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

    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

    一、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受批判说起 

    李景均教授1912年生于天津。1937年—194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2年回国，在广西农学院和金陵大学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时年34岁，才华出众，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他同情和支持当时校内外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受人尊敬的爱国的知名学者。  
    1949年7月，李景均教授为了向中国生物学家和学生介绍“李森科对遗传学的解释”，与陈延熙副教授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的英译本翻成中文出版，并为该书写了《译序》。⑷他说：“农学博士、列宁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院士的轰动世界的遗传理论究竟是什么，是大家急于了解的。本书便是他的一本基本著述。在这本书里，诚如齐门乃夫所说，他阐发了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基础。”“这本书是一本理论著作，必得仔细研读体会，才能了解其理论的真谛。”  
    从这本译著和这篇《译序》中，表明李景均教授对于学习米丘林遗传学是积极的，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主持下，效法苏联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停止李景均教授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他们认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李景均教授认为，这种“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他想：“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他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于1949年1月14日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接待时表述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炽热心愿，这时被粉碎了！遂于1950年3月初，怀着悲愤而忧伤的心情“请假”离校。⑵有俞大绂教授及陈延熙、王焕如、陈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到火车站送行，“挥泪拜别”。他到香港探亲，滞留了14个月后，向在美国的朋友写信求助谋职，情意凄切：“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  
    就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李景均离开了祖国，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伤痕和遗憾！海外刊物《遗传学杂志》（“The Journal 0f Heredity”）第xx卷4期将他上述信件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 ⑶为标题作了报道，国际遗传学界为之震惊！  
    这是一出践踏科学和民主的历史悲剧！ 

    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学阀作风扼杀科学  
    乐天宇（1900.1.20—1984.7.15）是1922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学习，并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1940年8月任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从事生物科学研究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推广甜菜种植；在晋冀鲁豫边区设立兽医站；并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干部；在艰苦环境中能够克服困难，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因此，曾经受到人们的敬重。  
    他在工作中犯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环境的因素，更有他本人主观思想上的问题，而后者是主要的：  
    第一，客观环境是学习苏联的大背景⑿  
    建国初期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政府确定了在科技领域“一面倒学习苏联”的方针。北农大成立以后，在这大背景下，当然也要积极贯彻学习苏联的方针。但是，好的没有学到，不好的倒学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乐天宇的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实际是效法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把学习引导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米丘林同当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著名的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瓦维洛夫（Vavilov1887—1943）所持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有所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正常的、良好的。米丘林不完全拒绝摩尔根学派的一些新的育种方法，如辐射育种促进植物发生异变的机率等。瓦维洛夫多次给米丘林以物质上的帮助，并鼓励他写书，为他第一本书作序。1933年4月，《米丘林50年工作总结》出版时，米丘林在扉页上亲笔题写：“给最尊敬的农业科学院院长H·K·瓦维洛夫。纪念我们的友谊。”1935年6月，瓦维洛夫带头联名提议选举米丘林为农科院名誉院士。米丘林去世，瓦维洛夫发表题为《功勋》的悼文。瓦维洛夫与米丘林之间的关系，堪称不同学派共处的一个典范。  
    李森科滥用米丘林的旗帜，在1930年前后，把关于遗传的物质基础、获得性遗传等学术问题的争论，同苏联的政治斗争和“肃反”密切联系起来，给摩尔根学派扣上“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科学家是为资产阶级、富农服务的敌人”等政治帽子。1937年，瓦维洛夫被作为“人民敌人的帮凶”被撤职、逮捕、判刑，于1943年死于狱中。1938年，李森科接替瓦维洛夫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48年8月，召开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李森科学派发展到了顶峰。对于“消灭”摩尔根学派采取了一系列专横措施：扣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伪科学”等帽子；禁止学校中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撤消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行政工作和学术刊物的编辑等职务，等等。李森科学派在苏联形成一派独霸的局面。  
    李森科之“风”，很快就传播到我国。1948年8月他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所做的《论生物科学状况》报告译文，1949年8月即在我国大量印刷发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教材。 
乐天宇在任北农大校委会主任委员期间，翻译出版了《米丘林全集》，并建立了 “中国米丘林学会”亲自任主席，但他却没有继承和发扬米丘林的学术思想和正直品格，而请了一些苏联坚持李森科观点的专家来中国讲学，犯了照抄照搬李森科打着米丘林的旗帜，消灭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错误。

    1952年秋，农业部指令北京农业大学举办全国性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苏联一位中年硕士伊万诺夫向全国有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授课，捧着苏联出版的《遗传学与选种学原理》，照本宣科，没有实际的科研成果。这位苏联专家还负责推行“农业生物学的米丘林方向”。狂妄批判和否定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及其直接应用领域现代育种技术，如杂交优势的利用、辐射育种、多倍体育种等。他完全否定北京农业大学创造杂交玉米的李竞雄教授以摩尔根学派遗传学为理论基础用多次自交以获得的纯种，是“摧残植物”。他又否定著名遗传育种学家农学系主任蔡旭教授早年在金善宝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从事的小麦育种工作：从1946年开始，将国内外4127份小麦品种，经过耐寒性实验，抗锈性鉴定等，从中选择了100多个品种进行产品比较试验，选育出“南大2419”抗锈小麦良种，推广面积近亿亩；其后，又培育出20多个新品种，其中农大183、农大36等是第一批抗锈良种，在华北北部地区大面积推广。⒀他抹杀这些科研成果，说：这是“碰运气”获得的，“不能算科学”。从而，农大的育种研究工作被迫停止，对全国造成恶劣影响。  
    
    第二，思想上严重的狭隘和偏执，工作上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学阀作风是犯错误的内在因素  
    关于乐天宇的错误，在《人民日报》1952年6月29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署名文章中，评判他是我国介绍、宣传、学习、研究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中，发生了一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偏向的主要代表者。其表现如下：  
    首先，他只重视点滴的生产经验，忽视系统的农学理论  
    他强调从生产中学习，否定实验室工作；认为“农场就是实验室，大自然就是课堂。”这种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偏向，本质上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列举乐天宇在米丘林学会一次会议的闭幕词中的话：“我们在‘显微镜’下解决问题，老百姓从栽培上解决问题。老百姓如果不靠自然规律解决问题，就要饿死。‘学者们’没有生活问题，可以不靠自然规律来做。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们是唯心论。”又说：“这些理论非常简单，……我以为无论有没有文化，就是小孩子都能了解米丘林科学的。”他全盘否定了传统生物科学。他的逻辑是：既然物质是一直在变化着的，植物分类学自然一无用处了，病虫害的研究也毫无用处，因为只要培育出不怕病害、不受虫害的品种就行了。他对待生物统计一类的学科，也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其次，他把米丘林生物科学视为“革命式”的质变  
    乐天宇在上述书中写道：“矛盾必须要求统一，才能生存，这个统一便发生了物质的运动，而产生生物发展的动力。”对于生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他说：“质变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从量变到质变，就是说量变到一定程度时即起质变。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改良方式。第二，生物在发育阶段因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引起质变，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革命方式。”
    再次，他把米丘林生物科学用做吓人的符咒  
    乐天宇写的《遗传选种要义》一书，基本上是照着李森科、特洛申等人的著作构成的。如说：“没有选择和适当的培养，农业实践所创造的动植物品种，是永远不会出现的。这就象我们到鞋铺挑选鞋子似的。仅仅挑选了样子好的和长短合适的，并没有什么创造。”  
    他在《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哲学基础》一文中，否定“基因”，他说：“这种基因不但任何人没有看见过，连摩尔根自己也没有看见过，他拿这种虚伪的基因来肯定生物遗传的性状，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是不可掌握的，而是一种幻想，幻想就是唯心论。”显然，他这种论断是主观主义的、武断的，是扼杀摩尔根遗传学的重要根源。  
    由于他思想上的妄自矜夸，对群众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以至群众说他是“霸占米丘林学说”。“他不许别人学米丘林，因为那是‘投机’，也不许别人不学米丘林，因为那是‘反动’。”他甚至采取行政手段剥夺别人教学研究的权利，这是他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的表现。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虽然尖锐地剖析了乐天宇的“学阀作风”和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但是，并没有分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是非界限，仍然给摩尔根学派扣上“唯心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法西斯主义的”、“伪科学”等政治帽子，并宣告：“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号召全国要对摩尔根学说“开展系统的批判”，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各部门”。这种论断，实际上也是50年代前期关于遗传学问题的“主旋律”，是摩尔根学派在全国范围内不断遭受打击的背景之一。  
    实践证明，乐天宇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是时代潮流的反映。社会上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以及在学习苏联中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在此后一个时期，还在蔓延滋长。  
    在社会生活中，假冒伪劣的东西，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它总是短命的。李森科派从1938年起，占据苏联重要的学术行政领导地位多年，他的许多技术建议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在农业生产实践上毫无贡献，造成农业减产。他关于物种突变形成的理论证据是弄虚作假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使过去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禁区开始解放。1956年4月，李森科从占据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长达18年之久的宝座上被赶下台。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宣布，为被迫害惨死狱中的瓦维洛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苏联这段历史的悲剧带给人们的教训实在太沉痛了！  
    中国遗传学遭受的厄运，既与乐天宇本人错误的思想作风分不开，又与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分不开。这段历史已成为过去，而留给我们的伤痛是深重的。  

    四、科学民主，是发展科学的根本保障  
    在二十世纪百年发展历程中，遗传学遭到官僚主义者、学阀、极“左”思潮的攻击，教授、科学家、研究人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归根究底，关键在于民主观念淡薄，缺乏学术民主。  
    因此，我们应该从“科学”与“民主”两个方面进行反思，提高认识，增强民主观念，才能切实尊重科学。  
    首先，有必要重温社会发展史。  
    中国有五千年光荣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落后了？西欧许多发达国家是怎样崛起的？远的不说，看近代，有两个重大的历史变革：  
    一是，在西欧14至16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基本特征是，以理性和科学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人权反对神权；“君权神授”观被否定。人的思想获得大解放，社会生活有了空前的自由和民主。因而，科学、文学、艺术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否定了教会的“地球中心说”和宇宙观念。笛卡尔、牛顿、布鲁诺和伽利略在数学、物理、天文学上重大的创造发明；哥伦布、麦哲伦发现新大陆、新航线，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哲学摆脱了神学的统治，奠定了唯物主义。文学、艺术界涌现出但丁、路德、莎士比亚；达·芬奇、丢勒、拉菲尔等。恩格斯称赞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 ⒁  
    二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和领导，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开始了无产阶级民主与科学的宣传，进行彻底的不妥协地反封建旧思想文化的斗争，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进化论、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观点和实证方法；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要求政治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革命运动。  
    历史的不幸，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孽根很深，以致发生践踏科学与民主的悲剧。这说明“五、四”高举的“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使之真正实践，是多么的艰难！使李景均教授愤懑不已的是：“孟德尔遗传学被污蔑为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理论，而李森科遗传学则被誉为无产阶级的和进步的。”“李森科派被称为爱国者，孟德尔派自然变为外国间谍了。”这是用政治干预科学、用专制压制民主、造成恶劣后果最典型的历史事件。

    其次，有必要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作一个简介：  
    孟德尔（J·G·Mendel 1822—1884）为了揭开生命现象规律，做了大量的植物杂交实验，得出了显性定律。从1854年起，连续作了十一年豌豆杂交实验，他第一个运用数学统计、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和研究遗传变异现象，终于发现了遗传的基本规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孟德尔定律受当时瑞士植物学权威耐格里（K·W·Nageh,1817—1891）的冷落，被埋没了三十五年。直到1900年，被荷兰德弗里斯（1848—1935）、德国柯伦斯（1864—1933）、奥地利切马克（1871—1963）三位植物学家分别同时重新发现。所以，人们把1900年称为“孟德尔定律再发现”的年代，作为建立现代遗传学的标志。  
    孟德尔第一个科学地把遗传现象与遗传物质联系起来，认为遗传是有物质基础的；第一个提出遗传单位即“遗传因子”的概念。“遗传因子”后来发展成为基因的概念。它和孟德尔定律一起成为基因学说的基石。孟德尔用缜密的科学实验方法和创新的思想去揭示遗传变异的规律，使遗传学成为一门精确的实验科学，为现代遗传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孟德尔被称为遗传学之父。前苏联著名生物学家茹科夫斯基高度赞扬孟德尔是“永远光华世界的科学巨匠。”他还说：“孟德尔是一个卓越的生物学家，我们应当在他的墓前致敬。……我们的伟大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曾在科尔多什他的研究所面前为孟德尔建立了一个纪念碑。”  
    孟德尔遗传学不是静止的，不断地进行着“孟德尔革命”。他的学说得到继承和发展。二十世纪，遗传学开始了新纪元。  
    摩尔根（T·H·Morgan, 1866—1945）美国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1890年获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早期从事实验胚胎学研究。1909年起，以果蝇为材料，从事实验遗传学研究，发现遗传学上三大基本规律：伴性遗传规律、连锁互换遗传规律、基因学说。为此，193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他的主要著作有《基因论》、《实验胚胎学》、《孟德尔遗传学原理》、《遗传的物质基础》等。  
    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西方有很大发展，按研究对象分，有人类遗传学、动物遗传学、植物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按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分，有细胞遗传学、生化遗传学、群体遗传学、辐射遗传学、分子遗传学、数量遗传学；按应用分，有医学遗传学、优生学、发生遗传学、神经遗传学、行为遗传学、免疫遗传学、毒理遗传学等等。1953年，美国人华生和英国人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推动了遗传工程的发展。为人类培育新的物种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米丘林（1855—1935）学说肯定人类定向改造有机体的可能。他用不同品种果林之间的杂交，取得优异成就。他一生创造了三百多种果林新品种，使苏联北部及西伯利亚许多地方都有了果园。  
    李森科打着“米丘林生物学”的旗帜，以小麦春化实验为依据，提出“阶段发育”的理论，大肆鼓吹为辨证唯物的科学；他依仗权势，专横武断，排斥异己，甚至用扣政治帽子的恶劣手段，消灭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说甚至人身。一家垄断，变成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他扼杀民主，也就扼杀了科学。  
    科学需要继承、积累，在前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科学需要合作、争鸣，更需要民主。科学民主的实质，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是说，学术自由是民主的基础。惟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才不致扼杀科学。  
    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艾·爱因斯坦1954年3月14日书面答复关于学术自由问题时指出：“学术自由是探索真理、发表并讲解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个权利也包含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该隐藏他所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显然，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妨碍知识在人民中间的传播，从而阻碍了理性的判断和行动。” ⒂ 学阀垄断了教学与科学研究阵地，扼杀了民主，也就扼杀了科学，阻碍了社会进步。 
人对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科学决不是也永远不是写完的书。”科学要发展，它需要学术自由与民主也相应的发展，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挠不了的真理。

    李景均教授的科学成就与卓越贡献  
    1951年春，经诺贝尔奖获得者H·J·Muller（缪勒）推荐，他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任教，后任系主任。他现在依然是该校的名誉教授。1960年，被推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ASHG）主席、现为名誉主席，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SS)委员，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Huntington Disease）国会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同时，他还兼任意大利帕维亚大学、荷兰埃拉斯姆斯大学和美国10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勤奋科研，硕果累累；教书育人，造就英才。  
    李景均教授从事科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⒃主要是：  
    在群体遗传学方面：对群体的遗传平衡、平衡的稳定性、群体的适应度、基因型相关、配子相关的血缘系间相关、基因频率估计、以及突变和选择的效应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群体遗传学。他对卡斯尔（W·E·Castle）群体平衡定律有细心的发现，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194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群体遗传学》。1955年，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群体遗传学导论》，成为这一领域的名著，斯皮斯（E·B·Spiess）教授高度评价说：“这本书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内，可以说，至少统治了二十年。”他还说：“事实上，要是没有这本书，由费希尔（R·A·Fisher）、霍尔丹（J·B·S·Haldane）和赖特(S·Wright)等科学巨匠创立的基本原理，直到1970年还只能为少数人所理解，所以，世界上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从其中获得了教益。”该书的增订版《群体遗传学第一教程》（1975年，Boxwood出版）又前进了一大步。著名评论家舒尔（W·J·Schull）说：“该书作者有令人惊叹的教学编排技巧；该书应为所有希望熟悉群体遗传学概念的人们所拥有和学习。”苏联科学院曾译成俄文，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备受关注。 
在人类遗传学方面：他的专著《遗传学：原则和方法》，这本书开启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新领域。1954年，他应用血统相同基因的基本概念，提出ITO转置矩阵法，用以概括随机交配群体的所有血缘系类型间的关系。同行公认，这是超越时代的观点。这个ITO方法，在人类遗传学研究中广泛应用。  
    他对人类遗传学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人类性状的孟德尔式分离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概念。特别是他创造一种称为“不计独子女方法”（method of discarding the singleton）或简称“单法”（the singles method）的分离分析方法。这是简单分离分析中需予应用的唯一方法。人们认为，这一方法是分离分析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  
    在统计学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有关通径分析的应用和方差分析的数学模型。1964年，他的《试验统计学导论》出版，受到读者欢迎。1975年，出版《通径分析入门》，系统论述通径分析的原理、方法和应用。1982年，又出版《不平衡资料的分析》，推动了统计方法的发展。  
    李景均教授献身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才思敏捷，教学方式独特，善于使复杂的概念简单明了，使学生能正确充分的理解。他的教学艺术在他出版的10部著作、和已发表的180多篇论文中得到充分展示。其中以1960年在美国人类遗传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正在消失的文明人类的咀嚼能力》和1970年发表的《两个热水瓶的故事》最为突出。前者，论述人类遗传变异率和放射微粒的回降，提倡以科学的目的而不是以政治哲学来从事遗传学的研究；后者，回答了不同人之间智商差异而产生的先天和后天的争论，他对多因数继承性的精辟阐述在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  
    1998年，李景均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优秀教育奖。颁奖大会主席Aravinda Chakravaly教授称颂：“李景均教授是当今人类遗传研究和生物统计领域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者。他是杰出的人类遗传的教育家，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使他获得今天的殊荣。”还说：“他对科学的真诚老实和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从中受益匪浅。” ⒄  
    李景均在这次受奖大会的讲话中说：“在对新型科技教育进行总结时，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推行课堂教学的非政治化。创造的‘科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我们要追求科学的正确；而非政治。有了科学的自主性就不会出现文化对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类习惯。”又说：“科学教育不是消毒剂，一喷就见效；也不是防疫疫苗，一打就管用。科学教育就像保健食品，要定时长期服用，这样才能保持健康长寿。”他呼吁：“少一些懒散无用的意识形态。多一些勤奋高效的科学实践。” 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要为政治服务，而科学并不是政治，它是不能政治化的，政治化就必然扼杀科学，这是应该切记的教训。  
    从这桩个别事件中探索“历史教训”，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过去的事情已经死亡！”不对！因为过去的事情并没有（不等于）死亡，而且历史的某些阴暗面往往会发生反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陶渊明有一句名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过去的固然已经不能挽回了，未来却是可以避免重犯错误。怎样避免重犯错误？  
    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三强（1913-1993）说得很好：“科学研究要有好的传统，或许，科学界最重要的好传统就是：学术与道德的统一，善良、正直、谦逊、实事求是、永远进取与创新、热忱帮助年轻一代、热爱祖国、关心人类前途等，这些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的基本品质。” 这是鉴别一个优秀科学、教育工作者的基本标志。  
    祝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中，科学与民主得到更大的发展！（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