的，尽量让她镇定下来；另一个男人则跑去追那个野汉子。这就像演戏一样，舞台上的一个男演员抱着失了身而痛哭失声的女演员哄着：“别哭了，算了，节哀吧。小心把身子哭坏了。”另一个男演员则在舞台的另一角，一边追那个野汉子一边喊：“打死他！”结果他却被那个野汉子打翻在地，把戏搅成一锅粥。想到这儿，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升洲、我、素姬这种三角关系将来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
　　素姬出走这件事，祖鞠想哭也没有时间哭啊，纸里包不住火，展览会上“赞助展品”一事前前后后都被物理老师知道了，他恼羞成怒，对祖鞠进行了“快速反应”式的报复，逼得祖鞠不得不自己提出退学了。表面看来这种结局是由于物理老师的报复，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里头呢。
　　多少日子来，祖鞠的爸爸都在为祖鞠寻找上大学的门路。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所到之处不是吃闭门羹，就是碰一鼻子灰。有一天，祖鞠爸爸突然发现国家机关和车间里到处都贴起了“国防自主，经济自立”的巨幅标语，感到特别兴奋，他认为，只有自个儿才看透了总统为加强国防要发展重化工产业的心思。当时，为了适应这一政策，各道〖HTK〗（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HT〗都在筹建机械职高。祖鞠爸爸前思后想，将来儿子想上大学，只有通过这一途径了，同系统的人总是好办事儿的。
　　在这种双重背景下，祖鞠就势提出退学。
　　四人俱乐部里只有我一人如愿以偿，继续念了点书，并在升三年级的时候从差班转到优等生班学习去了。在充满希望的新学年的第一天，我甩掉翻烂了的《基础英语》课本，把一本崭新的《综合英语》放到了桌子上，当时别提心里有多美了。可转头一看，我旁边的同学放在桌子上的《综合英语》，其情况和我的《基础英语》差不多，书皮黑不溜秋的，书页皱皱巴巴，差一点都认不出来是一本书了。一打听才知道，这本书已经被好儿届的学生用过，因为缺乏纸，课本是一届一届往下传过来。《解析数学》的情况也不例外。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是天书呢，还是别的什么，只有书的主人才明白这些用铅笔画的符号。这时，我才深深感到，告别差班不但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而且无形中还多了一种精神压力。
　　这一年我过得比较平淡，也没有那么多沟沟坎坎。每天照例自学到深夜，用“热狗”填饱肚子后就坐上夜班公共汽车回家。我记得，那一年所谓的郊游也就是坐上租来的大巴，到汉城各个大学去兜一圈。各所大学为了招揽到好学生，都把招生简章和宣传片寄到我们学校来了。学校礼堂放映这些宣传片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就走神了，想起了在过去的国际笔会活动室——今天的科学活动站里睡觉被物理老师“耳提面命”地揪住耳朵提溜起来，听他陈芝麻烂谷子地唠叨万寿山四人俱乐部，最后还被他捶了一顿的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又想起，对“满堂灌”填鸭式教育制度进行反抗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同情安慰，而是不屑一顾和百般嘲弄：“那小子也算我们班的学生？！”“他不撒泡尿照照，连自己是个什么德性都不知道。”甚至，有人还挖苦说：“他要考大学是没有指望了，活该如此嘛。”
　　每次参加考试，学生好像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个个正襟危坐，一动不动地在答题，只有熬过这“八股”式的考试，将来才可能被社会列入正册，出人头地。
　　说也奇怪，有的学校就不一样，学生考试明明没有来还要给他个及格分。有一回，几个学生高考志愿填的是汉城正一学院，大家上课的时候由于初到汉城，路不熟坐错了车，在过街地道里又走错了路，根本没赶上上课，可他们的考勤簿上却画的都是出席。
 
　　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临时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又传来“二虎相争”的事，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全国又处于紧张状态了。但这一次有点例外，因为我们即将高考，所以就没有被动员去参加这样那样的政治活动。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学校里又人心惶惶起来。听说有几个学生被警察抓走了，其中有一个还是我们学校的呢。有人说，是因为几个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了什么读书会，搞个什么活动，被认为是违反了非常时期的什么法。据说，这次被抓走的学生还与上次在基督教中心讨论存在主义及越南败亡的事有关系呢。我想，我们学校被抓的那个学生恐怕就是和学生护国团团长顶嘴的那个人吧。虽然，那个学生所采取的方式和哲学家萨特所谈的不一样，但对这个世道的厌倦和由此而引起的思考却是一样的。他的批判精神和对现实的看法和我比较合拍，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敬佩感。听到他被捕的消息，心里难免有说不出的悲哀。
　　那天晚上自习时间，我从卫生间出来，遇见了文艺班的崔炳道，从他那儿我又听来了不少新消息。他说，过去老跟在素姬屁股后边打转转的那个少年才子、运动家、诗人，是这次活动的主谋。我担心地问：“那么，那小子得进局子了？”
　　“先得审呗。可话又说回来，这种审判也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为什么？”
　　“……”
　　还没等崔炳道回答，我们两个人的背上都重重地挨了一拳：“你们这两个臭小子，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还在下边散布流言蜚语？！”专门监督学生上自习课的老师在我们背后大声喊着。
　　没办法，我们低着头，连大气也不敢喘，赶紧溜进了教室——但愿这一拳头是我在高中挨的最后一次打。
　　学生们有几个能像我们一样关心这些事呢？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一学期毕业后能不能考上大学。
　　……在优等生班的这一年我就像蹲监狱一样，难受极了，最后还不得不成了留级生。第五章 变故
　　1979年10月的一天，我们清晨六点就在汉城火车站会齐了。我从公共汽车上一下来就急急忙忙往车站钟楼下边赶去。放下背包抬头一看，离出发时间只有五分钟了。为了找到升洲和祖鞠，我在晨曦中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四处搜寻。
　　蓦地，我发觉自己仿佛置身在了另外一个世界，一幅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画面正在我眼前一点一点地展开：闪入眼帘的每一个人都拿着报纸在读，他们脚下满是撒下的传单和纸片，纸片上还赫然印着“号外”两个大字。我正想捡起来看看，突然身后传来了祖鞠的叫喊：“喂，金亨俊！火车要开了，快跑！”
　　我转身一看，升洲和两个女孩子，还有祖鞠，一边朝检票口跑一边喊我。我也赶忙背起背包往那儿跑。祖鞠一边跑一边把一张火车票塞到我的手里。
　　我们刚一上车，火车就开了。祖鞠把自己的钓鱼背包和升洲的吉他放在了行李架上，看着一掠而过的车站长长松了一口气，这才算放下心来。然后，他很认真地问我：“‘变故’是指什么玩意儿？”
　　这一问把我也弄蒙了。我一大早起来，就往背包里装煤气炉和简易饭锅，三把两把塞好就急急忙忙出来了。坐上公共汽车还一直在打瞌睡，到现在都没有缓过劲来呢，所以也就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句：“边鼓就是戏剧里边敲的那个小鼓呗。”似睡非睡的我竟把“变故”听成了“边鼓”。
　　“‘变故’就是敲的小鼓，以前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祖鞠这么一说，逗得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一笑，我才恍然大悟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定了定神，反问道：“变故怎么能是边鼓呢？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变故，边鼓，边鼓，变故。咳，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同学们，请静一静！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服装系三年级的韩美英，那位是美英的同屋，你叫——”
　　“我叫李云聪。”
　　祖鞠和我的谈话被其他同学的互相介绍给打断了。
　　你如果到女大去一下就会发现，美英是一个好在大家面前卖弄风骚，称得上风情万种的女大学生。用云聪的话来说，美英的父母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当然，日后我和美英也见过面，但由于她相貌平平也就没有更深的印象了，要不是她的那个美妙的名字，我是很难记得她的。
　　记得那一天，我的书包里照例插着一本文库本的书。云聪问：“那是一本什么书？”
　　我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把那本书掏出来递给她，说：“是一本写意识形态的书，名字叫《终焉》。”
　　“哟，这书的内容好难懂噢。”
　　我从她的举止看得出，她是个比较有头脑的大学生。再说，她连两个艰涩的汉字书名——“终焉”都能念得出来，我就觉得她的知识水平还不错，心里暗暗给她打了个“及格”。
　　那天我们下车的那个站的名字，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叫“抒情里”。当时下车的人不多。车站对面饭馆的大娘正在拨弄炉子里的火，旁边一家小小渔具店的门上贴着“鱼饵”两个大字，玻璃门只开着一道缝。整个车站冷冷清清，平平静静，压根儿不是个热闹去处。我们叫醒了正在汽车里打盹的司机，就开到钓鱼的地方去了。
　　对钓鱼最感兴趣的只有祖鞠一个人。他的两条短腿站在水边，钓鱼竿甩了一个大弧形，鱼线轻轻地落在了水面上。升洲坐在我们旁边给那几个女孩子唱歌。大家都说，歌声会把游来吃钓饵的鱼吓跑，我们就把升洲及几个女孩子都赶到芦苇荡里去了。
　　快到中午了，我一边和这些人聊天一边做饭。
　　我蹲下身子，把往烩豆腐里放的小鱼都过了一下水，然后把葱放在巴掌大的砧板上切，那几根葱杆怎么也不听话，摁不住，刀也不听使唤，切不断。站在旁边看着我操作的云聪，可能明白我做饭压根儿就不是行家，说要帮一把，蹲在了我的身边。实际上她这既不懂礼貌，也没有眼色，我从小就有一个怪脾气，干活总不愿意让别人看，所以对云聪帮的这个忙我是很不高兴的，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云聪其实是在帮倒忙，不是找不着包在报纸里的刀，就是点不着煤气炉的火，后来，我让她把煤气炉搬到背风处，好不容易才把火点着了，火苗哗地往上一蹿，又把她吓了一跳，喊了声“危险”就一脚把煤气炉踢翻了。可她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还拿着小姐的架子，显得那样的自命不凡。我一看这架势，就说：“你去打水吧。”
　　“到哪儿去打呢？”
　　“我也不知道，你自个儿想办法呗。”
　　云聪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端起锅去找美英。稍后，两个女孩子一人一手搭起那个钢精锅到村子里去了。看样子村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远得多。云聪端着那口沉甸甸的钢精锅回来时，满脸都是汗珠子。让我吃惊的是，走了那么远的路，水居然没有洒，还是满满的。空着两只手跟云聪回来的美英向升洲瞥了一眼，说：“太费劲了。”
　　说着，就把钢精锅接过来递给了升洲。升洲是个白面书生，给女孩子唱歌倒嘴上有劲，可胳膊没劲，钢精锅没接得住，一下掉在了地上，洒了不少水。可他对这些视而不见，赶紧掏出手帕向美英献殷勤，去擦美英只沾了一点点水的小手，这时候云聪的线衣前胸被水浇得湿漉漉的，正在往下滴水呢，可升洲连看都没看一眼。
　　把大米泡好后还剩了一点水，我想把它倒掉，升洲看了后赶忙向我打手势，示意别糟蹋：“美英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了来，哪能糟蹋呢？”
　　他端起钢精锅把多余的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水虽然没几口，可用来滋润女孩子的心那是足够的了。
 
　　折腾了半天，祖鞠一条鱼也没有钓着，他丧气地走到美英跟前，让美英教他钓鱼的方法。升洲和美英就跟他一起到水边去了。云聪蹲在饭锅旁边守着，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盯着钢精锅的锅盖，生怕水从锅里溢出来。我本来想说：“云聪，别傻了，你蹲在那儿盯着它就不溢了吗？这种锅是不会溢的。”但我怕伤了她的自尊心，就只说了一句：“烩豆腐熟了，锅自个儿会响的，别操闲心了。”
　　我这么一说，云聪赞同地点了点头，说：“有一次我坐高速大巴，正好就坐在司机的后边，车走着走着我突然从司机上方的反光镜上看到司机老大爷头一低一低地打盹儿。我手里捏了一把汗，一直盯着司机的后脑勺，如果他睡着了，我就赶紧把他拍醒。当然，那天没出事儿并不是我一直盯着的原因〖JP〗,但我总觉得还是盯着点好，以防万一嘛。我就是这么个人，什么事总喜欢想得周到一些。”
　　是称赞两句呢还是说她过分细心？就在我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云聪突然向我提出了个问题：“对‘变故’这个词你是怎么理解的？”
　　“变故？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在高中不是学过普通社会学的课吗，那里边不是说‘总统有什么变故时，国务总理可以代行总统的职务’，我就说的是这个‘变故’呀。”
　　到这个时候我才听懂了云聪的意思，于是我反问道：“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总统会有什么变故了？”
　　说完这话，我突然茫然了，眉头都锁成了一个大疙瘩。似乎有什么大事就要发生，可它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对我是福是祸，却理不出一点头绪。按兵役法规定，上完这一学期我得去当兵。如果真有“变故”，说不定在我服役期间就会有战事发生，也可能我会吃枪子儿……
　　由“变故”想到这儿，我顿时神经紧张起来。
　　我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去年，我们一家人都迁到了汉城，爸爸的澡堂搬到了花谷洞，可新澡堂还没开张，就碰上了世界石油危机，因此，爸爸成天唉声叹气，没有个好脸色。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又冒出来个“总统变故”，那不是雪上加霜吗？大概爸爸现在正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呢，或许生怕家里人也有什么“变故”，正在打听我的下落呢。大家此刻都在头脑里画了一个问号，下一届总统究竟是谁呢？从我上小学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总统都是同一个人，别人谁还能当总统，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正因为如此，我的思维才陷入了现在总统变故所出现的政权空白之中，不敢往下想了。云聪好像猜透了我的心事似的，说：“不管怎么说，独裁是该结束了。”
　　突然，水边一阵骚动，传来了女孩子的惊叫声：“噢，钓上来了，我钓上来了，是我钓上来的！”
　　云聪站起身眯缝着眼睛看了一下，嘴里嘟哝着：“究竟是谁钓上来的呀。鱼是祖鞠钓上来的，你在那儿瞎嚷嚷什么呀。”
　　美英一手抓住钓钩，一手往下摘那条两寸长的小鱼，兴奋得喊个没完。她看见这条小鱼，就像发现了一件最伟大的宝物，高兴得要命。
　　吃饭的时候，祖鞠和升洲都想给美英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争相向这个女孩子大献殷勤，力图要充分地表现自己。要论升洲勾引女孩子，那手腕是没得说；而祖鞠呢也不甘示弱，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真让人刮目相看。男孩子讨女孩子的欢心，并不是考虑将来成功的可能性或自己得付出多少代价后，才把触角伸向女孩子的，而往往出于本能去和女孩子套近乎，哪怕是短暂的一小会儿，例如一起坐出租车，一起乘电梯等等，任何一点小机会都是不想放弃的。只有这样，才会觉得心里舒服，甜丝丝，美滋滋的。
　　升洲挑了个平整一点、草又长得很厚的地方，把支棱起来的草拍平，赶忙让美英坐下。祖鞠忙不迭地从饭碗中挑出一个盛得比较满的，连勺子一起递到了美英的手里，那些盛菜的大碟子小碗都争先恐后地被拿过去放在了美英的面前，烩豆腐当然不用说了，就连苏子叶、糖蒜这些小菜也都一个接一个地跑到了美英手底下。云聪面前只剩下了一小碗泡菜。云聪为了把大白菜帮子做的泡菜弄碎，用筷子和白菜帮子进行了足有五分钟的较量，可没见哪个男孩子过来帮她一把。最终，筷子弄断了，那块白菜帮子才被撕开。云聪就是这么个倔脾气，不见分晓是不罢休的，她的性格就像那白菜帮子一样，既坚韧又顽强。
　　我们回汉城的时候坐的是慢车，车厢里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再没有别人，我的心里不免有点不安起来。升洲和美英一会儿“石头剪子布”地猜拳玩，一会儿“手心手背”地打闹着。坐在旁边的祖鞠一会儿吃饼干，一会儿喝汽水，一边大嚼海塞一边不住嘴地瞎搀和。我下意识地感到，这种气氛和周围的空气那么不和谐，国家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回到汉城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另几个人也感到不对劲，大家谁也不说话，告别后各奔东西。
　　我坐上588路公共汽车，从汽车的广播里又一次听到了“变故”这个词。所有的乘客都竖起耳朵听着，谁也不说话。这个词在我上国文专业二年级的时候还是个很耳生的单词呢，现在可好，到处都嚷嚷开了。
　　取得了夜大经营专业二年级学籍的升洲在新村租了一间民房住宿。升洲回到宿舍的时候，那一帮和他一起租住民房的大学生为了庆祝总统被刺，正兴高采烈地喝着小酒呢。升洲不 
识相地对他们喊了一声：“你们别闹了好不好，我和几个女孩子折腾了一整天，早就累了。想早点睡觉。”
　　听到这话，一个同宿生就喊：“我们灌这小子！”
　　话音刚落，有人就把一瓶烈性烧酒灌进了升洲的嘴里，呛得升洲喘不过气来。
　　那几个学生把升洲摁倒在地炕上，把这天他们看到的、听到的都跟升洲说了：“今天上午我们到学校一看，校门关得紧紧的，门卫都换成了戒严军人，领头的是个军官，学校门前有好几辆装甲车和坦克，炮口都是对着天上的。你猜猜，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进行全民防空演习呗。”
　　大家一看这小子什么都不明白，于是就用开导式的办法问他：“你的朋友中今天有没有去土地干活或去上工人夜校的？你听没听说有因为违犯了紧急状态令而被抓去吃豆儿饭的？你看没看见有的学生因为爬到树上撒了‘时局宣言’传单而被便衣警察抓走的？……”
　　学生们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一无所知的升洲只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难为情地说：“成天跟在我屁股后头转的女孩子太多了，根本就没有空儿去和男孩子交朋友，当然，更没有可能爬到树上去看了。我的交际范围实在太窄呀。”
　　也许因为升洲和这帮男生一起租房子，混熟了，他们并没有鄙弃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开导他：“你说说看，新民党党部是在麻浦呢还是在南营呢？金泳三是被国会开除了呢还是在YH贸易中被解雇了呢？”
　　他们就像出预考试题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客观题。
　　这一下升洲可被难倒了，因为他平常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他涨红着脖子喊：“现在是课外时间，你们烦不烦人。你们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晚上还没有醉啊？！瞧瞧你们那德性，想吃人了是不是？”
　　说着，他给那几个人一人背上一拳，然后便洗了脚躺下睡觉了。临睡前，他本来想给美英打个电话，但一看放电话机的房主的屋子已经关灯了。再说，美英住的宿舍一过晚上九点是不会给传电话的，所以也就拉倒了。
　　升洲太累了，一躺下就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升洲一向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在他这二十年左右的人生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亲自做过，如果说有过一件事的话，那就是睡觉。假如还有别的什么事，要么是妈妈，要么是贤珠姐姐，或者是别的什么人自然会出面帮他解决。例如，他上大学是以补缺的名义进去的，租住的房子又干净又卫生，每天提供的伙食味道也很不错，大凡这些事在升洲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家里人都已经替他想到了。当然，升洲并不是没有苦恼，他的苦恼就是去当兵，在韩国所有成年男子都得去当兵的，这是公民应该尽的一种义务。升洲有洁癖，如果不是抽水马桶，他拉屎都拉不出来。所以，他去当兵也得挑一个有抽水马桶的部队。最难办的是，如果去参军，和美英的联系就得断了，以后再也见不着美英，这对升洲来说可不是个一般的问题哟。
　　祖鞠从两年制的工业专科学校毕业以后正准备上工业大学呢。他住的是私租的房子，用当时流行的新闻词儿来说，就是“无职业的黑人黑户”。这一天，他仍然是浑身带着酸臭味，脏着脚，打着呼噜睡过去了。第二天他一睁开眼就接到爸爸的一个电话，明白自己要做大韩民国政治史的牺牲品了。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他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而且还会发生什么事连他爸爸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声枪响，现政府就落下了帷幕，原本为加强国防建设而大力发展的重化工产业现在看来要告吹了，下一届总统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听得出，爸爸在电话里说这番话的时候是相当沉痛的：“以前说的是工业立国什么的，以后究竟怎么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祖鞠开始安慰父亲了：“爸爸本来就是在农协工作的嘛，在农业方面多动动脑子不就得了。”
　　爸爸一惊，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似的，他声音柔和地说：“谢谢你提醒了我。总之，以前那种入学照顾制度已经取消，看来你上工大是不可能的了。”
　　祖鞠这时振作了起来，他以一个男子汉的气度一本正经地问：“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至于这个我也不知道。”
　　爸爸的确不清楚，因为整个国家怎么办大家心里还都没有底呢。
　　不光祖鞠的爸爸不知道，其他人的爸爸也都不知道。大家都对上边许诺的一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话深信不疑，只知道跟着喊“增产、出口、建设”的口号，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上边还说，为了将来过好日子我们要勒紧裤带，妨碍这一工作的那些赤色分子是天底下最坏的坏蛋；和这些赤色分子穿一条裤子的在野党、游行示威的人是比韩国历史上的大卖国贼——李完用还要恶劣的歹徒。对这些话，那些做父亲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熟得很，可别的呢，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些父亲们每天就只坐在半导体收音机前抽烟，听收音机里不断播放那些让人腻烦的送葬曲，一到晚上大家就猫在家里不敢动弹了。等着吧，一切都会好的。每个人都会有交好运的机会——谁说不是呢。
　　爸爸就像背诵名言警句一样，又给我说已经重复了多少遍的话了：你在屁股兜里插上一本《时事周刊》，在女学生众多的钟路大街和新村一带来回晃荡晃荡，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文学青年，好引起女孩子的注意。我照着做了，却“怀才不遇”。遭了两次雨淋，又喝了些酒，有点醉意，就拿起红笔来，模仿着著名诗人李霜的诗给我单相思的女孩子写信，本来没有写诗的能耐，偏要生拼硬凑，一封短短的情书，就足足折腾了我好几个钟头，无非是些“鼓足勇气向着绝望走去，挥动双臂在大海中漫游”之类的话。
 
　　有一天，我突然把收藏的习作本撕了个粉碎，放在奶油桶里拎到院子去。那一天好像正是我的高中同学崔炳道在某一本文艺刊物上初次亮相的日子。当时，我把奶油桶里的纸点着后，又点燃了一支烟，仿佛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一个又一个地吐着烟圈。烟抽完了，我低着头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爸爸对我说：“别着急，等着吧。每个人都有好时候的。”
　　他这句话就好像是从一个哲学家或算卦先生嘴里说出来的，实际上，作为一个澡堂的老板，每天灌进耳朵里的也就是这些让人听厌了的、开给老百姓的空头支票。
　　那一天，云聪、美英她们出去，在离晚点名还有十分钟，即八点五十分回到了宿舍。两个女孩子刚一进门就发现气氛非常不对，那劲头好像马上就要爆发战争似的，人心惶惶，大家都在准备逃难。美英瞪大了眼睛，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而云聪呢，觉得很自然，她早就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的。那时学校会关门，宿舍自然也就会被封大门了。
　　这天的晚点名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每屋四个人排成一排，在自己宿舍门口静静地站着，等助教来过数儿。助教一叫哪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答一声“到”，毕恭毕敬地向辅导员鞠个躬。受完礼的辅导员和助教又朝下一个房间走去。助教点名的时候，学生们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不露出一点惊慌的神色。刚才校内有线广播已经发布了一条消息：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大家在家里好好休息，等通知，通知到校再来。不许动摇，不许传播流言蜚语，人人都要以身作则……
　　从一楼到四楼的晚点名并没有花多长时间。点名刚一结束，云聪就跑到比自己高一班的四年级同学的房间去了，归还从她那儿借来的《和八亿人的对话》这本书。那个高班同学压低嗓门给云聪讲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年轻人的责任及义务。和四年级生住一个房间的一个一年级同学，不知从哪儿听说四年级生要留在汉城的亲戚家，和学校社团的朋友们一起欣赏流行乐。当时，那个一年级同学正一边放沈洙奉的歌曲磁带，一边在脸上擦雪花膏做按摩，突然插话说：“学姐，听说你也爱好流行乐？电视上放了‘哈佛大学的书虫们’之后，不就又放了好长时间的流行乐吗，可带劲了。”
　　四年级生就像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似的，压低了嗓门继续跟云聪谈话，她们正在商议怎样才能搞一个非常联络网，并长期保留一个联络点的问题呢。
　　云聪又回到了和美英共住的房间。已经收拾好行李的美英怎么也不想到经营果园的爸爸那儿去“避难”，此时正牢骚满腹呢。发牢骚的时候美英说一口地道的庆尚北道方言。这种方言，在她和升洲一起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她一边发牢骚一边往提包里塞东西，当然，学校开庆祝会时她在梨花女子大学门前的服装店定做的那件绸连衣裙是少不了要放到里头去的。我们都还记得，每当搞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大家都得破费一笔，当时流行着一句很时髦的话，那就是“TPDB”，这是“入场券、伙伴、礼服和手提包”四样东西英文的第一个字母。那会儿，美英为了凑那个“D”和“B”还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呢，她成天抱着电话机不放，用庆尚道方言嗲声嗲气地和爸爸泡蘑菇，最后，爸爸磨不过女儿，还是给她钱了。这些事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美英噘着嘴，这时她最想不通的是，总统的死和硬要自己回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是啊，这是谁都想不明白的事，但归根结底，总统的死还是改变了美英的人生，把她推向了她并不愿意走的另一条路。
　　在回故乡的火车上，美英碰到了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男生，他和美英是同乡。那个男生主动帮她背背包，提行李，可热情了。但美英并不喜欢他。回到家里，呆久了，别提有多烦，但升洲一次也没有找过她，美英感到很失望。为了填补空虚，她把在火车上相遇的男同学当成了惟一可亲近的人，一来二去，由不喜欢变得有点喜欢，由有点喜欢变得很喜欢，由很喜欢变得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后来，干脆把他们两人的相会当成情感上的最大安慰，精神上的最大享受。有一次，并不怎么能喝酒的美英和那个男生喝了个酩酊大醉，美英怀孕了。在多次踌躇之后，她决定早点结婚，生下这个孩子。正在女大求学的美英有了孩子就得辍学，不能再当大学生了。女孩子家迟早是人家的人，不上大学也罢，反倒少了一份精神负担，反正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父亲这样想着。
　　第二年美英就作了母亲。有一次，某家妇女杂志还在读者来信栏里以“如花似玉的母亲，情真意切的妻子”为通栏标题公开了美英的育儿日志。这一天，美英才给两三年没有来往的云聪打了个电话。她对妇女杂志读上了瘾，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在报纸杂志进行改革以后，新闻界开始为一些好文章举办评奖活动，为了使美英的这篇文章能够入选，杂志社还特地为它加了一篇评论呢。
　　云聪在学校的表现就和她的长相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在大二的时候第一次烫了发，有时也去参加一些集会什么的，至于上课她也会迟到早退，成绩什么的都是中不溜儿。时不时地她也到外语补习学校听课，想把英语水平提高提高。她很喜欢赵东镇，成龙则是她崇拜的偶像。有空的时候她也去找那位高班同学聊聊天，说说心里话，那位高班同学男朋友的朋友的大哥的一些故事，在她的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位大哥既不属社会上的这个团、那个圈，也不是前台或后台人物，但他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哥是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他在“紧急令”发布的那一年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支枪，单枪匹马靠近总统，在离总统非常近的地方开枪射击，企图刺杀总统。这可真是一次石破天惊的荒唐行动，他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当然，他刺杀未遂，在现场就被逮捕了。几年以后他从监狱里出来，少不了有盯梢的便衣警察，那些人就像影子一样成天不离他的身后。每个月国家还要给他生活费，从生活角度来讲他还算是过得去的。正如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有用的土地修成路，有用的学生下大狱。”当时就是这么个年代，经济开发和国家安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上面随便用条理论就可以治住小小老百姓。中央情报部为了把那些“捣乱分子”稳住，不使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的一股力量，于是，就半关不关地放养了一群要被大家养活的“猪”，为此，还加大了税金预算，把养活这些“猪”的钱都加在了老百姓头上。
　　那位大哥从监狱出来后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而是被上面发的那点生活费给“容纳”了。他为了得到那笔钱，就得削磨自己的反抗情绪，让总统多活些日子。后来，总统被别人而不是那位大哥刺杀了，当然那位大哥的“财源”也就断了。大哥只是一个在这种独裁社会中显得十分软弱的小小老百姓而已，但这个故事对云聪思想的冲击却是巨大的，她为那位大哥的结局抱不平，好几次义愤填膺地对着警车扔石头，后来她被警察抓进了闷罐车，不几天又被放了出来。
　　云聪没有像她自己所说的那种“原装”男朋友，但听说一个男孩子曾经主动找过她，他是参军之前去找云聪套近乎的，据说，那个男孩子在她面前还流下了几点假惺惺的眼泪。后来，那个“男朋友”从军队复员后，为了让她走关系给自己买整鸡和扎啤，又和云聪接触过，但当时云聪正准备参加教师录用考试，没有和那位“男朋友”多搭讪，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云聪后来考取了，在城郊当了个国语老师。
　　其实，我和云聪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约定，在我复员前她就一直默默地等了我三年时间。复员后我到大学复学，又上了两年半，工作以后又过了两年，前后加起来总共七年半，云聪一直在默默地等着我，后来我们两个人结了婚。
　　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喝烧酒。结婚，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云聪呢，也不差。但是，我总觉着心里憋得喘不过气来，真想一脚踢开门，在外边的冷风里猛跑一阵，跑他个浑身大汗，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有时又想干脆明天一早坐上远去他乡的火车，一走了事。
　　此时，我思绪有些恍惚，素姬的脸又一次浮现在了我的面前，好像她就站在胡同里的路灯下，脸被灯光罩上了一层阴影……我似乎又看到她扶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胳膊碰了一下自行车铃，滴铃铃地响了几声。我回头一瞅，看见了她那不安却美好的笑容。想到这儿，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随手就把杯里剩下的酒一股脑儿灌了下去……
　　人生本不应是孤独的，但我此刻却异常孤独，就像一本杂志的封面，看上去花花绿绿，但又平淡枯燥。我究竟为什么而伤感，自己也说不清。因为害怕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呢，就更说不清了。我心里乱极了，烦极了，不住地嘟哝着，但说些什么，想说些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眼睛湿润了，扑簌簌地流下了热泪。我想，哪怕是最后能接到她的一个电话也好啊，思前想后，那样的女孩子的确是不可能再有了……我的脑海翻腾着，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就这样，我一直折腾到了后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妈妈看我还没有熄灯，就在外边喊了一声：“怎么还不睡啊，你也不看看明天是什么日子？”
　　这时，我才关了灯，无奈地钻进了被窝。第六章 险象
　　我们几个人人生的每一段历程都会出现斗焕的身影。
　　1979年冬，第九号紧急令解除以后没几天，校园关闭令下达以后的12月份，我和升洲无事可做，就想找祖鞠一起去喝两盅。听说黑石洞一家饭馆做的炒面及灌肠非常有名，我们几个就一起去了。一直喝到宵禁时才半醉不醉地出了门。这次之所以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是因为斗焕又进入了我们的话题，大家也就越说越多了。
 
　　祖鞠和升洲对着开过去的出租车，喊：“停车，我到贞陵！”
　　“停车，我到新村！”
　　可奇怪的是，没有一辆出租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后来，我们几个人干脆跑到马路中间去截车，一辆出租车才不得不嘎吱一声刹住了车。一打听，才知道汉江大桥塌了。祖鞠用嘲弄的语调问司机：“怎么弄得像‘6·25韩战’一样紧张？”
　　这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没办法，回不了家，我们就只有去住旅馆了。祖鞠的那双脚还和以前一样臭。这天晚上以后我就得了个经验教训，凡住旅馆都把被子和褥子翻过来用，这并不是我有什么洁癖，而是担心类似祖鞠这样的人如果在这张床上住过，他的那股酸臭味就会沾在我的身上。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头一沾枕头那两个人就打起呼噜来，一高一低，一长一短，一应一和，好像事先商量好了要折腾我似的，呼——齁——地扯个没完，叫人没法睡。我开大电视机的声音，看了足有三个小时的战争大片也没有把他们两个吵醒，更没有把他们镇住。
　　当然，那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的不光我一个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瞪大两只眼睛紧盯着已故总统位子的那位将军。因为“变故”而引起的事件使这位将军目不交睫，彻夜难眠，于是，他纠集了几个同期毕业生，想让他们辅佐自己坐上那把交椅。虽然，现在守着那把椅子的是比他职位高得多的另一位军人，但只要他指挥部下把那个人赶走，这把椅子不就归自己了吗？就在这场“守”与“赶”的角逐中，大韩民国的军人内部反目成仇，火并起来。不断传来子弹嗖——嗖——的声音，因为紧张一整夜没合眼的人有之；听着枪声，数着炮弹爆炸声而没睡好的人有之；像我妈妈一样辗转反侧，老担心一夜没回家的儿子，念叨着“他是不是出事了”的人也有之。总之，不少人那天晚上没睡着觉。
　　进入八十年代的那个夏天，我临参军的时候又想起斗焕。
　　我们一起灌着“猫尿”，话题从足球转到了祖鞠的那双臭脚，又从臭脚谈到了女人。大家越灌越多，已经醉得差不多了，升洲的脸，红得和他穿的那件紫红色绸连衣裙没有什么两样。那一阵子，升洲已经结束了租房上学的日子，和贤珠姐姐一起搬进了蚕室地方一套四十平方米的公寓里自己起伙了。
　　升洲每换一件衣服都要把衣柜翻个遍，什么T恤衫哟，毛线衣哟，穿完以后就卷巴卷巴一股脑儿塞进大衣柜，下一回再穿的时候又得翻个底儿朝天。贤珠姐姐对升洲的这个毛病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就是改不了，简直拿他没办法。
　　可升洲呢，对这些“小事”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包装自己，改变形象。从前十分喜欢的那种罗曼蒂克型装束升洲认为已经不时髦了，他现在着迷于富有女性美的色彩和形式，但挑来拣去，换了多少套装束也没有收到良好效果，因为他挑的衣服都太“土”了。贤珠姐姐说：“你买的这些衣服怎么穿得出去呢，你就穿这一件吧。”升洲现在穿着的就是姐姐的那件紫红色绸连衣裙。他上穿连衣裙，下穿牛仔裤，把连衣裙下摆卷在腰里，鼓鼓囊囊，不伦不类，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升洲能用吹风机和卷发器把自己的披肩发整整折腾半个小时，还时不时地用两只手把披肩发往上一捋，心里美滋滋的。就在升洲自我欣赏的时候，突然两个手持M16自动步枪的士兵闯进了酒馆，升洲因烧酒涨红了的脸颊顿时变得煞白煞白，看着都不像个活人。当然，这场“异变”并不是由贤珠姐姐买的那件连衣裙引起的。许多人怀疑，这两个“逃兵”是不是要抓几个老百姓当人质好和政府讨价还价呢。过一会儿，人们渐渐看清了，这两个根本不是逃兵，而是负责戒严的士兵。
　　两个士兵就像韩国著名漫画家李根哲笔下的狼狗，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露着凶光，一个劲儿到处搜寻着“猎物”，把酒馆所有餐桌都转了一圈，最后走到我们几个人面前，停住了脚步。
　　“把袖子捋起来！”其中一个士兵指着祖鞠说。
　　祖鞠本来想说“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满是冷汗的眉头锁得紧紧的，乖乖地往上捋着袖子。祖鞠的袖子本来就窄，再加上浑身都被冷汗溻湿了，袖子捋过胳膊肘以后就怎么也捋不上去了。
　　“快脱！”一个士兵大声呵斥着，把枪口对准了祖鞠的胸膛。
　　祖鞠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两只手直发抖，怎么也解不开衬衫的钮扣。这时，那个拿枪对着祖鞠的士兵不知是哪儿发痒还是怎么的，身体突然一激灵，这一激灵不要紧，可把祖鞠吓坏了，他以为那个家伙要扣扳机对他下毒手呢，就下意识地用两手把对襟衬衫一扯，衬衫哗一声撕开了，钮扣噼里啪啦掉了好几颗。祖鞠被污垢绘满“地图”的前胸暴露在了士兵面前。一看这光景，两个士兵想笑又不敢笑，硬憋着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们腻烦地撇着嘴，乜斜了祖鞠一眼，踩着落在地上的钮扣离开了酒馆。
　　祖鞠在这么热的盛夏还穿着一件长袖衫，那是因为没有换洗的衣服才不得不这么做的。高中时他穿过的袜子一脱下来就能支支棱棱地站着，这几年，他自己起伙做饭，逐渐摸索出一套既少洗衣服，又能经常有“干净”衣服穿的“经验”。祖鞠有三条裤衩，每条穿四天，然后，翻过来再穿四天，随后再在里面挑“干净”的，每条再穿两天。这样，他一个月洗一次裤衩就够了。最近压根儿就没有洗衣服记忆的祖鞠，大热天还穿着那件散发着汗臭味的长袖衫也就不奇怪了。可这回，这件长袖衫确实让他吃苦头了。
 
　　那两个士兵离开以后，好长时间我们才琢磨出他们为什么让祖鞠脱掉长袖衫。现在正是“净化社会”的时候，他们打着“净化社会”的旗号成立了个“三清教育队”，凡不符合“三清教育队”要求的都被称之为“次品人”，这些“次品人”是要被抓走进行“清理”的。“次品人”识别方法之一就是看有没有文身，凡是文有一支箭穿透红心、龙头蛇身动物、展翅翱翔的鹰隼、“正义”、“忍”等汉字图案者均在被“清理”之列。那两个军人看到祖鞠穿着长袖衫，以为他是想掩盖文身的痕迹。
　　祖鞠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的酒醒了。从小就爱在路边撒尿的祖鞠，军人一走便又放肆起来，他不顾没有扣子的衣襟被晚风吹起，敞胸露怀又在路边撒起尿来。过路的人看了都撇嘴咂舌地说：“这小子早该送到三清教育队去清理清理了。”
　　那天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三个人都在想：在这时局如此危急的时刻，斗焕会不会又有什么事呢？
　　在县城当兵这一段儿，祖鞠和升洲只和我见过一次面。军事演习最艰苦的时候，也是我最需要亲人安慰的时候，他们连张小小的明信片也没寄过，在快要复员时他们才想起来看看我。实际上，我们这次相会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并不期望他们两个能解释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来，相反，我猜他们都在想要好好听我讲讲军队里的事，这样他们才不会感到千辛万苦换了好几次车却白来一趟，回去以后还可以在朋友面前吹一吹。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又被编入了连队，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没有安逸过，差不多每天晚上总结时我都得挨顿打。我要是还在大学里，肯定又得起来游行示威了，可这里不同，挨打白挨，还得忍着，作为大学生的我怎么也过不惯这种命令加大棒的部队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引起那些老兵们的震怒，遭到一顿拳脚相加的毒打。这些人肚子里都憋着一股火儿，在他们看来，好像社会乱成这个样子，国家到了这步田地都是我一个人给弄坏的。他们挥舞着“正义的铁拳”，把气都撒在我一个人身上。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像我一样要天天挨着打过完这军营生活，所以当那些老兵用拳头对付我的时候我心里还忿忿不平呢。这完全是我懂的多，而且直来直去，说话不知道拐弯，落了个“刺儿头”的美名，这个来拔根“刺”，那个来拔根“刺”，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内伤，表面还看不出有什么伤痕，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有一次，我被逼到军营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吃了一顿闷棍，我怕打断骨头就把后腰露给了对方，结果留下了一个腰痛病。说白了，我之所以在办公桌旁坐不了多长时间并不是我屁股轻坐不住，而是因为我的腰痛病。谁都知道，有腰痛病的人就像气象预报员，天阴下雨三天早知道。我走长路时总要停下来活动一下腰肢，不为别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弯腰自然要低头，弯腰次数多了，低头次数也就多了，由此我得了个外号叫“马屁精”，因为我成天点头哈腰。有人也叫我“磕头虫”，那是说我动不动就点头。有一次我过地下通道，走着走着觉得腰不得劲，就停下来扭了一下腰，正好和一个急着赶路的姑娘撞了个满怀，那个姑娘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了。就连长得尖嘴猴腮的女人都敢使劲瞪我，我觉得实在是太郁闷，太没面子了。
　　军营生活的前期确实非常艰难，还被打出了腰痛病，到后半段情况就好一些，这完全是被称为“才子”的我替人代笔写信缓和了人际关系的缘故。当时，高中女生都向军人写集体慰问信，老兵们都让我代笔写回信。我用了很多动听美妙的词句，目的在于掩饰老兵们不可告人的肮脏灵魂，以调动那些喜欢和小伙子拉拉扯扯的女高中生的情绪。当然，还不止这些，听说前来部队慰问的顺英、亨淑、银子等几个女孩子都愿意和军人交朋友，乐得几个老兵好半天嘴都合不上，他们叫我写“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瞪大眼睛瞅着天花板，只等黎明时分能看见你可爱的小脸蛋”等等，以便劝说这些女孩子留下来。这哪儿是回信啊，简直是沾满热泪的情书！
　　后来，延世大学为了弘扬护国精神还展开了征文比赛，我以老兵的名义写了篇文章，被选中了。如此一来，有些老兵才得到了奖励休假的特权。当然，这些老兵也没有忘记我这个代笔人的功劳，他们说我比金庸、卧龙生还能干，大加吹捧。但这些“荣誉”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没有几天就烟消云散了。
　　我能活着复员就算是很幸运了，和祖鞠、升洲聊天时，我把自己在部队的酸甜苦辣都跟他们一五一十地讲了。尽管我就要复员，但手里仍然扔不开这支笔。
　　他们两人满含泪水听完了我这些辛酸的故事，说：“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不能代替的，既然可以替人写情书、替人出席会议、替人考试，那当然就可以替人结婚、替人生孩子了。”无疑，这句话是他们对我从事代笔行为的无情嘲弄。
　　比我早几个月进了预备役部队的祖鞠说：“要说部队的生活我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代人写信，二是做包皮手术。看来这包皮手术也可以找人代做了。”
 
　　祖鞠这句酸不溜丢的话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祖鞠的包皮手术不是在部队，而是在医院让专家给做的，祖鞠为此而感到自豪。在这之前，作为大男子汉的祖鞠是绝对不让别人动自己那个包皮的，他曾经感到害怕，那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好让人随便割掉呢？正在这当口，祖鞠的大哥祖先结婚了，当然，祖鞠自个儿起伙的“单干”生活也就结束了，此后不久他便住进了大哥的新家。
　　不知是哪股风把祖鞠吹晕了，他又放弃去工大学习的念头，要去学习照相。为了这个，他又进了一所大专学校进修。有一天嫂子笑着递给了他一个信封，封口是开着的。原来是新生查体合格通知书，在“包皮手术”一栏中盖着一个大圆章，表明他的包皮手术通过了。在嫂子面前丢这种人祖鞠感到实在太难为情了。别人急了出冷汗，而祖鞠则不同，他一着忙就放连珠屁。这时，早已在肚子里装填好的几门“排炮”齐放，来了个六连发。这一来弄得祖鞠更不好意思了。
　　因为有专家亲自动手术的“光辉经历”，祖鞠逢人便说，咱这包皮和别人的可不一样，是专家给做的，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拍拍裤裆。
　　升洲讲挖苦人的话实在叫人笑破肚皮。关于和他一起租房子住的那个朋友的事就更逗了。他名义上是某个大专学校放射科专业的学生，可连动手术时哪只手该拿手术刀，哪只手该拿镊子都不知道，后来却被分到了某个县城的卫生院。才干了三十一个月，就做过几千个包皮手术了。开始他没有经验，不是给人家割少了就是割多了。割少了好办，再割一次就是了。可割多了就不好办了，总觉得龟头下边不得劲。当然，他自己的包皮也没能逃脱这一厄运，可苦恼了。不光这个，他还给人家做过几十次灰指甲手术呢。
　　升洲连说带笑地给大家讲着“包皮手术”的故事，但就升洲本身而言，他实际并没有去当兵，而是在街道办事处找了份差事，代替服兵役。当然，这份差事对升洲来说是如愿以偿，每天提溜着个饭盒上下班，办公地点又有抽水马桶，条件算是不错的。
　　送朋友参军前大家都要凑份子搞一次悲壮的“临别晚餐”，这已经成了惯例了。虽然升洲没有真正去当兵，但他也算服兵役，所以，这顿晚餐也是少不了的。吃饭时大家开怀畅饮，喝多了，就手挽手高唱《参军前夜》送别曲，唱完了，喝足了，一摇一晃地从酒馆走出去，栽倒在派出所门前的事是常见的。给升洲送别的这一晚也是依样画葫芦，大家边喝边唱，谈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没个完。
　　男人的军营故事和女人生孩子的故事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十分痛苦，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当然，一个是熬复员，一个是熬分娩。一般男人都得有这个过程，一般女人也都得有那个过程，但先经历过的人总爱把事情说得很严重，耸人听闻。今天这顿晚餐也没有例外，大家照例大吹特吹一番。这中间少不了还要添油加醋，谈点往越南派滑雪部队啊，忠请北道的海军训练啊等类的事。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越南地处热带，根本用不上滑雪部队，忠请北道位于韩国内陆的中心地带，绝对无法进行海军训练。
　　升洲一口抿干了烧酒杯，说：“我认识的几个兔崽子中有到空军部队去的。那几个家伙都是人死了还不倒架的种儿。老兵要给他们上‘行头’，上边就会有人出来说话，让那些新兵脱光衣服上行头，这算什么事？！”
　　祖鞠接过了话茬：“我们专业有个小子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休假的机会，回来歇些日子，没想到才几天上面就又来了紧急命令，好像马上要爆发战争似的让他赶快回部队，心急火燎地赶回去一看，是连队之间要进行足球赛，缺个人，让他去补缺，气得他直翻白眼。”
　　“那个小子的部队还有从南汉山城去的家伙呢，听说有一次他替连长的夫人跑腿，把钱还丢了呢。可真逗。”
　　“嗨，我想起来了，我们同学在上课的时候，有的人老交头接耳，老师一说他还顶嘴，被老师给打了个美。”
　　“记不清哪个主儿了，他只要一拿到考试题就犯晕，说印的题目看不清，哼哼唧唧地老折腾。”
　　“对，我想起来了，有个小子作弊的办法可真绝，有一次他借口忘了系裤带，从兜里掏出了裤带往腰里系，趁监考老师不注意就把塞在皮带扣儿里的答案掏了出来。”
　　“不知你们听说了没有，有的小子还进了部队精神病医院呢，精神病医院哪，多怕人啊，那是个完全封闭的病区。一听就知道，军营和精神病医院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不用说这要比把军营、精神病医院、监狱、修道院连在一起好一些喽。”
　　“咳，那算什么。用我哥的话说比这厉害的还有的是。家庭，家庭算个什么玩意儿？我嫂子和祖先哥不也组成家庭了吗，前一阵儿，我嫂子不就让祖先哥给裂了吗？”
　　听到这儿，我就半道插了一杠子，觉得应该说几句，让这几个小子明白“裂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别让他们再胡拉乱扯地瞎诌了。我说：“哥们儿，‘裂了’这个词并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它原本是一句部队用语。在部队，如果有人说‘把他裂了’，那就是说狠狠揍一顿，打他个半死，直到骨头打折为止。这本来是一个地形术语，是指硬石头上裂璺，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指骨头上裂的璺。当然，这个词在医院也可以用。有时出了交通事故，为什么要给受伤的人拍片呢，就是要看看他骨头有没有裂璺，实际上，这个词用韩国语的意思去理解就是‘裂出纹路’的意思。”
　　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用最通俗的语言把这个词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好让这些无知的家伙增长点见识，可没料到这两个小子就像没听见似的，不理不睬。我一直认为，自己在俱乐部中是个学识渊博的“秀才”，是把其他几个人凝聚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但现在看来这个“中心”已经开始动摇了。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我自命清高，假模假式的那种“才子”劲头在一天天降低。高中是我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是“才运亨通”的时节。有一两次，我还把自己写的诗说成是歌德写的，故意拿给“当代才子”崔炳道看。
　　“嗯，真不错，歌德写的嘛，那还能差。”
　　我得到了崔炳道的称赞，心里美滋滋的，无形中我感到，自己已经赢得了“当代才子”的尊敬和友情。
　　我自认为懂得多，学识渊博，所以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摆出一副哲学家、艺术家的架势。崔炳道对我的内心世界是一清二楚的，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点反感的情绪来。可我则不然，当我看到他发表在文艺杂志上的那篇小说时，简直恶心得想吐。这篇小说矫揉造作，充满了酸腐味和乳臭未干的稚气，内容除了自我陶醉的低级趣味外，就是庸俗不堪的笑料。作为朋友，我对他的心思才智自然是了如指掌。
　　祖鞠和升洲表面上常常对我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认为我肚子里是有点墨水的。尽管他们俩并不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是两个被卖掉还帮人数钱的大笨蛋，但和老狐狸崔炳道相比，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可爱的。
　　现在时间还很富余，我就把升洲和祖鞠送到了公共汽车站。这里已经接近南韩和北朝鲜的临时军事分界线，所以坐车的几乎都是些大兵，他们一上车就靠窗口坐了个一字长蛇阵，都把旁边的座位空了出来。看来，这些当兵的即便互相认识也不愿意坐在一起，他们把旁边的位子留着，都在暗想，说不定能碰上好运气，哪个汽车站会上来一个妙龄少女和自己坐在一起呢。这样也能饱饱眼福嘛。
　　祖鞠在上公共汽车前，突然脑袋里闪出了一个念头：斗焕是不是已经参过军了呢？
　　人都是有多副面孔的，一生中不出一次错的人可能在某一天成为连环杀人犯；一个夸夸其谈，能说会道的人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抑郁寡欢，沉默少言的“哑巴”。听说，一个杀人如麻的黑社会老大竟为了救溺水儿童而被江水夺去了生命……总之，谁都不会是一个永远模式化了的人，其行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偶然的时间往往会变得十分反常，甚至判若两人。
　　祖鞠想当学徒工的想法也是突如其来的。男孩子们小时候往往爱玩电工活儿，装个收音机啦什么的。而祖鞠呢，偏偏有些特别，说他是男孩儿嘛，并不太像，他不喜欢玩电工活儿。可不是男孩儿又是什么呢？谁也回答不出。祖鞠对男人们爱玩儿的活计——赌博、推牌九什么的一窍不通。和祖鞠打牌等于在和小狗一起玩游戏。也许祖鞠知道自己脑子不够使，才把那一点点脑容量留着，将来做男子汉应当做的活计时再使用。
　　小狗玩到高兴处会摇摇尾巴或者亲切地汪汪叫几声，一点藏不住自己的感情。祖鞠也一样，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明明白白表现在那张四方脸上的，让他连肛门扩约肌都不收缩就毫无顾忌地放出个响屁是容易的，但让他不管抓的牌是好是坏都要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却是很困难的。
　　然而，要说祖鞠在任何方面都是透明的，那又错了。论起装洋蒜的高明程度，恐怕没有人敢和祖鞠媲美。不知是哪一天，他突然抛弃了去工大上学的机会学什么摄影。对这一举动，别人都不理解，他后来却洋洋自得地说：“我差点让自己的艺术天才被埋没了。”可如果谁认为他将来要当摄影师，那又错了。祖鞠的抱负不是这个，而是当一名记者，特别是随军记者。他要随着军队纵横疆场，把如火如荼的战斗场面都记录下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崇拜拿破仑和挪威探险家南森，想让这两个人的特点都能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祖鞠十分清楚，自己有两大“特长”：一是能颠能跑；二是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绝不姑息。说起这第二条来，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的心是又黑又狠的。
　　祖鞠想当记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做梦而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十分清楚。要真正成为一名记者，首先得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其次，录用考试得成绩优秀。这两条祖鞠都不具备。
　　一般人从能阅读报纸起，都会从第一版往后翻。祖鞠则不然，他专拣时局政治犯的判决栏目看，这个栏目里常出现的好多字他都不认识，每每把“不思悔改”念成“不思每改”，把“怙恶不悛”念成“古恶不俊”，把“保镖”念成“保票”，把“沉溺”念成“沉弱”，把“馄饨”念成“昆屯”，把“创口贴”念成“仓口贴”，把“败北”理解成“北方败了”等等。就这个水平，不要说当记者，就是去给记者提鞋也不够格。别看是位“白字先生”，他的心还蛮高呢，自己大字不识几个，反倒爱拿起报纸挑记者的毛病，这个字写错了，那个字写白了，谁念得不对。有人念“他特地买来啤酒”，他却硬说人家念错了，应该念成“他特的买来啤酒”，因为动词前面的“地”应该念成“的”。弄得人家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好。
　　三月份，本来就要上学的祖鞠，顷刻之间希望又变成了泡影。要当学徒工的事也泡了汤。所以，祖鞠又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当不成记者，当个摄影师也好啊，人生免不了会有遗憾嘛。说也巧，在摄影班进修过的二哥祖织正为了拍摄假面脸谱和护乡神偶像在全国各地到处转悠呢。看到无事可做，成天晃荡来晃荡去的弟弟，就让他去给自己打下手。祖鞠时来运转，高兴得就像见了动物园猴子翻跟头的孩子，又蹦又跳。他想：拍照那玩意儿还不容易，不就是手指头一动的事嘛，不学都能会！
 
　　谁都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学摄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应该会的祖鞠不学，却把时间尽花在运动会啊，集会啊，这样那样的活动上了。一有这些事，他免不了要跟师傅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很快，两年就这样过去了。
　　别看摄影这个行当人数不多，但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学徒制度。想当摄影师，首先得当摄影师傅的徒弟，在暗室里帮着师傅卷一卷底片啦，折叠三角架啦，对一下光圈啦，师傅外出时帮他背背行李啦什么的。做好这些工作并不是件容易事，首先得进行体能训练。背上一大堆摄影设备在烈日底下站几个小时而不晕倒，这是徒弟必须会的一项基本功。另外，还得眼尖手快，会看脸色。师傅把照相机放在一棵大树底下，就应该知道要照这棵树了，得赶紧把三角架支好，把遮拦镜头的树枝打掉；师傅把照相机放在有冰凌吊子的屋檐底下，就知道他要照冰凌吊子了，除支好三角架外，照完以后还得赶紧把那些冰凌吊子打掉，以防别人再照。
　　一个高级摄影师所带出来的徒弟，必须是一个为了让照片达到预期效果，能把影响画面的电线杆子拔掉，会爬到天上把多余的云彩抹去的主儿。徒弟是哪位名师带出来的，决定着他将来能否在摄影界出人头地。没有本事不要紧，但一定得投靠一位名师去闯荡世界。像祖鞠这样，一没本事，二又是刚刚从一个新创建的学校勉勉强强毕业，没有任何社会背景，想在这个行当站住脚那是很困难的。祖鞠只想成名成家，对世道却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使用价值更是没有掂量过。他的本事和能耐在师傅的最后评语中，充其量只能用“要实现自己的愿望还得加倍努力”这句话一笔带过。
　　祖鞠为此十分苦恼，也着实彷徨了一阵子。毕业后一年都没找到工作，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后来，一个高班同学把他介绍给了一位野外摄影师，说：“这个人物的德性和你比较般配。”
　　这个野外摄影师既是个现场摄影师，又是个探险家，他曾经孤身深入非洲的原始森林深处，拍了几百卷胶卷。据祖鞠所说，那个摄影师赴现场实拍时从不先做准备，而是随机应变，量体裁衣，在千辛万苦中求得摄影成功的乐趣。
　　听说这位摄影师在小学的时候就当过童子军，后来解甲从影，在摄影界，他只能算个新手，一些同行对他的作品并不欣赏是很自然的事。
　　端着优质的照相机，随便摁摁快门，然后再从几千张的照片中筛选出一两张好的作品，这就是摄影师的工作。干这种行业，时间搭进去多少不说，就是体力也是够难支撑的。有人还会挖苦说，那个摄影师拍的照片，连狗熊都能拍出来。更有人说，森林里的大象用脚踩一下相机的快门就能照出那种德性的照片。很多人对这位摄影师的评价既简单又干脆：咳，哪谈得上什么摄影实力呀，纯粹是用人工换来的瞎片子。祖鞠一听这话可高兴了，一拍大腿：行啊，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没有什么实力，他也没有。他能拍出这种照片，难道我就不能？！——祖鞠终于替自己找出辩护的词儿来了，别人对自己怎么评价就无须去管了。最重要的是，大象的脚都干得了的事现在却还由那位新手在干，那我这个英雄不就也有用武之地了吗？他满心欢喜地琢磨着：这就像一出电视连续剧，刚刚拉开序幕，片名权且叫做“英雄的胜利”吧！想到这儿，祖鞠霍地站起来，把自己的座右铭——“人生有胜又有负，此时不搏待何时”大声背了一遍，就毫不犹豫地投身到野外摄影师的门下了。可意外的是，这位摄影师的手下已经有两个人了，那祖鞠的位子究竟应该怎么摆呢？这可叫祖鞠犯难了。
　　升洲的工作也很不顺利。他嘴上老喋喋不休地怨这怨那，但实际上过得比谁都舒服。
　　升洲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又聚在一块喝了一顿。那会儿我们并不知道后来升洲换工作会换得那么勤，权当“开门大吉”，留个纪念吧，几个人就这样凑在一块儿了。当时，祖鞠对升洲说：“你小子现在有工作了，这是贤珠姐姐出钱供你上学所收获的成果啊。”
　　祖鞠的这句话并不是指贤珠姐为升洲出大学学费那件事，而是指高三的时候贤珠姐花钱让他去补习学校“加餐”。那时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升洲却一点书都没看，最着急的是升洲的妈妈和姐姐。姐姐说：你得下决心复习，千万腾出点时间来好好看看书。可不管怎么说，升洲还是我行我素，该干什么干什么。没办法，姐姐只好出钱让他去补习学校读书了，一个小时就得花三百元。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阎王吃小鬼。贤珠姐就是升洲靠着妈妈这个“阎王”要吃的“小鬼”。小时候，升洲就对姐姐不客气，姐姐的洋娃娃，抓拐儿的小石子什么的，他没有不“吃”的。这些东西如果抢不到手，总觉得心里痒痒得慌。用升洲的话说，谁叫爸爸骂他的时候老说姐姐爱学习，又听话，他却又不好好学习，又不听话呢。这是没本事，心地又狭窄的男孩子的通病，被老师或家长指责时，总爱对周围的模范女生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忌妒。爸爸过世以后，升洲得到了妈妈的特别偏爱，在家里显得更牛气了。妈妈给姐姐买生日礼物时，总要给升洲也买一份，为了参加开学典礼，妈妈总要给升洲买比姐姐贵得多的漂亮衣服。总之，除了胸罩和月经带以外，不管给姐姐买什么东西都没有少过升洲的份儿。
　　说起升洲和姐姐的故事来，还有一段插曲呢。升洲家住的是三间一套的房子。升洲妈因为自己经常不在家，所以把一间房子租给了一对年轻夫妇，一则可以收点房租，二则也可以让他们帮自己看看房子。剩下的两间，妈妈住了一间，另一大间房，用胶合板在中间打了个隔断，升洲和姐姐一人住了一小间。房子是被隔开了，但隔断上边是通着的。姐姐上高三的时候，妈妈给她买了个台灯，升洲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一心想把它弄到手。有一天晚上，贤珠正在台灯下面看书，不知怎么的，突然台灯克服了地心引力，离开桌面向空中慢慢升起来了。起初贤珠吓了一跳，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但仔细一瞧，原来台灯是被钩子给吊起来了，钩子上端用铁丝拴着。当然，抓铁丝的人是谁，不用问她也知道，一定是弟弟搞的恶作剧。我们觉得这事儿很好玩，就称之为“台灯飞天案”。后来我们还听说，升洲又用同样的办法去偷姐姐的闹钟，结果没勾住，掉在地上，摔成了个哑巴钟。可姐姐并没有因此向弟弟发火，而是旁敲侧击苦口婆心地开导弟弟，教他怎样做人。
　　贤珠姐是一个很有主见，充满自信的人，她对男人从来没有依赖心理，听说，她后来出嫁时找的那个对象很不错。
　　升洲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一家经营游乐场的小公司，公司新组建了游乐场开发办公室，升洲就在这个办公室工作。这个小职位，也还是贤珠姐费尽千辛万苦，人托人找到了她男人堂叔的亲家的邻居大叔的朋友给办成的。
　　和升洲成为朋友的最后一个人就要算他的顶头上司了。这个上司，一年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他一年到头的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国去转悠，参观最新发明的游乐设施，并试着坐一坐，看看到底有多好玩。如果自己试过后，能由衷地发出“噢，真不错”的赞叹，就写一个下年度的计划报告，然后再和生产厂家签合同，厂家负责人请他吃饭，馈赠礼品，双方握手言欢就算完事。升洲老想：这种事倒是蛮适合我这个万能喜剧演员的，如果能让我去做那就再好不过了。可要做这份工作，升洲就得耐心等，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这一辈子都等不着，公司还得论资排辈呢。
　　升洲每天干的工作就是在出勤簿上签个到，收一下顶头上司从国外发回的传真，接电话，除此之外再也无事可做了。时间一长，升洲就觉得这种工作太乏味，太让人腻烦，于是屁股一拍就走人了。
　　后来，为了有口饭吃升洲就在报价商那儿干上了。没多少日子又到杂志社营业部工作，可这些工作都不合自己的口味，升洲认为，自己最适合的职业应该是“业务策划”。他自称是曾经在色情世界混过的主儿，想以此经历为基础开一个酒吧，为此他还真忙乎了那么一阵子，往这个酒吧投了不少钱，想借此把自己浑身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既发挥特长，又能赚大钱。如果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何乐而不为呢。
　　世界上有一种人，看见别人撞了南墙不但不引以为戒，反倒前仆后继，重蹈覆辙。升洲就是这种人。同营业部的老职员一听升洲有这个想法就辞职了，抢先干起了酒吧生意。可酒吧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进酒的时候都得用现钱，卖出去的却有很多都是熟人赊账。这种酒吧，一般都是靠酒吧女招待的人缘招徕回头客，大部分可以赊账。这位老职员在营业部工作时就以好说话、人缘佳而颇受称道，他开了这个酒吧以后不亲自管理，而是把一切业务都放心地交给了前台女招待，自己天天跑到对面桑拿房里头去打牌。那个女招待一点一点把现金都装进自己腰包之后，就留下了一个根本无法讨回的数额相当巨大的赊账本，跑了。这个酒吧也就只能关门大吉了。其实，有不少欠账还是女招待在兼做小吃部会计的时候从这儿赊走的呢。
　　对别人的失败升洲并不以为然，他总认为自己是绝不会把事弄成那个样子的。升洲有一个毛病，落到头上的，总认为不适合自己做，可别人干砸了的事，他却认为要是自己干一定会马到成功，是个典型的眼高手低的人。如果说升洲有什么职业观的话，也许这就算是了吧。
　　升洲的业务策划，就和他的婚事一样只有事后自认倒霉了。升洲常对人说，他的女朋友多得能编成一个排，其中有知名模特儿，高级女秘书，还有不少追他追得发疯的靓姐儿。也许他这话有百分之七十的可信性，但谁都清楚，马上要和他结婚的那个可绝对不是什么仙女。
　　有一次，升洲得了盲肠炎还是什么病，记不得了，总之是要做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小手术，但必须住院。不知怎么的，无聊之余他却中了专门护理自己的女护士的圈套，沾上了荤腥儿。实际上吃荤的过程并不长，只是下身稍微轻松了一下，他身体里的激情潜能连百分之五也没有爆发出来，就算完事儿了。这个护士可非同寻常，煮熟的鸭子绝不会让他再飞，于是就把升洲看得紧紧的，再不许其他漂亮小妞靠近一步。虽然，自从这所医院建院以来，在短期住院的患者中升洲创下了女性探视的最高纪录，可由于护士的表情和随时备战的姿势的威慑，这些女孩子不敢靠近他，更不敢和升洲说上一句带点温情的话。女护士像个非洲黑人，膀大腰圆，两只胳膊就像小椽子一样粗，她两手往腰间一插，叉开腿那么一站，大似铜铃的眼睛一瞪，看上去就像阎罗殿里的守护神，谁见了都得怯三分。有人还说，她就像负责保护那些揭发黑手党罪行的证人的黑人女警般牛高马大，凶神恶煞，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升洲的“人身安全”。最后，升洲不得不自认倒霉，乖乖地被这个护士牵着鼻子走，和她结了婚。心慈面软嘴巴硬的升洲根本连哼都没敢哼一声，就听凭她摆布，把自己的一生乖乖地交给了这个“黑铁塔”。生米煮成熟饭后，升洲自怨自艾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为什么在女孩子问题上就这么不幸呢，难道我的豆蔻年华就这样付诸东流不成？”
　　实际上，他这个豆蔻年华的风流才子在别处还有没有拈花惹草，没人知道。别看他一见女孩子就表现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连头都不敢抬，满脸的一本正经，但相信升洲从不采野花的，恐怕只有“黑大汉”老婆和他的丈母娘了。不是有一句话，叫“路旁的野花谁不采，不采白不采”吗，升洲还狗尾续貂地加上过一句，叫“采了也白采”。你看，这不是一语道破天机了吗？
 
　　比照升洲的婚事，我对祖鞠也谈了一些人生的哲理。根据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和耳闻目睹，大凡长得帅的男孩子都不会和漂亮的女孩子结婚。这是因为，漂亮女孩不会主动靠近男孩，靠拢的都是那些自认为长得漂亮但其实不怎么样的女孩，这些女孩往往喜欢好看的男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帅哥们。她们大部分受名利思想的驱使，不惜一切追求成功，她们或者在学习上出类拔萃，或者在商场上高人一筹，深知自身价值和人生目标所在，往往都很现实。好看的小伙子没有一个不喜欢漂亮女孩的，可如果在帅哥举棋未定的时候，那些一粘上就撕不开的女孩乘虚而入，把他从第二者的钓钩上掳走。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这个帅哥都不会拼死反抗，一个深知自己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绝不会毫不留情地甩开自己的崇拜者。男人面对现实时，往往是个弱者。毫无保留把自己的纯情献出来的女子大有人在，而对一个男子来说，同样是女子，有什么理由不去爱她呢。帅哥们喜欢的女孩子往往是那些崇拜自己，能向自己提供童贞，可以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人。两个人只有如胶似漆到了这个份儿上，才能谈得上结婚。
　　漂亮女孩子的情况又和男孩子不尽相同。一般来说，漂亮女孩子不是和好看的男孩子结婚，恰恰相反，是和长相平平的小伙子要好。如果是长相一般的小伙子死乞白赖地缠住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不放，只要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缠磨上十次，没有弄不到手的。漂亮女孩同样很现实，她和帅哥不一样，并不会醉倒在男孩子的甜言蜜语之中而不瞻前顾后地去爱他。但是，靓姐儿往往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怕孤独。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女职工长得特别漂亮，据说公司五年来才出这么一个靓姐儿。她工作也干得很出色，再加上性格柔顺，非常文静，小伙子们见了她，谁都想多看两眼，但谁都不敢大胆去接近她，怕吃闭门羹或碰一鼻子灰。当然，她在小伙子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说也猜得到。当时大楼里有一个男职工，要特长没特长，要本事没本事，要长相没长相，一切平平常常，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一天，他见了这个靓姐儿，壮了壮胆子问道：“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嗯，有时间。”靓姐儿回答得很干脆。
　　她这种痛快的回答倒使这个男子非常意外，同时也受宠若惊，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才好。看到他这种局促而又兴奋的表情，靓姐儿淡淡一笑，说：“那你有时间吗？”
　　“有，有，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时间很多很多。”
　　不久，公司里便传出了靓姐儿和那个老实厚道的小伙子要举行结婚典礼的消息。这个消息一传开，整个大楼就像隆隆炮声戛然而止的战场，一片沉寂，似乎楼里的空气都凝固住了。把这位靓姐儿视若下凡仙女的单身汉们彻底绝望了，眼前突然变得一片漆黑。当时，那些小伙子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茫然若失，致使整个大楼的工作整整停顿了两分多钟，刹那间一切都处于瘫痪之中。后来，有人传出话说，据可靠情报，靓姐儿曾经对那个小伙子说：“托人给我传话的人很多，有人捎话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呀，咱们见一下面；也有的托人转达说，能和你一起吃顿饭是我一生的幸福；还有人传话说，我要给你介绍个男朋友，等等，等等，多得都数不过来了。当然，这里边免不了有些小伙子故意跟我开玩笑，拿话逗我。真正敢在我面前大胆问‘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的，你是头一个。不知道男人为什么都那个样。你想，我一个姑娘家，能见了男的就跑上去抓住他说‘你想和我吃晚饭吗，今天我有时间’。”
　　是啊，正因为如此，漂亮的女孩才会对那些向她套近乎，被她的才貌倾倒，不顾男子汉体面向她求爱的人献出自己的真情，并和他结婚。才会在结婚以后说“我们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遇到了一个好丈夫”之类的话，并不断调整自己的脚步和男方契合，使日子过得更美满。
　　我只是为了向祖鞠炫耀我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才谈了上面这番话的。我越说越有兴致，最后就连自己也收不住话头了。好不容易才“悬崖勒马”，煞了个尾。可祖鞠却听得十分认真，似乎得到了某种启迪。祖鞠的长相太不如人意，所以，我讲的这段故事就成了祖鞠日后主动接近朴小姐的理论依据了。想把漂亮姑娘弄到手，不是帅哥的人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拿出百倍的热情拼命追，追不到手绝不罢休。可是，十分遗憾的是，我竟忘了告诉他衡量一个女子漂亮与否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一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呢。
　　升洲举行婚礼的那一天，他是做过充分思想准备的。没准儿这一天曾经追过升洲的很多女孩子都会来闹事，但当天的情况并没有升洲想象得那么激烈。这一天很平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升洲结婚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提起斗焕的事。谁都知道，谈斗焕首先牵扯到的人物就是素姬了。为了不使升洲想起往事，那次国际笔会展览会之后，我们就谁也没有在升洲面前提过素姬的名字。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他（她）对初恋情人也是永生永世不会忘记的。第七章 闯荡
　　1987年，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到了三十岁，斗焕也和我们差不多。岁月蹉跎，一晃就是三十个春秋。
　　有一天，祖鞠默默地望着手指缝里夹着的，正在一点一点变成灰烬的香烟，心灰意懒地说：“我难道就这样像一条狗似的混下去？”
 
　　“是啊。那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本来不想混，但不混也不成啊。你不混，人家能追到厕所里，把你从厕所里拉出来打耳光。”
　　“可不是吗，我们是挨着打长大的呀。但话又说回来，高中学生抽烟本来就应该挨揍。”
　　升洲和我一人一句地拌起嘴来。
　　说也奇怪，活到三十岁的我们反倒对高中生抽烟喝酒有点不理解了。是啊，常言道“儿媳妇老了也是个婆婆嘴”嘛，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教育学上所说的角色论和这是一脉相承的，环境决定人的道路，角色决定人的品格嘛。一个人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他就有着什么样的处世原则，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他就会养成什么样的品德。
　　看着这些调皮捣蛋的高中生，我们自然而然想起了自己的高中时代……到了而立之年，再来看看那些高中生，我们自己也会想，他们为什么从小就不学好，显得那么幼稚呢。
　　此时此刻，斗焕那副调皮捣蛋的面孔又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喇叭裤配上不合体的教练服，要多邋遢有多邋遢。上课的时候手轧着一支秃铅笔在桌子上来回碾，那声音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从挂在教室后墙的镜子前面走过的时候，故意一扭三摆地对着镜子照上一照，挤眉弄眼地瞅上两眼，说一声“小伙子长得蛮帅的嘛”。尔后，再对看他的同学招招手，露出自我感觉良好的微笑。
　　我们依然感到，三十岁以前斗焕还是和我们一起一步一步走完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各自的人生还没什么大的不同，可从三十岁以后，就很不一样了。
　　从1987年一月份开始，整个社会不同的声音一浪高似一浪，变得不安稳起来：三月份发生了阴谋案；四月份，有人硬要捂住沸腾了的锅盖，可民众的回应是“你叫我向东我偏要向西”；五月份，整个街道都在沸腾；快到六月份，是闹腾得最凶的时候，无论是办公室还是餐厅、酒馆，不管走到哪儿，工薪阶层议论的话题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独裁和反独裁。我所在的那家广告公司位于市中心的太平路，所以，老看见示威游行的队伍，一拨接一拨的没个完。当然，我从来没有特意和这些人接近过。
　　我们广告公司有那么一个人，自认为社会意识很强也有正义感，可偏偏在思考社会问题上和政府的统一口径没有什么两样，明明是把游行示威的学生拷问致死，却要说得像打死了一只苍蝇那么轻松，报道时硬写成“一拍桌子他就啊地叫了一声，吓死了”。传阅别人写好的稿件时也专爱在口径能否与上面保持一致上做文章，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你懂不懂上面的口径啊？！”他以为这么一说，别人准认为他政治意识很强又会看风向。每当说完这句话时，神色就别提有多得意了。
　　六月的某一天，汉城蚕室体育馆搞了个大的政治集会，本来和我们公司的这位职员没有什么关系，可他偏要削尖脑袋往里钻。这位老弟提前十分钟下了班，偷偷从圣公会的院子里翻墙进了体育馆，硬挤进齐唱国歌的队伍。第二天，他为了把这件事当作谈资显摆一下自己的“进步意识”，故意把别人的话头儿往这方面引，诸如问国歌作曲者是不是金圣太啊，圣公会的神父和修女能不能结婚啊等等，弄得别人莫名其妙。在公司他对我特别感兴趣，这不光因为我也像他一样是为了卖弄才华才到公司来的，也因为我和他一样是属狗的，有着像他一样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做哈巴狗的那种遭遇。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外头，他逢人便讲自己是属狗的。说什么在诸多肉类中狗肉是最好吃的。狗的智商高，记忆力也很强，比智商低的人都要强得多。全罗北道有一个“悟树村”，据说是从前一个酒鬼带着自家的狗到外边去喝酒，醉倒在半路上，怎么弄也醒不来。狗看到这种情况，就跳进附近的河里把全身浸湿了，再跑回来把水抖搂到主人脸上，来回跑了数百次，最后主人醒过来了，狗也累死了。主人醒来后非常感动，就在狗死的地方栽了一棵梧桐树。从此，那位主人就戒了酒，以表示狗使自己悔悟了。当然，这个地方也就叫“悟树村”了。讲起带“狗”字的故事，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三天三夜。比如说，“臭狗屎”这个词原来是指狗拉的屎，现在可以用来指人，说某某人是个臭狗屎。再比如说，自己住的村子里，狗主人把一条狗卖给了狗贩子，后来，那条狗从狗贩子那儿衔走狗宝口袋跑了，狗贩子从门上的狗洞爬出去，找到了狗屎，寻到了狗村，见到了狗主人，费尽千辛万苦最后从母狗堆里找回了这个“狗小偷”。狗贩子刚把这条狗领回自家狗窝，得了许多狗宝的狗主人又找上门来问他再要一次卖狗钱。狗贩子把狗主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是满嘴放狗屁，他这个狗崽子狗苟蝇营，只想赚狗钱。狗主人一看狗贩子的这狗脾气，吓得退避三舍，不敢再见这“狗司令”了。后来，一个狗头军师给狗主人出了个“狗主意”，让他晚间悄悄在墙上挖个狗洞，来个“狗爬式”钻进去，从狗窝里把狗偷出来。狗主人采用“狗刨式”挖了个大狗洞，踩了一脚狗屎，沾了一身狗毛，落了一身狗豆子，还跌了个狗吃屎，好不容易从满是狗蝇、狗虱、狗蚤的狗窝里偷回了自己的狗。这条狗见了主人格外亲切，它一声不吭地让主人带回了狗村的狗笼子。狗主人为了不让狗贩子再找回这条狗，就狗急跳墙，让狗头军师的狗腿子用狗头刀杀了这条心爱的大狗。狗主人把狗宝做了药材，把狗皮做了狗皮膏药，把狗骨头、狗杂碎熬了狗肉汤，把狗肉做了菜，把狗筋熬烂，冒充是狗皮膏卖给了一个从不狗仗人势的狗宝二道贩子……其间，他还要时不时地对忠实于主人的“狗品德”大加赞扬。其实听的人总觉得这种狗屁理论有狗尾续貂之嫌，引不起大家对狗的兴趣。
　　说也奇怪，有人本不属狗，却偏爱往属狗的堆儿里挤。他对狗就甭提有多痴迷了，给人的感觉似乎可以学狗跷起一条腿去尿尿，可以躺下来把舌头伸得长长的喘着气纳凉，甚至还可以像狗一样四爪朝天，躺在地上睡大觉。
　　后来我一打听，这个人之所以这么看重属相，是有其苦衷的。这一时期，公司人事部门正在对所有职工的学历及工作经历进行调查。在这个以学历门第为就业先决条件的社会里，大家不惜去伪造履历表或者涂改成绩单。听说，有两个人同时伪造了某一名校的成绩单，而且伪造手法十分相似，这才被人事部门看出破绽，曝了光。这件事本来和那人没什么关系。碰巧有一个很讨厌他那“狗屁理论”的同事，在人事部门核对履历表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位老兄的年龄比其他属狗的人小一岁。原来，他出生于阴历腊月，属相是一样的，但论起年龄来却比我要小一岁。他为了不让同龄人把自己看成“小弟弟”，就故意把属相的牌子举得高高的，好掩饰自己的真正年龄。于是，那个同事让他拿出他的身份证。身份证是拿出来了，但他硬说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是上户口的时候弄错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每个人都想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在我们这个序列意识、等级观念还很严重的国家，这些人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别看这位老兄对狗这么感兴趣，他却不是那种爱交狐朋狗友、结帮拉伙的人。出人意料的是，当这位老兄明白自己比别的属狗的人小一岁的时候，反倒变得更神气了。
　　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都不愿意成为某一团伙的成员，对我来说，和这些讲究同窗或同乡关系的芸芸众生并没有同龄人的那种认同感。我刚从军队出来要回大学复学时，校园里那个热闹劲，就和大车小车送子上学或参加毕业典礼时的情景一样，家长、亲友来了一大堆，校园里吵吵闹闹，到处是人。
　　用属狗的那个人的话来说，一个人出生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他们的命运都会随之改变，但这是注定了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韩战结束后兴起了生育热，我们这一代就是在这种热潮中一个接一个呱呱落地的。同龄孩子多，教室不够用，学校上课要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倒。教室里桌子挨桌子，人挤人，想从过道上走过去都要侧着身子。我们这些属狗的要上高中时政策又变了，不是按照自己的志愿和考试成绩自由选择学校，而是由教育部门按地区分配。自己不愿意去的学校也得上。
　　我们的学校位于一个小山包上，后边就是成天吵吵嚷嚷的市场。入学时因为总统的儿子也在这个学校念书，去学校的路才用沥青重新铺了一遍，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和总统的儿子同校就感到自豪。总统儿子所在的那个班里，就有这位属狗的同事，权且叫他“老弟”吧。我和这位老弟关系平平，平常见面也没有多少话好讲，只记得有一次，那是七十年代末，他告诉我一条轰动全校的爆炸性新闻：吉他歌手被揭露抽大麻的事件是由总统儿子引起的。大麻叶是总统儿子送给他的课外音乐老师——吉他歌手的。他说话的神态就好像亲眼见过似的，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
　　我不喜欢这位老弟不是没有道理，可在我们工作的广告公司只有我们两个属狗的，又是同期毕业生，不管我们俩的关系好不好，都会成为被比较的对象，而且，大部分负面评价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对这位爱夸夸其谈的人，不但提升他做了项目经理，而且夸他有幽默感，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爱吹嘘自己反倒被认为是一种优点。一些人认为现在是充分表现自我信心和力量的时代，他的这种性格正好和广告公司的性质吻合。在进公司的第一天，他就急火火地说什么：“写一张人事接收函哪里需要一个小时，人事安排为什么得花两个小时呢？”他急于出成绩，一心想在工作中来个大刀阔斧，一鸣惊人——这一点，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他性子急，什么事都想干，什么新鲜事都想搀和一下，他对工作的那股热情和速战速决的精神也是大家所公认的。
　　与此相反，我办事稳重、追求完美的作风却没有得到公司的认可，反而给人留下了暮气沉沉，缺乏进取精神的印象。比较的对象就是我的那位老弟。人们本能地认为，我和他同属狗，又是同期毕业生，从地域上讲是老乡，年龄还比他大一岁，理应比那位老弟做得更好一些。再加上，我又不会像那位老弟一样以同乡或同窗的关系去拉帮结派，比如，叫“阿尔蒂”的浪漫派，出身什么特殊部队的战友会，甚至儿时一起玩过足球的“光腚足球协会”，这时也成了一个什么“派”。总之，只要有一个由头或说道，都可以成为聚在一起的理由。今天一起比戒指，看谁手上的好看；明天比裤腰带上的皮带扣儿，看谁的最漂亮，等等。只要有人提议，立刻就有人响应，甩着胳膊，扭着腰身上来凑热闹，那劲头就像南北离散家属见面一样热烈，那么亲切，那么“令人感动”。
　　我常受到的指责是缺乏合作精神，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并不认为，几个人勾肩搭背，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一头栽倒在煤渣路上起不来，或者成群结队在咖啡馆里打群架，在酒吧里泡妞儿，或者抱着个电话机在那儿瞎贫，惹得周围的人不是乜斜着眼瞅他，就是摇头走开等有害社会的行为就是“合作精神”，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其实，我并不是不能融入群体，而是不愿意和这些人同流合污。我认为“和群众打成一片”应该是平易近人，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职尽责，并和他人很好地配合，把本职工作做好——但这种想法怎么也得不到周围同事的认同。在工薪阶层占主导地位，风气不正的当今社会里，这种“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说法和黑社会的拉帮结派没有什么两样。只要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就不能再考虑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得一起瞎混。晚上聚在一起喝一茬酒还不成，还要喝第二茬、第三茬；说要洗桑拿，只要大家一起哄，不去也得去；有人提议要到小剧场观看人体表演，少不了也得凑上一份。甚至，几个人凑份子包个妓女，也得跟着去凑热闹。这哪儿是“打成一片”，简直是鸡鸣狗盗，扰乱社会！
　　刚升职的这个项目经理特别喜欢带着手下的人东跑西颠。一上班，就学着西洋人的腔调，到处问“早上好”。在他看来，学得越像，打招呼越洋气，就越够一个上司的派头，也才有上司的气质和风度。他相信，这样的上司部下是最喜欢的。可是，当他喝醉酒的时候，“早上好”的绅士派头就无影无踪了，从军事生活中过来的韩国男子的蛮劲也就上来了，口里念念有词地说：“好小子，叫你打狗你为什么撵鸡？！叫你用大屌砸核桃，你也得给我敲出仁儿来，懂了吗？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子，还想在部队混饭吃，趁早打起背包走人！”几句话里，极权统治者的嘴脸不就暴露无遗了吗？如果有人喝醉了坐不直，或者趴在桌上起不来，他就会说：“像你们这种人还算男子汉大丈夫，我看顶多像头蠢猪！”
　　这种人的信条是，所有部下都要和自己搞成铁板一块，无论头天晚上醉成什么样子，第二天也得按时上班。他认为，这个世界上自己最不能饶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十几年前给自己介绍对象的媒人，因为有了家庭，他的手脚被束缚住了；二是上班迟到的人，因为不给他面子。这位经理喜欢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人，他们进桑拿浴房汗蒸时，即使肉皮烤伤也能咬紧牙关挺着，没有上司的命令绝对不会走出桑拿房一步。
　　我和这种社会气氛，和这些人是格格不入的。要说“打成一片”拉帮结派，我在万寿山四人俱乐部里就已经亲身体验过了。和那些本不愿有关联的人硬混在一块，被瞧成是一丘之貉，哪怕一伙人里只有一个混混儿，其他人也都会被看成是混混儿。除此之外，我不合群也还有其他原因，我既清高又多疑，总觉得谁都不如我。
　　总而言之，我和富有创造性又有才干的人想法一致——大家都过不惯有组织受约束的生活。青少年时期的我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秀才，现在又成了和这个世道格格不入的超脱者。
　　二期公司职员研修班的主讲人曾嘴很甜地说，公司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公司职员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愿意跟大家拧成一股劲，在这个公司干一辈子等等，非常娓娓动听。但在我看来，工作单位就是工作单位，它和家庭没有什么关系。譬如说一辆有三万个零件的汽车，其中一个零件装配时有些松动，如果这个零件还能一直坚持到汽车报废而不被更换，那我真算服了。同样，在一个公司，有的人明明一开始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怎么可能拧成一股劲，整个公司又怎么可能是铁板一块呢。那么，研修班那些主讲人说的不是屁话又是什么。坦率地说，我是一个对那些规章制度、条条框框及广告编排都可以适应的趋于成熟的人。不，应该这么说，我是一个口头上唯唯诺诺，但又有勇气变通规矩，具有灵活性不循规蹈矩的人。上司的话刺耳我也不会当场反驳，而是像应付暴风雨一样，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老老实实听着就是了。
　　广告文字撰稿人的职业这种情况。撰稿人的工作是很费劲的。不像在樱花树下面对酒桌，看着蓝天白云吟风弄月那样富有情调。对这一点我不是不清楚，但我是这么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瞄准一个中心目标去拼搏，而是只远远地站着指手画脚。这种性格，使我对什么事情都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我捕捉现实的触觉虽然并不十分敏锐，却也有不同常人的一面。可真一接触广告业务，我马上感到其强度和对速度的要求比我所预想的要高出二十倍。广告文字撰稿人的最大课题是要会“爆冷门”和“捕捉悬念”，从表面上看比较轻松，但要真正做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有时，为了捕捉个悬念，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只能张开双臂仰天长叹。说来也怪，我的上司——项目经理却硬要一个接一个地把撰稿工作交给我：“你就搞了这么一点点？！每个人的脑袋瓜都差不多，就看你肯用不肯用了。像这种点子，和我们竞争的公司早就想到了，你得比他们高出一筹才对。我不是说过嘛，广告文字，得有搞十个废十个方案的思想准备，从第十一个方案起才应该说是真正的开始。不光要绞尽脑汁，还应该绞尽灵魂才对！”
　　“我没有灵魂，那该怎么办呢？”我满不在乎地顶了一句。
　　“没有灵魂就绞心计！”项目经理生气地甩给我一句。
　　这位项目经理一向爱使用灵魂这个词儿。我记得他在撰写广告词的时候，曾经写过“女子和恶魔没有灵魂”的话，受到了女性团体的猛烈攻击。这位经理虽然不做撰稿工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每次送出广告展示会的参评作品时，总要把我的名字拿下去，换上他自己的名字。有一次，我设计的广告获了奖，当然领奖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了。看来，这位项目经理非要做我作品的总代理了。但是，后来他还没坐上董事的位子就被辞退了。谁都知道，广告文字撰稿人在当上公司领导干部之前都会被榨干脑汁，当技术和才能被全部攫取之后，就会成为牺牲品而被赶出公司。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有水平的广告文字撰稿人，对这一点我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无论干什么事，我都不想当领头羊，更不愿意鹤立鸡群，工作的时候也不会尽心尽力干得最好，只想随大流，以免冒尖时被人掐掉，使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我和凡事想碰运气的祖鞠不一样，如果不确定有好的结果或条件不完全具备，我根本不会接手的。然而世事往往是一开始想得很周密，但最后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理想的结果。我也不像升洲，凡事都只想个大概其，宁愿一辈子默默无闻地过下去。对那些没有自我意识，只想混日子的人我有自己的看法，觉得自己有很强的洞察力，足以解读人生奥妙。在这种处世哲学的指导下，我对干得不好的人看不上眼，自己又不愿意干，总在想：“只是我不想干罢了，我一干，你们谁也不是个儿。”这算不算眼高手低呢，我也不知道，但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我常常自我陶醉，感到十分满意。如果要对我的处世哲学加以简单总结的话，那就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自居中游，避免与人竞争。对那些力争上游的人我既无忌妒之意，也无戒备之心，而且，还和几个“一流人才”成了朋友，金富式就是其中的一个。
　　金富式高二的时候和我一个班，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个子兵”。虽然他个子很矮，但对军训却十分认真，伸着小胳膊小腿，持枪，拼刺刀，一招一式都做得十分到位。在建校纪念活动中举办的马拉松赛上，他虽然是倒数第一，却坚持着跑了下来。班上的同学都把他当猴儿耍，再加上他性格内向，很难有同学跟他合得来，交上朋友。那次跑完马拉松以后，他反倒对长跑产生了兴趣，只要有空就去跑步，现在金富式已经成了马拉松赛的排头兵了。
 
　　后来他当上了志愿兵，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不知是单兵训练的艰苦生活使金富式感到刺激呢，还是“好木头不做柜，好男儿进海军陆战队”的口号刺痛了他的自卑意识呢，“小个子兵”拒绝了某个好心人让他到空军当地勤的建议，除每天增加锻炼强度外，还坚持喝牛奶吃增高的营养品，终于体检勉强合格，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海军陆战队队员。
　　当今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建有海军陆战队，美国就是一个。金富式当上了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后，备感自豪。复员后他又一头扎进了书堆，背起《一般常识》这本书来。除此之外，他还学到了好多就连我这个朋友都不懂的知识。后来，金富式从一所一
　　流大学毕业，应试合格，当上了记者。当时记者考试很难，需要有五花八门的知识。由于应试的人多，合格率就相当低。记者这一职位之所以对大家那么有吸引力，不仅是“笔伐强于刀劈”的理论所致，还因为国家对舆论机构实行关停并转以后，记者的位子更加希罕，拿的票子更多。金富式社会阅历多，意志坚强，敢打敢拼，所以最后被分到社会部去工作。
　　金富式是一个老被警察盯梢的记者，因此，他在社会上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什么“四鼻孔猎狗”啊，“尖酸鬼”啊，“鬼头笔”等等的绰号，不一而足。正如他的绰号所反映的那样，金富式是个嗅觉很灵的记者。有时，他和大家一起在人流穿梭的地方打牌，打着打着就突然不见了，与其较劲的其他报纸、杂志记者一下子就都急了眼，生怕自己抢不到独家新闻。有些晚报的记者干脆不动声色，继续打自己的牌，等金富式拿到爆炸性新闻以后，再抄一遍，比他晚发也就行了。金富式人小鬼大，他不但会捕捉爆炸性新闻，还会制造爆炸性新闻。有一次，他把某一杂志社的插图绘制者指责为赤色分子。其实，这个人对政治一窍不通。他本来是个落魄艺术家，到杂志社工作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一天在设计主题为“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的关系”杂志封面时，想找一个与之匹配的人物头像。他翻阅了好多书籍和画报，终于找到了具有宣传鼓动效果的人物，这位艺术家就把他搬到了杂志的封面上。这个人是谁，他压根儿不清楚，也根本就没去想过。实际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个人的确是个难得的天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富式看到了这本杂志，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灵机一动，爆炸性新闻就出来了：把一个敌对国家的首脑人物放在我们杂志的封面上，这个人不是赤色分子又是什么呢？金富式当即向有关部门打了个电话，这个落魄的艺术家又一次倒了大霉——被抓走了。金富式的爆炸性新闻千金难买，可这位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却从此销声匿迹，不为人们所知了。
　　金富式有好几个绰号，有些绰号很容易让人们记住，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无独有偶，韩国历史上高丽朝文宗时也有个金富轼。那个金富轼因讨伐想把国都迁往平壤的妙清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文宗封为“精忠平乱靖国功臣”，而今天的金富式一提到平壤就恨得咬牙切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可以说是那个金富轼转世。那个金富轼文武兼备，而这个金富式出身于海军陆战队，现在又偃武修文，当上了专靠耍笔杆子混饭吃的记者。金富式模仿金富轼，自封为“精忠平乱靖国功臣”，僭称自己是“金文烈”。有人问他“你是尊敬当代大文豪李文烈吗”，他还嫌问话人墨水太少，嗤之以鼻。那个金富轼崇尚儒教，有着浓厚的中华史观和慕华思想，而这个金富式亲美崇美，比那个金富轼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富轼的才华和极右倾向给了今天的金富式以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金富式十分热衷于写报道，他为了爆冷门，竟不顾采访人员应当保护被采访对象隐私的信条，单方面将他人的隐私公诸于众。欺上压下也是他的一贯作风，这一点从他打电话也要大耍威风就能看出些端倪。他看到一个年过半百的下级职员坐着接电话，就走过去训斥说：“你难道没有听我说过吗，接电话要站起来接！你现在却坐着，明白哪儿做得不对吗？还不赶紧给我站起来！？”
　　他自己想打电话时，如果正好有电话进来，他不管急不急，一把把响着的电话拿起来挂断，再往外打私人电话。职员们对此敢怒而不敢言。
　　金富式经常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太忙，有时想轻松轻松，身边又没有一个能和自己推杯换盏的朋友。从他的为人我也可以揣测到，他身边是连一个知己都不可能有的。所以，他才对我说：“咱们是老同学，亲不亲自家人嘛，找个时间咱们俩喝两盅。”
　　可是，当你真的和他坐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他就可能掏出笔记本不紧不慢地写起来。我一看就发怵，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隐私也会出现在他的报道里。因此，金富式对我来说也绝不是一个“善类”。不过他给我打电话时语气还算和蔼，对他招待的酒我也就不客气了。奇怪的是，金富式从来没有因为有要紧事而给我打过电话。
　　有一天，我和平常一样，心情没有丝毫异样地接了他的电话。金富式告诉我，他在警署采访了一个被警察扣起来的男子。这个男子和老婆一起开了一家牛肉串小店，今天凌晨打了烊后，两个人一起开车回家，由于过度疲劳，那个男的开着开着打起了盹，迷迷糊糊，觉得好像受了什么冲击似的，睁开眼一看，汽车撞在了路边的一棵树上，坐在自己旁边的妻子已经一命呜呼了。他赶忙把尸首送到附近医院的太平间。自己以杀人嫌疑犯的身份被带到了警署。这个人就是斗焕，死者是他的老婆素姬。当时，斗焕正在向警察哀求，求警察放他出去为妻子办丧事，等办完丧事自己再来投案。
　　听了这个故事，我的瞳孔一下子放大到了极限，十二年来我还从没有这么惊愕过。一个男子感到吃惊时，会自然而然使用自身器官中惟一可以放大的瞳孔。十二年前，素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吃惊过。
　　金富式就像写报道文章一样，按照新闻报道六原则对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说明。从他的话里不难听出，他说了句话，警察就同意放斗焕出去了。虽然只是猜测，但我料想斗焕会跟金富式这么说：
　　“你真是小个子兵吗？你真成个人物了。你让警察把我放了，你真了不起，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金富式只跟我说，斗焕抹着脸上的眼泪急急忙忙往医院去了。
　　当然，抹着眼泪想最后再看素姬一眼的不止斗焕一个。
　　“是哪个医院？”我的声音颤抖着。
　　“你为什么要去？斗焕还是那个老样子，老是老了许多，但大样子没有变。”
　　“难道就没有活的希望？”
　　“啊？斗焕老婆是当场死的呀！”
　　放下电话以后我点燃了一支烟，走到楼道尽头，靠在窗户边往外看。一支游行示威的队伍正冒着催泪弹的烟雾跑来跑去。看到这种情景，我的表情刹那间凝固了。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个属狗的同龄人停下脚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意味深长地耳语着：“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给祖鞠和升洲打了电话。
　　祖鞠听到这个噩耗就像当头挨了一闷棍，低低地呻吟着，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升洲听了后，就像晴天打了个霹雳，显得异常惊慌：“你说什么，什么？”
　　他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好多分贝，就像电视连续剧中故意结巴的蹩脚演员一样：“你，你，你再再再说一遍！”
　　他来回重复了三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下班以后我赶到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几个都已经和斗焕见过面了。喝得醉醺醺的祖鞠和升洲正在给烂醉如泥的斗焕添烧酒。正如金富式所说的那样，斗焕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当然，面部的稚气消失了，但大样子还是没有变，就和我们头脑中印下的高中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斗焕还是那个老毛病，一坐下就爱抖腿。本来就不太高的个子也没见长，显得比升洲还要矮小一些，和已经开始有啤酒肚的祖鞠相比，块头也十分单薄。原来就比较宽大的额头已经有点谢顶了。
　　太平间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什么人前来吊丧。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都给素姬守了灵，生怕她的灵魂从我们身边飞走似的一直守护着她。我们四个坐在那儿喝了一夜的酒，各自都在想，真正爱素姬的是自己。对素姬的爱充斥了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素姬离开人世的噩耗来得太突然，太使人难以接受了，所以四个人没有一个不喝得酩酊大醉的。
　　素姬走了，我们的初恋不是受到了损伤而是到此彻底结束了。我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那个羞红了脸、梳着长辫子的少女，她在十二年后的今天该不会已经变成了体宽腰肥的胖大嫂吧，嘴里成天离不开不干不净的污言秽语，散乱的头发胡乱盘到头顶上，东跑西颠地卖电褥子，或者去干那些别人都不愿意干的粗活。素姬是一朵洁白的鲜花，只笑容可掬地开了一次，就因为开得太美而夭折了。在这一刻，我们谁也无法忘记这朵鲜花芬芳的香气。我们都觉得，素姬因为坚信爱是惟一的，不可能再由其他人去分享，所以离开了我们。素姬真的选择了自己的爱之后，对爱这种东西就再没有工夫去思考过，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提前走完了人生旅程，在心酸与眼泪中和我们分手了。难道这无情的结局就是纯洁而高贵的素姬的人生不成？我心头始终有一种感觉在萦绕着：十二年前素姬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她选择的不是爱，而是幻灭。
　　“夫妻关系无公平可言，只是搭帮过日子而已。”这是我老婆云聪的一句口头禅。细想起来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夫妻之间总有一方的负担要重一些，另一方则轻一些。说什么“夫妻之间不分彼此”，那是为了加重对方负担而处心积虑想出来的花言巧语，目的在于哄骗对方。两个人私奔，也是一方糊弄一方的结果，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斗焕绝不会像素姬那样傻乎乎地过上一辈子。
　　斗焕和素姬结婚后，斗焕一直想成为好丈夫，为此他也做过一些努力。在部队曾经学过开车的斗焕做过司机助手，也曾买了辆旧面包车跑来跑去做过小买卖，还办过流动洗衣店。总之，能干的事他都干过，该吃的苦他都吃过。有一次，斗焕看到个小广告，说有新车按旧车的价格转让，斗焕就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想买辆车，结果叫对方给骗了个精光。后来，他在回来的路上提光存款，进了一家赌场，本想大捞一把，把被骗的钱再赚回来，没想到却输得连裤子都差一点卖了。在各地转悠着做生意累了，想找个女孩子玩玩儿，解解乏，结果还叫这个女孩子给黏上了，撕不开。其实，一般人所说的“你太辛苦了”，从家庭角度来看，只不过是“让人心焦得要死”的同义语而已。
　　斗焕和素姬开肉串店是两个月前的事。刚开张，生意很红火。开始顾客谁也没有把他们两个当夫妻瞧，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天鹅和癞蛤蟆的感觉。后来，有人知道他们是夫妻以后，不少人对斗焕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也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那个男的肯定是个能人嘞。”对这一点，斗焕并没有感到不舒服。斗焕曾经向素姬发过几百次的誓，不久前又重复过一遍，信誓旦旦地说：“以后我绝不会让你再辛苦了。”可是，谁能想到，他竟以超出常人想象的方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将她无情地送到阎王爷那儿去了。那么，素姬还会再辛苦吗？
　　素姬走了，斗焕流下了热泪，揪着自己本来就没有几根的头发嚎着：“没有了素姬我还怎么活呀。”此时此刻，我们三个都以十分复杂的心情看着斗焕。斗焕并不感到尴尬。由此看来斗焕是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活下去的。说实在的，在我们眼中，斗焕狗屁不是，充其量不过是个厚颜无耻的癞皮小子。就是这个斗焕，在某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口叼走了如花似玉的素姬，过了好长时间又以吃人老虎的面孔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心里都在想：你这小子把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给吃掉了，吃得那么快，那么干净，看来味道不错呀。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痛？！我们三个人可都痛到心窝子了。大家心里都在谴责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在我们的心目中，斗焕只是一个狗屁不如的小人物，可这会儿他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却以落魄志士的口吻说：“这个破国家没有一样事能让你顺心的，干脆到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去算了。”
　　我们记得，过去大家都在国际笔会支部的时候，斗焕也像祖鞠一样做过出国梦，认为在外国的土地上干活也不错嘛。现在中东正在大搞建设。虽然，开赴中东的韩国公司经常因资金不足或工程质量不过关而被迫垮台，正如大家开玩笑所说的那样，公司一倒台，除剩下一麻袋大小图章外什么也没有了，但是韩国公司的海外建设热潮还是方兴未艾。十四公里的马来西亚槟榔屿大桥，沙特阿拉伯的朱弗尼工业港，利比亚横贯三千六百多公里大沙漠、直径为四米的汲水管铺设工程等等，都在施工之中。追求最大和最好的韩国企业在世界遍地开花。当然，这种现象首先是以技术作后盾的。可是，要想成功，不仅仅要依赖于建筑技术，还要得益于冒险精神和石破天惊的“妙策”。譬如说，有一次，韩国货船到港口以后要卸货，按次序得等十天左右。急性子的韩国人等不及，于是就演了一出“监守自焚”的闹剧，自己在船上放起火来，其他外籍船只见势不妙赶忙退避三舍，这只韩国货船就及时地把货卸到了码头上。韩国人爱讲“神话”、“奇迹”什么的，我看这也可以算作“奇迹”吧。
　　对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神话”和冒险精神祖鞠倒是十分欣赏的。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祖鞠的耳朵竖得格外高。
　　“你为什么没有到沙特去？”祖鞠问斗焕。
　　“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没去成，我不是被这个世道给抛弃了吗？”
　　“这个世道又把你怎么啦？”
　　斗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个张斗焕不是在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闯荡‘江湖’了吗？！”
　　“那你这么多年怎么就连个消息也没有呢？”升洲追问了一句。
　　升洲这么一问，斗焕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点燃了一支烟，长长地吐着烟圈。从斗焕默然无语，闷葫芦一样的神态来看，他是想给我们讲些经历了。过了好一阵子，斗焕才耷拉下眼皮，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你们没有看过报纸吗，关于我的消息，报纸已经报道过三次了。”
　　他先谈起了自己在部队的事。斗焕所在的部队里有一个和他同名的下士“老干部”。战士们一提起他的名字都吓得发抖。这一说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坏，多残暴了。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当兵的正在小便，一听见张斗焕的“张”，就吓得尿不出来了，如果再听到“斗”，立即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接着再听到“焕”，那些鸡皮疙瘩就会啪啦啪啦从身上全掉下来。
　　刚分到这个部队来的第一天，斗焕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战士们一听见张斗焕这三个字就那么紧张，那么战战兢兢。斗焕一个劲捉摸着：我的一切情况都被部队事先掌握了？不可能吧！十八罗汉的事不可能传到大韩民国的军队里来啊。后来，了解了实情的斗焕惊得瞪大眼睛，大声喊了起来：“什么？还有一个叫张斗焕的？！”
　　还没等斗焕惊诧完，一记响亮的耳光就落到了他的脸上，打得他两眼直冒金星。
　　当时斗焕并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自己犯的是“不敬老兵罪”。
　　这一来，斗焕的前程如何就不言自明了。那些老兵们在下士张斗焕的指使下千方百计找斗焕麻烦，张口“狗东西张斗焕”，闭口“张斗焕臭小子”。有时，还被无缘无故地叫出去练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
　　“张斗焕，腿站直！”说着，就上去踢他两脚。
　　这种不叫体罚的体罚，一搞就是两三个钟头，弄得斗焕白天吃不好饭，晚上睡不好觉。
　　事情到这儿还不算完，下士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治他。自己的尊姓大名哪能让一个臭小子玷污呢？可是，这起名儿又没有专利证书，也无法指责他违犯了大韩民国那项哪条哪款专利管理条例。再说，新兵张斗焕这个名字又不是他自己起的，而是一生下来父母就给他安上的。要说有什么不对，那也是当父母的过错，而不是斗焕本人的大谬误。
　　斗焕所在的内务班表面上装作对斗焕的遭遇十分同情，暗地里不少人却袖手旁观，冷冷地等着看热闹。
　　可是，谁也没料到，内务班的期待完全变成了泡影。有一次，下士张斗焕把全体士兵都叫过来站成一排，按官阶级别一个一个给自己立正敬礼。这些士兵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和下士一样的——当然喽，如果有重名重姓的早叫下士给整趴下了。叫到张斗焕的时候，斗焕突然灵机一动，一闪念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
　　“张斗焕！”
　　“到！新兵张斗八向您报告！”斗焕报告得很干脆。
　　张斗焕一下子就变成张斗八了。
　　下士飞快地扫了一眼名单，会心地笑了。
　　顿时，下士觉得这个斗焕变得十分乖巧，又非常可爱。受宠若惊的斗焕就是在变成老兵以后也没敢正经叫过自己的名字，而是随机应变，有时说自己叫斗八，有时说自己叫斗七或斗三，等等，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下士为了照顾斗焕，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任务，让他给自己的夫人当勤务兵。这个美差对斗焕来说可是难得的机遇，能有机会到城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有一天，斗焕到全罗北道去办事，得知火车站前边有一场名歌手河春花的专场演唱。谁都猜不到，斗焕竟然是这么想的：如果把素姬换成河春花就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子会认为能取代自己老婆的女孩是坏女孩。斗焕尽管囊中羞涩，还是倾其所有凑足了钱，买张入场券迈进了演唱会的门槛。正在这时，演唱会大厅里发出了剧烈的爆炸声。
　　斗焕赶忙跑到广场上和救护队的队员一起运送伤员。事后他对别人说：当我要去救河春花的时候，喜剧演员李周日把我一把扒拉开，抢了先。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把河春花先救走的。当地报纸曾在“事件拾零”栏目里写了那么两行：市民也曾协助救护人员清理事故现场，一个休假士兵做得格外出色——这就是斗焕所说的、自己在报纸上显著位置首次亮相那件事。
　　斗焕第二次上报纸的时候就连他的真名实姓也都登出来了。1980年春天斗焕复员回家，在家里闲待了一两个月，后来，他想起比他早几个月复员的一位老兵临走前说的话：“罗州果园那边可干的事不少，你来看一下吧。”他就奔梨田往南去了。不知怎么的，他刚走到光州就被截下了 。长途汽车站挤满了军人，一个穿着汗衫、戴着眼镜的男子正在受大兵盘问。从大兵们的装束看，他们似乎是整装待命，随时有可能开拔到别的地方。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小女孩，叫了一声“爸爸”，就朝这个男子跑了过去，扑在他的怀里。那个男子才有机会摆脱了大兵们的纠缠。
　　斗焕从那个男子那儿弄了一支烟抽起来，并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都挤在这儿，弄得大家谁也走不了。”
　　这个男子原来是一家报纸的记者，因为写的报道不合上面的口味而被赶了出来。最近几天，汉城乱作一团，开始了全面搜查。为了躲避祸乱他就到光州老丈人家来了。不知为什么，这个地方似乎也很不平静。不住嘟哝着的男子额头上的皱纹已经很深了。他长长地吐了个烟圈，说：“如果不是带着小女儿，这次肯定被带走了。全国宣布处于非常时期，并发布了戒严令，逮捕了三金及一大批民主人士，现在汉城的春天已经结束了。”
　　那个男子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斗焕的身份，以爱护和同情的口吻开诚布公地把心里话讲了出来。
　　还听不大懂的斗焕眨巴了一下眼睛，又问道：“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弄？我到梨田去还有事要办呢。”
　　男子一直用深沉的目光盯着斗焕，再没有说话。斗焕觉得那个男子心里显得很沉重，于是就漫不经心地摸了摸那个女孩的头，走了。
　　是啊，这年的春天，斗焕理解不了的事何止一件两件呢。他本来和要给他在果园找工作的老兵约好在光州见面，但老兵一直没有来。从罗州开过来的公共汽车遭到了枪击。光州还展开了枪战。别看斗焕身体长得笨拙，但他躲枪子的动作却是十分灵活的，他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躲藏起来，其麻利程度足以让人咋舌称道。我们高中时就对斗焕的这一特点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他仍然如此。可是，躲在胡同深处的斗焕突然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瞧见满街都是血，这种惨象他还是平生第一次看到。他的思绪乱了，手脚乱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茫然地朝旅馆走去，钻进房间老老实实猫了起来，静观事态的变化。在长途汽车站看到的那个男子额头上的皱纹，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斗焕心里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
　　几年以后，斗焕把家搬到了汉城。有一次，在去明洞的路上，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见到了那个记者。他正在给示威群众讲话。只见他振臂一呼，示威群众齐声响应。看样子好像是在声讨美国。斗焕想挤进人群看个究竟，讲演的人到底是不是在光州见到的那个男子。镇压的军警跑了过来，示威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头，不偏不斜打在了斗焕的小腿上，流了一些血，斗焕吓了一跳，就赶紧跑到附近的医院包扎去了。一个记者追上来，问清楚他的姓名和年龄就匆匆忙忙走了。第二天，斗焕看到报纸上赫然登出了自己的名字，下面还写着：由于一些人暴力示威，致使过路的市民张斗焕（33岁）被飞来的石头击中，负了重伤。这纯粹是胡扯！斗焕很激动，他本想打电话问一下报社，为什么把自己的年龄写大了四岁。可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也没有和写这条消息的记者通上话。
　　第三次见报得上溯到1983年。斗焕为了特别强调就把它说成了第三次，实际上按时间顺序它应当是第二次。这次可不像前两次只写了一两行，文章做得很大，好几家报纸都登了，有的报纸还登了斗焕的照片。
　　这段往事说来话就长了，是一个与间谍案有关的、有血有泪的离奇故事。就因为这件事，斗焕还有幸光顾了被大家戏称为“冰库宾馆”的保安社冰库分社，被放出来以后斗焕仍然是心有余悸，见了熟人就躲躲闪闪，连头都不敢抬。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段痛苦回忆也慢慢变得越来越淡薄了，而且，事过境迁，他不仅不是人们深恶痛绝的间谍，反而变成了足以让大家翘大拇指的反独裁、求民主的政治犯，成了报纸大书特书的人物，也在自己的履历表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那时，斗焕和素姬在汉城新林洞一座二层楼的半地下室住着。他们搞了个临时柜台，卖牛肉串，准备生意红火了再开爿店，正式开张营业。斗焕白天睡觉晚上营业，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收摊，所以同一个楼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不很清楚，只知道主人一家子都住在一楼，二楼住着一对年轻夫妇，和自己一样也是交房租的，至于还有谁，他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有一天，斗焕看见一个人喝醉了酒，在自家门口哇哇吐着，就走上去替他捶背，那个小伙子操着洋泾浜韩国语说了声“谢谢”。那种大舌头发音是斗焕迄今为止听到的最为特别的外国口音。一交谈才知道，住在二楼的这个小伙子是旅居日本的侨民。虽然已经在日本大学毕业了，但日本人总认为他是朝鲜人而倍加歧视，小伙子受不了那种侧目而视的冷眼，一气之下就跑到自己的祖鞠来读研究生了。在日本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韩国来读书的旅日侨胞，一般都会选择在日本很难上的医科等专业。可是这个小伙子却有点特别，他虽然身在异国，但一直不忘祖鞠，所以选择的是国文专业。后来，他通过一个家住济州岛的学生的介绍，结识了一个济州岛姑娘并和她结了婚，他的妻子现在已经怀孕了。
　　打那儿以后，这个研究生就时不时地光顾斗焕的临时柜台，成了回头客。有时一个人，有时也和两三个朋友一起来。这个小伙子不怎么会喝酒，几杯酒下肚，便把脸往辣酱罐边一贴打起了呼噜。他的朋友也很斯文，要一瓶烧酒、六七对鸡腿，一边喝一边聊天，议论的话题很多，海阔天空，什么自己专业的哪个女生胸脯最丰满啦，飞机是飘在天上的织布机啦，品牌是糊弄人的鬼把戏啦，研究韩国语动词和形容词尾比研究一种新的感冒药更有意义啦，这次考试结束后要到甫吉岛去玩儿啦，等等，话题非常广泛。喝完了，吃完了，也就议论完了，然后抬起身子走人。
　　有一天，国家安全人员突然来到了斗焕的简易柜台前：“有几句话我们想问问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一天正是周末，从傍晚就开始上客，来的人很多，现在正是最忙的时候。一听安全人员传唤，斗焕就老大的不高兴。
　　安全人员十分耐心地说：“不多打扰，就一会儿工夫。”
　　斗焕扯下围裙，不耐烦地说：“等一会儿，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们了吗？”
　　当斗焕被带到“冰库宾馆”的时候，安全人员说话的口气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你给我进去！”
　　这帮人就像往猪圈里轰猪一样，连推带搡地把斗焕推进了一间屋子。斗焕没有思想准备，打了好几个趔趄，差一点没有摔倒在地上。
　　这间屋子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米，除去地当中放着一张铁桌子和一把铁椅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墙、地板、天花板全是用红油漆漆过的。
　　安全人员甩给斗焕一卷八开纸和一支圆珠笔，恶狠狠地说：“你和那个旅日朝鲜人在哪儿认识的，都说过什么话，统统老老实实地写出来！”
　　本来就和那位旅日侨胞没有说过几句话，究竟写什么呢？斗焕为难起来。但最为难的还不是内容，而是根本就不会写。上学的时候他只写过检讨和悔过书，毕业以后也就写过收条和欠账单，至于文章嘛，从来就和他没有过什么缘分。
　　此时，这间空屋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斗焕想哭，但哭不出声儿来。人家赶着鸭子上架，这鸭子也得上啊，没有办法，他只好拿起了笔。
　　斗焕半通不通地写道：那个研究生起先要的下酒菜是鳅鱼段儿，最近口袋里钱不多了，每次只要一些酱汤和白酒。他住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是韩国人而被打过，后来有一个高班的同学救了他。那个高班同学对他说，你到韩国以后一定要到济州岛去玩一趟。有一次他喝醉了，倒在地上睡着了，醒来以后觉得身上冷，就说：“为什么这么冷，韩国太冷了，什么时间春天才能来呢？”
　　斗焕写完后累得浑身都湿透了，流下来的汗水足够他在简易柜台煮十碗面条的。他用拳头捶捶脑袋，好像再也挤不出什么来了。写这么多东西还是他平生第一次，确实也是绞尽脑汁了。
　　斗焕把写的东西念了一遍又一遍，一直等着安全人员进来。上学的时候不知有多少班主任让他放学后写检查，他写完后认真检查一遍，交上去，老师过目以后就收起来，然后等到开家长会的时候再把它转交给家长。斗焕以为这里也是这么个程序。
　　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人进来了。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很像看守，他手里拎着个照相机。
　　“你到那边去站着！”
　　斗焕走到他们指的那个角落，“哐”的一声，他站的 地方突然陷了下去。斗焕陡然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定下神来向脚下一看，哎哟，我的妈唉，这是什么鬼地方呀！原来这个地方弄成了只能让一个人容身的小电梯箱，只要安全人员手里拿个遥控器，就能随意控制上下。如果他们认为谁没有老实交待，说不定会让他掉进地下室的水窖里去。
　　斗焕吓得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用尽吃奶的力气提着气，尽量减少脚下的压力，生怕会一下子把自己送进十八层地狱。突然，嘭的一响，斗焕吓得啊地叫了一声。还没等回过神来 ，他那惊恐万状的嘴脸就被镁光灯摄进了照相机。一向遇到不利的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逃避的张斗焕，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以此种狼狈相钻进照相机里。他感到又窝囊又冤枉，心里冒出了莫名的愤怒。
　　这些人把斗焕歪歪扭扭写下的一大张交待瞥了一眼，又扔给他：“就这些？老老实实写，给我竹筒倒豆子，一点不落地写出来！”
　　说着噼里啪啦就是几个大耳光，然后又用皮靴子踢了他几脚。
　　安全人员走后，屋子里又只剩下斗焕一个人。斗焕用唾沫在干了的圆珠笔尖上湿了湿，又吭哧吭哧地写了起来。写几个字就得湿一次唾沫，最后，斗焕的嘴唇都变成青黑色的了。斗焕补充写道：
　　有一天，那个研究生来到柜台，要了一瓶烧酒和一盘鸡胗子，总共花了一千块钱（相当于人民币十块钱——译者注），那一天他穿的是红夹克，这算不算赤色分子，我不知道。还有一次，和朋友一起来，要了一瓶烧酒和几个鸡屁股。他们说鸡屁股没煮熟，硬是少给了二百块钱（相当于人民币二元——译者注）。后来，他老来赊账，我心里也就腻烦了。
　　下面他就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
　　写着写着，斗焕伤心了，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一个劲往下流。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被关在了这个鬼地方。思前想后，好像也不是常来的那些客人把他举报给这些愣头青警察的。他心里琢磨，有一天我死在这里，恐怕也不会有人找来给我收尸。以前就听那个“大哥”说过：“我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见阎王去！”原来以为这只是嗐吹，实际上没有能力做到。“大哥”们所说的“让你横着出去”这句话，是他们抢人家的夜总会经营权时用来吓唬人的。今天一看，才知道这“坐冷板凳”是怎么回事了。这些人的手段显然比“大哥”还要高一筹。这时，斗焕才切实感到，自己是被比听到看到过的任何黑社会组织都要可怕的恶势力给抓进来了。斗焕失望了，茫然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此时，素姬那白净的脸蛋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素姬，你该有多孤单，又该有多伤心啊？！可回头想想自己的处境比素姬还要可怜。他又伤心了，伤心得哭了。
　　五个小时以后，斗焕从那间红屋子里被带了出来，又被关进了另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的陈设和红屋子完全不同，放着沙发，还有洗澡的浴槽。斗焕仔细看了一遍，屋子里没有香皂和香波之类的东西。几个小时以后，斗焕的神经完全绷紧了，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可疑，感到害怕。只要这伙人的手一动，他就像挨了一个耳光似的，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他们手动的方向。斗焕一想起那几个小时就感到后怕，好像是在地狱里度过的一样。
　　后来，那几个人让斗焕在保证书上摁了个手印，保证出去以后绝不向外透露这里的事，才把他放出来了。
　　斗焕从“冰库宾馆”一出来就背上间谍的黑锅了。报纸说他和外国间谍有过接触；说他是被拉下水的潜伏特务；有的报纸还画了一张间谍组织联络图，把斗焕说成是中心人物，甚至他的头像也被画在了这张联络图上；更有甚者，还说斗焕拿到了二百万元（相当于两万元人民币）。为了弄清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斗焕把所有的报纸都买来了，铺了一地，一张又一张地仔细阅读，看看自己搞的“间谍活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以自己为中心的组织联络图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切是自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有名的大报也胡说八道，使他感到十分伤心。看来，这件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组织联络图上标出的另一人物就是住在二楼的那个研究生。根据这家报纸胡乱编造的报道，斗焕是属于朝总联系统的，曾经到朝鲜去过，他为了把自己的组织网向大学的研究生院扩展，就把住在二楼的旅日朝鲜人拉了进来。
　　关于“朝总联”的简单情况斗焕曾经从电视里看到过。他记得，一个叫“实话实说剧场”的电视节目对此进行过连续报道。小时候，他为了看这个节目还经常往有电视机的漫画小店里跑呢。
　　那个研究生被画到了组织联络图的第二行。说他光靠在日语补习学校当老师所挣的钱无法缴齐学费和生活费，老是手头拮据，后来他被斗焕收买，靠活动经费维持生活。
　　组织联络图的第三行画的好像是两个来过简易柜台两三次的客人。其中有一个是济州岛人，据说与“四·三惨案”有什么瓜葛，甚至连被拉下水的时间都列出来了。而且，那个研究生穿的红夹克被认为是朝鲜国旗的变种。还说，从这一点来看，这个人的思想早就被赤化了。他说“韩国冷”、“没有春天”也是影射现实，企图煽动老百姓和反动势力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为这些社会渣滓提供活动据点的就是经营简易柜台的张斗焕。
　　看到这儿，斗焕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交待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竟然让这些人上纲上线，说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就更把斗焕给弄蒙了，那个研究生居然以此为契机被发展成了保安社的成员。斗焕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可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实际上，一个人一旦沾上了间谍嫌疑的边儿，就等于把一生都押给了检察机关，让自己的人生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你可以从六岁起就成为了长期潜伏的特务，也可以成为企图颠覆国家的罪犯。一旦上了“贼船”，所有家庭成员的一举一动就会受到严密监视，受到周围人的白眼。到了这个地步，就像封建社会株连九族一样，整个家庭都会罩上阴影。
　　在这个世界上，最能使人变得懦弱的力量是家庭关系。那个研究生最大的弱点就是他夫人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正因为如此，保安社的工作人员才找到他，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你如果不听从，我们就会让你的夫人永远见不到你，然后再把你的孩子送到孤儿院。”
　　进了这张罗网的人，如果不想被起诉，就得按这伙人说的去干，不得越雷池一步。对这一点，斗焕还不清楚。所以才有了个口头禅：“这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社会。”
　　另外，斗焕还有一句口头禅：“在这个破国家什么事都干不成。”他在出国政审时就是由于有间谍嫌疑而被刷下来，没有去成沙特阿拉伯。斗焕本想离开这个闷得要死的国家，像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在外边大干一番事业，为此他苦苦等待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这一梦想还是破灭了。后来，斗焕把那个卖牛肉串的简易柜台收了，与酒为伴，过了很长时间闷闷不乐的日子。因为他有黑社会和政治犯的记录，从此就成了游离于这个喧嚣世界的流浪儿，除过受狐朋狗友的款待，能喝上几盅不掏腰包的酒以外，他再没有了任何乐趣。斗焕说，我不是靠着开“黄店”、开黑店来赚钱的，而是靠心力和体力养家糊口的。
　　说到这儿，斗焕又把一杯烧酒灌到肚子里：“我是将将就就地混日子，谁料到素姬又一命归天了。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活人过日子真是太难了。”
　　“真是厚颜无耻的东西！”——这句话我们谁都想说，但谁都把牙关咬得紧紧的，没有开口。
　　“斗焕我问你，出事的时候你是酒后驾车吗？”
　　“只喝了一点，要是一点不沾，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哼，难怪要出事。”——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的想法才能一致起来。升洲和祖鞠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我。
　　祖鞠好像才想起了什么，又问了一句：“那孩子怎么办？”
　　一听这话，斗焕紧紧闭上了眼睛，沉重地摇了摇头。升洲赶忙追问了一句：“没有孩子？”
　　升洲怎么也不愿相信，素姬和斗焕连夜私奔是因为已经有了身孕。那时，花花公子升洲几次想拉一拉素姬的手，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曾经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试想，素姬怎么可能会怀上斗焕的孩子呢？
　　“不知是不是因为第一个孩子打掉了，后面的孩子坐不住胎还是怎么的，反正以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从斗焕说话的神态看，他是十分失望的。
　　素姬非常想有一个孩子。为了能怀上她没少吃中药，也没少跑医院，只要打听到有治不育症的好医院，就是换上好多次车她也得去一趟。可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素姬，而是在斗焕身上。由于体质的关系，斗焕的精子数不足，当然受孕率也就很低。斗焕曾听人说过，一个男子的精子数多不多与他的精力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医生诊断，有时候斗焕也会有50%的受精率，因此，他和素姬睡觉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她安稳过，每一次两个人都得折腾好长时间。
　　有一天，素姬从报上看到总统被人击毙的消息后，苦笑了一下，说：“世界上也有和我一样命苦的人哪！”
　　说完，就把这张报纸卷巴卷巴，做了流动洗衣店的裤子架了。
　　听到这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了一下斗焕那笔直笔直的裤线，想，这里边也有素姬的心血啊。
　　后来我们听到素姬三十岁生日时去煮长寿面，结果被烫伤以后都十分愤怒，恨不能当场跟这个小酒馆要一盆开水，一下子浇到斗焕身上。素姬所希冀的东西几乎一样也没有得到，她离开的时候也什么都没有留下。
　　素姬入土的那一天，正是六月份，天气显得格外闷热。祖鞠和升洲一直把素姬的灵柩送到了墓地。我没有去，一是公司业务缠身离不开，二是我再也不想看到四人俱乐部臭味相投的场景了。老实说，给斗焕这号人的老婆去送葬，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可奇怪的是，这几天我干什么事都没有心思，似乎什么事都抓不上手，成天叼着一支烟，在设有自动饮料售货机的楼道里踱来踱去，心里乱极了。项目经理对我这几天的表现很不满意，常常投来冷冷的目光。好长一段日子，有人对我说某某地方是全国最好吃的狗肉店时，我不是发馋而是感到胃里很难受，直往外吐酸水。
　　但是，不管我怎么躲也躲不开这些人的纠缠。这一天，祖鞠、升洲、斗焕在我下班的时候一起到公司大楼前来等我。他们穿的黑色衣服上散发出酒精发酵的特殊气味，可以看出，他们掩埋好素姬以后又喝了一阵子，才找到我这儿来的。
　　当时正好实行夏时制，天还是亮着的。我们走的街道正是示威群众川流不息的去处，很乱，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看得出，示威人群里大部分是工薪阶层。本来心情就不好的斗焕，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就更乱了，他不无好奇地用特有的大舌头说：“那究竟是一支什么部队呢？”
　　我若有所悟地回敬了一句：“什么部队？蓝领部队呗。”
 
　　实际上，我们四个人当时穿的都是笔挺西装，打着领带，可以算是“正规军”了。
　　我们四个聚在一起，想找个合适的酒馆喝两盅，说说话。当时，我们走的方向正好和游行队伍差不多，也是朝退溪路、明洞方向去的。所以，我们干脆插进游行队伍里走了起来。祖鞠和斗焕都醉得差不多了，他们两个肩并肩走着，时不时地跟着游行队伍喊几句口号。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听清楚口号的前半句，只是跟着末尾的几个长音字糊里糊涂地重复一下而已。他们两个的声音很大，块头又足，所以在这情绪越来越激昂的游行队伍中算不上落伍分子，其怒吼声和叹息声不比其他游行群众差到哪儿去。
　　游行队伍走过一家药店的时候，店主人主动向大家赠送名叫“巴卡斯”的强身饮料，升洲眼尖手快，一下子就抓了四瓶。祖鞠和斗焕一点也不客气，用牙咬开瓶盖，一仰脖子就灌了下去，动作之麻利，姿态之潇洒，一点不比做巴卡斯广告的男模特儿差。路旁一个专门卖点心的老太太，把自己做的打糕和紫菜饭卷一个一个往游行群众手里塞。既然一箭能够双雕，打糕为什么就不能吃呢。我们也不客气，一下子就塞进嘴里了。正当我们吃得高兴的时候，催泪瓦斯在不远处爆炸了。一听见这声响，我们赶忙猫着腰，想就近钻进一座建筑物里躲起来，那动作比兔子还快。
　　我在高中当复修生的时候，就曾被防暴警察追着跑过。我当时刚从补习学校出来，想站在光化门前面看看热闹，没想到，警察竟把我错当成游行示威的学生追过来了。
　　今天又叫我碰上了。我们想往建筑物里头钻，可被站在楼门口的职工给挡了回来。没办法，我们只有溜进挂满“歌舞厅”、“科帕卡巴纳拉丁舞”、“剧场餐厅世界”、“有情鱿鱼”等各种招牌的小巷子里，没命地往前跑。
　　今天可和上次有点不同，做买卖的商贩就像平常做生意拉客一样，争抢着被警察追赶的示威群众，抓住他们的手拉进自己的店铺，让他们藏起来。更让人感动的是，便衣警察抓住一个学生要带走的时候，示威群众一下子就急了眼，就像进行橄榄球比赛的运动员一样，呼啦一下扑上去，硬把那几个警察压在身子底下，抢走了那个学生。
　　过了一会儿，重新走上街头的斗焕和祖鞠喷着满嘴的酒气，又开始议论时局了：“蓝领、白领们为什么那么胆大，什么都不怕呢？腿上挨了石头该有多痛啊？”
　　“他们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忍无可忍了。”
　　“为什么要示威游行呢，这个鬼世道真让人弄不懂。”
　　“民主这个词你难道没有听过？大家不想让独裁政权再继续下去了呗。”
　　“独裁？就是和燕山君一样的那种统治？”
　　“是啊，燕山君最后不也是被中宗指挥的‘政变’给赶下台了吗？”
　　“哦嗬，李朝太祖之后是正宗、太宗、世宗，再下来是燕山君，燕山君下来是中宗，这个顺序对吧？”
　　“不完全对，在燕山君前面还有睿宗、成宗，燕山君后面是中宗、仁祖、明宗，中宗没有搞好，又叫仁祖搞了个‘政变’给推下去了。历史就是这样嘛。”
　　“中宗下来不是仁祖，而是仁宗。”我不由自主地补充了一句，纠正了他们历史常识的错误。
　　虽然一“祖”一“宗”对祖鞠来说没什么不同，可仁宗和仁祖的人生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仁宗一生下来，妈妈就得了产后风离开了人世，围绕着王位展开的宫廷斗争中，他时常有被人毒死的危险。后来，他在九死一生中总算逃脱了夭折的厄运。李朝时期，王子如果失去了母亲的保护就等于已经在死神那里挂上了号。仁宗被册封为太子后，一直过了二十四年才称王，可坐上王位一年就一命归天了。他的葬礼十分简单，陵墓修得太差，没过多久就不得不再动工修补。仁祖和仁宗可不一样，由于“政变”而当上王的仁祖一直坐了二十六年龙椅。 在国难交加的日子里整饬军制，奖励农耕，倡导学问，因此出了很多大学者和政治家。如果要加以评价的话，一个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舛误的人生，另一个是自己想做的事也做了，不想做的事也做了，实实在在地度过了一生。可以这样说吧，仁祖是被历史推上政治舞台的，仁宗却不是，他到底是被历史推上去的还是被历史推下来的，这一点在历史教科书上却见不着。
　　祖鞠有一个毛病，想知道的东西不弄明白不罢休。一旦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回来，而且知错也不认错，他非说仁宗就是仁祖，甚至还说，仁宗自己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诚然，他就是将错就错也无碍大局，没有必要一定要给他纠正过来，像祖鞠一样无知却满不在乎的人照样可以活得很好——这也算是一种人生吧。一个人有生的欲望，他就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是在平时，我就会对自己的这种想法加以分析和批判，可素姬的死使我对人变得宽容起来，这究竟是虚无主义在作怪呢，还是失败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总之，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厌烦，感到格格不入，只想闷头多走一会儿。
　　从警察路开始对示威群众进行保护的修女们齐刷刷坐了一排，我们几个为了走捷径就从明洞教堂前边的修女身边擦了过去，可走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酒馆。那三个小子由于大白天喝了不少酒，现在浑身已经有点瘫软了，瞳孔大而无神，领带开了，西服也早已脱下来，搭在肩膀上或者提在手里，浑身被汗湿透了。那年六月的愤怒和悲伤是难以用行动来体现的，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警察对示威群众的镇压越来越严厉，示威群众的石头战也愈演愈烈。负责给负伤学生和市民包扎治疗的医大服务队、担架队来往穿梭。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种媒体的采访记者在人群里来回奔走，忙得满头大汗。
　　天空变得昏暗起来，不知是示威人群的怒吼声变成暴风了呢，还是天人感应下老天爷对这不公平的世道震怒了呢，突然间狂风大作，树木哗哗作响。时局不定，人心浮动，整个世界似乎都陷入了不安和动荡之中。
　　斗焕哭了起来：素姬死了，素姬真死了呀！这时，嘭的一声响，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又爆了一颗催泪弹。祖鞠抹着鼻涕和眼泪，抚摸着斗焕的背安慰他说：“素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了，那里没有人世间的不安和动荡，也没有痛苦，她过得比我们要好。你得振作起来去寻找新的起跑线，你现在才刚刚三十岁呀。”
　　对这个世道已经丧失了信心的斗焕，似乎什么都没听见。突然，他好像被身后响起的口号声吓了一大跳，哭得更响、更伤心了：“没有了素姬叫我还怎么活下去呀？还活着干什么呀？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呀！”
　　升洲也用手帕捂着脸，一边抽泣着一边安慰斗焕：“你看看我们几个，没有素姬不也活到现在了吗？我们万寿山四兄弟今天不又聚到一起了吗？以后什么都会好的，会好起来的……”
　　实际上，我的眼泪也在一个劲地往下淌，为了转移大家的话题，我说：
　　“你们看，前边有一家啤酒馆！”第八章 危机
　　事隔五年，我们四个人又聚在了一起。自从给素姬举行完葬礼以后，斗焕就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有一年，当汉城德寿宫里的几棵银杏树度过了美好季节，树叶变黄的时候，斗焕突然来了个电话：“祖鞠、升洲这两个小子都换工作单位了，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就你小子还没动窝，所以电话就打给你了。”
　　这小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最不爱听别人问“你这么多年了还不动动窝”。几年不跳一次槽那就说明没本事。谁都知道，广告公司是个人员流动性最大、晋级最慢的单位。和我同时进公司工作的那些人，有的早就跳了槽，有的受不了那种苦差事的折磨干脆出去单干了，有的到其他公司当官去了。一个老科长曾经对我说：“你还真能坚守岗位。”实际上，这句话跟“你还等着被我赶出去吗”是一个意思。
　　唉，不管我命运济不济，反正像路边的邮筒一样不顾风吹雨打，老守着一个地方也是有它的好处的，不然，斗焕的结婚请柬怎么会顺顺当当送到我的手里呢。
　　斗焕的第二个太太比斗焕小九岁，人长得还算不错，除了下巴有点尖以外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她是一个皮革厂主的女儿，家里很有钱。
　　斗焕两口子在新婚前夜讨论的不是新婚旅行而是移民。作为大女婿，老岳父把在国外建点扩展皮革厂出口业务的任务交给了他。斗焕对皮革生意不甚了了，所以，只有使尽浑身解数放手一搏才能有所作为。新女婿为了向泰山大人露两手，便急如星火地办完手续准备出国。当然，这与他经常挂在嘴巴上的“在这个破国家什么事也弄不成”这句话不是没有关系。这种对现实不满的自由主义是这个独裁社会所容纳不了的。
　　开始，斗焕想到美国去，可是，当时美国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真有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美国罢工与韩国人有什么关系？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什么事情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罢工的浪潮一下子波及到了美国驻韩大使馆，赴美签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性格本来就十分急躁的斗焕再也等不及了，他就把自己的目的地换成了哥斯达黎加，斗焕认为，将来自己会把老岳丈皮革厂的生意推广到整个中南美，先去哪个国家都是无所谓的。
　　按照斗焕的要求，我们三个人都带着夫人参加了他的婚礼。我和云聪有一个儿子，升洲是一男一女，祖鞠结婚最晚，有一个小女儿，现在还在吃奶。这几位夫人只在祖鞠的结婚仪式上互相见过一次面，此后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这次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高兴，赶紧把带来的孩子塞给男人们，一起凑到礼堂的最前排座位上，对斗焕的再婚说长道短、品头论足。斗焕一看这光景嘴咧得有二尺宽，可遗憾的是，我们三个男人都只顾照看自己的孩子，没注意看斗焕的表情。
　　祖鞠那个吃奶的小女儿一进礼堂就开始又哭又闹。祖鞠怎么哄也不管用，急得满头大汗，把孩子抱在怀里不住“噢，噢”地轻轻拍打着。后来，他不得不把她抱到楼道去，用粗笨的手给孩子换尿布，喂牛奶，好不容易才把她哄得不闹了。那种狼狈劲要多可笑有多可笑，就像韩国小说《林居正》中描写的商人郭五柱气得把孩子扔出去的情景差不多。升洲的处境也并不比祖鞠好多少，孩子到处乱跑，见哪儿能上就不顾一切地往上爬，升洲怕孩子被磕着碰着就赶紧去拉，拉回来刚拍了两巴掌孩子就哇哇地哭了起来，又连忙带到楼道里去哄，从包里翻了半天才翻出来个小玩具。孩子刚不闹了，又尿在了裤子上，升洲急忙又给他换裤子，弄得手忙脚乱，一个劲怨孩子妈。本来是想消消停停地坐一会儿，但孩子根本不配合，升洲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真是倒霉透了。本来凡有夫妇一起出现的场合，金护士总想让升洲在众人面前露露脸，好留下一个温情、和蔼可亲的男人形象，因此才故意把孩子交给升洲照看，可照料孩子这些事对升洲来说简直无处下手，想好好表现一下也很难。每次夫妇外出同行，对升洲来说都是一件很挠头的事。
　　我的性格有点霸道，对孩子的事也不爱管，用云聪的话来说，我很自私，对孩子还好较真儿。不管怎么说吧，我独善其身，对那些烦人的事是不爱招惹的。平常我就是个“严父”，今天对孩子管得就更严了，接过孩子一把把他摁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只要他稍一动弹，我就摁住他。孩子后来告诉云聪，我把他的肩膀都给摁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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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称做“新媳妇”的祖鞠的那口子，怕在婚礼上被别的女人比下去，穿得格外花哨。她比祖鞠只小六岁，为了向我们展露风骚，表现得格外轻佻，嗲声嗲气，其高人一等的劲头就别提让人看着有多别扭了。
　　她看见斗焕的新娘子比斗焕小九岁，人长得又很出挑，心里就老大不舒服，一会儿说新娘子的婚纱显得土啦，一会儿说礼堂的布置不够排场啦，等等。虽然她跟祖鞠结婚后就不能像从前一样再摆大企业主女儿的谱了，但总想端端架子，装装样子。在她眼里，今天婚礼的一切都没有值得满意的地方。和祖鞠结婚之前，她是在大企业的公关策划处工作的，所以对时尚和流行风潮再内行不过了，一眼就能看出合不合潮流来。
　　升洲老婆金护士今天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挑斗焕的毛病上，她非常想摁住斗焕的脑袋看看他头上到底有几个旋儿。她很肯定地说，升洲的头上只有一个旋儿，她都看过好几回了。
　　云聪虽然没有多说话，但我心里很清楚，每当在这种场合，云聪总是把耳朵拉得长长的，把眼睛擦得亮亮的，生怕别人的笑柄和话把儿从自己身边悄悄溜过。我和她相处这么多年，对其性格是十分了解的，云聪主意不算太多，却很固执，为人看着很宽厚，但该知道的她全知道，不该知道的她也知道，而且心里很清楚。
　　这三个女的凑在一起一个劲咬耳朵，替死去的素姬打抱不平：“嗬，斗焕这小子可够风光的，走了一个再换个新的。”
　　“唉，走了的人最可怜，跟着个没本事的男人窝窝囊囊地过日子，又糊里糊涂地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连一点骨血都没有留下，斗焕的什么都没有带走，你看素姬这媳妇心有多好。”
　　“那个老婆刚走，这不，又换上个更年轻的，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都喜新厌旧！”
　　可当新郎新娘走到她们跟前打招呼的时候，三个人马上都堆起了笑容：“祝贺你们新婚之喜。”
　　三个女的议论完了斗焕之后，又议论起自己的男人来。她们对三位丈夫今天的表现都很不满意，因为这三个人对斗焕不像她们那样“义愤填膺”。谁又会知道，这三个男人都曾经把初恋的纯真献给了少女素姬呢？
　　在去机场以前，斗焕准备把剩下不多的时间都留给昔日的好友——四人俱乐部的兄弟，他把第一个要去的地方选在了离婚礼场地不远的汉城大公园。搭着彩带、拴着气球的白色喜车载上斗焕夫妇就向果川方向慢慢行进了。我们硬被祖鞠塞进了一辆科兰多轿车，尾随在喜车后边走。虽然祖鞠老婆对人说：“我小的时候妈妈就说，这个车装的人多，对家庭来说很适合。”极力装扮出一副车主人的姿态，但实际上，这辆车不是祖鞠两口子的，而是一个野外摄影记者的，他出国之前没处交托，就连自己的公司位子一并交给了祖鞠，祖鞠只是暂时用一用这辆车而已。
　　三个女人一台戏嘛，往汉城大公园去的路上，三个女人叽叽喳喳，嘴就没有停过。可三个男的就像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一样，一个个正襟危坐，缄口不语，此时此刻，谁都不想说话。
　　我们进了一间设有地下茶座的啤酒馆。这家啤酒馆很大，看样子有二百七八十平方米，里边坐满了客人，吵吵嚷嚷，比市场还要热闹。对“喝”、“干”的声音我倒还不怎么在意，可对那些孩子哭、女人闹的场面实在看不惯，听了都头痛。别说我对斗焕老爱抖腿的毛病到现在还反感，就拿眼前的事来说，斗焕和我相比没什么长处，却走了桃花运，能沾年轻妻子的光出国，坐的小轿车也高一个档次，自己坐的这个低档轿车还是借别人光的，老得跟在别人的车屁股后边爬，真是没劲透了。在这种心情下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汉城大公园，我们不是按照上学时习惯了的体操队形，而是照相队形，排在了祖鞠面前。祖鞠平常吹嘘的“自己是摄影专家”果然不攻自破，就连孩子也会使用的小傻瓜机，他拿起来还得盯着取景窗端详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摁快门。我们几个都对着相机做好了看似潇洒的姿态，等了好半天也不见快门响，实在不耐烦了，我们就挖苦了两句：“相机里装没装胶卷啊？”
　　“洗出来能给我们照片吗？”
　　……
　　相刚一照完，斗焕就把西装脱下来搭在了新娘子的肩上，他这种大大咧咧的懒散劲看来就一直没有改过来。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究竟会不会长久，究竟会不会幸福呢？对此我表示怀疑。斗焕又想起了身边还有几个孩子，应该给他们点什么，于是就走了过去。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
　　“叫正锡、秀京。”
　　“那么，你呢？”
　　“噢，洪洙。”
　　“嗯，你到现在还不会说话，是不是？”
　　“弟妹，她叫什么名字呀？”
　　“美娟。”
　　“嗬，美娟，好秀气的名字呀。”
　　他问了一遍之后，三位母亲都说别让孩子扫兴，斗焕拿出钱来，给每个孩子一万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元——译者注）〖HT〗的新票子。斗焕给钱的姿势也很别扭，纸币像夹香烟一样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就像在酒吧给小姐小费一样，叫人看了恶心。
　　临分手前，我们又进了汉城大公园的一家酒馆。斗焕想在临离开韩国之前再与大家领略一下韩国饮食的情趣，就要了一瓶忽悠酒和一盘煎葱饼。也许因为时近晚秋，公园里太冷，大家都钻进酒馆的缘故，小小的酒馆里挤满了客人。
　　大块头的金护士此时却变得十分活跃，她就像王宫里的正五品品膳官一样，每样御膳都要自己先亲口尝一尝，升洲的每一杯酒她都要抢过来先喝几口，并不是怕酒里有毒，而是让升洲尽量少饮酒。这么一弄，众人的酒兴就大减了，倒不在于倒进升洲酒杯中的酒少了多少，而是喝起来都觉得没有味了。生性软弱的升洲不住地小声暗示妻子：“别这样。”“叫你别这样了！”可妻子就是不听。在这种场合，他也没有办法硬是反抗，只好听之任之，让她摆布了。
　　祖鞠的妻子也不示弱，她夹了一块已经放凉了的葱饼要往祖鞠嘴里送，可吃奶的孩子就在他们身后的房檐台上爬呢，祖鞠正忐忑不安地盯着她，生怕她从房檐台上掉下去，听见妻子柔情似水的呼唤，有意无意地回头看了一下，妻子举着的筷子尖儿差一点戳到祖鞠眼睛里。祖鞠的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在家里老爱摆谱儿，与其说他重视妻子，倒不如说他更重视自己的小女儿。对这个女儿他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吓了，对她的要求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的。妻子曾这样对人说：“我们那口子呀，最怕女儿闹啦，要是我让他刷锅洗碗，他坐着不动弹，我就过去拧美娟两把，只要女儿一哭，一闹，他就急了，赶忙说‘千万别这样，我洗还不成吗’。这时候，他最听我的话了。”
　　看来，这三方互相牵制的战术还很灵嘞。云聪瞟了我两眼，示意我好好学着点。可我对她的眼色却没有完全理解，究竟是让我学祖鞠洗碗呢，还是学祖鞠宠孩子呢，始终也没有闹明白。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我心领神会就是了。
　　小孩子嘛，总没有个安稳的时候，一会儿打架，一会儿哭闹，有时为了问大人要五百块钱〖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五元）〖HT〗就纠缠个没完，说领回家去吧，他（她）不愿意就躺在地上打滚儿，就像个没有腿的金龟子翻倒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不用打扫地也都被擦干净了。斗焕妻子被这场景弄得晕头转向，看来她已经有点筋疲力尽了。
　　和年龄较大的男子结婚的年轻女子，大凡丈夫的男性朋友倒不难应付，而对他们的老婆就感到很头疼了，往往容易有一种“代沟”。此时，斗焕妻子就在想：一个一个都婆婆妈妈的，就像家庭妇女一样，我怎么能把自己混同于她们那种水平呢？她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暗暗摇了摇头，甚至认为，除了自己这可心的丈夫斗焕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喝酒是十分乏味的事。
　　斗焕去机场的时间到了，他站在汽车前，面对我们，斜过身子打招呼：“那咱们以后再联系。”
　　“以后多联系！”
　　这句答辞我们三个孩子妈都不约而同地迸了出来，她们巴不得斗焕早点走，好早点回家。可从斗焕的表情看，他似乎不想马上离开，想和我们再多呆一会儿。
　　“祖鞠，你也得出来透透风儿。如果有什么托付的，就随时挂电话。”
　　斗焕一边说一边让妻子先上车，然后自己才上了车。
　　斗焕一走，大家才如梦初醒似的说：“我们得送他到机场呀！”
　　“是啊，以后什么时间能见着还难说呢。”
　　“快，快上车！要不，赶不上飞机起飞的时间了。”
　　我们赶忙把几个女的和孩子都塞进了祖鞠的科兰多轿车里，车开到公园正门前的出租车乘车站，就赶紧让女人和孩子都下车，我们三个坐车去追斗焕。祖鞠加大油门，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斗焕的车。不过眼下我们并不想去机场，个个心里憋闷得慌，往外冒火，想再找个酒馆，好压压心里的火。
　　升洲端起一杯扎啤，脖子一仰就灌了下去，他咚地一声把杯子蹾在了桌子上，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开口道：“他怎么能这么干呢？”
　　“你指的是什么？是斗焕长期出国的事？”祖鞠咧开大嘴佯装不知地问了一句。
　　升洲其实根本就没有权利说这个话。一个独身男子和一个女孩子结婚，根本无法说行还是不行。祖鞠并不是不知道升洲因为自身的弱点而不爱谈这类事。而升洲呢，明知道这么发问对自己不利，但还是追究起斗焕的道德问题来了：“他这个坏种，把素姬弄死，又娶了一个比她年轻的，而且还要靠老婆出国，又走得这么急。这个老婆恐怕又是先奸后娶，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吧？！”
　　“哼！这小子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啊！”升洲以寡妇的口吻，投机商的心计又补上了一句。
　　从实际情况看，斗焕此次结婚和上次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和素姬是先怀了孩子才私奔的，这次和第二个老婆也是因为有了孩子才急急忙忙举行婚礼，慌慌张张到哥斯达黎加去的。说也奇怪，斗焕和素姬整整折腾了十二年也没有怀上孩子，而这次和新媳妇才发生了一次关系就让她有了身孕，这不是命又是什么呢？
　　升洲本来就是个好感情用事，好忌妒的人，就是没有新媳妇这件事升洲也对斗焕觉得非常窝火。现在又冒出了这件事，还是“先奸后娶”，这对升洲来说不是火上浇油又是什么呢？
　　升洲说话的时候祖鞠上了两次厕所，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闷着头喝酒。他老说今天孩子把他缠得太累了，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此时，他正在对斗焕那句“你也得出来透透风儿”进行深入思考呢。
　　斗焕就是有这个毛病，别人哪儿痛往哪儿戳。他给我来电话时第一句话不也是“你小子还没动窝”吗？
　　祖鞠在做野外摄影师助手的时候，就滋生了要跟着师傅跑遍非洲和亚马逊河丛林的念头。他当时吹牛说，这一下我可要实现小时的游历世界的梦想了，更大的野心也有希望实现了。祖鞠很单纯，也很天真。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凡低学历的公司经理都愿意招高学历的职员，越是没有实力的人越不愿意和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玩儿。可摄影师要带到国外去的助手并不是像自己一样用双脚奔波的探险家型助手，而是可以弥补自己不足的颇有实力的工作人员。显然，祖鞠是充当不了这种角色的。祖鞠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呢？那就是留在家里替一年有半年时间不在国内的摄影师做催账的事。摄影师办公司使尽了浑身解数，这次找祖鞠当助手也是为了找个能想方设法推动公司运转的伴儿。
　　摄影师是野外取景策划和制作工作室的负责人，同时，他还兼着“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和“松岳企划”广告代理公司，以及展销公司——“平山娱乐公司”的总经理。“青石沟”也好，“松岳”也好，“平山”也好，都是惟一他从头至尾看过的小说——《林居正》中的地名。负责以上具有严肃业务性质的所有商家日常工作的，除摄影师以外还有一名业务经理和两名助手。他所凭的本事就是自身的社交能力和近似骗术的嘴皮子功夫。他最终关心的是如何不择手段把合作公司的钱弄到手后远走高飞。
 
　　从合作公司弄钱，采用的完全是一套传统的、人情味十足的老办法。他和那些公司负责业务的项目组成员经常出入于歌舞厅、卡拉OK，大把大把地花钱，在高尔夫球场结账
　　时每次都要多给些钱，以显示手头阔绰。在合作公司项目组成员的眼里，这位阔老板既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又是一个豪爽男子，还是一个信得过的靠山。
　　这位摄影师拿到合作公司的钱就逃之夭夭了。师傅一走，就该祖鞠露一手了。师傅临走前曾经交待过：“我相信你，才把所有公司业务都交给了你，你要一心一意地把它做好。”可是几个公司的全部业务，也就是接了几个应酬性电话。摄影师慌慌张张走的那天早晨，就有不少人来电话催账，说：“你们的总经理说今天一定还钱的，可别忘了！”祖鞠在电话里不假思索地应了一句：“有这事吗？我不知道啊。”此后，就再没有人或电话来光顾过这个公司了。
　　在祖鞠之前，公司也有几个抱着和祖鞠同样想法的助手，可没待多长时间，就都一个一个走人了。祖鞠不打算像他们几个一样说走就走，哪怕把它当成跑来跑去的闲差也好，一定得坚持下去。因为师傅临走前曾经安慰过他：“下次一定带你出去。”祖鞠对此话深信不疑。师傅一走，祖鞠就再也不是不拿工资的助手，摇身一变成了除总经理和业务经理小姐之外的惟一一名有工资单的职员了。于是，他就印了名片，俨然以董事的身份四处周旋。虽然拖了好几个月才开了一次工资，但勉勉强强还是拿到了点微薄的薪水。总经理在所谓的“涉外”活动中大大方方花钱的时候也经常带祖鞠去玩儿，也许这就是总经理的“阳光政策”吧。慢慢地，祖鞠对这一套倒是很习惯了。祖鞠本来想再另外找个混饭吃的地方，但一是年龄大了，二是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有时候他胡扯说想到乡下去种地，或开一个板儿房那样的小店，作为做生意的“续篇”，一听这话，已经成为他老婆的朴小姐就没完没了地哭，哭得眼睛像个大红桃。祖鞠于是乱了阵脚，又是哄又是赔不是。让妻子情绪平静下来，这得花好几天时间。然后再把老婆惹哭，再去哄，一来二去好多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了。岁月不饶人啊，祖鞠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可事业却是一事无成。在这如箭如梭的无情时光中，祖鞠学会的是什么呢，只是于人生无补的摄影师式的大手大脚及放荡人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祖鞠在挨整和挨骂中不知不觉把师傅的那一套都学会了。张口说，请求给自己提供后援的合作公司都排着长队呢，那些舆论机构，为了把合作公司的财阀和自己的高大形象写成报道登出来而不断地示好呢，自己连看都不想看一眼；闭口说明后天上亿元的钱就进来了，世界的角角落落没有我这大片脚没有去过的地方。可是，牛皮都快吹破了却只有一点点收获，那就是当年他成天往合作公司跑，每次都得求公关办公室的朴小姐让他见一见公司部门经理。一来二去就和朴小姐混熟了，最后也就建立了家庭。
　　正因为有这么一段经历，祖鞠觉得斗焕说“你也出来透透风”这句话，似乎是在嘲弄他：“你想到国外去一趟恐怕办不到吧？我说的没错吧？！你着急上火了吧？”当然，祖鞠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升洲向一直一言不发、只顾闷头喝酒的祖鞠发难说：“你们公司的总经理去了亚马逊，什么时候回来，有个准信儿没有？”
　　“回来，当然会回来的喽。”
　　“那就是说总经理不在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守摊子，孤孤单单？”
　　听了这话，祖鞠就像一个拥有四个皮包公司的总经理的真正助手一样，方下巴一扬，作出个高傲的姿态，心里却在想为什么你要让人下不了台呢，淡淡地回答说：“别提了，他现在正在为筹备巴西侨民大会忙得四蹄朝天呢。”
　　说这话的时候，祖鞠的眉毛就像纳洪亚娜及玄哲那样的传统歌手一样，不停地在上下动弹着。
　　“他还要带着演员到圣保罗去，在剧场举行专场演唱会，又要参加高尔夫球比赛，这些都是娱乐性质的。除此之外，还要为明年大选做政治广告。上次，又和人家签了个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制订一个‘神秘的马雅印加之战’的计划。他一个人要把这几付担子全部挑下来，可真够他受的。现在，去巴西首都的演出要不要取消还没定下来，正在考虑之中。”
　　祖鞠自从把自己的职业变成行骗江湖之后，受摄影师的影响，洋泾浜英语水平令人惊讶地快速提高，叽里咕噜说得很流利，把“沙发”说成“发沙”，把“流行歌曲”改成“游行歌曲”等，这已经成了陈年旧事了。一般，祖鞠常用的职业词汇也就这么几个，“解约”、“红灯区”、“试行”、“构想”，可当他和那些债主们谈话的时候，又故意拿腔作势，用上几个复杂英语词汇，把自己包装成绅士的样子，什么“问题不大”啦，“多请海涵”啦，“请您放宽心”啦等等，有这三个词汇，也就足够他应付那些软磨硬泡的讨债人，达到欠债不还的目的了。
　　“和巴西首都的那个合同为什么要取消呢，弄成一桩，一年吃的喝的不就都有了？”
　　“我也想到巴西去大捞一把，可也得有时间呀。”
　　“好朋友就得使在刀刃上，这不和玩儿一样吗？我替你出把力就是了。”升洲听得来劲儿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到巴西去玩儿一趟呢，于是就忙不迭地插上了这么一句。
 
　　升洲现在在一个小出版社的营业部任职，几个月过去了还没出一本书，说是上班，实际上成天在玩儿。但话又说回来，升洲不但没有闲着，还忙得很。业务计划要重新搞，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的抱负还没有实现；找上门来的女孩子仍然很多，成天要和女孩子们谈心、交朋友，少不了还得时常控制住自己的欲念。祖鞠是自己的好朋友，升洲才想从“业务堆”里脱身出来帮他一把，如果是别人的事求他帮忙，那可是连门儿都没有哟。
　　不知祖鞠是被升洲噙满泪花的激动表情所感动还是怎么的，他十分难为情地向大家说了实话：“要去巴西，也得有认识的人哪，而且，还得造舆论、拉赞助、找合作公司，这些关系网都在总经理手里，我只靠夹着个小皮包过日子，能干什么呢？实际上公司现在连一分钱都没有。”
　　胆大妄为、心思灵敏的祖鞠都这样说，应该断定去巴西百分之百是不可能了，可升洲并不愿意轻易放弃去巴西的机会，他从在旅行社上班的朋友那儿听说，巴西是韩国男子的天堂，人种多样，女人要价也不高，服务还十分周到，每套房间都配有游泳池，家庭式旅馆星罗棋布，到处都是。升洲说话的声音开始有些激动：“怎么能说我们在南美没有认识的人呢？斗焕今天不是已经走了吗？”
　　一听这话，祖鞠的眼睛亮了，他满面春风地看着我：“喂，金亨俊，哥斯达黎加离巴西究竟有多远啊？”
　　一般来说，听到我不懂的问题时，我会一言不发面带微笑，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表情暧昧得给人一种“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得着问我吗”的感觉。可今天，面对什么都不懂的祖鞠和升洲，我就可以大胆转移话题，把谈话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至于结果怎么样那就与己无关了。
　　如果能拉到赞助，我们可以卖门票，那钱可就海了，得上十个亿〖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一千万）〖HT〗。成功以后，我们就把大把大把的钱往兜里一揣，到此为止，洗手不干了。”
　　“至于在报纸上发广告嘛，亨俊和金富式不是关系很密切吗？说到钱，你们那位总经理不也是身无分文，白手起家的吗？我们那么干也可以啊。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
　　“你那脑袋瓜可真好使。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祖鞠和升洲很是得意，感到心里有了底，踏实多了。
　　“唉，我们在高中办国际笔会展览会的事还记得吗？情况那么艰难，我们不是也成功了。这次我们到巴西去携手大干一番，我们是谁？不是连白头山听了都会发抖的臭名昭著的万寿山四兄弟嘛！”
　　“好！那就说定了。升洲，从明天起你就把那边的事辞了，到我办公室来。亨俊，你也一样。”
　　心地单纯的人筹划起事儿来也很简单。他们两个人头对头、脸对脸地商量上了，一直嘀咕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两个人又来劲了，祖鞠还跟着室内放的流行歌曲唱了起来。他把美国歌手奥利比亚唱的“敢问郎君何所图，何所图”完全按英语发音翻译成了韩国语，唱成了“钢精锅上饭要糊，饭要糊”。他模仿美国歌手莱奥唱的英文歌曲“我需要你”，除了跟着乐曲瞎哼哼外，别的什么也听不懂，可唱到最后“爱心无瑕”那句，祖鞠却根据英文发音唱成了“柯达柯达”，而且唱得特别响，不了解的人会以为他在叫卖柯达胶卷呢。
　　也许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吧，酒馆里很冷清。新闻时间到了，酒馆主人把电视机打开，我的目光就又转向了电视机屏幕。
　　新闻报道，目前有人借口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掀起骚乱。不少人相信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有些人为之祈祷，有些人为之伤心落泪，还有的人干脆静静地长跪着，准备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全神贯注看着电视机的店主似乎受到了这种怪潮的冲击，咽着唾沫嗫嚅着说：“真的没有明天了吗？”
　　升洲和祖鞠就像并肩作战的关羽和张飞，或者说就像一起除妖斩魔的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推杯换盏，喝了个天昏地暗，倒海翻江，好像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似的，不喝个一醉方休对不住自己。如果世界真的就只剩下几天时光了，那就应该把这一事实告诉大家，好让那些还在闯世界的人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回去和家人团聚，以家长的身份享受天伦之乐。如果世界末日的时刻可以预测的话，究竟是哪一天、几点钟，最好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或回家去见见亲人，或者去公司，让大家在最后的时段里把最想干的事都干完。总之，得让大家有时间好好回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最后的抉择。这样做，也许可以对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作一个总结，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面临毁灭的刹那以非常庄严的姿态去迎接死亡。比窝窝囊囊、不明不白地死去要好。
　　此时此刻，我们倒担心起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的斗焕来，他也许正在欣赏着窗外的高空美景呢。为了把整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些，他也许会叫空姐把舷窗打开，那可就一切全完了，小姐打开窗户的一瞬间斗焕迎来的也许就是世界的末日。究竟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先迎来世界末日呢，还是斗焕所在的空间先？不管怎么说，升到高空的人总比站在地球上的人离太阳要近一些，他是不是会比我们大家早一点迎来世界末日，只有天知道。一想到死亡，我就立即感到，活着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如此而已。
　　新闻结束，电视连续剧开始了，里面有一个苦恼至极的青年摇着朋友的肩膀说：“我们把纯真都丢掉了！也就是说，对任何事情都不要再那么天真了，明白了吗？”
　　我面向那个青年轻轻地点了点头。谁都知道纯真的顿悟只有在纯真的年龄才会产生，就像认为人活着没有意义一样，只有在人生快到尽头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如梦初醒的结论。可只有三十五岁的我，现在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今天这顿酒钱该由谁付，于是就赶忙翻起了自己的钱包……第九章 骗术
　　据说交友之道有两条：一是要仗义疏财，二是要诤言直谏。
　　第二条是不言自明的，可要把它说成是交友之道，又难免有点牵强。而第一条就有点问题了，在纯洁的友情间介入了阿堵物，不免会使人不可理解，但是也不能说它就完全不对。人与人的关系有爱有恨，这种关系才会十分密切。这就像一根普通的钉子与一根螺丝钉的区别，螺丝钉拧进去以后比普通钉子接触的面积要大，咬得紧，所以不易脱落。常言道，不打不相识，有时，把对方打痛了反倒关系会变得更亲近。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因为钱才会产生爱与恨，并因此演化成离与合，由此也不能说朋友之间加进钱这一媒介就一定不好。
　　我从来不向朋友借钱，但也从来不借给朋友钱。之所以这样做，也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不想和任何人的关系搞得太深。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闲钱。像我这样的人要想从别人那儿弄到钱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那只能说我们之间不是一种合理的朋友关系，而是一种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非正常关系。
　　斗焕离开的第二个星期我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实际上，这个辞呈我写好后压在抽屉底下已经一年多了，没想到它竟然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当然，写张辞呈放在抽屉里，也有一种想以此来维护自己尊严的心理，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守在同一个地方不动窝的无能之辈。日复一日部长对我越来越不满意，经常是牢骚满腹，时不时地用手拍我的桌子，对这种事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以前，每天下班的时候，总要嘀咕一句：“看来这张辞呈今晚又得睡一个安稳觉了。”现在就不同了，“逼宫”逼得我不能不走了。当然，部长每次敲的都是桌面，并没有看到抽屉里还另有玄机。他的行为就像要我赶快把这张辞呈交出来似的，桌子敲得一阵紧似一阵，脾气发个没完。终于，这一天我拉开抽屉，十分平静地把辞呈递给了部长。
　　我在公司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摄影工作室董事祖鞠打来的，他说，杂志马上要创刊，要我在两个小时内走马上任，去当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刮起了这么一股“经理”风，“经理”多得一伸手就能逮着，升洲刚当上松岳企划兼平山娱乐公司的经理，我还没上任就有了经理头衔。我刚放下祖鞠的电话，升洲就来了电话，似乎很兴奋，他说：“我们钓上了个大鱼，他是巴西侨胞，一个事业家。我们要在巴西办的事他答应给我们出资，而且还要搞一本以侨民为对象的会刊，办会刊的事我们想委托给你。”
　　“这个侨胞是干什么的？”
　　“搞汽车进口，也搞业务咨询，他的业务范围很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巴西侨民社会的一个大腕儿。”
　　一听这话，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像个大腕儿，而像个掮客。在侨胞事业家中有不少人是做中介生意的，这种人往往先在国外搞一个关系网，为了把自己包装成在故国有影响的人物，就在手里握上好几个媒体，让这些新闻媒体替自己创牌子，打天下。在自己要参加大选，或者是什么新的业务要开展的时候都由传媒当开路先锋。我在1988年受专门从事公司刊物代理的朋友委托，曾经搞过一本16页的杂志——月刊《韩国幸福时光》创刊号，这是应国内举办奥运会的特殊需要而由一个旅美侨民创办的，他想以此为契机在故国扩大地盘。这本杂志既是创刊号也是终刊号，可印在名片上的头衔——什么什么媒体的发行人却赫然在目，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这恐怕也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吧。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假如你对人说，什么什么事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不管怎么说别人都不会相信，可被当作新闻报道登在报纸上，就一定会被认为是真的。就像侨民社会一样，他说在那个国家干过什么，只要通过媒体在另外一个国家公布出来，就没有人不信以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大大提高个人的可信度。一个社会越是疏于管理就越会缺乏信任，互相产生警惕之心，奇怪的是，在这种环境里却更容易产生骗子。要是祖鞠和升洲也能受骗，说明这个骗子绝不是业余水平。
　　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和祖鞠及升洲这类二流人物穿一条裤子。一是觉得，让我去敲上了二流钓钩的三流骗子的竹杠，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二是我不愿意被永远捆绑在二流骗子的战车上。尽管我是一时冲动递交了辞呈，事后为此紧咬嘴唇后悔过，然而目前既已经和他们同流合污，也就没有必要去砸同伙的招牌，另起炉灶了。
　　几天以后，我顺便到祖鞠的公司去了一趟，这是我好讲义气，不愿和别人撕破脸皮的“美德”所致吧。我这个人闲不住，领退职金总得跑吧，去找那些已经自己出来办公司的老前辈们谈一谈，为日后找条出路，总得跑吧，因此也可以说我仍然是个大忙人。祖鞠一天好几个电话催我去上班，烦是够烦的，但出于好奇还是决定去看看。当然，这里边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几天妻子云聪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交辞呈时云聪并没有唠叨什么，可让人难受的是，在家里她居然把我晾了起来，将一个洗净却长期空着的电饭煲冷冷地往餐桌角上一放，我自然而然就会想起家里的饭碗。谁看到这种景况也不能不焦虑嘛。
　　祖鞠的公司在一条很偏僻的胡同里，找起来不容易，看来租金也高不到哪儿去。按照祖鞠“走到胡同口就可以看见乐园打糕店的牌子，进店门以后上二楼”的路线，我找到了这家打糕店，要不是有这么个小店招牌，要找到祖鞠的公司那真是比登天还要难了。小店旁边还挂着一个小小招牌——“和平洗衣店”。我顺着这座小楼侧面的楼梯一上去，不知怎么的，打糕店和洗衣店的门就同时悄然打开了。从打糕店探出头来的是个女的，洗衣店则是个男的，看样子是一对夫妇。两个人眯缝起眼睛，就像私人侦探一样把来人打量了个够。这情景使我想起了那些典当行店主的表情，只要有客人光顾，总要眯起眼睛以怀疑的目光把来典当的人扫视一遍，看谁都像赃物贩子。从这一幕也不难看出每天进出祖鞠公司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我一走进公司的办公室，就认定这是一家专门应付讨债人的皮包公司。业务经理小姐正在用指甲刀磨指甲，有人进来时连头也不抬，不假思索地操着公鸭嗓子，鹦鹉学舌般地说：“现在总经理不在，以后再来吧。”
　　“我不是来找总经理，而是来找经理的。”
　　我有意把经理两个字咬得很重。这一招果然管用，话音刚落，马上就从业务经理身后的隔板处露出了祖鞠探头探脑的烧饼脸。
　　“你来得正好。”
　　“你口口声声说要搞国际娱乐业，把办公室设在打糕店二楼究竟算什么玩意儿？”
　　“其实，我马上就要把公司搬到前面那座板房的二楼去了。”
　　祖鞠把我带进办公室后边的一个房间里，外边有隔板挡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出这儿还有个套间。里边坐着升洲和一个长得白白净净、四十开外的男子，穿着西服外套，挂着金项链。他们正在谈着什么，我刚一进去，那个男子就微微欠了下身子，十分轻巧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祖鞠介绍我说是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声音十分洪亮。升洲一看到那个人正从怀里往外掏名片，就忙上去打圆场：“金经理的名片刚用完，早晨才去订做的。”
　　祖鞠说得落落大方，简直就像真的一样，我倒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拿这个来糊弄人。
　　我一眼就看出那个男子力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事业家巨子，以刺探我们。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耷拉着眼皮，嘴角向上翘着，一股皮笑肉不笑的劲头，说话时先大声清嗓子，然后才以低沉而又浑浊的嗓音说：
　　“你就叫我崔先生吧。”
　　工作七年间我收到的名片近千张，多如雪片。有的名片档次不高，是用再生纸做成的，显得很朴素，可各种“长”字依然历历在目；有的名片是用塑胶纸做的，就是放在洗衣机里搅动都不会烂；有的名片是烫金的，十分考究；有的名片简单明了，一目了然；有的名片罗列了一大堆职务，就连同乡会总务这样的“官”也印上去了；有的名片十分典雅，只写了个姓名和联系电话；有的名片英文拼得很粗糙，打错的，打漏的，什么都有。看了这些名片，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名片持有者的性格和真实面目。
　　不出所料，崔先生的名片很气派，纸张也很考究，名片专用纸上密密麻麻地列了六个职务。不消说，上面也印有巴西韩人跆拳道报发行者的头衔了。他不说我都知道，这张报纸正在创办之中，还没有“出笼”呢。
　　崔先生说，半个月前他在巴西曾经和祖鞠的师傅——摄影师见过面。当时，他们俩和当地侨民喝了一顿洋酒。那位师傅说，他是为了让自己公司雄心勃勃的计划——举办巴西侨民大会一事能付诸实施才暂时从亚马逊密林中出来的。看来，这位摄影师无论走到哪儿都先编织关系网的做法一点都没有变。喝酒的时候，一位侨民为崔先生介绍说：“我们做的都是些小生意，卖点衣服，开个小店什么的，而这位大老板干的是大买卖，真正的娱乐业。”其实，两个人一打眼都看得出对方是个骗子，却都说对方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两杯酒下肚，两个人便臭味相投地“好”上了。
　　摄影师对崔先生说：“我叫金太星，咱们携起手来大玩儿一把吧！”
　　说完，紧紧抓住了崔先生的手，显得十分亲热，又十分真诚。
　　有其父必有其子，看了金太星的所作所为你就可以知道他爸爸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他爸爸的抱负可以说志在宇宙，大得很。他家前院那家有三个闺女，尽管长得丑陋无比，但还是把名字起成了仙女、玉女、美女，为了不使自己家的三个儿子逊色，老头便“高人一筹”地把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巨星、太星、大星，叫成三颗星了。其实，祖先、祖织、祖鞠三兄弟的名字也不比这“星级”称号差到哪儿去。
　　崔先生嘴皮子功夫很硬，他海阔天空地谈了巴西美丽的大自然，从事服装业的侨民的生活状况，在迎接移民三十周年时巴西开展娱乐活动的可行性，以及本身的财力和爱国心。另外他和金太星总经理虽然是一面之交但感情很深……说得口干舌燥，唾沫横飞。本来我是在别人谈话时常爱走神的人，这一次却也不知疲倦地集中精力听了一个小时左右。
　　崔先生还说，从巴西到巴拉圭去的话，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自由保税区。在那里，韩国人就像用耙子搂柴禾一样，可以大把大把地把钱往口袋里装。卡西诺赌场就别提有多红火了。巴西在桑巴舞节的时候大家一个月不干活，尽情地吃呀，玩呀。圣保罗的人都把快艇装饰得花花哨哨的，在海上走几天几夜去里约热内卢玩……那儿打高尔夫球便宜，人们打得都不爱打了。又说在亚马逊采集的蜂王浆是世界上最好的强身剂，等等。沥沥拉拉神聊了一个多钟头，天南海北扯了一大堆。
　　侃完之后，又说：“这周末我要回巴西去。怎么样？如果不忙的话，下周就先到巴西去考察考察，机票我马上给你寄来。”
　　“下一周？”
　　“到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边看看。我好长时间没有动过快艇了，这回借你的光一起去桑托斯海边晒晒日光浴。有一个巴西朋友自己买了个岛子，你要是住在他的别墅里，坐在阳台上都可以钓鱼。巴西最有看头的海岸都被私人买下来了。当然，就是不看海不少人也会说巴西是十分漂亮的，可看了以后就感觉有天壤之别了。哎，如果时间富余的话，可以坐上皮艇到亚马逊的原始森林里去转一圈儿。就会知道那景致有多美，看了以后真是死而无憾了。”
　　听到这儿，祖鞠和升洲都叹了一口气。
　　接触久了会发现，尽管崔先生装得很像，但他怎么也装不出大富翁的派头来，叫人看了，觉得不过是个墨水不多的买卖人而已。实际上，据说他也只是个商人而不是什么大富户。崔先生和很多韩国侨胞的第二代一样，年轻时也是在缝纫机前度过的。他曾经伸出手来让别人看，那双长满茧子的手就是天天侍弄缝纫机才弄成这个样子的。他一听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生，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生活在别的国家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永远是二等公民，我也没有料到我的生意会做得这么大，如果不是放不下手里的生意我早回国居住了。”
　　崔先生的话使人感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事业成功的人也会有苦恼。当然，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他那叶落归根的故土依恋之情，那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他又强调了生意经：“凡是做买卖的人，你要让他出钱，他都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这一次，我为什么要赞助活动呢，因为如果活动能在巴西报纸上登出来，再在电视里一转播，那我公司的名声可就大了去了。我并不只是为了借这个机会宣传自己才赞助的，电视荧屏上如果能连续出现‘崔先生咨询公司赞助’的字样，我们公司不就威名远播了吗？”
　　崔先生一说完这话，升洲就来了个大动作，举起双手表示赞同，频频点头。他早就想到世界上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看来升洲的脑袋瓜还不是那么死性。
　　升洲用十分热情的语调说：“别担心，造舆论、发广告这些事是我们金经理的拿手好戏。”
　　“是啊，金经理从学生时代起脑袋瓜就很聪明，懂的东西也多。我们三个是高中同学，我们求他，他才愿意出任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经理的，要不他怎么会推掉一般人很难进得去的广告公司副部长的头衔来这儿工作呢。他还是个作家，笔头很硬。我们写封信都得吭哧半天，熬通宵，可他写篇文章不用吹灰之力，而且是一鸣惊人，不少人都被他的文采所倾倒。”
　　升洲和祖鞠一唱一和，吹得天昏地暗，但在这种场合我又怎么能否定他们说的呢。我一边听他们胡吹，一边静静地坐着，像久经沙场的老手一样沉着、稳重。这一招果然很灵，崔先生不由自主地向我投来了尊敬的目光。
　　“金经理，能不能给我写个自传呢。你到巴西来呆半个月，和我一起走走，也可以就地取材嘛。”
　　“这个想法很好，出版事务就由我们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去做。”
　　崔先生点点头，对升洲的话表示赞同，然后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在巴西的滞留费用、稿费我都先汇过来。说这话我可能是自吹自擂，我是除了钱以外什么也没有啊，哈哈哈哈……”
　　“说的也是。”
　　我模棱两可地应了一句，就再也不说话了。本来就不想张开的嘴又合上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未心领神会的祖鞠和升洲却说：“好好斟酌斟酌。金经理，你就是再忙，这件事也得应下来，这可是崔先生托付的呀。”
　　不管怎么说，会见是在一种和和气气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都很满意。临走，祖鞠和升洲把崔先生送到了打糕店门前。打糕店和洗衣店的门又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各探出一个脑袋来，崔先生就在这种由几个脑袋凑起来的热烈的欢送气氛中离开了公司。
　　回到办公室的祖鞠和升洲这才松了一口气，情绪显得很激动。
　　“这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很直率的。”
　　“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纯朴大方。”
　　“他是我二十年未遇的真正的男子。”
　　他们两个人的交谈，让人感到他们骗了一个纯粹的侨胞事业家后，现在良心发现，有点过意不去了。可在我看来，崔先生并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事业家，可也不像一个根本无法打交道的危险的骗子。祖鞠和升洲一下子就陷了进去，我却认为和这种人还是适当保持距离为好。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崔先生想和我们合作的工作计划中，成功率最高的既不是搞什么活动，也不是什么传媒创刊，而是出版自传。要多油有多油，要多世故有多世故的崔先生的目光，绝不会看不出我们三个人中，只有我是一个真干实事的人。
　　只要崔先生兑现自己的承诺，把预付款汇过来，我就承担这项工作。因为这里边不掺杂祖鞠和升洲的是是非非，是我自己一个人干，放心得多。所获收入理所当然也该归我一个人所有。我把稿费先捞够了，至于将来这本书出还是不出，我就管不着了。
　　“嗨，我们赶快去办签证吧，到下礼拜已经没有几天了。”
　　“11月份那儿也很热吧，到梨泰院去看看还有没有卖短裤的。”
　　“既然到巴西去了，是不是得去看看贝利呢？”
 
　　现在正是白天比较短的季节，外边已经渐渐暗下来，五点整，业务经理小姐就背起包要走，祖鞠走过去说：“唉，我说金小姐，你现在本该下班，可今天我们有重大的计划要商量，所以得上夜班了。你跟太和楼要点煎饺子，再要点老白干。哎，等等，就要有钱了，这点煎饺子算什么。金小姐，你给要个糖醋肉来。你如果愿意和我们一起吃了再走，那就再要一个火锅面，多要点洋葱。”
　　金小姐刚把话筒放下电话铃又响了。她用一种不耐烦的口吻应答：“真是的，我不是说过了吗，经理不在，他到总公司去了。”
　　我悄悄问祖鞠：“总公司指的哪儿？”
　　“指的是赞助公司。总经理到亚马逊去深入考察，离开韩国之前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就是双马汽车公司赞助的。一直到总经理离开的前一天，我还穿梭于总公司公关部、京畿道〖HTK〗（道，相当于中国的省）〖HT〗和工厂之间，把腿都跑细了，裆里的两个小蛋儿也都磨破了。钱是公关部出的，吉普车是工厂提供的。”
　　“别人还赞助了一辆车？”
　　祖鞠兴头十足地把野外摄影师的成功之“道”给我们聊了个够。
　　这位总经理会照相，一点不假，可像他那种摄影水平的人比驴都多。但话又说回来，会摄影的人里像他这么能折腾的寥寥无几。这位摄影师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瞪大牛眼睛到处搜寻“猎物”了。后来，他终于瞄准了双马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就不顾一切地去和他拉关系。至于他采用什么手段打通了戒备森严的门卫和形同鬼门关的秘书办公室这两个关节，至今还是个谜。当然，这个谜毕竟不像“芝麻开门”的咒语那么神奇，或像海湾战争中非得用爱国者导弹轰炸那么可怕。无巧不成书嘛，在这位总经理软磨硬泡的不懈努力下，忽然有一天，和汽车公司董事长直接挂钩的秘密通道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了。这个通道是怎么打开的，有人说总经理采用的还是传统手法，有些是几千年前的神话故事，有些取自伟人自传或者好莱坞电影。终于，董事长被感动得老泪纵横，答应给钱了。
　　对这位“年轻有为”的金太星来说，干这种事是不会亏本的，成功了皆大欢喜，失败了大不了破口大骂一番门卫和那些把守“鬼门关”的秘书，自己没有任何损失。再说，还可以借题发挥，给自己编造些神秘的故事，是一桩绝对吃不了亏的无本买卖。那会儿，金太星已经十分明白，靠民众牟利的人不管口碑好不好，都会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名垂千古和遗臭万年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它的社会效果都是相同的嘛，甚至，有时候遗臭万年的人“知名度”还会比名垂千古的人高得多，久得多。
　　听人说，双马汽车公司的董事长看到金太星想大干一番的“英雄气慨”后，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空着两只手白手起家的事儿来。金太星要把生活在地球各个角落的人都以地球家族的名义拍摄在胶片上，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创举啊。董事长被这种无以伦比的崇高的人本主义精神所感动，对金太星一鸣惊人的挑战精神，面对像自己这样的大人物毫无惧色、敢碰敢斗的勇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也有人说金太星送给这位董事长的礼物简直是太贵重了。金太星把在所有图书馆、报社和各类资料室里搜集到的这位董事长的照片统统翻拍下来，按董事长的爱好及兴趣加以设计，弄成组照，最后搞成了一本超大的巨型相册，送给了董事长。金太星的这一奇思妙想让董事长拍案叫绝，赞叹不已。
　　还有人在背后议论说，金太星为给双马牌汽车做广告，还出了不少“馊主意”呢。譬如说，在美洲野人的背上画上双马牌汽车，然后把它拍成照片啦，找几个印第安女子把双马牌汽车的图案织成旗子插在吉普车上，不仅可以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还可以画成订购汽车的宣传画啦，这些点子也可以统统活用到广告宣传上去啦，等等。董事长觉得好像是在看一部漫天胡扯的武侠小说，感到既荒唐又有意思。
　　从那儿以后，董事长好几次为金太星的野外摄影项目提供过赞助。这次去亚马逊，听说又和董事长谈判过，最后金太星终于把钱弄到手了。而且，汽车公司还把两台双马牌汽车进行了特别改造，以适应原始森林探险的特殊需要。摄影采访所需要的经费也都装进了金太星的腰包。
　　钱有了，还得找一家愿意支持的公司做宣传，主要是得找舆论机构。实际上，这一举措是说动双马汽车公司董事长和公司公关部的真正理由。金太星绞尽脑汁，耍了很长时间的嘴皮子，给双马汽车公司开了不少空头支票，说什么，我要把广播电台和报社的关系网全部动用起来，动员各媒体进行广泛报道，电视台的教育栏目记者进行跟踪采访，随我到亚马逊的密林去，报纸还要连载此次原始森林腹地的探险活动。另外，自己不管走到哪儿，都要穿上双马的T恤衫，开上双马牌吉普车，在拍摄的每一张照片下面都要写上“双马汽车公司赞助”的字样，等等。金太星凭三寸不烂之舌连唬带蒙，终于说动董事长把钱塞进了自己口袋。从董事长的角度讲，提高人们对双马汽车的认知度，哪怕让这种汽车商标在人们头脑中多留下一点印象也好，这样才能逐渐塑造双马汽车的美好形象，使双马汽车成为热销货——这才是董事长赞助金太星的真正理由。
　　这种话只能私下说，实际上金太星要做的并不是什么商业广告，而是纯粹向那些老实人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公益广告。说动董事长和公关部所要来的钱，和真正商业广告的费用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双马汽车公司也是想花小小的代价去钓条大鱼。
　　金太星作为自由投稿的摄影师，在舆论界有一些熟人不假。这个人自来熟，才见面就说人家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再见第二面，他就会说我们已经是认识十年的知己朋友了；第三次再见面，他就说我们是一家人了。无论是谁，他都可以无条件地和他成为一家人。如果对方有个儿子，他就把自己七岁的女儿当场许配给人家，说我们已经是“亲家”了。老家在自己家三百公里以内的人，他都称之为“一个村的”。金太星的家族谱系很复杂，除“一家人”之外还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亲爹”及以当老鸨为生计的“远房嫂子”，甚至还有比他小十岁的“年轻大哥”。总之，金太星族谱的辈分简直可以说是乱不堪言。
　　金太星不光对照相很在行，出损招儿、馊主意他也是行家里手。有一次他请一个酒肉朋友去唱卡拉OK，那个朋友说，这些日子正在给刚去世的父亲戴孝，不能参与娱乐活动。金太星就说，这有什么关系，你到卡拉OK唱《不孝之子他在哭》这首歌不就行了，这不算娱乐活动嘛。还有一次，他硬叫一个滴酒不沾的朋友去喝酒，那个朋友说，我一点不能喝。金太星就说，走吧，烟酒不分家，借酒交朋友嘛，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和别人喝酒的时候，在酒杯旁边放半杯饮料，喝到嘴里的酒别咽，然后装着喝饮料再吐到饮料杯里，不就糊弄过去了？！因此，金太星才有了一句口头禅：“主意不坏人不爱。”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不到利益谁也不会跟着跑的，即使媒体也不例外。他们绝不是因为跟金太星有某种说不清的“亲属”关系，或是什么友情或义气之类的东西，更不是看着金太星有吸引人的魅力才拔刀相助的。广播公司几乎不花一文钱就可以制作一套原始森林探险节目，何乐而不为呢？对报纸来说，这也是个美差，他们不花一分钱的差旅费，就可以以采访为由到国外逛一趟，这该是多么合算的买卖啊。至于名目嘛，自然是可以随便定了，忙里偷闲，消除一下工作上的疲劳，总该不会有人怀疑是“目的不纯”吧。
　　组团工作，说白了就是“凑伙伴”，把一些本来互不相干的人凑在一块儿，大舅子，二姨子，还有花里胡哨的小妮子。实际上，有谁想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到原始森林腹地去探险呢，只不过是想去玩玩儿罢了。至于片子嘛，在电视台的摄影棚里制作好了背景，拿起摄像机这么一拍，就可以完成。只要画面上有代表赞助公司形象的双马牌汽车，只要观众看了汽车穿越茂密森林的场景，就会对双马牌汽车感兴趣，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买一辆开开呢。
　　这些人就是这样“白手起家”，带着根本无法看清实物的广告，和在摄影棚里拍摄的片子，像政治骗子一样到处招摇撞骗，以此来捞取钱财。这也许就是第三产业的本质所在吧。
　　祖鞠通过对金太星总经理生财之道的观察，不觉对大众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及现代产业的性质结构有了一种洞若观火的认识。谁要是问祖鞠，“你们公司的业务是什么？”祖鞠表面上会一本正经地说：“是作为一个男子应该大胆去干的事。”心里却在说：“是什么，是诈骗呗。”
　　金太星他们制作的电视节目出来了。看，金总经理有多风光：天边的太阳冉冉升起，一辆吉普车插着面旗子正在穿越沙漠。总经理正把印有大韩民国字样的T恤衫脱下来，往一个用兽皮护着下身的酋长身上套。实际上，这些镜头没有一个是在实地拍摄的，都是在摄影棚里完成的。可赞助公司不管这些，只管有多少镜头与双马牌汽车有关，哪儿出现赞助公司的名字了，字幕占整个画面的百分之几，画没画框儿，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等等。本来赞助的钱就不多，为那几个钱去较真儿，哪些镜头是野外的，哪些镜头是摄影棚里完成的，该扣多少钱——说起来都让人笑话。
　　“当然喽，露脸的事都是总经理的，打下手的成天东跑西颠，有时还碰一鼻子灰，可什么也捞不着。”
　　祖鞠被叫到赞助公司去坐冷板凳的事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连字都不爱认的祖鞠，让他坐在那里翻阅转了好几回手的公司刊物可有点太难为他了。祖鞠胡乱翻着那些杂七杂八的刊物，其中“生词解答”一栏中一半以上的单词是空格，公司下属的工厂职工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他便以此为由，骂大企业中的职员都是草包。其实总公司和工厂职工的知识水平差距是很大的，总公司发给公关部刊物上的这一栏，除一两个问题外都填上了答案。当时我就说，可能是公关部好多小姐的水平还不错吧，可祖鞠并不这么看，说他老婆朴女士过去在高层次的大公司干过，很有水平，这些小姐要和她比，谁也不是个儿。
　　酒劲一上来，祖鞠和升洲的脸就变成了大红布，他们要去巴西的梦也逐渐变得越来越美好。在旅行社工作的升洲的朋友也像崔先生一样，说那里是韩国男子的天堂，恋爱宾馆里，车可以直接开进去，只要一摁按钮，天花板就会敞开，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椰子树底下就是游泳池。不知是怎么回事，那儿的漂亮小妞儿都不懂怎么赚大钱，她会一整夜一整夜把男人服侍得舒舒服服的，要不了几个钱。来自四面八方的对巴西妓女的赞美使升洲十分动心，而且深信不疑。他还听说，根据巴西法律规定，所有女子穿的正装都是用带子随便一系的荧光三角裤衩，裤衩前面用国际通用语写着“抚嘬吻”三个大字。对此升洲信以为真。如果有谁跟他瞎吹，男人的三角裤衩上也都写着“战必硬”三个字，他一定会频频点头，表示相信。
　　他们正在神侃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金护士找升洲。接完电话，升洲就发上牢骚了：“他妈的，她从来不在爱抚丈夫上下工夫，老是在监视我上做文章。晚上去私人侦探班‘进修’，第二天就用学会的手段来对付我。如果我凌晨才回去，她不但要一个一个翻兜，就连三角裤衩的线缝儿、沾在一起的线头儿也都要打开看一看，闻一闻，而且盘问个没完，你几点几分和哪个娘们儿见面了，和她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吃完了喝完了又到哪儿去睡觉了，等等等等，细得简直让你没法说清楚。这些年来她没别的长进，就是腰长粗了，对我的怀疑 
也一天比一天多了。”
　　“这可够烦人的，她真有点疯了。”
　　“升洲，你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吧。”
　　“唉，算我倒霉呗。一开始就上了她的圈套，被她捏在手心里了。有一天，我跟她说到朋友家吊丧去，实际我没去，和一个女的混了一会儿。我一进家门，她早就在那儿等着我呢，眼睛瞪得像个铜铃，把我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又上来闻了闻，然后问我：‘你嫖女人啦？那个女的约好往你公司打电话，你等了一个小时没等着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和她一人吃了一碗面条，喝了半瓶烧酒？就是上回在长兴的时候一起鬼混的那个女的？那个女的留着长长的披肩发？那是个狐狸精，狐狸精！我说的一点没错吧？！’”
　　升洲虽然最会装傻，也招架不住老婆连珠炮式的进攻，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是怎么知道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教给了升洲几招：“如果太晚了，那你干脆就别回家，实在不行，到夜班室里去猫一宿也可以。就是等‘野花’的电话没等着，从公司出来的时候也别留话说‘如果有女的来电话就说我等不及，走了’，如果电话不是‘野花’而是你老婆来的，那可就坏了，她肯定认为你又在外边和狐狸精鬼混了。在你家附近的小吃摊上喝了酒，千万别马上就进家门，这样老婆容易起疑心，怀疑你和哪个女人喝酒去了。你先在小区里跑两圈，那股酒气就下去了，然后再回家，就平安无事了。回家之前，一定自己先翻一下兜儿，看有没有什么容易引起怀疑的东西，比如化妆品发票、女人名片或者印有旅馆名称的火柴盒、餐巾之类的东西，如果有，要么藏起来，要么赶紧销毁。特别是肩膀，要拍打得干干净净，因为女人的长头发丝儿很容易留在眼睛看不着或手够不着的地方，例如背啊，肩膀啊什么的。”
　　我能给别人支招儿，并不是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纯粹来自天生的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
　　最后，我又告诉升洲，他错就错在一开始把老婆惯出了坏毛病，每次出门都要打听丈夫的行踪。这确实是我的经验之谈。我从来就有一个习惯，在公司值夜班或者出去吊丧，要在外边过夜时，我一个字都不说。她习惯了后，真有一天我在外边和“野花”过夜，她也不会问，不会起疑心。即使有时听老婆叨唠两句，说我冷冰冰的，日子过得没意思，那也比被经常像录口供一样问东问西强。我常常说，人还没到家，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明就应该想好。这一点，是那些爱采野花的人所不能领会的，他们往往是想采野花又怕扎了手。其实，和真正的坏人不爱听一个“坏”字一样。真正的采花高手对我的经验之谈是不会认同的。升洲原本就是个“气管炎〖HTK〗（妻管严）〖HT〗”，他固执地认为我的经验对他不适用，也许是我对他的忠告正好切中了要害，损伤了他自尊心的缘故吧。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升洲的花销都来自金护士的腰包，只有他一项一项都交待清楚了才可能从老婆那儿拿到钱。升洲为了让贴在自己身边的几朵野花高兴，每次的“招待费”都得自己掏腰包，可这钱从哪儿来呢，还得从金护士的皮夹子里出。有时候，他也从贤珠姐姐那儿拿些钱，但不够开销的。
　　还是升洲在某家公司营业部工作时发生的事。有一天，他用公司的车拉着一朵野花到春川去玩儿，结果半道出了事故，被追尾的那辆小汽车里出来了一个男的，一只手捂着后脖梗，一只手叉腰，满脸怒气——这也是出了类似交通事故以后韩国男子的一般表情。不用说，修车费又得走贤珠姐姐的账了。事实上，有两次，升洲喝得烂醉如泥，还被那些专门拉皮条的人把手上的结婚戒指给捋走了。找回“丢失”戒指的钱也得由贤珠出，只因为贤珠心疼弟弟才免去了一场场“家庭大战”。有时，升洲拿钱去赎回戒指的时候又喝得不省人事，或者他到酒馆去还欠的酒钱，赚钱有方的老板娘连哄带骗地让他“白喝”，结果旧账刚还又欠了新债，虽然数字不太大，但积少成多，过不了多久又拉下一屁股饥荒。那会儿，升洲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摆脱过酒债的纠缠。
　　不少次出了交通事故，都是贤珠背着金护士替弟弟补的窟窿。每一次贤珠都对升洲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酒后开车。有时候，贤珠也想用迟迟不给钱的办法拖住他，好让他收敛点。但最后总是免不了同情弟弟，和一个奇丑无比的护士过一辈子也够难为他的。贤珠总错误了认为弟弟太老实，如今被形同狗熊的女人捏在手心里，他心里能舒坦吗？如果妈妈还在世的话，长得又帅，才学又出众的弟弟会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吗？实在太委屈了。每想到这儿，她都会对这个惟一的小弟弟流下怜悯的眼泪。
　　大凡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瞒着老婆的有两件事，一是女人，二是钱。对升洲来说是女人，对祖鞠来说则是钱。在凑签证费用时祖鞠绞尽脑汁，其智慧和谋略不比某些政要人士差，但所得数额充其量也就像公共汽车乘务员吃的几个票钱。钱数不多，所花费的心机却不少，动用了各种瞒天过海的战术。有些“战术”手段是传统的，譬如说夹在书里，揣在兜儿多的衣服里；有些“战术”是非传统的，譬如说利用“制高点”，藏在洗澡间的顶棚上或塞进大衣柜上端的缝儿里；有些“战术”则善加利用地形地物，例如塞在自己穿着的袜筒里，夹在汽车的遮阳板上，等等，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从为同学红白喜事凑份子的钱里抠点，再从理发费里节约点。有时候，还活用高中时从买书钱里报花账的经验，弄几个零花钱。老婆和母亲的脾气一样，只要说是买书，是舍得给钱的。要去外国嘛，就得学点英语，以此为由祖鞠从老婆那儿要来了五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HT〗，他花了三千元买来一本EBS广播电台出的英语广播教材，剩下二千元就变成了酒钱……其实，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是如此，算是普通草民的悲哀吧。
　　我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曾有过类似情况，当时，大家所关心的不是老婆压在箱底儿那个按月发放工资的存折，而是奖金、加班费等小笔现金。后来，大家一听说这笔款子也要走账，放到存折里去，差一点没闹翻了天。可公司管财务的硬说，这些钱只有走账才合乎国家的财务制度。结果还算不错，每个人都在自己工资存折以外背着老婆另立了个存折，专门放奖金、加班费这些小钱。
　　电话铃又响了，不是金护士就是赞助公司的电话了。祖鞠接手业务经理小姐白天的“业务”，一次一次地拿起电话，每次的“答案”都一样：“你现在就是把我吃了也没有钱啊，这次去巴西可是能赚上亿元钱的生意。如果合同能签成，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种电话晚上也往这儿打？你那总经理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欠了那么多的债？”
　　“他不是会搞关系吗？打着到亚马逊去的幌子究竟拉了多少赞助我也不清楚。他本来是路过一个蜂王浆加工厂，暂时在那里歇歇脚，照几张照片回来，就以此为口实从蜂王浆化妆品公司拿到了赞助款。另外，还有‘印加文物展’那件事……”
　　“印加文物展？”
　　“听说去秘鲁的路上要顺便去一个博物馆进行交涉。”
　　这位总经理就有这个本事，不管什么事只要能沾上点边，他都会不顾一切地像章鱼一样向对方伸出触角的。有一次，他去找一家因传销而引起是非的电褥子公司，又耍弄起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来。说什么从改变公司形象意义上讲，他可以展开扶助少数民族的游艺活动。又说自己马上要到南美去，他要用自己高超的摄影艺术让收到电褥子的土著民的兴奋表情被充分记录下来。但是，此次游说却没有对双马汽车公司那么顺利，总经理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类似双马汽车公司的神话再没有出现过。电褥子公司经理说，他只听说过在阿拉斯加使冰箱，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亚马逊也使电褥子，无论总经理怎么周旋，磨破嘴皮说某某报社的记者对此很感兴趣等等，他都一个劲摇头，并严令门卫，以后不要随便把人放进来。
　　“刚才是不是来过个印刷厂的电话，他们也催得很急？”
　　“噢，那是为了拉拢广播电台那些干部，答应由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给他们出一本随笔集子。那几个小子打电话来问出五百本得花多少钱。一千多万元〖HTK〗（注：相当于十多万元人民币）〖HT〗的债务，这是一个多大的数目呀，吓得我连张名片都不敢给人。”
　　在祖鞠看来，如果债务不超过一千万，别人会瞧不起自己。对祖鞠来说，与其说这债务得拿钱去还，倒不如说他把债务的数目本身看得更重一些，因为数目过小的话，弄不好会让人把自己这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企业家给瞧扁了。
　　听了大半天我才弄明白，所说的“摄影工作室”、“平山娱乐公司”等四个听着很响亮的公司，所干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金太星总经理到外国去照相，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制造产品的能力。干事的是总经理一个人，背债的还是总经理一个人。四个公司实际上都是因为总经理一个人而存在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总经理，就连那一幕幕的诈骗闹剧都没有了主角。别看祖鞠平时口气很大，但想让他采用总经理的方式去拉赞助或者搞后援还嫩了点儿。别的姑且不谈，就拿巴西侨民聚会这一桩事儿来说吧，得邀请演艺界的三十多位高手，而且还得组织专场演出和足球比赛，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祖鞠这样的人连个计划都不会订，要靠他去组织这个活动，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那么多的演艺界人士要联络，护照要办签证，办签证就得有各种手续，再加上一分钱都没有，他所能依赖的，只有几个小时前才认识的崔先生，单靠祖鞠自己能成吗？
　　几个人东拉西扯了几个小时，越谈越来劲，最后都不愿意分手了。忽然，升洲问：“到巴西得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听说还要在拉丁美洲某一个地方换乘？”
　　祖鞠答非所问地应付了一句：“叫斗焕到圣保罗来接我们，还没有回音吧？如果他能来那就太好了。”
　　我朝越谈越起劲的祖鞠和升洲瞥了一眼，不难听出，他们把所有的事都看得那么简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所有问题也都分析得很肤浅，而且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看来，不动脑子的人总是很幸福的，他们没有必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去耗费精力，而把这些事都看透了的我却感到格外疲劳。回头一想，为什么我要多管闲事呢，不参与反倒能落得个心平气顺。干脆袖手旁观，坐等崔先生的自传稿费算了。好长时间没有给金富式打电话了，明天得给他挂个电话。不知怎么的，我现在总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工作单位没有着落，一天就这样东跑西颠，心里不是滋味。在家里闲待着，我又怕老婆云聪那副长脸，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越想越觉得憋气，窝火，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不由自主地一仰脖子，把酒杯里剩下的酒灌了下去。
　　第二天，我就和金富式通了电话，令人意外的是他被排挤到不起眼的体育专版去了。两年前从社会部往政治部调动时金富式的口气还是满大的。一般来说，升得快就意味着降得也快，可当时金富式的情绪高涨，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因为他个子太矮的缘故，本来和别人上了同一级台阶，也觉得比别人矮一头，所以，金富式有意无意地总在半抬着一条腿，准备一有机会就再上一个台阶。可能是他老半抬着一条腿，重心不稳吧，不知被谁一胳膊肘就给挤了下来。那天我的火气已经泄了一大半，但既然已经来了，我想还是到报社门前的酒馆里见一下金富式为好。
　　在酒馆里，我无意中跟金富式谈起了去巴西的事，当然这里边也包含着好奇的成分，和想隐隐约约、闪烁其辞地透露一下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的事。
　　人们谈话时，在有些情况下说，说者无心听者却确实有意，所谈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却能产生敲山震虎的效果，或某种意外的联想。如果说：“我们一起吃饭去吧！”旁边就可能会有人说：“我一想，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喝酒了。”或者有人说：“最近我的肠胃一点也不好。”就会有人接上话茬：“看来是得运动运动了。”假如有人突然冒了这么一句：“有的公司为了让职员都去打高尔夫球，还给大家发补助金呢。”便可能有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说：“自从工资走银行的账起，每月发工资的日子就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再打个比方，若是有人说了一句：“来块三明治，再要一杯烧酒，快活快活。”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前面有一家三明治店，是刚开张的，听说味道很不错。”“是啊，那咱们就去呗。”人们的对话有时很有条理，有时又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今天，我和金富式的对话也是这样东拉西扯。
　　金富式一听巴西，就像一条眼镜蛇突然看见了猎物一样，一下瞪大了三角眼，顿时来了神儿。他点燃了一支烟：“啊，你们是要见球王贝利，是吧？”
　　他一边嘀咕着，一边陷入了沉思。我瞟了他一眼，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即使我告诉他这主意不是我出的，是祖鞠出的，也会因为事情本身使他受到的巨大冲击而感到十分尴尬。过了一会儿，金富式摁灭香烟，耷拉着眼皮，眼睛里却闪烁着似乎已经拿定什么主意的狡狯的光：“我当你们的后盾，你们试试看吧。”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
　　“体育专版不是演艺人的舞台吗？和演艺界人士交涉包在我身上。你们尽管去找贝利，让他往韩国发邀请信！”
　　我扑哧一笑，很不以为然。可金富式却像一个快手记者一样，仔仔细细地做起笔录来：“那就是说，整个活动是由专场演出和足球赛组成的，是吧？”
　　“好像是。”
　　“那你就斡旋一下，搞一个演艺人足球队带去不就行了。什么时间去打猎？”
　　“打猎？”
　　“你们也不安排打猎，就要把那些谁的话都不听的演艺界人士带到巴西去？”
　　“崔先生已经招待过他们了，准备下周动身。”
　　当时，我就没敢说这件事落实下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把动身时间再往后推一个星期，如果我们当你们后盾的话，你们得先给我一个日程表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该不是说你也要一起到巴西去？”
　　“不，不是我，是我们部长。”
　　到现在我才看清金富式的内心世界。看来，他还是那个老毛病，一有空子就要钻。听说金富式的日子并不好过，报纸编辑，也就是他所说的部长，对他是一种压力，又是一个威胁。部长深知“后生可畏”这句话，他总把金富式看成是睡在自己身边的野心家，事事处处都和他过不去。这几天，金富式正在研究如何使部长转变态度的对策呢。巴西之行有两个好处：舆论机构作后盾这是不成问题的，体育版比日报的正版版面还要多。写一两篇报道就可以取得参加巴西访问团的许可，把这个作为礼品献给自己的顶头上司——编辑部长，让部长高兴，可是个不用吹灰之力的大好机会。由于金富式的苦心经营才使部长能到巴西采访、观光，部长回来后对他的看法自然会比以前好得多。如果再搞得轰动一些，不，简单地说，假如祖鞠真能和贝利接上头的话那可是福从天降了。下个月是报纸创刊三周年，可以把贝利请到韩国来，这样报社就会赏识自己，说不定下次人事调整就有可能到正版编辑部去工作了。这些鸡生蛋、蛋生鸡的想法就像电影一样，瞬间在这个以优异成绩从名牌大学和海军陆战队毕业的金富式的脑海里闪了过去。
　　金富式的脑子是不是转得太快，到现在还收不住呢？他又冒出了一个新念头，让我也为之心动。金富式所在的那个编辑部一两个月以后计划招聘新记者，他想向部长推荐我。这样一来，部长的巴西之行就不光是金富式的事，也成了我的事了。正如斗焕所说的，我的性格和特长都很适合待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当报社编辑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公司越小越容易实行“全体职员干部化”。就像祖鞠那个公司，本来就两部电话，他偏要申请一条小总机线，名片也一定要在电话号码后面注上“小总机”的字样，装成大公司的排场。对我也是这样，公司本来就我一个人，经理兼职员，可名片却印得好像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老板。我原本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公司来的，可情况的发展却出乎我的意料，我越来越脱不开身了，就像一股洪流过来你不可能不被卷进去一样。如果当初我不向广告公司递交辞呈，就不会卷入这场荒唐而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波。如果不是崔先生要委托出自传，我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迅速撤手。最有吸引力的却还是金富式的提议，我越想越觉得报社编辑那把交椅应该由我来坐。我生性不爱见人，就爱坐在一个地方用红笔圈圈点点，挑别人的毛病。这几天来当编辑的想法一直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着，久久不能散去。
　　我把金富式的想法告诉了祖鞠。后来，还发了传真，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崔先生。没几天，崔先生真的寄来了三张飞机票。祖鞠可来劲儿了，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工作计划为由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打电话，向大家吹去巴西的风。乐园打糕店也着实“红火”起来了，祖鞠的公司花两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二十元）〖HT〗买打糕，这是公司建立以来头一次。打糕店老板的那口子——和平洗衣店主人听了以后也顿时兴奋起来，她赶忙上楼来，说前年总经理让她干洗大衣的钱还没给，现在能不能把账结了。祖鞠咬了咬牙，准备给她五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HT〗，可这五千元也是从升洲那儿借来的。升洲从钱包里掏钱的速度快得惊人，不想让洗衣店老板看出破绽。这两口子拿到钱以后，洗衣店老板跟丈夫说：“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公司像这个公司一样配合默契，掏私人腰包都那么麻利。”
　　离去巴西的日子只有十天了，申请签证时间够紧的。这几天，祖鞠和升洲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他们为了凑足旅费和买短裤、魔镜等什物四处奔走。人还没去，先打听巴西有什么特产，一定要给某某人买点什么东西回来，以不负他的托付，等等。至于业务嘛，你就是说上一千遍，他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什么也听不进去。
　　打猎可不是打只野鸡、抓个兔子大家一笑就完了的事。专场演出能不能按计划进行，环境适合不适合，都得打听好了。另外，收支能不能平衡，划不划算，这也得好好筹划才是。那儿的侨民人口的总数，能有多少人对这专场演出有兴趣，市场可行性如何，都需要进行调查了解。而且，还必须勘察现场，租赁道具，物色合适的人搞横幅、广告及对外宣传。演出场地的规模、设备及剧场门票的制作，都得具体落实。不仅如此，既然是一个演出团体，那这些人的食宿、交通都得考虑周到了。还有，要举行足球比赛，球队的组织、场地租赁等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演艺界人士都是些大忙人，去一趟巴西，少不了要先给他们支付保证金。他们也是因为可以去巴西玩儿一趟才同意的，日程也得安排得丰富多彩一些。虽然旅游观光并不是去巴西的主要目的，但祖鞠和升洲的脑子里却〖JP2〗只留下了这件事。其余的，他们总是说，崔先生会安排妥的。当时，我气急了：“崔先生是赞助公司的代表，他想的是怎样才能往自己腰包里捞钱，负责业务企划的公司是我们，是我们！这一点你们搞清楚了。”
　　〖JP〗我这么一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没问题，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那个得意劲就甭提了。无论谁到这个公司，时间一长，都学会了跟着巫婆跳假神，什么开空头支票啦，遇事打哈哈啦，等等沾上一身的坏毛病。稍微一提，这些人就搬出万寿山四人俱乐部那一套，唱起“谁又拿我们怎么样，谁又拿这些事怎么样”的老调。他们老说我把人生看得太悲观，老觉得世道太黑暗。我也针锋相对，对他们说，那你认为是光明的时候，为什么不主动去拥抱它，谁像你们成天胡折腾，混一天算一天？！这也算是我对朋友的一点忠告吧。
　　崔先生把飞机票寄来了，我对他的信任程度也就加深了。如果他真在巴西的侨民社会根深蒂固，也许在一些事上能帮我们的忙呢。可事情远不那么简单，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电视上进行报道的事到现在都没有落实下来。按照一开始订的计划，巴西的专场演出是要作为春节特别节目播出的。要把巴西侨民移居三十周年作为主题，把文章做得大大的，让大家浏览一下故国的山川，听听充满激情的乡音，表达出对各位父老乡亲的眷恋，然后再播放专场演出。中间时不时地插播巴西风光和有所建树的侨民代表的讲话，就能成为很有吸引力的特别节目了。专场演出如果不能上电视，那些有头有脸的演艺界人士就没有必要到巴西去，而崔先生也就没有赞助的理由了。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崔先生本人很想作为巴西侨民中的成功者上电视，至于巴西的韩人联合会会长啦，韩人教会牧师啦，律师啦等等，他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当初，计划要在巴西搞专场演出的人自然是总经理了。这个想法是他在招待广播公司干部时突然冒出来的。广播公司当场就欣然同意，并让他去从中斡旋。但这毕竟都是酒桌上说的话，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总经理一走，祖鞠可傻眼了，在社会关系上他是个门外汉，究竟当时是广播公司哪个领导答应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如果巴西之行上不了电视，那去巴西就是一句空话。就目前来说，这件事必须马上动手去做。祖鞠急得直搓手：从亚马逊密林活着回来的总经理也得传个话儿啊，哪怕是摩尔密电码一样的“天书”也好哟。眼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祖鞠只能干等着总经理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遥控那些广播公司的头头，让他们安排在国内播放的具体时间。
　　去巴西的机票到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也传到了金富式的耳朵里。金富式就像拉满了的弹簧，“嘣”一下就做出了反应。第二天，马上把我引荐给了他的那位部长：“这位是我跟您说过的平山娱乐公司的金亨俊。那个野外摄影师金太星，经常到原始森林深处去探险，也经常上电视的，就是金亨俊的总经理。金太星下属公司的经理，是这次巴西之行的项目组负责人。”
　　“哦，是这样。快请坐！”
　　部长一边打招呼一边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我把准备好的计划书拿出来放到了桌子上。这个文件是祖鞠的大话、升洲的小把戏和我的创作能力相结合的产物，我拿出了吃奶的力气，绞尽脑汁，把那些谎话、昏话、胡话都杂糅在一起，再加工润色，写成了我认为是自己一生中写得最好的长篇报告。可是，部长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思去看我的计划书，要不是金富式从自动售货机拿来的咖啡需要腾地方放下，他动都不会动一下，只一门心思想知道观光日程是怎么安排的。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部长才把计划书翻了一下，说，报社的这次采访活动和专场演出没有关系，主要是为了庆祝韩国侨民移居巴西三十周年才去巴西进行现场报道的，即在旅游的路上顺便写几篇报道，像是自己报社花钱出去采访一样，拿点“猎物”回来填补版面。部长也和我们说好了，巴西专场演出的事可以登一两篇。报纸的权限，只是在宣传材料上用黑体字把有关人员的名字印得突出一些，醒目一些，仅此而已。
　　在报社休息室里，金富式和我都各自点着了一支烟。金富式偷偷告诉我，必须促成和巴西球王贝利见面的事。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像电影里的黑手党在进行交易，嘴唇不住地蠕动着，话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可千万别给部长讲，要是走漏了风声，是没有我的好果子吃的。”
　　“知道。前几天我刚给崔先生发了个传真，他马上会答复我的。”
　　不知怎么回事，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假话就脱口而出了。我不禁对自身的变化暗自吃了一惊。我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假话，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假话就脱口而出了呢，而且说得恰到好处，比真话还要诚恳。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从对方表情看，一向以细心著称的金富式也没有怀疑我刚才说的就是假话。这时我才意识到，不被社会重视的金亨俊在适当的场合也是能随机应变的。这个“圆满的谎言”使我心满意足。我到现在才明白，自己之所以在广告公司没有出头之日，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我搞的业务及周围的气氛并不适合自己。原先我被祖鞠和升洲强拉硬拽来干这些工作，心里忿忿不平，感到很窝囊，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倒觉得歪打正着，心里反倒变得很平静了。
　　到巴西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地球折腾出了人，人又在这个地球上折腾，折腾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折腾。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都在以各种方式折腾着——这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祖鞠、升洲之流也把自己叫做人，用祖鞠的口头禅来说，那就是“我们还像人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他们的行为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
　　离去巴西已经没有几天了，“还像人做的”祖鞠酒后开车出了交通事故：在一条昏暗的胡同里，他为了躲避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自行车，把一个喝得醉醺醺乱穿马路的酒鬼给撞倒，趴在了汽车前边的保险杠上。祖鞠表面上请求酒鬼高抬贵手，放自己一马。但内心深处却认为这是“正当防卫”，不是交通事故。祖鞠的总经理就是因为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照，后来租了一辆车，无照驾驶整整两年。如果祖鞠这次被吊销驾照的话，那可窝囊憋气得很，弄不好去巴西的事就得吹了。祖鞠急得捶胸顿足，哭丧着脸，不知怎么办才好。
　　金富式接到我的电话后就到交通队来了，庆幸的是，酒鬼受的只是点轻伤，在急诊室经过简单处理后就没事了。金富式急得满头直冒汗，向交警出示了证件，证明自己是经常进进出出交通队采访的记者。金富式对警察说，祖鞠是即将在巴西举行的重要大会的韩方摄影代表，这次去还要在巴西侨民社会建立一个侨民联络处，祖鞠就是这个侨民联络处办公室的民间使节。无中生有的故事虚构完了以后，他又威胁说，警察没有权力把一个马上要执行紧急公务到巴西去的人抓起来，因为春节特别节目和报社重要的海外采访计划都要靠祖鞠这双粗大的手来实现。负责案子的几个警察仔细一琢磨，这么一个大人物，居然没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而是老老实实地被带到了这里，并低着头一再要求从宽处理。那么，还不如顺水推舟将这小子放了，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人做的”，从此对我们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呢。最后，祖鞠顺顺当当地从交通队被放了出来。
　　祖鞠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升洲就惨了。在临出发的前两天，我们才知道升洲已被列入了禁止出国人员名单，海关是不会放行的。因为升洲拒绝参加预备役部队训练，收到好几次敦促其参加训练的命令后仍然置若罔闻，还说“看能把我怎么样”，赖着不去。如果不是来了个最后通牒，他很可能就会像犯了事出逃，又不知道自己已被禁止出国的政界、财经界人士一样，急急忙忙赶到机场，碰一鼻子灰，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到自己家里。
 
　　升洲听到这一消息后，忿忿不平地说：“我这辈子是什么事都弄不成了，喝凉水都塞牙，不管干什么事都没有顺当的时候。”
　　他抨击这个世道让老实人都没有活路。但诅咒归诅咒，骂娘归骂娘，罚款不交还是走不了。他风风火火地赶在公务员下班以前把罚款交了。就在临走前一天的下午，升洲总算拿到了去巴西的签证，别提有多高兴了。第十章 异国
　　升洲和祖鞠每前进一步都免不了会有绊脚石或意料不到的沟坎。升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人生坎坷多于平坦。其实，我们并不是处处不顺，而是预先没有作周密的考虑才到处碰钉子的。可如果把困难和“钉子”想得太多，又会缩手缩脚，畏葸不前，干不了大事。虽说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才会少跌跤，撞南墙的事也不会多。但是，这种瞻前顾后、四平八稳的人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平平淡淡的日子中尝不到生活的乐趣，体会不到人生的真正价值。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敢闯敢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人生中多的是冒险故事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行为，但也不乏失败之谈。假如没有了这种勇夫，这个世界恐怕会变得平淡无奇，没有生气。可要跟着这帮人去闯天下，难免要遭受一番难以忍受的折磨。
　　我随着这帮人来到了这块举目无亲的土地——地球的另一半，在那儿所发生的丢人败兴的事是一件接一件。刚到圣保罗机场，祖鞠的第一句话就是“应当让那些大鼻子给我们照张相”。可照相机用英语怎么说，谁也不知道。从机场出来，我们被领进倭人街的老式饭店，一进门就是一股难闻的霉味。从窗户往外一看，到处都是晾着的旧衣服。显然，这里是个贫民区。看着这一道道令人不快的风景线，我们心里犯开了嘀咕。崔先生赶忙上去把饭店的窗户
　　关上，还自我解嘲地说，这个地方是专为韩国人准备的特级饭店。
　　后来，升洲花钱包了个被称为“白马”的白人妓女和一个被称为“黑马”的黑人妓女，一起在恋爱宾馆过夜，喝得醉醺醺的，三个人折腾了一宿，也算给他解了解馋，如愿以偿。第二天早晨，升洲一只手拉着“白马”，另一只手牵着“黑马”，一起到免费提供早餐的宾馆餐厅去吃饭，结果看到听到的都是鄙视的目光和“哼”、“呸”的唾骂声。本来几个人约好要到里约热内卢去，可为了芝麻大点小事——他们争论什么东西最能壮阳，有人说是大蒜，有人说是银杏，有人说是枸杞子，有人说是蜗牛——争得连上飞机的时间都误了。几个人风风火火跑到机场一看，离起飞还有四五个小时呢。于是，就说起了风凉话：“慢性子的巴西人真有意思，飞机连个钟表都不安，几点走连个准点儿都没有。”结果，这句话犯了“众怒”，不少巴西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吓得我们直吐舌头，不由得发出了“哎哟，我的妈呀”的感叹。
　　走到哪儿都爱留名的祖鞠，游览两棵树瀑布的时候，在一块石头上写下了“天上地下，惟我独尊，1992，11，祖鞠到此一游”几个大字，原本想显示自己才华不凡，却遭到了游客们的斥责。
　　令人笑掉大牙的是，几个人跑去看脱衣舞，不知从哪儿响起了枪声，吓得他们就像鸵鸟钻沙子，撅起屁股钻到了桌子底下。
　　起初，几个人以为无论哪个西方国家说的都是英语，所以祖鞠就操着半生不熟的洋泾浜英语四处搭讪，巴西人以为他不是地球那边来的贵宾就是外星人，对祖鞠十分尊敬。实际上，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去国外吃洋面包的乡巴佬。
　　有一天，他们在饭店里煮方便面吃，打扫房间的进来了，把他们几个吓了一大跳，赶忙用床单去包泡菜，不料泡菜汤把床单弄成了大花脸。几个人为赔款——究竟谁该出多少钱——还发生了争执。第二天，他们又在屋子里烧下酒菜——烤乌贼，结果，隔壁房间的人向饭店举报说有人在焚烧尸体。饭店保安跑来追查，祖鞠抬起了两条腿说，是自己的脚臭味儿太大，不是在烧什么东西。保安听信了他的话，蒙混过关了等等……讲起我们在巴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要说我们在巴西干的“公事”嘛，倒也有那么几件。
　　有一天，我们被请到了崔先生的双马汽车发动机进口专卖店。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几位侨民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侨民餐厅的老板。就像让我们到巴西航空公司公关部去访问一样，这次去发动机专卖店也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跟着崔先生的屁股打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崔先生在这些人面前把我们几个人吹得天花乱坠，说升洲是韩国最大的广告及赛事企划公司董事，祖鞠是电视制片人，说我是蜚声文坛的作家、笔杆子很硬的记者。后来崔先生才跟我们说，之所以这么介绍，是出自工作需要，希望大家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清楚他这么胡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祖鞠倒是很高兴，打那以后，如果谁叫他的名字时不在后面加上“总监”两个字，他就装没听见，不予理睬。看，祖鞠到国外不是“出息”多了吗？
　　祖鞠对侨民社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也和当地报纸一起搞了个座谈。后来，他又在崔先生的斡旋下，和一位创办了一份四开版隔周发行的侨民报纸的报社社长见了面（报社成员就他一人）。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社长的谈话是在一间韩国餐厅进行的。祖鞠向老社长建议，找一个可容纳四千人的剧场，外带餐厅，把驻巴西使馆的人、侨民公司的经理、侨民团体负责人、演艺界人士等组织起来，搞一场高尔夫比赛。而且既然大家已经到巴西来了，自然少不了来场足球赛。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唤起巴西五万侨民的爱国心，让韩国侨民第二代对祖鞠产生一种自豪感。祖鞠越说越激动，最后站起来，举起了两个紧攥着的拳头嗷嗷地叫。手心攥着的写有“四千座位”、“五万侨民”字样的字条都被汗水洇模糊了。老社长似乎也被祖鞠讲演般的谈话所打动，坐在那儿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
　　“祖鞠，听了你的高谈阔论，我真有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老社长用著名韩国作家李河写的随笔《新绿礼赞》中的词句，对祖鞠的宏图大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
　　通过和老社长谈话才知道，三十年前，这位同胞为了摆脱贫困，不顾晕船呕吐的折磨，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巴西，经过多方周折，终于站住了脚。其实，移居巴西的韩国侨民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犯了见不得人的事，为了逃避惩罚才跑到这儿来的。这里的侨民为了向韩国乡亲炫耀，只要听说从韩国来了人，必定弄一辆名牌小轿车接送。几年前，他们一定会领着韩国来人去参观自己的抽水马桶，以示生活比在韩国还要优越。可这位老社长听了祖鞠“宏伟”的计划倒有些动心了，他从祖鞠非凡的谈吐气质里看到了祖鞠飞速发展的辉煌前景，从而，这个祖鞠的形象也就成了自己祖国的象征。最后社长激动得抓住祖鞠的手，让他一定把李美子和罗勋雅请过来。祖鞠这下可来劲了，满面春风，得意洋洋，认为自己的市场调查算是成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计划，那就是要选定一个“韩国日”并正式宣布。为此得和圣保罗市市长见一次面，后来市长实在挤不出时间，这项日程就取消了。在这五天时间里，崔先生忙了个四蹄朝天，不断跑东跑西为我们张罗，领着几个商家到处奔波，就像真的大富豪一样手机成天响个不停，时不时地用熟练的葡萄牙语训斥这个训斥那个。虽然崔先生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他是个大忙人，是个地位比较高的生意人，这一点印象是很深刻的。
　　临回国的时候，崔先生到机场送我们，从脸上的表情看，他和我们难分难舍。崔先生问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祖鞠说：“在巴西英语并不是通用语，所以很难交流思想，至于其他方面嘛，我还是十分满意的。”他拍着崔先生的肩膀，操着洋泾浜英语说：“祝你成功！”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祖鞠和升洲成了侨胞心目中的大人物，在乘机入口处，我说：“足球明星贝利还得再联系一下。”崔先生回答得很干脆，“这个问题不大。”一听这话，我的心也就放到肚子里去了。
　　“贝利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儿童节这一天请他出来一下怎么样？”崔先生说：“那就试试看吧！”祖鞠一听，又高兴地和他热烈握手。
　　在以后的二十个小时里，我们只想伸伸腰，或者平躺一会儿，因为经济舱的活动空间很窄小，人站起来刚够伸直脖子。老那么一个姿势坐上二十个小时，真够受的。可我们一到汉城的金浦机场，祖鞠和升洲就一人一句地说开了：“我真有点怀念巴西了。”祖鞠还说：“如果能再到巴西去，我就算把老婆卖了也得凑够这个钱。”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升洲却说：“你小子本来心思就不在老婆身上，而在‘鸡’身上，卖老婆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升洲这样不咸不淡地顶了一句，祖鞠再也不说话了。
　　崔先生的“打猎”战术的确产生了特殊效果，从此以后祖鞠和升洲就被拴在崔先生的战车上了。
　　回国以后，他们首先和那些演艺界人士进行交涉，这两个人心里念念不忘的不光是巴西的自然景观，还有比自然景观更漂亮的野鸡小姐。每想到这一点，他们就激动不已。可是，此时国内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不是别的，而是总统选举。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什么违法选举呀，犯法无人究啊，模拟投票啊等等的话都出来了。有人说，军政统治实在太长了，他们只关心枪杆子、刀把子，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平头百姓简直活不下去了。一天忙忙碌碌，根本没有时间看报纸。还有人说，选谁当总统，与我有什么关系，无论谁上台，对老百姓都一个屌样。街谈巷议，杂七杂八什么都有。总而言之，不过问政治者占大多数，政治朝哪个方向发展似乎都是政治家的事，与自己无关。对各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众人也是各执一词，说法各异，有些人因为候选人是自己的同乡、同学，或是同龄人、朋友而十分感兴趣。因为如果他当上了总统，自己也就能谋上个一官半职。有的人则十分重视候选人的外表，看他长得帅不帅，读的书多不多，言谈举止像不像回事，甚至连候选人的领带打的是单结还是双结，笑的时候露出来几颗牙齿都注意到了。有的人对某位候选人有了感情，看他什么都顺眼，有的人讨厌某位候选人，就看哪儿都不舒服，死了都恨不得再给他补上两刀子。
　　选举智囊团专门招募擅长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为候选人大造舆论，摇旗呐喊：“我就认他，不认别人。”正因为如此，各个候选人都动员了不少演艺界人士为自己搞宣传，东跑西颠地进行游说。被动员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为了挣“红包儿”；有的想和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候选人套近乎，将来好跟着他沾点光；有的则抱着政治野心，或者说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所支持的人一旦得道，自己就可以鸡犬升天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从内心深处想支持某位候选人的。
　　国内怎么乱，也一定要把巴西侨民联合会的会长请到移民三十周年大会上来，名歌手太宇也一定要请来捧一捧这位老先生。对这位会长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走上政治舞台的各国政治家都各有高招儿，好莱坞的演员里根当上了美国总统，日本的职业摔跤手安藤当上了众议院的议员，意大利演员鲍尔诺当上了国会议员。北欧在野党中的议员，类似情况者比比皆是。当然，他们都持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演艺界人士的舞台形象给人们的好感却是不可忽视的，就平民百姓而言，不管是张三李四，首先得对他有个印象，才肯投他的票。歌手太宇在人际交往中所取得的成功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在歌坛上红得发紫的他意识到不久就得退出歌坛。他才不想将来作为一个歌坛老将去参加什么“歌曲半世纪”节目的演出以度余生，而是开始走从政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有时间和我们见面呢？事关重大，我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金富式。金富式冷笑了一下：“现在的孩子甚至连爸爸妈妈的话都不听，那些演艺界的少爷、小姐们又能听谁的呢？”
　　虽说金富式的报纸就是靠“卖”这些演艺界的少爷和小姐来维持生计的，但不难听出，他对这些人品性的评价却并不怎么高。
　　说罢，金富式就提起笔来，刷刷刷一气呵成一篇报道文章。文章说，某歌手单方面撕毁了赴巴西侨民会馆演唱的合同，使企划公司陷入了空前的经营危机。这一举措不仅使我们国家在国际娱乐业威信下降，而且招致了种种非议。据悉，他之所以要单方面撕毁合同，是因为他要为某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活动去大唱赞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向上爬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不道德行为。金富式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指出，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支持这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游说是多么的无信誉。对这位候选人，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具不具备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的素质和资格？
　　看到这篇报道，祖鞠和升洲高兴地嘴都合不上了。祖鞠一只手高高地举起这张报纸，另一只手就像在部队参加跆拳道训练一样，一拳就把报纸打烂了，口里还不住地狂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升洲说：“看来，这一回太宇不去巴西也不成了。”
　　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夸起金富式来：“小个子兵可真有两下子。”
　　酒后开车被金富式救过驾的祖鞠先开了腔。升洲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补了一句：“我奶奶在朴正熙时代说什么来着？她好像说过，辣椒还是小的辣，朴正熙，不就是个小个子吗……”
　　“唉，真的是辣椒越小越辣吗？”
　　“辣椒这个东西，它的生长是有个过程的，开始长‘骨头’，而后越长越大，‘骨头’变成了皮，变成了肉，这些皮和肉就没有骨头那么辣了，所以辣椒小的时候才最辣嘛。”
　　“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
　　祖鞠和升洲突然换了个话题，互相看着对方的裤腰，瞄瞄对方的身体是朝左侧歪还是朝右侧歪。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我，问：“亨俊，你是倾向哪一边的，倒一点看不出来哟。”
　　“看不出来我的倾向？左倾。”我应了一句。说着，把身子故意向左侧一歪。
　　“有话直说，别卖关子！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站在哪位总统候选人的立场上吗？”
　　说罢，三个人心有灵犀地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实是严酷的，并不像祖鞠和升洲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凡事都讲道理，我们这些小人物——“小辣椒”，想辣也辣不起来。就这篇报道而言，也是金富式出于敏感的政治嗅觉写出来，作为巴结报社社长的礼品。因为社长作为舆论界保守派人士出马参加总统竞选，他被吹鼓手们捧为当然的第一号候选人。报社对这位一号人物的宣传，不光停留在政治版面上，几乎所有的版面都在大鸣大放，为社长呐喊助威，就连体育版都不例外。金富式正想找个机会为这位第一号人物效劳，将来好有个出头之日。这一天终于等到了，祖鞠他们提供了一颗打击二号候选人的重磅炸弹。于是，金富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笔写成了这篇杰作。驱使金富式这么做的动机既不是对社会的责任感，也不是想看看到底谁最辣，而是出自不可告人的投机欲。这也是一个社会人的基本欲望，是权力欲的本能表现。最终目的无非想出人头地，做一方领袖。
　　金富式一个电话就和演艺人足球队队长顺顺当当地见了面。下面，就是印刷广告宣传品的问题了。我们找到了位于汉城独山洞的一个小厂子。这个印刷厂三角债太多，经营很不景气，也就和祖鞠的青石沟出版公司挂上了钩，作为公司的印刷基地被固定了下来。我们到厂子里头的时候，厂长有事不在，值班经理小姐一个人坐在火炉旁翻阅一本妇女杂志。不说我们也猜得着，因为我们是欠账印刷，所以，厂长故意躲开，不想和我们打照面。后来，我们又到印刷厂比较集中的地方一家一家地找，把那一带的印刷厂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家愿意接这个活儿的。最后，在一家卡车来回穿梭的印刷厂对面找到了个专门卖灌肠的饭馆，我们横下一条心，就在这里一边喝酒一边等厂长，不见黄河心不死，一定要把这件事落实下来。不一会儿，天就黑了。
　　饭馆的厕所在门面外边。上完厕所回来的路上，我看见印刷厂大楼前边围了黑鸦鸦一大片人。这些人又分成了两拨儿，你拉我拽地争吵着什么。不一会儿，两家打了起来。有几个穿着藏蓝色工作服的人在中间劝架，无疑就是对面那个厂子的工人了。站在远处瞧，打骂声越来越大，弄不好一场混战就不可避免了。站在人群最里边的那个人的激动劲，就像谁挖了他家八辈子祖坟似的。好一会儿，我才听出来他们是在为总统候选人的事吵架，这些人认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好，应该上台；那些人又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最合适，当仁不让是未来的总统。争着争着就吵了起来，双方都动了拳头。我本来想多看会儿热闹，但天太冷，就进饭馆去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警车开了过来。本以为还要乱一阵子，但不大一会儿就风平浪静了。接着，一些人走进了饭馆。我一看，真巧，有一个是我的大学校友。前些日子，他还为旅美韩人联合会会刊的事找过我呢。
　　1988年开完奥运会以后，专为奥运会服务的工作没有了，这位老同学的饭碗也就砸了。他把本来就债台高筑、在赤字中挣扎的企划公司清理完以后，又到妇女杂志社混饭去了。我走到他跟前，装作很熟的样子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看到我，感到很高兴，不久就收起笑容向我诉起苦来：“现在办杂志很难，就拿我们那个妇女杂志来说，早几天或晚几天出差别可太大了，弄不好就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接着，他又说：“这回的第12期为什么在11月中旬出呢，也是为了抢12月份总统选举这个时间。这本杂志，从一开始交印就展开了时间争夺战。我们这回开印晚了，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就是按时出，这一期还有个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问题呢，别说现在这样了。因为临近大选，推出的各种刊物实在太多，根本就印不过来。为了让出版日期和销售时间吻合，我们还有意把截稿日期向后拖了呢。你看，这下不又完了吗？”
　　他咽了口唾沫，又絮叨开了：“刚才警车开过来，你看到了吧。双方你推我搡，不是打起来了吗？有人指责对方的宣传品诬蔑了自己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是一种黑色宣传，所以不让印刷厂印。”
　　“那么，这个宣传品就印刷不了了吗？”我禁不住问了一句。
　　“印宣传品那是在做买卖，哪能让候选人出钱雇的打手给搅黄呢。把武警叫来打跑也就算了。一谈到政治，大家都恶心得想吐。拿了人家几个臭钱就跑到印刷厂门口闹事，那像话吗？都这么弄，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人，不就连饭碗都没有了吗？”
　　我回到祖鞠和升洲坐的地方，给他们讲了我刚才见到的“西洋景”，他们两个感到很遗憾，那么热闹的场面自己竟然没有看上。
　　“那个校友为什么那么激动呢？”
　　“咳，那小子是运动专家，不知已经是二进宫还是三进宫了呢。”
　　“从他那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劲头看，至今对政治还是很热衷呢。”
　　“那么，他和斗焕是一个专业了。”
　　“专业？”
　　“从三年级开始，他们两个人的专业就分开了，那小子的水平只相当于低年级。这样说起来，他和斗焕可以算是一个行列里的人物了。”
　　“刚才印刷厂值班经理小姐不在看一本妇女杂志吗？这小子就在这个杂志社当记者。”
　　“那和他一起喝酒的那个女的也是记者了？”
　　“看样子是吧。你想过去和她套套近乎？”
　　“看样子，她今天不顺心，心情很不好。”
　　“所以才让你去套近乎嘛。”
　　“我又不是什么安慰专家。”
　　“你过去就说，有什么事我这个当哥哥的给你做主。”
　　“你知道我见了女的爱说什么话吗？我只说，像我这样能把女孩子给弄舒服的男人是没有的。”
　　“哼，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见了女孩子不就知道把她摁倒，往身上趴吗？”
　　“是啊，趴在人家身上，一会儿还不给弄舒服了。”
　　“看那女的，我像在哪儿瞧过她似的。是不是前几天在电视里瞅过的那个女的？”
　　我一句话没说，把酒杯里剩下的那点烧酒一口灌了下去。就连给祖鞠指出那不是“瞅过”而是“见过”的心情都没有了。虽然大家都在一个酒桌上喝酒，但每个人却各怀心事，这也可以叫同床异梦吧。
　　我想起了在公司上班时项目经理老训斥我的口头语。在他的习惯用语中有一句老挂在嘴边的话，那就是“人分为两种”。根据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人有两类，一类是智人，另一类是虽愚笨但可以得到公司信任的人。”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像别人一样要冷面，而是要了一碗排骨汤。他就对我说，“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会品尝冷面味道的人，另一种是不会品尝冷面味道的人。”这种不成其为理论的理论虽然难以接受，但还是有借鉴价值的，我借他这句“名言”也打了个比喻：“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关心政治的人，另一种是不关心政治的人。”在这里我只是借用他的两分句式而已，其内容却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凡人，有时可能脑袋瓜很清楚，称之为“智”，但有时又会犯糊涂，称之为“愚”，有时“智”和“愚”兼而有之。一个人也许在吃冷面的时候，突然又会对排骨汤产生食欲，因此，对人不能绝对化。只要是人且有国籍，他就不可能脱离政治。有人表面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但那只能说明他不懂政治，并不等于他不关心政治。
　　不久，从崔先生那儿来了个传真，是关于贝利的事。那张传真一开始就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这种开头语是我在公司上班时项目经理常用的套话，一般给人不好的预感。可这次却挺走运，“坏消息”并不是噩耗，贝利目前不住在巴西而是住在美国——这就是所谓的“坏消息”。好消息是说他的秘书马上要给我打电话，听说贝利对韩国的兴趣还是蛮大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金富式，他乐得一口气跑到乐园打糕店楼上祖鞠的办公室来找我们。祖鞠见金富式来了，就没给他买廉价的切糕，而是买来了顶好吃的南瓜糕。金富式连瞧都没有瞧一下，一把抓起那张传真纸就跑了。
　　金富式走后，升洲对我们说：“小个子兵这小子，不知怎么的，个子好像比以前大点儿了，从前他的个子就齐我的胸这么高。为什么他脸上皱纹会那么多呢？没有皱纹他的脸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么多皱纹就没法看了。”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同学中他还算是最有出息的。”
 
　　“唉，社会就是这样，有出息没出息，不在本事大小，而在机遇，运气好就冒出头了，运气不好就像我们这样，凤凰落架不如鸡了。还记得吗，二班有一个说话慢吞吞、专爱跑到老师面前告屌状的小子，他爸爸好像是牙科大夫什么的。听说，这小子现在当上广播员了。还有，那个乌贼眼，蔫得没一点儿火气，爱说假话，办假事的，现在当上什么国会议员还是市议员了。那个有名的烧饼脸，尖嘴猴腮，每天就知道拿着铅笔在那儿玩，那会儿是我们班的班长，现在在一家大医院当上科长了。”
　　“嘿，还有那个三角脸呢，他那会儿每次考试成绩都还不错，现在成了半导体博士了。”
　　“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大眼镜，那会儿大家都叫他眼镜蛇。听说，现在当上哪个大企业的咨询顾问了呢。”
　　“其实这几个小子，在学校的时候谁敢在我面前哼一声？就是敢过句话，我用鼻子哼一下，他都得吓趴下。”升洲说了句大话。
　　“那几个小子什么时候跟你过过话来着，你是谁，他们连认都不认识。”
　　升洲对我的话装没听见，又接着吹开了：“咳，你们想起那个锅底脸了没有，就是脸黑得像锅底，长满疙瘩的那位。不知什么时候办了个儿童杂志，挺赚钱，听说现在肥得流油呢。”
　　“这些事你们都是从哪儿听来的？为什么现在说这些废话？”我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心里有些不快。
　　“不久前，不是开了高中毕业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吗？难道你们没有收到邀请信？那里边不就附了一张校友会的名单吗？”
　　“老婆怕出校友会会费，所以信来了也不让我看，我还是后来从升洲那儿看到的。亨俊，你也收到过吧？”
　　“嗯，收到过。”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不去参加校友聚会不为别的，只怕又会遇到我不愿意见到的场面，把气氛搞得让人很不愉快。所以，我就把邀请信往抽斗里一塞，让它睡大觉去了。
　　“人家不是大腕儿就是大款，聚在一起不是吹权就是吹钱，我跑去凑什么热闹呀。”
　　虽然升洲说的有点道理，但从祖鞠的眼神看，总觉得有点遗憾。
　　“你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去拉点赞助，好用这个钱给学校买几台电脑，借此提高祖鞠的身价——拍着胸脯说：你们看我多棒，想干的事就没有干不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直到现在，祖鞠还认为高中的国际笔会展览办得空前绝后地成功。他光记着从邮电部得奖的事，而把从女同学手里抢邮票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最近我见到了崔炳道，他对祖鞠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中文艺班的崔炳道摇身一变，成了小说家，正在金富式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爱情小说呢。有一次，我找到他的工作室。他见我进来，很亲热把我让到了电脑前面那把惟一的座椅上，赶忙端来了一杯热茶。这种茶因为喝起来味道柔和，大家都叫它“柔柔茶”。当时，他正在用电脑，屏幕上调出来的文件还历历在目，“保存”、“打开”、“文件”等字样也看得清清楚楚。我问他：“写小说的素材你是怎么搜集来的？”
　　他摇摇头，淡淡地一笑，说：“我老在外边跟女孩子搞多角恋爱，自然会有一封封的情书了。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存进电脑，用的时候调出来，换上名字，中间再添枝加叶地编些情节，就是一部爱情小说了。”
　　我猜想，电脑上的“文件”是他写小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一定是打印了。这样一来，一部业余作家的爱情小说不就出笼了吗？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作家有业余的，总经理也有业余的。金太星人不在公司，可总摘不掉那个总经理的头衔，不是业余的又是什么呢？好长时间和这位业余总经理——金太星没有联系了，最着急的是祖鞠：他是不是被困在亚马逊密林深处了呢？是不是断粮断水了呢？是不是正在接雨水充饥，点着篝火等待救援呢？不管祖鞠心里有多乱，业余总经理还是见不着人影，我们只能翘首以待，静候佳音了。因为录制电视节目的事，单靠金富式的力量是难以落实下来的。
　　这几天，讨债的人都快把门槛踢断了，被巴西之行鼓舞起来的值班经理——金小姐说话底气十足，她就像泼妇骂街一样，把这些讨债鬼一个一个给赶了出去。但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想赶也赶不走，他就是这座楼的房主。还不到两天时间，房主已经催过三次债了，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连马路对面广开土房地产的总经理也带来了，向金小姐下了“最后通牒”：本周内再不交清已经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就赶快滚蛋，他马上让新客户入住。广开土房地产总经理也在旁敲边鼓说，你们把房子空出来，房主马上就加房租，等着租这个房子的人正排着长队呢。
　　这事儿可让祖鞠他们作难了，金太星临走前留下的一点点零用钱已经花光了，能借钱的地方总经理都借过，借的钱他一股脑儿塞进自己腰包带走了，现在想借都没地方借去。如今办法只有一个：让崔先生出血。祖鞠给崔先生发了个传真。一个自称是崔先生秘书的人回了个很简短的传真，说，崔先生到美国出差去了，回来后会马上把款汇过去的。祖鞠高兴得简直都要发疯了：“我说崔先生够哥们儿嘛，你们看他不就来传真了吗？”
　　祖鞠一边说着一边把传真收了起来。
　　可是，交房租的最后期限是这个周末呀。大家抓耳挠腮，冥思苦想，最后升洲打起了我退职金的主意，我说：“把我的退职金搭进去不是不可以，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件重要事哟。”
 
　　“现在不是重要不重要，而是急不急的事，得先把这个口子堵上。围棋手不是有一句话，叫‘哪儿吃紧先堵哪儿’嘛，你是围棋业余选手，应该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吧。”升洲顶了我一句。
　　升洲这么说是在对我报复。前两天我跟他下围棋，他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他要悔棋我没让，最后他输得很惨。很明显，升洲是话里有话的。
　　“崔先生不是下星期就寄钱来了吗？就这么几天为什么不能通融。你也见过崔先生，你看他是那种骗人的人吗？”
　　“你看，就连小个子兵也来帮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咱们这几个哥们儿往哪儿容身呀。亨俊，不管怎么说咱们几个也好了一场，你哪能见死不救呢，就帮帮忙吧。小个子兵也想让你把积蓄拿出来，你就别抠门了。”
　　“你都不想投资，还想干什么大事？!”
　　我一听火了：“那你们又投什么了？”
　　“我们投的是精力和时间！叫我们投钱，我们哪儿来的钱啊。我们倾其所有，把我们的全副身心，全部人生都投进去了。说实在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几个人里就数你还强点，喝的墨水比我们多，老婆也还有点背景。我们这几个要什么没什么，不仰仗你还去仰仗谁？”
　　正因为有这段对话，所以，尽管云聪把那个存折看得比大韩民国陆军总部还要严，我仍然把一部分退职金取出来充当了房租。
　　那一年的12月17日是平山娱乐公司最为得意的日子。这一天，金富式爆了个大冷门，将我们的策划做了一个整版，整个版面都设计成黑色的，上面有几个斗大的白字：贝利要来韩国。这一“壮举”使升洲和祖鞠兴奋不已，脑袋扎进报纸好半天没有抬起来。他们过读边笑，越读越高兴。这篇报道大致内容是这样的：贝利明年春天准备访问韩国。他是受平山娱乐公司金亨俊、祖鞠、裴升洲等三位董事的邀请到韩国来的，这一协议是三位董事在巴西访问期间达成的。一直对韩国有着特别好感的贝利通过多次传真联系，和平山娱乐公司定下了具体日程……这篇报道写得很长，但好多话都是弯弯绕，来回重复，基本内容也就是上边说的这些。金富式的笔杆子的确很硬，能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祖鞠对写有自己名字的那一部分格外感兴趣，反复读了好几遍，后来干脆就大声念了起来。
　　“哎，这张报也向海外发行吗？斗焕小子，我们也见报了，你看到了吗？”
　　“咦，不对呀，这儿是不是写错了？”突然，升洲指着一行字说。
　　“为什么把亨俊的名字写到我们两个人名字前边去了，这是不是主办单位搞的鬼呢？”
　　说到这儿，两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其实，我们几个人谁都不相信贝利会访问韩国，金富式的报道也就谈不上写没写错的问题。上一次，通过写太宇的报道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记者报道的东西是真的。那么，记者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否相信自个儿写的东西呢？
　　这一天，我们几个忙得很。虽然日子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却陶醉在了自我欣赏的欢乐之中。后来还来了几个祝贺电话，但比祖鞠预计的要少得多，祖鞠一连问了好几次金小姐，电话听筒放好了没有。我们当然少不了要到酒馆去灌一顿猫尿。这样，也就提前下班了。
　　我们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来了一份传真，是发给平山娱乐公司总经理的。要不是我们几个雷厉风行的作风，要不是这张传真与我们最挂念的电视台有关，我们肯定会推到明天再处理的，因为我们不想让其他繁杂事扫了兴致。不然，这条报道所引起的兴奋至少会延长到第二天。
　　我们三个人轮流读了好几遍传真，但谁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传真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电视台已经做完了巴西移民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全部企划工作，离出发时间只剩下三个星期了。今天，我们看到了有关邀请贝利来韩访问的报道，我们想请平山娱乐公司协助，帮我们在巴西和贝利搞一个电视谈话节目。现在想了解一下贝利目前的情况，请尽快把资料提供给我们。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和去巴西演唱的歌手联系过，那企划工作已经完成，是什么意思呢？三个星期以后出发，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我们和电视台一起去？是不是电视台把那边的事都已经弄好了？琢磨不透！”
　　“他们替我们弄好，那可能吗？但他们又说企划工作都已经完成，难道我们叫人给涮了？”
　　“什么话！那个活动一开始就是我们弄的，是我们往前推进的。”
　　“那会不会是电视台从中间插了一杠子呢？”
　　“怎么会呢？电视台又不是万能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有我们的说法，电视台有电视台的说法，两边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啊。这个活动计划究竟是谁告诉电视台的呢，明年是不是韩国人移民巴西三十周年，一般人谁会知道？韩国人移民到哪个国家多少周年，难道电视台都有详细记录不成？”
　　升洲和祖鞠大惑不解，又十分气愤，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个人闷着头连抽了三支烟。抽完第三支，把传真拿过来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看清下边的落款，发送传真的不是电视台，而是电视台特别工作部。这个特别工作部在电视台负责搞开发，利用本单位的人力、设备和牌子捞钱，组织演出等等，为电视台职工弄点奖金，也为台里弄点活钱。虽然这些人也都在电视台工作，但并不是主要工作部门。
 
　　后来我们一打听，不是别人，正是大力扶持我们的恩人金富式把这事给捅出去的。
　　在金富式的报道中寡廉鲜耻的歌手太宇属于具有法人地位的某一团体。他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所熟悉的电视台节目制片人。太宇和企划公司一向不和，一说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对这次巴西之行，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就把自己的苦水都倒给了这个制片人。制片人认为这次赴巴西演出有利可图，所以又把这件事讲给了电视台特别工作部的朋友。工作部毕竟是个专业企划部门，由乌合之众凑起来的平山娱乐公司的工作效率跟它没法比，计划书、与演艺界人士的协议，就连节目单等，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都拿出来了。他们还以电视台的名义和巴西侨民联合会取得了联系，让那边把演出场地等落实下来。这一连串的工作目前都已经基本就绪。在赴巴西艺人的名单中有演艺协会会长、歌曲分科委员会委员长，还有义演及友情出演人，等等，不少都是演出团体的正式职工。这一套组织工作相当到位。更令人吃惊的是，金富式报社的编辑部长也堂而皇之地上了后援单位的名单。
　　升洲并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我们所联络的歌手已经拿到签证了，就连文件、护照都弄好了，那该怎么办呢？”
　　“电视台组织的这帮歌手比我们联络的歌手更有人气，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如果是其他人组织这场演出，巴西侨民联合会是不会买他们账的，我们去可就不同了，因为我们跟他们谈得来，很容易搞到一块。我们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难道不是这样？”
　　“净瞎说！我们在巴西能联系上的不就是一个办双周刊侨民报的老社长吗？再说，我们身无分文，在社会上又没有关系，算得上什么真正的出品人，真正的出品人是进了名单的那小子。说不定，侨民联合会的人还正在骂我们是骗子呢。”
　　“让金富式再写一篇报道行不行呢，这煮熟的鸭子眼看就飞了，报社有责任对这种现象进行抨击呀。”
　　“谁会为你效这个劳呀？报社？！傻瓜一个！你要是报社社长也许会去做这种蠢事，因为你本身就是个不称职的骗子。”
　　“哎，如果我们弄砸了，写这篇报道的金富式不也要受牵连吗？他为什么先支持我们，后来又去支持别人了呢，他不是跟太宇掰了吗？”
　　“不管谁主办这次活动，他的那位部长都可以去巴西，金富式在乎什么呀。我猜想，电视台特别工作部对这事有兴趣，也八成是太宇透露给金富式的。”
　　“这几个龟孙子，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哪。”
　　“有奶便是娘嘛，这么一弄对金富式不是更好吗？要是把这事托付给特别工作部，不但心里踏实，写出来的报道也会更有力度。说老实话，如果把接待部长的事交给我们，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弄呢。”
　　虽然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很矛盾，我当记者的梦就像吹到半空中的肥皂泡儿一样，破灭了，心里能舒服吗？越想越憋气，嘴也就像刀子一样，逮谁伤谁。这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本能反应呢，我不知道。总之，我每次一开口说话，升洲就眯缝起眼睛瞅着我。
　　“你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自命清高？！不管是高中还是现在，自命清高的人都一个屌样，事情出了娄子他就退避三舍，添油加醋地说一大堆理由。看样子，你认为我们几个都是社会上的混混儿，根本办不成大事是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你也是给公司掏腰包垫了钱的呀！”
　　“我们赶紧和崔先生联系一下吧。”
　　祖鞠看来很着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催促着大家。
　　现在，我们信得过的人只有讲义气的崔先生了。我们盼着他赶快从美国回来收拾残局，最低限度能把商定的赞助款的一部分先寄给我们。我这个人是外松内紧 。其实，这个时候我比谁都着急，我不能做亏本买卖呀，得先把垫进去的房租拿回来。但是，我的脸上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
　　崔先生这个神秘人物的真面目不久便大白于天下了。原来，从一开始他就对在巴西举行纪念活动的事没有兴趣，赞助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之所以邀请我们去，是想借金太星总经理和双马汽车公司董事长的特殊关系，让双马汽车公司为自己进口汽车提供更多的优惠。他找航空公司联系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想混熟了以后好把航空公司也拉进自己的客户圈子。说到底，他是想借我们大做宣传，为自己的活动铺平道路。崔先生在航空公司说我们是某某大报的记者，又是多么多么有名的出品人，他自己的目的一实现，我们的利用价值也就没有了。给我们的机票当然也是巴西航空公司赞助的。
　　知道自己上了崔先生的当以后，祖鞠气得要死，让他赔偿损失，可崔先生却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是想从我这儿弄到赞助，答应让这个活动上电视吗？怎么样，这下没办法了吧。你们这种行为不是欺诈又是什么呢。不是我要赔偿你们的损失，而是你们要赔偿我的机票钱和观光费用。”
　　祖鞠气得啪地一声放下了电话听筒。他也不敢再往下纠缠了，因为通话时间越长国际话费就越高，公司连支付高额话费的钱也没有啊。
　　“别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去向国际刑警组织报案，把崔龟孙子抓回来不就得了。能不能给我弄一张国际机票呢？我马上飞到巴西去，揪住他的脖领把那小子拖回韩国来。”
　　气得直喘粗气的祖鞠给金富式挂了个电话，想向他兴师问罪。接通以后祖鞠突然把电话听筒递给了我，因为金富式给我们上起了“政治课”。他说，强者吃弱者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天这类事是屡见不鲜的。不难听出，邀请贝利的事他一开始就知道成不了，至于那篇报道嘛，是早就留出了版面，等待时机成熟来个一鸣惊人。如果贝利来不了，再在报纸上发条特大新闻，说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未能成行，不就又是一条爆炸性消息了吗？他还说，这种炒作方式是自己的一大“发明”……
　　第二天是临时公休日。但是，那天下午我们都到办公室来了。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谁都是无约比约还准时”。大家不约而同到公司来的理由嘛，自然是各有难念的经了。
　　升洲是被夫人金护士给拽来的。金护士一直嚷嚷着这次要随丈夫自费到巴西去一趟，为了去巴西她已经做好各种准备了，那里女孩子最喜欢的超短裙是什么颜色的啦，迷你裙又是什么款式的啦，问了个遍，今天她一进公司门就没停嘴。我本来想跟她说事情已经黄了，但金护士嘴巴的节奏快得简直让人插不进话去，我急得在屋子里直转圈，就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一气之下我就出来了。
　　我知道给公司垫的房钱是讨不回来了，所以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故意做给云聪看。云聪向来心思十分深沉，看不穿，摸不透，遇事总爱打持久战，因此在家里打嘴仗时她总是占领着“制高点”。可是有两句话一直对她刺激很大，那就是“做人老婆的都这样”和“女人怎么能理解男人的精神世界”。她总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是非凡的女子，这些人怎么能把所有“老婆”、“女人”都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去呢？这种话显然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这天早晨，我也装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样子，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副实在承受不了的苦恼的表情，把提溜在手里的外衣重重地甩到肩膀上，出门到公司来了。
　　祖鞠则和别人不同，老婆回娘家，第二天才能回来，自己在家待不住，就到公司来了，用他的话说，那就是“老记挂着公司的事，加班来了”。
　　三个人又凑到了一起，当然免不了要喝几盅。我们找了一家小酒馆，和祖鞠的家紧挨着。一进门，我们就像高中时几个人偷着出去喝酒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回想那会儿，我们悄悄藏在大人不在的某人家，或像做贼一样偷偷溜进炸酱面馆，或者躲到国际笔会支部的活动室里，头顶就像被庞然大物压着似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种情景，那个时代。连酒菜也和当初四兄弟第一次一起喝酒时一样，一盘煎饺子，一碗热汤面和几瓶老白干。这天，我们喝了个通宵。
　　祖鞠家靠墙有一个晾衣架，上面挂着几条女裤衩和袜子，祖鞠的裤子也在上面搭着，可那条裤子很短，比我们想的要短得多。祖鞠是不是个“外星生物”我不知道。但他上半身结实而下肢很不发达，两条腿实在是太短了。最先对他的体形感到意外的是其夫人朴小姐，祖鞠脸盘大，肩膀宽，坐在地炕上显得格外壮实，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朴小姐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么一个畸形人。婚后的一天下午，朴小姐把衣服晾好后就去喝咖啡、听音乐。她是一个很容易受周围气氛感染的人。从音乐里她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被这种力量所陶醉，感到自己爱上祖鞠是一种幸福，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想着想着，她进入了梦乡，醒时，睁开眼一看，瞧见了晾衣架上的裤子。朴小姐想，那么短的裤子，究竟是谁的呢？噢，她想起来了，那是自己这个白雪公主心上人——小矮人的裤子。想到这儿，她不禁打了个冷战，难道自己所爱的男人就是这么个不够尺寸的“半残废”？但婚姻已经成了事实，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从此以后她总觉得生活中少点什么，无论是叠裤子还是熨裤子时，老有一种缺憾感。在日常生活上嘛，也总觉得欠缺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祖鞠已经失去了挺拔的身姿，但她总还觉得丈夫和韩国一般男子在身高上没有多少差距，——因为她很不情愿让这种欠缺感老留在自己心灵深处。
　　今天祖鞠又喝多了，他半醉半醒地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我们不能光把事情闷在心里，自己折磨自己，还是写个东西送到电视台去示示威，也好出出这口恶气啊。”
　　从现在开始，祖鞠才认为这是政治事件。
　　“难道不是吗？要不是总统大选，联络太宇也不会变得那么麻烦，小个子兵也不会写这么一篇政治性的报道使事情复杂化。这不管怎么说也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我们是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所以我才说嘛，巴西之行黄了，都是大选候选人之间的角逐造成的。为什么呢，几个候选人之间勾心斗角，才让替自己说话的舆论机关互相拆台，把我们几个无辜者给赔进去了。”
　　“能这样分析吗？”
 
　　“这么说，电视台就更可恶了。”
　　我把升洲说的这番话换了个方式，文绉绉地回敬了一句：“其实，这是一种经济运作行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子公司进行内部交易，后来又在同行之间展开竞争，甚至无视职业道德用自己所控制的资本去垄断市场，实际上这是一场不正当的竞争。你们说对不对呀？”
　　祖鞠和升洲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两个人一齐把矛头转向了金富式：“不管怎么说，小个子兵也是怪可怜的，他在报道里说了贝利要来。我们也知道，贝利根本就来不了。你说小个子兵该怎么办呢？”
　　一向讨厌金富式的祖鞠断定，这句话一出口定会招来是非的，听得出他是在等待大家反诘式的发言。
　　“可怜，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说贝利要来，是爆炸性新闻。再写贝利不来，又是一条足以引起舆论大哗的爆炸性新闻。这就是记者们说的‘如实报道’啊。”
　　“这可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们没交一分钱学费倒长了不少见识，可不是桩亏本买卖哟。”
　　“亏本？咱们本来就没有本，去巴西溜达一趟也是干赚的嘛。”
　　可能是这二位又想起了在巴西那花花世界的“冒险”经历了吧，说着说着，两个人偷偷乐了。这时，祖鞠又怀念起斗焕来：“在巴西要能和斗焕联系上就好了，可他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至今连一封信都没见过，从这一点看，我觉得不大对劲，可能他的处境也很困难吧。”
　　祖鞠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从冰箱里拿出煎明太鱼烤了一下，升洲正要拿筷子夹鱼头，被祖鞠用筷子给挡住了。其实，在餐桌上为争鱼头展开唇枪舌剑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祖鞠最爱用一句四字成语，那就是“鱼头畜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鱼的头和牛猪等家畜的尾巴最好吃。如果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就变成“鱼头大战”了。祖鞠还对人说，在中国古代，几个朋友为了争吃鱼头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争，“鱼头大战”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种胡诌听着都十分可笑，可他还说得那么认真，煞有介事。
　　看得出，大家都是在苦中作乐，寻寻开心，自个儿安慰自个儿罢了。
　　附近公寓大楼好像也对我们寄予了某种同情似的，好多人家都亮着灯，陪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从窗口透出来的微弱灯光看，他们好像都是在以电视机为伴来抚慰自己的悲苦人生。此时此刻，又能有几户人家的遭遇及心情和我们不一样呢？
　　就这样，我们在吵嚷和碰杯声中把一瓶又一瓶的老白干儿灌进了自己的肚子，真正自我陶醉了。大家酒劲都上来的时候，我昏睡过去，只有这时我才能享受到一时的快慰。
　　醒来一看天已经大亮，我推开祖鞠的两条短腿站了起来。瞥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升洲，把大衣披在身上，穿好了鞋。今天的晨报已经塞进门缝里了，我顺手抄上出了门。报纸把新总统的头像满满当当登了一大版，吵吵着说什么文人政府终于诞生了。另一角则是一条十分沉痛的下野宣言。我走到街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呼出的热气应时凝成一缕缕的白雾，天变冷了。
　　清晨的风格外凉。一辆清洁车开到我的面前停下。在车后面脚踏板上站着的几个清洁工——环境美容师一齐跳了下来，把一个个装满垃圾的塑料袋使劲搬上车，这些垃圾袋沉重地散发着恶臭味，他们新的一天劳作就这样开始了。清洁工跳上车，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动作迟缓的清洁工，看样子是个新手，他想上去的时候，脚踏板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他只能使劲插进一只脚，另一只脚悬在半空中随着车走了。远看过去，就像跳高跳到半空中时咔嚓一声拍下的照片，人的两脚叉开停留在半空中。由于重心不稳，车一颠，这个清洁工就跟着“前仰后合”。他两只手紧紧抓着车帮，生怕掉下来，嘴里不住往外呼着白气……不管哪个总统上台，老百姓的日子不都是这样吗？
　　清洁车过去了，可留下了让人恶心的臭味。后来，我蹲在那儿呕吐起来，一不小心，手里拿着的报纸滑落到了地上，吐出来的酸水把总统的头像给弄了个满脸花……第十一章 别梦
　　我们几个人下了车，走在土道上。在城市里呆惯了，今天走这样的土道，似乎还有了一种新鲜感。时值一月份，但天气就像初春一样暖和，扑面而来的土地的气息使人感到一丝凉意，用鼻子一闻，怪清新的，我们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公墓那种特有的寂静使人不由得心悸，就像旅途劳顿的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一样，心里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平静感。
 
　　“这块公墓看样子还在卖，入住的阴宅还不到一半呢。”
　　升洲扫视了一下周围，看见不少地方只圈了地，还没见着坟头。
　　有人担心不久的将来，三千里锦绣江山将会成为三千里墓地江山。在韩国阴宅也属房地产，不少生意人为了赚钱就做起了这种买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座公墓周围冷清肃杀，大有向外扩展的余地。
　　走在前边的祖鞠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说：“好像就是这儿……从现在开始得看亨俊的了。亨俊，你来找吧！那些碑上写的都是汉字，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得看着名字一个一个找。”
　　我并没有闲着，一边走一边搜寻着斗焕的墓。如果只是盲目地相信祖鞠，跟在他屁股后边走，说不定跑到一个毫不相干的坟头前哭了半天，还不知道里头埋的是谁呢。
　　巴西事件结束以后又换了一届总统，时间也就这样悄悄从我们身边溜走了。虽然事过境迁，但我对祖鞠和升洲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少，对他们两个说的话我总得打个问号，不亲自确认绝不会轻易相信。不过有时还会让他们给卷进去，但是，我总感到即使不能避免受牵连，多画几个问号也是没有坏处的，它可以成为减少损失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费多大力气便找到了斗焕的墓。它孤零零地躺在一排坟墓的尽头，看那架势，就像斗焕叉开两腿平躺着，脚下还领着几十个阴兵呢。这个坟就像斗焕的性格一样，显得那么有冲劲，虎虎生威，颇有点好汉不减当年勇的味道。
　　祖鞠从一个纸袋子里窸窸窣窣地摸出了烧酒和明太鱼干。升洲鼻头被冻得红红的，微弯着腰，一动不动地站着。天是那样的蓝，蓝得让人心颤，深邃的苍穹也好像在为死者哀悼似的，睁大眼睛呆瞅着这充满不平的世界。我们把整整一瓶烧酒倒在了墓前，然后又打开一瓶喝了起来。
　　斗焕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斗焕为做皮革生意，到哥斯达黎加去开辟海外市场。殊不知，开拓市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哥斯达黎加待不下去，他就混进赴美的偷渡人群，踏上了美国的领土，成了一个非法滞留的黑户。老岳丈的资助是有限的，而且也非长久之计，所以他想靠打黑工来养家糊口。在拿到绿卡之前，斗焕和我们所知道的黑户一样，只能干些帮人送送货，洗洗衣服，在加油站打打工，洗碗刷碟子的粗活儿。他当过私人保镖。为了挣钱他还给人家当过男保姆——虽然这种职业与他的体格并不相称。斗焕临死前在超市打工。有一天，他留在店里值夜班，半夜两点，突然一个强盗持枪破门而入。斗焕看这强盗很年轻，便想露两手吓唬吓唬他，对方用英语喊了声：“不许动！把手举起来！”斗焕佯装没听懂，顺手拉开十八罗汉的决斗架势，攥紧拳头，弯起两臂在头顶上一架，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对方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一颤，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在洋人眼里，东方人做这种动作不是少林武术便是跆拳道，是要置对手于死地的功夫。扑通一声，斗焕倒在了地上。就这样，受尽生活煎熬的斗焕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前夜——2000年冬天，一声不响地倒在了万里之外的超市的收银台前，永远离开了这个专跟普通老百姓过不去的世界，他的账到此结清了。当他闭上眼睛的那一瞬间，也许在想，这样死了倒痛快些，总比坎坎坷坷、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最后抱憾而死要强一些……斗焕想到这儿，说不定嘴角上还会露出一丝微笑呢。
　　回首往事，我们不能说斗焕的人生是拴在我们这辆马车上的，就是在万寿山四人俱乐部时期，他也只是在我们三个人周围转悠，时不时地抖抖腿，对我们的事并没有更深的关心。严格地说，二十六年前，也就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从我们身边消失了。打那以后，我们只和他见过两次面，但每次见面都会使我们三个人的人生出现新的混乱。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感到，和斗焕的奇异缘分，似乎对我们三个人的人生起到了遥控作用。进入不惑之年后我们才逐渐明白，人生并不是由自己来安排的，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着鼻子走。只有这时，我们才隐隐约约地感到，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自己的命运居然是那么无能，那么软弱，就像一条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当然，我们的这种想法并非出自个人遭遇和思想上的偶合。
　　我们三个人并排坐在斗焕的墓前，默然地把纸杯里的烧酒一杯接一杯地灌进肚子。此时，我们心里十分难受，为斗焕的死感到悲伤。我们伤感的并非是斗焕一个人的死，而是已经预感到剩下的这三个人结局并不会比斗焕好多少。我们感到失落，也感到十分绝望……
　　祖鞠几年前就从金太星那个公司脱离出来，成立了一个什么“祖鞠演出策划公司”。如果说他这次是如愿以偿的话，也只能说公司办公室不是租的打糕店而是比萨饼店的房子，地点就在比萨饼店的三楼。祖鞠干的事和他这个堂皇的招牌是十分不相称的，他的主要工作，是为面馆、海鲜馆、骨头庄之类新装修的饭馆在开业时拍几张广告宣传照片，或给往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出口人造宝石、化妆盒的小公司拍产品广告、搞个活页宣传品之类的东西，日常工作则是在大人生日、小孩周岁或幼儿园举行毕业典礼时上门为人家拍照等等。
　　祖鞠公司刚开张的时候没少着急受罪，找不着活儿干，但公司的维持费用却一天也少不了。祖鞠把朴小姐多年攒下的私房钱搭进去，后来又用自己的房产——一套四十平方米的公寓作抵押才从银行弄出点贷款，每月的利息就不是个小数，真够祖鞠受的。不久，为了缩减开支，公司又搬到了一个半地下的房子办公。条件很差，手头一紧土锅炉就出毛病，办公室冷得简直就像个冰库。当时不管是家里还是公司都只有出项没有进项。有一天，祖鞠为了散散心，出出闷气就把金太星总经理以退职金名义赠给自己的科兰多旧轿车开了出去。由于他开得太慢，被后面一个性急如火的司机追尾了。虽然撞得并不怎么重，但祖鞠还是以惊人的速度住进了医院。朴小姐听到噩耗后一路小跑来到〖BF〗了丈夫的病床前：“哎哟，美娟她爹哟，天塌下来还有大个子顶着呢，你怎么能就这么离开我们呢……”
　　这次交通事故使祖鞠公司转危为安，他从保险公司拿到了一笔补偿金。当天那个土锅炉就没有了毛病，开始供暖了。
　　祖鞠住院治疗的地方是一个交通事故长期受害者云集的小卫生院。有人说，那几天经常见到祖鞠用短大衣罩着住院服出入于附近的酒馆。也有人说，并没听说这次交通事故使祖鞠的腿受了伤，但他的桌边却经常立着个双拐。出院前的一个星期祖鞠干脆晚上回家住，第二天早晨又穿上住院服到医院“上班”，等等，总之小道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开了。
　　朴小姐为人和善又很会交际，仰仗这个贤内助祖鞠才弄到了一套房子，也才有能力租这间办公室。后来，朴小姐当上了祖鞠公司的值班经理，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姐”。她嘴很巧很甜，又会说话，在顾客面前常常是我们经理长我们经理短的，简直把祖鞠都捧到天上去了。
　　由于贤内助的密切配合，祖鞠除了女儿外还生了个儿子。虽然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祖鞠有着艺术家与事业家的自由。最近，祖鞠老长吁短叹，说自己已经丢了灵魂，成了扔给野狗狗都不吃的废物。看样子，他对那些需要灵气的“施工项目”是再也做不了了。祖鞠从前有没有灵魂我并不清楚，如果有，也早叫朴小姐给勾走了。朴小姐不仅关心祖鞠的魂，也非常关心其他男人的魂，这对祖鞠来说十分苦恼。
　　朴小姐车开得很好，花样百出，而且家庭的经济命脉都捏在她一个人手里，相当宽裕。但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朴小姐的优点，她最大的好处是和祖鞠差了近十岁，现在才三十出头。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嘛，现在正是朴小姐精力旺盛，能折腾的时候。她爱笑，只要一抿小嘴，一抹甜甜的笑就浮上了她的酒窝，往往会使男子产生误会，魂儿也就跟着跑了。
　　祖鞠最怕听“好景不长”这句话。他也知道，无论是体格、抱负还是处事为人，自己都和韩国男子的标准值差一点儿，可他也从来没有过劣等男子 干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如果朴小姐真干了对不起他的事，祖鞠会气得咬牙切齿，他认为女人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是为天理所不容的。
　　这一段儿升洲也连续换了三家公司，都是当推销员，向贤珠姐姐等熟人推销了几台饮水机及玉石床以后，就一个接一个地收摊了。升洲只赚了几个零用钱，刚刚够维持生活。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与其说他想赚钱，倒不如说他更关心自己在女职员心目中的地位，公司常常举行女职员对男职员的人气投票，自己每一次名列第几是升洲最关注的。在他跳槽到下一家单位时总有段间隔，这时他免不了要到自家门前名为“蹉跎岁月”的录像带租赁店租几盘带子，给自己的体力和心力充充电。升洲从来不吝惜时间，争分夺秒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他连想都没想过，只有他领着雏妓上宾馆，那个女孩子不拿够钱就不肯脱衣服的时候他才嫌人家慢，说她磨蹭。这个时候他的时间观念是最强的，慢一分一秒他都急得火烧火燎，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这几天，升洲的姐夫因为机构调整而被“精简”了出来，正筹划搞一个什么风险投资公司。升洲一听又来了精神，过几天就要到姐夫的公司上班去了。
　　升洲的那口子——金护士的躯干比以前更肥大了，因为她工作肯卖力气，所以升成了护士长，当然工资也比以前高多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护士长偏偏生了个傻儿子，怎么也不长个儿，后来只好送到了残疾人学校。傻儿子使护士长花去了不少精力，自然对永远长不大的升洲的“保育”也就放松了。近来她看到升洲嘴上、脖子上常常有鲜艳的口红，可现在的护士长没有以前那么刁蛮了，她问升洲：“你背心上那些红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我吃饭时不小心沾在身上的辣椒酱。”护士长瞅瞅升洲涨红了的脸，淡淡一笑：“那么你嘴唇上那红颜色也是辣椒酱了？”升洲拿起镜子一照，心想：糟了！要再说是辣椒酱，这面积也太大了点。他灵机一动：“不，这不是辣椒酱，这是吃辣萝卜泡菜沾上的，杂碎汤饭馆的泡菜汤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就多吃了点。”就这样，每一次升洲都能东拉西扯地作许多蹩脚的辩解。金护士长对此似乎并不大在意，但升洲心里却更不是味儿了。
　　令人不解的是，祖鞠和升洲都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活得很惬意，有滋有味。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羡慕过他们，但只要在他们面前说“你们俩真是好样的”，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说“您可真会看人”，面露得意之色。评价两个人“根本不是玩意儿”的不是最了解自己的他们而是我这个局外人。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装聋作哑，看见他们就紧锁眉头，这其中的苦衷及对他们寄予的无限同情，又有谁能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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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鞠又把我的杯子满上了。
　　“最近你还接着写自传吗？在学校的时候你就代人写信，在军队你又代人写情书，看来，你是想以替人代笔来度过自己的人生了？”
 
　　“亨俊在高中的时候还写过小说呢，难道你忘了？小说一开头就写‘那小子’、‘这小子’。你记得不，他一篇小说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那小子有一天从胳肢窝里打出了个喷嚏，他想忍都没忍得住。’”
　　“嗐，还有一句话来着，他在另一篇小说里写：‘这小子今天非要弄清楚究竟是山羊的力气大还是猪的力气大。’”
　　“哼！亨俊这小子没有继续写下去，如果他真接着往下写，那尹东柱、徐廷周就比不上他喽。”
　　祖鞠和升洲蛮有信心地嚷嚷着。
　　“老婆子最近闹着要和我离婚呢。我琢磨着，她一定是有第三者了。”
　　“离就离呗，还有什么问题不成？”
　　“她要把孩子都带走呢。”
　　“是吗？你就没有办法再娶个比她更好的？”
　　“我不是结扎了吗？在预备役部队进行训练的时候下身就挨了一刀。那一天我回到家，你猜猜我跟老婆子大声嚷嚷什么来着？”
　　“你小子也敢在老婆面前大声说话？听听你说什么来着？”
　　“我把脸往下一沉：‘喂，给我铺被褥！’说真的，如果现在老婆子把几个孩子都带走，你叫我到哪儿去再找根儿呀？”
　　“根儿？你小子要找什么根儿？你以前不是下死劲想甩开人家吗？”
　　“你到我这个年龄就会明白了。”
　　“是吗？你和老婆讲明白了？”
　　“最近周围离婚的人也太多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接触的那些小鸡雏也太多了，老和这些小姐在一块儿混，人家看着就不舒服呗。可我并没有花心呀！和这些小鸡雏在一块儿不就是逢场作戏吗？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常去一个沙龙酒吧……”
　　“你去那儿和小姐玩过裤衩颜色猜猜猜游戏，或者是互相用嘴喂酒？”
　　“那些事倒没有干，但是，坐在我身边的小姐一会儿就换一个。”
　　“什么？你说的逢场作戏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换着搂小姐？！”
　　“是啊，老搂一个，时间长了兴许就会有感情的。为了防止这种后果我才这么做的嘛。我的自我约束能力还蛮强的吧，你说，难道我做得不对？”
　　“你常去沙龙酒吧，看来还真行嘞。”
　　“不去那儿又该去哪儿呢？难道这个年龄了还到永登浦红灯区去瞎混？”
　　“听说最近玩一次得六万元？”
　　“最近行情我不大清楚。听说弥阿里那里新来了个女警察署长，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儿圆，把红灯区给盯得紧紧的，那些小鸡雏可惨了。”
　　“弥阿里也好，千户洞也好，那些地方我是不去的。”
　　“为什么？”
　　“说起来话长，大概已经是十年前了吧。我和一个狐朋狗友喝酒喝得时间长了，凌晨站在冷风里等出租车，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五十开外的鸡婆子，脸上的化妆品抹了厚厚的一层，一笑都往下掉渣儿，她扭扭捏捏地说：‘你们两个都上，一共就五千元〖HTK〗（注：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HT〗，怎么样？师傅，走吧！我给你们已经便宜好多了。’一听这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太可怜了，这究竟算什么事嘛，想着想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起了转转。”
　　“噢，为了忘掉当时那个情景，也为了抚慰自己受创伤的心灵，打那以后你就再不去那个鬼地方，而改到沙龙酒吧玩了，是吧？你在那些地方玩，就没有让警察逮住，给你扎一针〖HTK〗（注：指给逮住的人打传染病预防针）〖HT〗？”
　　“扎针？你说的是‘照相机大出动’扫黄时候的事吧？”
　　“是，那是什么时候？”
　　“我倒没事儿，但朴志满在永登浦正跟野鸡云里雾里男欢女爱的时候，让警察逮了个正着。”
　　“看了那条新闻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是总统的儿子呀，怎么能干那事呢？”
　　“我的心情也不好，他和我们又不是外人。”
　　“怎么不是外人？”
　　“他和我们是同龄人，也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
　　“亨俊好像对我说过七十年代吉他手教总统儿子抽大麻的事，实际上那个吉他手一边教吉他也一边教他抽大麻。”
　　“难道不是他自己闻着味儿好才染上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不知不觉也老了。好长时间和亲戚家的孩子们没有联系，见面一问，嗬，都是四十擦边的人了，可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仔细一想，这一晃自己不也已经是四十开外了吗？”
　　“咳，几年前搞毕业二十周年校友会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去？二十年以后再去，真觉得原来学校那么不受看，墙那么矮，教室小得就像个鸽子笼，厕所就更甭提了。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些大人物怎么会在那个小小的地方干出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来，真叫人连想都不敢想。有人常说，中学时代给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一看这情形，我就想像不出，这些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你们知不知道高中同学中已经有二十个人离开人世了，有得癌症去世的，有出交通事故死了的，还有自杀的，听说是因为办公司办砸了，老是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实在补不下去，也就喝口药玩完了。”
　　“那会儿不是正碰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嘛，那几个哥们儿也活该倒霉。”
　　“人活着就这样呗，不光是我们日子过得艰难，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嘛。到时候，说不定我们也会跟着他们，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呢。”
　　“咦，我又想起那个大铜锣来了。”
 
　　“你说的是那个物理老师？”
　　“是啊，他现在已经五十好几了，听说连个教导主任都没混上，还是个平平常常的老师。任职的学校也换了，他被调到一个小山沟去了。”
　　“大铜锣才五十多？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耶，上学的时候总觉得他比我们大好多好多，可他现在和我们一起变老了，哎呀，想不到我们也老了。”
　　“最近你见着咱们哪些老同学了？小个子兵来过吗？听说好像更出息了，不是在政治报道部就是在社会报道部当上副部长。”
　　“是吗？那他肩膀就耸得更勤，头也仰得更高了。”
　　“我听说他记者的差事在第五共和国的时候就干不下去了，为自己的饭碗直犯愁。”
　　“那小子的老家是哪儿来着？”
　　“怎么了？听说他是从龟尾镇转学过来的。”
　　“不对吧，听说他一早一晚都骑自行车，每天汗流浃背，有人说他家的坟地就在那个有水库的村子里。”
　　“喂，你们别打岔好不好！我说的是他当记者的事，你们怎么又扯到他上学的事去了。报社的人是不是都那样，我不敢说，从国家机关出来的人也都那个德性，成天把脖子梗得直直的。”
　　“听说从报社政治报道部出来的一个记者，后来参加了什么党，还当上了国会议员。文化部的记者有当上文化部发言人的，还有当了部长的。你想，这些怎么出人头地的事连我都知道，小个子兵能不清楚吗？”
　　“唉，那位小老弟就只会梗脖子装大，钻营的事我看他不一定很灵光。”
　　“其他同学又怎么样了呢？有些人也赚了钱吧。听说这些大腕儿一般是不参加普通校友聚会的。校友会不过是个名目而已，什么金融界校友会、机关团体校友会、政界校友会等等，名头多极了，他们只不过是打着这个招牌在饭店等娱乐场所找个地方，体体面面地玩玩而已。光是玩，没有别的。说穿了，就是一种地下交往。大概玩的方式也和我们差不多。譬如说我在长安坪的沙龙酒吧玩，有人在江南的红灯区玩，这两者有差别，但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你说没有多大区别？你还记得吗，在韩战时通往江南的大桥就被咱们自己炸断过一次，我总怕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所以老想搬到江南去住。可是，我结婚已经十五年了，只能由贞陵搬到清凉里、惠化洞、广长洞，再到玉水洞。这些地方都在江北，看来要搬到江南很难了。你住的那个卫星城怎么样，听说住着很舒服。交通却还不方便，这反倒好了，如果在汉城美美地喝一顿酒，跟家里说没车了，回不去，老婆也不可能要你坐出租车回去，花钱太多嘛，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在外边过夜了。最近人们越来越爱玩了，不是有一句话，‘最近大家都在忙，酒吧舞厅练歌房’嘛。谁都知道，住卫星城的人从来不在卫星城里玩，这里边有什么奥秘，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开校友会的时候有的哥们儿说，我们是生育高峰期生的后娘养的，活该命苦。和我们竞争的同龄人太多，谁都过不舒服，是这样吗？”
　　“从这一点看，我们的人生可真不容易嘞。我们上学时正赶上好时候，那会儿有个联合国纪念日，可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就不去学校，整天在外边疯。”
　　“喂，打住！我们国家加入联合国了没有？昨天我女儿美娟做作业的时候还问过我这个问题呢，可我不知道，就含糊过去了。”
　　“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问我呢？亨俊肯定知道。”
　　“1991年，南北朝鲜同时加入了联合国。后来我国又在北方外交上大做文章，先后和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前苏联、中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前苏联建交的时候，苏联要我们给他三十亿美元的经援贷款才肯，至今很多舆论还批评这件事呢。”
　　“是吗，看来这些日子你还挺关心时事的嘛。”
　　“我原来并不关心这些，也没觉得不方便，现在孩子大了，不知道也不行啊，他们老问，做父亲的也有个面子问题嘛。”
　　“嘿，我想起来了，上一次我随团到中国去旅游，差一点回不来了。”
　　“你去中国旅游了？是不是晚上在宾馆睡觉的时候找小姐，叫警察逮了，在你护照上盖上两个大字：淫虫？”
　　“唉，我说你们别揭人老底好不好，这件事咱们就甭提了，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听说中国人只让生一个孩子，多生就要罚款，有些地方罚得还特别重嘞。”
　　“听了人家的经验，不久前我们国家也搞什么计划生育，吵来吵去也没吵出个名堂来。”
　　“对啊，当时说什么，生了第三个孩子不给上医疗保险，做了节育手术才有资格申请买房……现在想起来真能笑掉大牙。”
　　“唉，听说斗焕也有个小子？”
　　“是，见面的时候斗焕老婆带来的。这斗焕老婆也真是的，给斗焕办完丧事下葬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们吭一声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连个信儿都没有捎啊。是不是担心我们把斗焕埋在素姬旁边呢？”
　　“什么？她会那么想？要真是那样，这个女人可太糊涂了。我们几个怎能眼睁睁地看着斗焕躺在素姬的身边呢？”
 
　　“谁说不是呢。”
　　“喂，祖鞠，你是不是又要放屁了？要放也得挑个地方啊。”
　　“不行，已经来不及了。屁的性能太好，想分时间和地点也不行了。”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在这个最庄重的地点忍一忍，别扫大家的兴？”
　　“哎，你说人活得有劲吗？”
　　“嗐，已经到了这个岁数，还说什么有劲没劲呢，喝酒光为了解愁，也喝不出什么味儿来。有时，老婆洗完澡上床等着我，可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来，背过身子就睡着了。这世道弄得人都麻木了，真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才觉得有意思。钱也没赚几个，一想起老了后怎么办，只有长吁短叹，还能有别的念头吗？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混日子，混到哪儿算哪儿呗。究竟是累了还是让生活给拖垮了呢？总之，我连一点生活的欲望都没有了。”
　　“有人说，夫妻老了像朋友，出出进进一块儿走。实际上这话是骗人的，就拿我老婆来说吧，常在我耳边叨叨的只有三样：票子孩子和娘家那个老婆子。你说，这种日子还有什么劲。我们成天忙忙碌碌，可忙也得有个结果，有个盼头才行啊。”
　　“说的也是。我一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比较多，一到晚上老婆跑得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要说来劲嘛，就是世界杯足球赛时，或者看见棒球明星朴灿浩出场，那会儿才能打起点精神来。”
　　“嗬，朴灿浩当然了不起了。今年的年薪是多少？九百九十万美元。用韩币一折，就是一百二十六亿嘞。他去年赚的钱比高尔夫球员泰戈还要多。朴灿浩要在韩国的话，一年顶多就赚三个亿，可他到国外就能赚四十多倍的钱嘞。”
　　“是啊，赛一场要扔一百个左右的球，扔一个球就能拿四百万韩币。”
　　“嘿，这个数谁能比？我们国家的所有业余棒球运动员，年薪合起来还不到朴灿浩的四分之三呢。”
　　“他们的地位也不低啊，下面还有一大帮替补队员，那些人的生活才真没意思呢。”
　　“那是你的人生和人家的不一样呗，要比的话你还怎么活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人和人不一样，咱们天生就是打洞的命。这个道理你懂不懂？看来，你要把祖鞠的名字传遍全世界的工作不做了，是不是？可我总觉得还在和你一起组织四人俱乐部呢。”
　　“这都是哪辈子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已经二十多年了吧。”
　　“看来你小子根本不会数数儿，什么二十年，已经快三十年了。”
　　“想起那些事，就觉得活着可没劲了。”
　　“你承认一个事实就行了：回头一看，哟，我在和岁月一起消磨着自己。你到山里去看看就会明白，山里有杉木、竹子、松树等各种各样的植物，它们之所以有各自的名字，是因为人们看着它们有各自的特点。实际上，使森林繁茂起来的不是这些大植物，而是苔藓、葛条之类的小东西。”
　　“什么？你说我们是附生植物？好，金亨俊，就算你懂的多，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喝葛根汁最好你知不知道啊？这个话是过去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人最爱说的一句话。”
　　“谁喝葛根汁那玩意儿呀！现在人家又在喝槭树汁了，今年眼看就到采汁时间了。去年我到智异山还喝过呢，可好喝了。”
　　“是在树干上插支吸管往外吸吗？”
　　“是装在瓶子里卖。”
　　“那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个生意呢？我们给它起个别致的名字，叫它‘壮阳精’，肯定会好卖的。”
　　“嗐，可叫你说着了，去年从智异山买回来的那瓶，上面贴的就是这种商标，叫什么壮阳牌槭树汁。这个牌子，人家已经抢先了。”
　　我们几个坐在那儿边喝边聊，边聊边喝，直到觉得筋疲力尽，寒气袭人方才罢休。此时的升洲虽然脸被烧酒灌得通红，但很明显头顶已经开始脱发，两鬓星星点点地落下白霜，眼睛也失去了奕奕的光彩，眼皮开始耷拉下来，美貌少年的英俊与潇洒和他的人生挥手告别，越走越远了。蹲在地上的祖鞠耳朵被冻得红红的，这时他刚新开了一瓶酒，正往杯子里倒呢。从他失魂落魄的神态也可以看出，往日的活力和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都没有了，只剩爱发牢骚的那张嘴和难以支撑生活重负的两条短腿，只有这两条短腿才使人觉得他好像还能够硬撑着活下去。在四人俱乐部里我是个“秀才”，遇事爱从理论上分析或做最后总结。刚才他们闲聊的那些话正在我脑袋里转悠，想理出个头绪来——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知识分子好杞人忧天，总爱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成是“危机四伏”；爱国人士好忧国忧民，则把自己所处的年代说成是“国难当头”。这两类人的口号是，为国为民甘愿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当然，用自己的肝胆和脑髓去染红大地的也不乏其人，但我们几个没有那样的抱负和志向，也不希望过那样的人生，只希望有吃有喝地活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蹦达多高就蹦多高，尽量让日子过得好一些，活得舒服一些。我认为，我们这些人是无可厚非的。仁人志士有他们的理想活法，我们这些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同样都是开汽车，有些脑袋好使的人，怕开进深山后汽车没油了，会提前算一算油箱里还剩多少油，要么打开地图看一看，抄个近道，要么干脆就提前停车，留点油就地等候救援，可我们和那些聪明人不同，不见棺材不落泪，非等把油都耗干了才去加油，万一开到荒无人烟的地方，真走不了，那只有静静地躺在车里，等着饿死，或者冻死，如此而已。
　　我们几个人聊着聊着觉得浑身发冷，有人就发起了牢骚：“这个羽绒服怎么这么薄，里边没有几根毛？”
　　“有毛也是鸡毛，不是鸭毛，尽糊弄人！”
　　“咳！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就想有口饭吃，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天，可这世道哪儿都和我们过不去，你说憋气不憋气。”
　　“太冷了，咱们走吧！”
　　“临走前，我们每个人再在斗焕墓前奠一杯酒吧！不然，再说一句告别的话也行。”
　　“那我先说。”
　　祖鞠清了清嗓子，说道：“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斗焕你英名永存，就安息吧！”
　　升洲接着说：“斗焕，请转告素姬，她是我永远的初恋情人，我下辈子一定要娶她。”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他们两个人鼻尖红红的，额头上的皱纹也显得更深了，就像冬天被拉到野地里的牛，嘴里长长地冒着白气，还夹杂着烧酒的气味。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愣愣地看着坟头。此时，一个铁钳一样的念头掐住了我的喉咙，使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只铁钳在拽着我往前走，我心里说：斗焕，我也离你不远了。
                                        （本文完）
译者絮语
　　《汉城兄弟》（又名《人生交响曲》）是一部反映韩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社会小说，该作品以韩国经济起飞的七十年代初到经济持续发展的二十世纪末为背景，对韩国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生活进行了充分的描摩。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因而与小说有关的真人真事牵涉得也比较多。
　　作者通过白描及对话等多种方式反映了韩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及老百姓的一些日常习俗、生活方式等，很多问题都是真实的，也是符合当时或现时的社会情况的。
　　韩国社会至今有打人的习惯，这种习惯学校有，军队有，有些工厂也有，尤以学校和军队更为甚之。
　　2002年上半年，韩国电视台曾经报道了两起比较典型的殴打事件。
　　一起是说某中学的一位老师因上课时一个学生不好好听讲而用教鞭体罚了该生，后来又长时间罚跪。其父闻讯后想起自己上学时挨打的悲惨情景，顿时怒火中烧，于是就纠集了几个熟人，冲进学校将这位老师打了一顿。后来，该生的父亲被警方带走。最后这个学生的父亲公开张榜向老师道歉，并赔偿损失，此事才没有酿成刑事案件。但学校老师的打人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在韩国，学校打人是一种常见现象，尤以中学为最。
　　另一起是说，一个部队战士因为受不了军队的殴打而往自己身上浇上汽油想自焚，未遂，被救了下来，但却使该士兵全身大面积烧伤。韩国军队中上级打下级、老兵打新兵是正常现象。他们说，不打不听话，打打就老实了。部队主要是想用这种办法让当兵的听话，服从指挥。
　　韩国军队里当兵的给当官的家里跑腿、买东西，学校学生为老师的家务事跑腿也都是见怪不怪的现象。
　　韩国由于国境线太长，所以除身有残疾者之外每个男子都要服兵役，一般是在高中毕业后或在大学上学期间，服完兵役后可以在原校复学继续就读。一般人，无论是谁的子弟，哪怕是总统的儿子也不能例外。
　　2002年韩国和日本共同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韩国队进入四强，政府才特批国家足球队上场队员中未服兵役者可以免服兵役，一般是不许可无故逃避兵役的。
　　韩国人重视政治，尤其在每五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时大家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更是非同小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每位候选人为了多拉选票都会组织一些诸如游说、演出及其他形式的宣传活动。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就是与此有关的。
　　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政变，1963年当上了总统，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韩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朴正熙实行独裁统治，不允许言论自由，尤其不容许谈及共产主义之类的事。1972年推行维新宪法，加强了集权统治，老百姓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游行示威也就此起彼伏，越来越多。1979年朴正熙被中央情报部长击毙。紧接着，军界人士全斗焕上台，逮捕了国务总理金钟泌和情报部长李厚洛。此后，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于1980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光州学生运动。全斗焕派兵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使很多无辜的百姓死于非命。
　　韩国人爱喝酒，尤其是男子，很少有不会喝酒的，而且，有时一个晚上就能喝两茬三茬，一直到深夜方才罢休。现在，大学生、中学生喝酒现象也非常普遍，就连高中女生也会喝酒。
　　韩国社会很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因此基本上家家都有固定的坟地，这些坟地一般都在山里，因此也称“山所”。逢年过节，尤其是中秋节、春节、清明节时一家老小一定要到山所去祭祖，祭祖时有奠酒习惯。除此而外，每年还要为自己五辈以上的祖先在忌日（即去世的日子）举行祭祀。若父母已谢世，那么一年就要祭十个忌日，再加上中秋节、春节、清明节，一年就得祭十三次祖。
　　另外，韩国的普通老百姓死后，亲朋好友有吊丧的习俗，在城市也不例外。时间一般为三天。关系亲密的亲朋好友吊丧后还有晚上守灵的习惯。前来吊丧的人一般都要凑份子，目前一般为3～5万韩元（约合180～300元人民币），多则不限。
　　韩国人好讲血缘、地缘、学缘关系，乡党观念比较重，尤以被称为“岭南”的庆尚南北两道和被称为“湖南”的全罗南北两道的乡党观念为甚。正因为这样，每一次总统选举时这个问题才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甚至还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韩国的学校一般都是三月份开学，三月份是新学年的开始，十二月底放寒假。由于教育界竞争激烈，学校之间互相争生源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也就出现了极少数学校有些学生未来上课也会在考勤簿上画上出席标记，甚至有的学生根本不来上课，也没有参加考试一样可以有成绩，一样可以让其毕业的怪现象。
　　此外，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对一些违反校规的学生还有一种处分，那就是停学，停学时间可长可短，视情况而定。停学期间不让该生听讲，闭门思过，写检查，态度转变后才能允许其复课。
　　韩国农村普遍崇拜一种称之为“长生”的护乡神，一般每个村口都有。这种护乡神是用一根粗大的木头在上面刻上一个人的脸形做成的，有的还要在木头的下半截写上“天下大将军”或“地上女将军”等字样。他们相信，这种护乡神是可以护佑全村男女老少的。
　　在韩国，办公司贷款或个人消费透支现象比较普遍，但这种贷款或借款利息都很高，形同高利贷，而且父债子还，逃是逃不掉的。
　　以上情况，有些社会弊端是韩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枝节问题，是暂时的，局部的，也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写出来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对韩国社会有一个了解，能更深刻地理解本篇小说的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