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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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时,买到了一册《胡适的自传》,灰皮本,内部发行。不吃不睡,一口气读完,简直是如痴如醉。让我着迷的,不是胡适本人的叙述,而是文后那些长篇大论的注解,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狂放之气夺纸而出。狂则狂矣,却句句有来历,看得让人拍案叫绝,又心悦诚服。谁敢为胡适大人做点评?翻遍全书,终于找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唐德刚。 逝者:唐德刚

  唐先生以八十九高龄,走了。走得很隆重、风光,海峡两岸媒体做足了文章,悼念这位在华人读者圈中享有盛誉的公众史学家。他的大名,与一连串脍炙人口的畅销书联系在一起:《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梅兰芳传稿》《胡适杂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史学与红学》。我记得十年前那本《晚清七十年》似乎还被查禁过。承蒙抬举,从此之后他的书愈加畅销,红遍读书界。

  一个人红极一时并不难,难的是一世走红。《百家讲坛》的那些说书人,大多也是史学出身,论幽默、挑逗、讲故事的本领,岂是唐公可攀比。但那些说书人的结局大同小异:各领风骚三五月,雁过神州不留名。唐德刚未曾上过央视,书商们也从未刻意炒作过,为何他与黄仁宇一样,会成为长盛不衰、为几代读者所追捧的公众史学家?史学家可以说书,但说书人未必是史学家。说书人只须要有好口才、好记性,再加一点野史中来的噱头,史学家首先需要的则是功力。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抗战年代,在中央大学受过众多史学大家的熏陶,1948年放洋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先在哥大图书馆工作,后去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如此完整之履历,让喜欢放言高论的唐德刚有充足的底气,纵横捭阖,皆有所本;不仅读书多,而且会读书。他十几岁便通读《资治通鉴》,深谙中国政治中的帝王之术与人情世故;到了晚年,写出来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自然入木三分,有历史的穿透力。

  在高度“学院化”的今天,只要吃史学这碗饭,且有些年头的,都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史学家。中国的史学以求真自命,乾嘉考据向为学院正宗。然而,如今的史学教育,知识有余,智慧不足。缺乏智慧的史学,是死的知识、死人的历史。要让死去的历史活过来,让已死的人事变成活生生的记忆,惟一的办法是打一针智性的强心剂。史实是不传代的过去,而智慧是永恒的代际沟通。唐德刚之所以那么受青睐,乃在于他的身上没有学院派的方巾气,那种工匠式的知识卖弄。

  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史学家。他好发议论,好为人师,好作惊人之语,虽偶有过头,但正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史学倘若离开了智慧女神,岂非一张苍白的验尸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