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问题：不要贸然增兵

不用急，总统先生。别理会流言蜚语，不要贸然行事。不耐烦是当今时代的弊病。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大选获胜一年来，他的仰慕者和反对者都开始焦躁不安起来。入主白宫以来，总统拿得出什么政绩？他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当初的高谈阔论？

在我看来，奥巴马一直相当忙碌。他出台了一套成功的经济刺激方案，挽救了金融体系，在实现医改的征途上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还重写了气候变化政策。在这些事情上，你都能指出明显的缺陷，但难以辩称他在高尔夫球场上花了太多时间。

在外交政策舞台，要求迅速决定、即刻奏效的呼声尤为响亮。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因为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而饱受指摘。而奥巴马的“罪行”则是，就因为他喜欢先礼后兵，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于右翼的政治评论人士而言，外交与接触已变成优柔寡断和软弱的同义词。想要得到外人的好感，就是软弱无力，如果“外人”是不中用的欧洲人，那就尤其如此。奥巴马应该寻衅打架。

在这个平行宇宙中，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是最为畅所欲言的居民。切尼与布什第二任期内明智的政策转变划清界限。美国在早些时候推行的先发制人战略，才是保持美国安全的合适方式。别管伊拉克的流血；忘了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重新集结；不理会朝鲜和伊朗的挑衅。那时，美国显示自己有足够的决心，不惜与所有的朋友“拗断”。

针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怀疑，并不局限于意在收复失地的右翼。希望美国修复国际声誉的许多人，也期盼奥巴马加紧脚步。快拿定主意吧，他们低声说道：决定你到底想在阿富汗做些什么。

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一种战略决策，会比在阿富汗问题上匆忙判断更加愚蠢。即便在今夏大选闹剧暴露了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总统合法性的漏洞之前，奥巴马面前就只有糟糕的选择。他为什么要在权衡事实依据之前，就急于做出选择呢？

上月，我听了驻阿美军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为增兵进行的陈述。他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演讲，是思路清晰和实证分析的典范。他的结论似乎也无可辩驳：除非发动一场全面的反叛乱战役，否则美国及其盟国注定会败给塔利班。

但麦克里斯特尔将军认为，即使进一步增兵，也不一定能取得胜利；在我仔细琢磨后，他的主张的组织逻辑——承诺构建一个能自立的阿富汗政府，并坚持多年，是成功的唯一希望——看起来正是这种主张的最薄弱环节。

毫不动摇的决心也许是得不到的。选民愿意承受生命和金钱代价的时间，可能不足以给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带来成功的机会。如果国家重建是唯一的选择，或许奥巴马应该想一想退出战略了。

在其它地方，人们指责奥巴马在与俄罗斯的来往中做出让步，却没有任何回报。华盛顿放弃了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而没有得到明显的回报。至于伊朗的核计划，奥巴马伸出的手只是换来德黑兰更多的搪塞。

这种不耐烦的背后，隐藏着某些基本的误解。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外交政策给领导人带来直截了当的选择：是增兵还是撤兵阿富汗；与伊朗谈判，还是炸了它；冷落盟国，还是向它们低头；博得阿拉伯国家的好感，还是支持以色列。另一种错误观念是，领导人所要做的无非是一个决定：这些挑战都能用简单或快速的解决方案解决。

将两种观念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出结论认为：由于短暂的接触（外加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并未使已冰冻30年的美国与伊朗关系有所缓和，现在是时候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了。但布什政府的破坏性实验已经证明，美国可以凭借武力为所欲为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奥巴马战略的审慎特性，承认了这些令人不爽的现实。很少能在威胁与接触这两个方案中轻松地选其一。有时，武力和协商都不会起作用。许多问题（我认为阿富汗问题就是其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解决，人们必须应对它们。

奥巴马真正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是承认美国的实力存在局限性：尽管在左右事件进程方面，美国的地位仍至高无上，但这种实力在不可或缺的同时，也仍是不够的。奥巴马倡导建立一个全球新秩序，不是为了打造历史的丰碑，而是旨在增强美国的领导力。在安全方面的所有重大挑战上，美国需要源自国际认可的支持与合法性。

当然，上述哪一点都不会让认为美国可以为所欲为的切尼之流感到满意。对于沉迷于非赢即输的滚动报道的媒体而言，这也不够便利。在某些问题上，我也希望奥巴马能更加果断一些：坚决要求以色列政府履行其国际义务；或者，对于莫斯科方面重建俄罗斯帝国的努力，态度更加强硬一些。

但话说回来，由于奥巴马的出现，美国终于有一位领导人能客观地看待问题，并认真思考如何能最好地改变它们了。这一点很重要。正如我所说的：不着急，总统先生。

译者/陈云飞